回乡偶书

文韬武略

《回乡偶书》杂感

一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首脍炙人口的《回乡偶书》，今天对我来说是格外的贴切，离开京都五十四年的我终于叶落归根回来了。

2022年11月10日，我这个一辈子没有户口簿，从来没有做过户主的人现在居然有了北京户口，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户主我的大名。

当我拿着户口簿，五十八年前的情景顿时浮现在我的眼前，想着当时风度翩翩的少年，看着当下白发上苍的老者，人生轨迹的轮回让人无限感慨五味杂陈……。

1965年8月，父亲服从组织的调动，放弃了即将去“山外青山楼外楼”晋职赴任的机会，告别了他为之奋斗半辈子的人民军队，“脱下军装，到了地方，离开南方，来到北方”，去他极不熟悉极不情愿的“才子佳人”部工作。“八口之家”户口不用我们去跑，一下次都成为“北京人”了。但我们那时傻乎乎的“多少衷肠犹未说，不妨常任月朦胧”，根本不知道此水有多深，办此事有多难。

到了京都，那时可过了一把赢。正值第二届全国体育运动会在京召开，“东方红”大型革命史诗歌舞在人民大会堂公演，文体活动都是“高规格国家级”的。当时的文体名星：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张燮林、钱澄海、杨伯镛、余帮基、姜忠俭、胡松华、马国光、贾世俊、马玉涛等我能经常看到他（她）们登台表演一饱眼福。我记得庄则栋与鲍慧侨刚谈恋爱，李谷一初露锋芒。全军文艺汇演结束不久，“洗衣舞、丰收歌、死靶要当活靶打”等一批优秀节目风靡全国。

那时社会风气真好，向雷锋学习活动方兴未艾蔚然成风。关键是党风好，公务员是真正的“社会公仆”。我们家调动去北京，当时部里机要参谋贾长兴到家里帮助包扎行李。他说的一句话：“部长家当真少，一个三轮车就能拉走。”我至今记忆犹新。

二

那个时间我过的日子真是开心愉悦：每周有高规格的球赛，每月有“国家级”的文艺演出，父亲经常带着各种文体活动的票回家让我们去观看。

那时的中小学生课外作业并不多，在校都可完成。我在小学、初中都是听老师话的好学生，小学二年级第一批入少先队，初中二年级加入共青团。生活是无忧无虑，如同《祖国的花朵》歌曲唱的那样：“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

做完了一天的功课

我们来尽情的欢乐

我问你亲爱的伙伴

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

潮涨潮落，是辽阔海洋的自然现象。我们步入社会不可能一帆风顺，人生如戏。社会大幕拉开，如同演戏即有高潮也有低谷。正当我过着“乐不思蜀”的日子，谁曾料到一场“风暴”俏然而至，率先在上层建筑“文化领域”展开。“红卫兵”运动在北京的中学一下子点燃起来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参加“红卫兵”，根本没有什么明确目的性，只认为自己根红苗正是“好汉”，不参加“红卫兵”是“混蛋”。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身着绿军装，胳膊套上“红卫兵”袖章 ，在天安门首次检阅了“红卫兵”，我更有一种自豪感。“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随着运动的深入，父亲这批人都栽了。有许多问题让我难以接受：父亲他们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经过军区党委首长的批准，报军委总部批准进京去文化部工作，怎么会是“结党营私”去夺权了？明明是组织行为，为什么说是“招降纳叛”？父亲一直在军队，到地方工作不到两年就被打倒？那些功勋卓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被列入“群丑图”统统打倒让人匪夷所思，那些靠“造反”起家的“新贵”整天在那折腾，使我对这场运动思想上产生了怀疑，行动上有了抵触，对“四人帮”今天批这个明天整那个的作法进行抵制。学也上不成，在家成了“消遥派”。母亲带着小弟弟去了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当时全国掀起来“上山下乡”的热潮。1968年我当知青去内蒙丰镇插队。大弟文浩去了当时的通县一家面粉厂当了工人，大妹文英去了内蒙兵团。一家人骨肉分离伯劳飞燕。

