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蹄村名考

SCHOOL0001姚小安

　　网名“小美的ZMT”发表一篇《同蹄村名考》，今配插图，与大家共喰。

　　人活着总要弄清两个问题，一是来路，二是去处。从绝对时空上讲，几乎没有答案。至于宗教轮回或者神造，或者天堂地狱终究有些遥远。然而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倒是可以寻根追祖、归根落叶，给生命以些许慰藉。

　　村庄是最亲切的生存记忆，安土重迁、背井离乡无不紧密的承载着永远的乡愁。这个层面讲，村名自然成为一个身份符号，一种精神依托。一个人的成长故事，一段繁衍聚居的历史等等都凝聚于这片故土、这方村落。试想，奔波于茫茫人海的你，忽然听到一句“我们是哪个村的”，自然多了一份亲切、一份感动、一种灵魂归属感。

　　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村名多以姓氏人名、工业特产、官宦官职、地势方位、名胜古迹、传闻轶事、吉祥嘉言、军事设施、宗教建筑、动植物名等命名，后缀以“庄、村、集、店、桥、屯、营、堡、铺、台、寨、寺、庙、沟、井、洼房、楼、亭……”之类的词语。

“同蹄村”的村名由来是个谜，从代代口传中就有好多版本。流传较广的是和一名喇嘛有关。一种说法是村里族人请喇嘛给村子起个名，喇嘛根据地形与马蹄相似，就赐名“同蹄”；另一种说法是，村里有个镇村之宝是铜铸的马，一过路喇嘛心生歹念，将铜马偷走，结果不小心把一只马蹄子落下，从此取村名“同蹄”。还有一种说法是，秦晋韩原大战（也就是春秋时期有名的龙门山大战）时秦穆公根据马蹄印找到此地余部而名曰“铜蹄”。也有说是汉代司马迁或者明末张献忠部根据马蹄印痕找到此处，遂名为“同蹄”。从时间上看，前者更靠谱些。还有的说是本村先祖移民于山西一个同名字的地方，故取名“同蹄”。种种说法，唯一相似的地方是与“马”和“马蹄”有关，疑点是字形上有无演变，或者以讹传讹，一时无法定论。

　　本县同家庄乡有个“铜醍（堤）村”，与“同蹄村”音同字不同，行政规划为了便于区分，根据地理位置，给两村名前加上东、西俩字。甘井乡有个“同堤坊”也与此音近。事实上，方言中的“同蹄”读作“同铁”，“同”字也曾写作“铜”，从这一层面看，村子似乎与铜铁冶炼铸造加工有着某种联系。我们可以界定，“同蹄”可能是“铜蹄”或者“铜铁”，结合上文种种传说，也许我们的先祖与某个牧马部落或者马蹄金属掌的加工业有着某种关联。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参考几个相关的话题。

　　一是唐朝长安有个叫“同蹄智寿”的人，生平事迹不详，从年代感和字形上看，“同蹄”的确是个姓氏，但遗憾的是没找到更多信息证明它的确切性。不过从周边几个村名来看，姚家庄、范家庄、王家洼等村名均以姓氏命名，临河（音灵火）村可能以地理位置命名，其中“伏蒙”这个村名似乎能提供一些依据。《后汉书》记载：任尚屯三辅，元初三年（116年）破先零羌于丁溪城。秋，筑冯翊北界侯坞五百所。也就是说，汉魏时期，一部分羌人部落由于战争原因聚居于左冯翊。也就是汉魏时期包括黄河西岸的渭北地区，《汉书》记载司马迁就是左冯翊人。