三

从1968年12月离开北京，到内蒙丰镇新五号公社常山夭大队红娘裕生产队插队，我们在全国都数得上穷的地方当知青一年，它使我认识了当时中国农村、农民的现状，由“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靠父母供养维持生活转变为“自己动手养活自己”。说是自己动手养活自己一点都不假，每天上工去劳动，我们都很积极，上工钟（实际是个铁轨小半截）一敲，我们总是比村民们早到早干活，我们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像给土豆施肥，我们都是用手抓牛马羊粪搅拌起来的肥料。可你干得再好，一天的工分两毛二，知青只能拿六分一毛二，一个月满勤三十天，拿到三块六，一年才挣到四十三块二。别说是成家立业，就是自己养活自己都是相当困难。我至今都记得我大妹妹文英她是下放到内蒙生产建设兵团，她把她当时发的第一个月的津贴六元寄给我，我徒步来回上百公里跑县城去邮局取回，人说“家书抵万金”，我视妹妹汇款如“宝贝”价值连城。

丰镇， 当时属于集宁。我们想去内蒙牧区大草原，事与愿违到了与山西大同接壤的地方。按现在扶贫攻坚的政策，我们下放的红娘裕生产队是不具备居住生活条件的：一是村里没有水。吃水要到村外几里远的沟里的水井去挑回来。刚去时每天挑水，我们几个哥们一块去，途中轮换着挑。为了生存，我们练打水练挑水。没多久，我们每个人都能单独去挑水。在崎岖的山沟小路上，我们哼着“小扁担，三尺三……”肩膀上挑着水快步如飞。二是交通不便。村里不通公路，是离公社、县城最远的生产队。三是土地贫瘠。主要种植土豆、莜面、小米 等产量极低。四是人口少 只有几十户人家。现在这个村子已搬迁了。我们住的是窑洞睡的大炕。村委会分给我们两处窑洞作为我们的“家”：—处是借村民“大虎”家的新房让我们住。另一处是没人住的窑洞，我们即住又在那烧饭。照明都是油灯。看电视简直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痴心妄想。烧的是煤。村里不定期的去大车到大同拉煤。回来再买分。下到村里没多久，我们身上都长了“革命虫”（虱子），衣服被子都有，从老乡那我们也学会了捉虱子的方法，两个大姆指相对一拤，只听“咔吧"一声就被“处死”了。

一年知青生活是短暂的又是不易的。它使我懂得社会上的“酸辣苦甜”，知道了生活的艰辛和人生的苦短，磨练了意志，锻炼了体魄，培养了情操，改造了思想，学到了在课堂和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使我终身受益。

四

当年“知青"下放到农村插队，对当时的社会所起的作用和历史性贡献至到现在还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我认为我们“这一辈”人下到“广阔天地”，对当时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个人奉献了人生最宝贝的青春年华，也牺牲了自己最珍贵的时光，十六七岁就经历了“革命虫”（虱子）的袭扰。更有甚者为此将自己的生命，永远留在了“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中”。广大下放“知青的酸、甜、苦、辣”在我们“这一辈人”中永远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记忆。也有佼佼者经过各级岗位的励炼 ，步入了我们国家党和政府、军队最高领导人的行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下放知青以后不管在农村待了多长时间，都以各种方式陆续返城了。父亲在1969年“解放”，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我们兄弟姊妹的情况也逐步得到改善。大弟、二弟、大妹先后都走向了军营。我在1969年12月入伍，我去当兵的部队是“天下第一軍”。当兵是我的夙愿 。小时候父母希望我将来能去考“哈军工”。“文革初期”也想去当兵，几次上门都因“父亲挨整”被婉拒。我能当上兵，完全有贵人恩人相助。我当时手持老首长的便笺，从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乘火车直接到了豫东门户河南商邱市 “六步校”，一军二师从朝鲜回国后就驻扎在这里。在时任二师管理科管理员陈体智的引领下 ，面见时任二师师长李芝敬。李师长身材魁梧相貌堂堂，不怒自威。李师长当时任副軍长的命令已到。师长看了我带的便笺后就说：你不要去军里了，就在二师当兵，想当通信兵还是学驾驶？李师长和蔼地问我，李师长平易近人，使我惊张的心情一下子放松了许多 我立正大声回答到：“哪个兵艰苦，就干哪个”。李师长一下子笑起来，高兴地说：“好！去六团二连干步兵”。

李芝敬师长是我的大恩人，他与我非亲非故，他不仅接纳我当兵，还像舞剧“红色娘子军”里党代表洪常青给吴琼花指路“常青指路”那样，他让我去了六团二连这个英雄模范连队。我从军的起点是李师长指引的。

五

我从1969年入伍，2006年退休，军旅生涯39年。其中1969年——1983年，在陆一军二师六团历任班长、排长（1972年到1973年底在一军作训处工作）连长、营长、参谋长、副团长。尤其是在二连期间 干得尤为出彩。二连在战争年代有战功，曾荣获“山寨连”、“战斗模范连”、“攻入猛虎连”等光荣称号。涌现出李荣珠、王建斌、李芝敬等战斗英雄。建国后，一直是全师、军先进连队。1964年全军大比武，二连三班曾获得五大军区信阳赛区“的五大军事技术第一名。我去二连被时任连长乔云安、政指夏本財指定去三班。正逢二连担任军、师军事训练先行连，我如鱼得水。当兵半年入党当了三班班长，“9.13”事件后我被提升该连一排长。期间荣立个人三等功六次。在一军军事体育运动大会上获得刺杀对刺第一名。73年被军司令部作训处选中去该处当参谋。74年在原二师政委、时任军政治部主任马骥良督促下，我又回二连任连长一干就是5年。所带二连，发扬光荣传统，再立新功。被当时的南京军区授予“硬骨头六连式的连队” ，全连荣立集体二等功。1978年底 我任六团一营营长。期间我营曾担任全军服装改变试点任务。全营官兵参演了电影《曙光》、《从奴隶到将军》的拍摄。在安徽广德我营扮演“蓝军”，模拟当时的“苏军摩步营”实施《机动阵地防御》 ， 在时任军教导大队副大队长王聚生的导调下 ，配合一师“师进攻”演习。在一个多月野外驻训的时间里，在成百上千多个模拟爆炸点，在两军实兵实弹实爆对抗中，全营官兵没有病号更无一伤残，圆满完成了上级赋予的演习任务。解放军报刊登的闻名全军的“蓝军司令”，其报道线索出自我营。1979年解放军报在头版争做“合格指挥员”报道了我的事迹。1981年任命二师六团参谋长。1983年任六团副团长。期间时任军长张霖、政委马骥良、副軍长张文彪、参谋长郑金眏 ，二师师长吕兴旺、政委王云都对进行了教导和培养。尤其是吕兴旺师长，他经常轻车简从不带参谋人员到二连蹲点 与二连官兵同吃同住 ，身体历行对我进行“传、帮、带”，指导我如何训兵、带兵。使我终身难忘获益匪浅。应该说在各级领导的关心下 ，在广大官兵的支持下 ，这一段是我军旅生涯吃苦最多、磨炼最大、进步最快、最为出彩的时期。

六

1983年10月，我被调入南京军区司令部动员部训练处任副处长。1985年南京、福州两大军区合并，按照编制，军区机关精减副职，合并处（室）。我由副处长改为副团职参谋，1987年转为正团职参谋 ，后任训练处处长。1993年任江西抚州分区参谋长。

我从部队基层调到军区机关，从野战军转到动员部，工作的对象、性质、方法、要求、标准、目的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从不适应到逐步适应，从不习惯到习惯，从不熟悉到渐如佳境 ，自我评价是合格的。我部承办的以军区名义召开的全区会议或军事活动以及总部赋予我军区召开的全军的会议或活动的筹划、组织及保障，我都圆满完成了任务。我副团6年，正团6年，共计12年。其中有10年是在军区机关度过的。有人跟我说：“你们军区机关提升到我们省军区任职两个人 ，在我们省军区系统被评价能力最差。我说何以见得？他不加思索说到他们连机关会操都不会组织。实践证明只能“爬格子”是不能带好部队的。

1993年军区司令部报我任江西抚州军分区参谋长。

抚州称为赣东，古称临川，有“襟领江湖、控带闽粤之称，是“才子之乡，文化之邦。”，历史上涌现出一大批名儒巨功：如，王安石、曾巩、晏殊、陆九洲、汤先祖等。又是革命老区。我在抚州分区工作了将近六年，又开始过上“单身汉”的生活。江西老俵直爽、纯朴、憨厚、仗义、刚烈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针对抚州地理位置，分区注重抓了民兵应急分队建设，组织了全区民兵军事训练比武。亲自带领民兵夜间赴东乡县扑灭威胁当地部队油库的山林大火。注重抓了分区、县民兵武器库的安全设施建设。抚州市征兵工作年年得到省政府、省军区的表彰。我的工作得到了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的认可。我听军区干部部的人说 ，军区原本想让我在抚州接班 ，后有多种原因 调我到13分部任职。