　　另据载“伏蒙”是关西复姓，羌姓，又写作“扶蒙”“夫蒙”等。同为羌姓的还有“姚”“雷”“党”“同蹄”“井”等，“伏蒙”后来演变为“蒙”“马”，“同蹄”后来演变为“同”“周”“遆”等。同时“伏蒙”的 “白”“何”两姓人口较多，且据传移民于“同蹄白家巷”。这一信息很重要，对于村北“姚家庄”没有姚姓，而同蹄有姚姓的解读有所帮助；以及对村南的“伏蒙”，坊镇一带的“南北伏蒙”，百良镇一带的“雷”姓，甘井的同堤坊，同家庄的同醍村等村名来历也提供了些许信息。至于同家庄的“同”姓是“同蹄”氏后裔，还是“司马”氏后裔？则另当别论。

　　二是湖北襄阳古称“铜鞮”，因“铜鞮巷”而名。唐诗宋词中有“铜鞮陌上三更月”“铜鞮市里共乘舟”等诗句，说的就是“铜鞮巷”。铜鞮巷也就是“同蹄巷”，主要经营马蹄掌，其渊源可追溯到南朝梁武帝萧衍。萧衍登基后作有《襄阳白（踏）同蹄（铜鞮）歌》，这里的“铜蹄”（铜鞮）意思是“马”。

　　三是“铜鞮”属春秋晋邑名，在今天的山西沁县南，晋平公曾在铜鞮山附近建有离宫，明洪武年间废除。明洪武间人口迁移，“铜鞮”县人散落各地。

四是同蹄村的姓氏演变上也具端倪，诸如乔、吉、米、白、孙、何、姚等，其中“吉”姓如果是“姬”的讹传，那么我们可以追溯到周朝“姬”姓。而以“何”姓居多的同蹄村，与“姬”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村中流传“河鹞吃鸡”（何姚吃姬）的说法，应该不是空穴来风。村中有何氏族谱相传，族人何益寻根至此，祖上安徽何氏庐江堂，这一点说明何益来同蹄之前就应该有“何”“姚”两姓存在。

　　现在，也有史料指证“南原”就是古“韩原”，韩原是周武王季子、周成王弟的封国。公元前1035年周成王封叔虞于唐（晋）。大约此时也封另一个弟弟于韩原。也就是说西周初期，韩侯是一方诸侯的首领，是比较强大的。周厉王时韩侯失国，周宣王中兴时期重新复国。公元前760年，晋灭韩，曲沃桓叔子之庶子姬万受封于韩，史称为韩万（韩武子）。韩万玄孙韩厥因功奠定韩国发展基础，其孙韩须（贞子）居平阳（今山西临汾一带），是战国七雄之一韩国的过渡期。后来韩被秦灭，韩姓散落各地，韩国公族大夫韩瑊为躲盘问，指河（寒流）喻姓，盘查者误解为“河”，于是音转为“何”姓。从这个方面讲，如果“同蹄姬姓”确实存在，有可能与周武王季子后裔有关。至于后来“韩姓”转为“何姓”，有没有“同蹄何姓”，就不得而知了。然而何益寻根至此，至少说明“何”姓先祖与此地有关。而从羌姓中的何、姚两姓也可推测“何姚吃姬”或许是一段神秘的历史。

　　同时，同蹄村有流传已久的社火活动，据说有名的锣鼓曲《文武魁》（也有称《二龙戏珠》的）源自张献忠部或者其他军旅战鼓之一角，道具中的龙凤旗也直接指向王公贵族。同蹄——铜鞮——同帝——同铁，这些名字中似乎隐隐关联着复杂的故事，不可妄测。

　　另外，距同蹄村向西十几里地的“龙亭”村，在读音上似乎和同蹄有着关联。其音读“嬴铁”。还有魏长城边的“爱帖”村，东西论功（音赢古）村等，在读音上或许都有所启示。tie（铁、帖）在南原方言中有“躺”和“停”的意思。“龙亭”最早写作“龙停”，据说因汉武帝东去汾河（或传秦王征伐晋国）经过当地而名。“赢”是秦姓，秦穆公韩原大战必经“龙亭”“爱帖”“论功”一带。相传寻其余部到“同蹄”，那么有没有可能“同蹄”有“同停”之意，必竟同蹄是东渡伐晋的理想驻地之一。