七

军区任命我为13分部副部长 ，我是始料不及的。我一直干军事，现在却让我干后勤，且十四年前我是从这里走到了军区，十四年后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了这里，命运的安排就是这么让人难于预测。初来乍到我对分部的工作是不了解的。时任13分部部长张先汉、政委张立对我很信任很放手，把分部的財务、军需、卫生、营房、运输、军械 等大项工作让我分管，给我压担子。当时13分部所属部队分布在三省一市即苏、浙、皖、沪。江苏的常州、无锡、苏州；浙江的杭州、温州、宁波、金华、建德；安徽的芜湖、宣城、铜陵；上海都有十三分部的医院或仓库。按现在的话说都是好地方“人间天堂”。我却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我分管的后勤业务，对我来说都是新课题。比如分管卫生工作 ，主要是抓医院建设，医院工作千头万绪，我又是个门外汉。当时13分部有5所医院：即无锡101医院、常州102医院、苏州100医院、宁波113医院、温州118医院。我带着分部卫生处的干部，深入到各医院的科（室），解剖典型事例，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取得第一手真实资料，为分部常委加强医院党委领导班子建设当好参谋。注重抓好医院的科技创新、特色建设和人才建设。结合实际，又引发自己的思考 ，从感性到理性，取得自己所抓工作的话语权主动权 。两年时间我干的是风风火火 ，跑遍了13分部所属单位 ，密切了与基层的联系，受到了广大官兵的好评。1999年初我被联勤部常委上报军区常委：拟任安徽滁州军分区司令员。据当时“知情人士透露”原来去这个位置任职的是联勤机关业务部门的一名副部长，因另有原因 他不去了，军区常委因临时动议没有再研究，这个名额还暂时留在联勤部。联勤部领导决定这个人选在全系统考核后再决定上报。经过各级的全面严格考核，我的“德、绩、才、能”以及任职年限、群众反应诸方面据说排在第一，联勤部将此结果上报军区。军区常委研究上报总政 ，经时任军委主席胡锦涛签署命令：任命我为安徽滁州军分区司令员。

听说我要晋职，说实话当时我是不想离开13分部的。是13分部党委领导和广大官兵把我推荐上去的 。我真想留在这里继续干宁愿不提升。但又想如果我不离开，我的一个老部下会因提升名额有限被压着错失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与我的为人之道是相悖的。当时心情很复杂。联勤部领导找我谈话时 ，我向老首长吐露了心声，老首长也是推心置腹与我交谈。思索再三，服从命令听指挥是军人的天职。1999年2月13日我赴“欧阳修曾任太守”的地方去任职。

八

滁州因滁河而得名，素有“江淮保障”和“金陵锁钥”之称，是南京的后花园，地级市，全市下辖两个区，四个县，两个县级市，曾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滁州是个老城、古城。是明成祖朱元璋的家乡，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曾在这任“太守”，写下了“环滁皆山也”的传世之作《醉翁厅记》”。我国古典讽刺文学佳作《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全椒人。

滁州又是革命老区 ，定远藕塘、来安的半塔、全椒的周岗 留下了刘少奇、徐海东、张云逸、罗炳辉等老一辈革命家战斗的足迹。

滁州也有“改革之乡”的称谓。凤阳的“小岗村”是我国农村大包干的发源地。

当时去滁州分区我和政委姚琛同时赴任。姚琛政委原是军区法院副院长 ，年长我几岁，我对他很尊重。我俩配合默契，人称“珠联璧合，黄金达档”。交接班当时分区缺司令员，只有政委苏俊高一人。他即将去江苏高炮预备役师任政委。当时苏政委对我和姚政委说:分区过日子每年靠两百万即分区有个麻纺厂交分区一百万，分区每年去跑四处“去讨”要个一百万。我一听与13分部简直不能比 ，我在分部直接掌管本部机关的费用就200万。我们到滁州分区任时，因军队不能再搞生产经营分区的麻纺厂移交地方，这一百万实际“泡了汤”。靠去要的经费本身就不靠谱。而当时的滁州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区，经济尚不发达 ，財政收入不如江苏苏南的一个县。我记得市政府每年撥给分区的征兵经费才10万元。我是从“米箩跳到糠箩里”，穷家难当也得当。我们压缩费用，勤俭过日子。当时分区的招待酒一律喝本地酒最为便宜的凤阳“大明帝王”。姚政委的战友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来看望他时，看到当时我们的生活流了泪为我们感到寒心。