　　以此，我们基本可以推测，“同蹄”村名来历大体有五种结论：

一是姓氏说。和周边“姚家庄”几个“伏蒙村”以及合阳辖区的很多村落一样，“同蹄”是汉魏时期羌人“同蹄氏”安置住所，几经演变，后来居民自然对村名来历有了说不明白的可能。相对而言，这一说法比较有说服力，因为黄河流域和牧马等元素与羌人有密切的生活关联。同时，羌人姓氏比较复杂，主要来源房屋名、本人名、父亲名，有些有名无姓，这就有可能造成有“同蹄氏”聚居此地而名，后来逐渐消失，而“同蹄”和“伏蒙”一样是关西复姓。

　　二是移民说，村名很大程度上是山西古“铜鞮”移民，或者是湖北襄阳“同蹄巷”移民命名。

　　三是手工业命名，同蹄早期居民应该从事过马蹄掌一类的金属手工业。

四是地理位置传说，即村落形似马蹄，故名。

　　五是王公贵族说，可能是周朝姬姓、赢秦余部、韩国贵族等群体或封建或落或避祸于此。这一点有两个依据：一者村里社火的龙凤旗；二者是排除“伏蒙”是复姓的可能，取其承蒙之意，那么以“同蹄”为封建中心的周边各家村落，自然符合封建规制模式。

　　相对而言，个人认为，第一种说法最为靠谱。因为《百家姓文库》的《遆氏家族简介》中提到《洛川县志》：“前秦（３５０—３９５）洛川为羌族聚居地之一。今旧县镇铜堤村、永乡当川村、京兆乡弥家河村等即为当时的羌族村落.铜堤乃同蹄之讹。现存于菩堤乡王家河寺梁的元代《重修灵泉院碑》仍作同蹄村。”也就是说“同蹄氏”即古羌族的一个分支部落，主要分布在铜堤(今陕西洛川)，今其旧县镇还有上铜堤、下铜堤之地名，其中“上”、“下”为汉语方位词，“铜堤”乃“同蹄”之讹，就是历史上羌族的姓氏。

　　另外，有资料整理，曾活动在黄河西岸、渭河沿岸、黄龙山一带的东羌渭北十二望族有：地连、雷、党、伏蒙、同蹄、咋和、罕井、弥且、隽蒙、荔非、屈南、钳耳、其余还有姚氏、念氏、折氏等羌姓。而遆氏族谱载其第一代祖上遆善就是“同蹄氏”，并且同蹄是遆氏最大郡望，位于西河郡。而西河郡属于战国魏国辖郡，同蹄村恰好地处魏长城附近，此足以证明同蹄村名源自羌族姓氏“同蹄”的可能性很大。

　　第二种说法可能性次于第一种。三、四种说法可靠性不强，因为周边村庄多以姓氏命名，“同蹄村”在汉魏时期或者更早就有人口居住，后期移民改村名的可能性较小。第五种推测，证据不是很充分。但南原是古韩原，以及同蹄村的龙凤旗和锣鼓在南原的地位和影响，不是一般宗族能够具备的。这两点值得关注。

　　百年人生同宇宙相比，如天地之一瞬间。战争浩劫，自然灾害，风雨同蹄经历过怎样的沧桑辗转，曾几易其主，我们无法穿越复制。但悠久的村史，古老的村落，孕育我们的一草一木，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文明将同我们的生命永恒，这片洒遍我们汗水和热泪的土地将根植于我们的记忆同乡愁永恒。也许某一天，这个村落不复存在，但无论你走到哪里都可以骄傲的说一句“我的老家在同蹄”！如此便知晓来处，些许可以慰藉灵魂的漂泊。

　　（同蹄村，又名东同蹄村，隶属陕西省合阳县，东临黄河与山西万荣隔河相望，北接韩城距汉太史司马迁祠七公里左右，南距古有莘国合川风景区二十公里，一路向西是八百里秦川。坐标东经110北纬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