有人说“新官不理旧事。”我刚到职，就有不少职工找上门，原因是前任班子承诺接收两个老职工的子女为分区职工。其他职工纷纷找上门也要求分区接收其子女为职工。我在13分部时就知道部队系统接收职工暂停，怎么分区现在还在搞这事。照理这是前任班子的事，我可以一推了之。但我没有这样去做。而是深入了解情况，原来是分区两名老职工去上级领导机关活动后，再经分区前任班子同意上报后拿到了指标。情况摸清后，我与司后部门领导商定做好工作冷处理，较好的化解了矛盾，平定了广大职工情绪，至使此事比较好的得到解决。

九

我在任时分区领导班子是个大班子，与其它分区相比，上级给我分区超配了副司令员、副政委各一人，副主任一人。我们这个大班子成员资历比较老，来自五湖四海，当时有余学胜副司令后改任参谋长，张庆香先任参谋长后改任副司令员，张德林任副政委，后是周善军；政治部主任吴友明，后是许开国；后勤部长刘琪，后是刘永俊。姚琛政委退休后李国庆接任政委。大家非常珍惜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互相支持，互相配合，谋事不谋人，补台不拆台，上级多次考核，被评为大班子、强班子、实班子、好班子。

2003年 滁州遭遇特大洪涝灾害，滁河告急。滁河一胆告破，必然威胁我国铁路交通大动脉——京沪铁路线的安全运行，南京、镇江、扬州、马鞍山等大中城市建设和居民生活受到影响。南京军区急调第一、第十二集团军的部队支援滁州市的抗洪。李国庆政委带领分区机关部份人员前往凤阳组成前指。我坐阵分区机关基指组织指挥分区官兵、全市民兵预备役人员展开抗洪抢险；协调地方对部队参加抗洪抢险兵力的合理科学使用；做好对抗洪救灾部队的物资器械及后勤保障 ，切实发挥了“戎装常委”的作用。我还带领分区机关人员 ，深入到明光、定远、凤阳、全椒、南谯、天长等县（市、区）的洪涝险要地段 ，察看汛情 ，与广大军民一起奋力抗洪抢险。在天长我与时任12集团军政委王健跳入洪水中与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一同打桩，扛麻袋堵缺口。在凤阳、明光、南谯、全椒等抗洪抢险堤坝上亲自进行宣传鼓动。受到军地领导的称赞。

在滁任职8年头，我的人品和工作被分区广大官兵点赞，也被滁州人民所认可。2006年10月，我退休的命令由时任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签署颁发。我也跟上级首长和地方领导表示，不在地方二线兼职，即退休就裸退。

十

我2006年退休。因独子在北京，按当时军队退休干部安置政策符合进京安置条件，更何况我是北京下放知青，北京入伍，全家人都在北京，我和老伴商量退休安置回北京。2007年，当时的南京军区进京安置的师职干部听说有8人，我的条件最过硬。可是因为我自己在北京没有房子，当时的北京民政部门拒绝接收，一纸公文发到了安徽省军区老干部处，让我本以为马上就能移交，办好了老伴进京的手续，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全部泡了汤，让我经历了长达16年的等待。

我在任时，没有要经济适用房。只有在军区任处长时一处公租房。在抚州、无锡、滁州工作时的公寓房都是人走家搬，两袖清风。那是清房，我真的希望能到我家来清房，我就可以好好的理论理论。我一直等了8年，到头来，“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我的许多老战友、老朋友很关心，对我说：“这年头你不去活动，没有人会主动上门给你解决房子。”于是我在等待8年之久后开始活动自己的在京安置房。

那时南京—北京、北京—南京我和老伴两头跑，在老首长、老战友、老朋友的帮助的下，经漫长“折磨”，我终于在原四总部撤销的那天拿到发给我的异地安置经济适用房的钥匙，让我五味杂陈，百感交集。

我从2006年退休，到2022年进京移交到北京军干所是16年，在任39年两者相加在军队55年，也算是戎马一生。今年是我本命年，回首往事我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路，“沉思往事立残阳，感慨万分很平常。”我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翁保尔柯察金的名言作本篇的结尾：“人，最宝贵的生命；它给予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经把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这个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