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定秘藏】：中国古代犀牛角雕刻 作品清赏

鸣岐

徐明岐

The Secret Collection in Zhengding: My Appreciation On A Piece of Ancient Chinese Rhino Horn Carving

By Xu Mingqi

汉瓷

作为更新世（洪积世）以来，大型陆栖脊背动物的孑遗，犀牛有火化石之称。随着气候的变迁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它们的数量逐渐减少，它们的习性不再为人熟知，各种各样的传说给它们蒙上了许多神秘的色彩。在中国文化的视野中，犀牛的角不仅是名贵药材，还是一种工艺材料。用犀牛角制作的工艺品，成为传统艺术中一类特异的存在。（刘岳语） ……虽然这是一个不被关注的领域，但牵涉的知识范围依然非常深广，隐身其后的种种政治、经济动因及所折射的时代风尚、审美心理与思维模式等结构要素，都是意蕴无穷且开掘不尽的。

犀牛原角

犀与犀角一般特性：
进入历史时期，犀牛共有5个种群生存，包括亚洲犀牛3种：（1）印度犀（Rhinoceros unicomis）；（2）爪哇犀（Rhinoceros sondaicus）；（3苏门答腊犀（Didermocerus sumatrensis）。还有非洲犀2种：（1）黑犀（Diceros bicomis）；（2）白犀（Ceratotherium simum）。其中印度犀和爪哇犀只生独角，苏门答腊犀与两种非洲犀均为双角。独角犀的角位于鼻端，双角犀的角，一前一后，分别生长在鼻端及额部。
鉴于亚洲犀与中国古代犀角雕刻的关系显然更为密切，故将它们的特征胪列为以下三种：
A.印度犀（大独角犀），亚洲犀中体型最长，肩高1.5米～1.75米，身长（可达3.5米，体重2吨以上。体黑，全身几乎没毛。
B.爪哇犀（小独角犀），体型较小，体色灰暗。除耳、尾部外，全身几乎无毛。
C.苏门答腊犀（双角、前大后小），体积最小，肩高1.1～1.36米，身长2.5～2.8米。体色近土或黑色，多毛。
两种非洲犀的形体及角，一般均大于几种亚洲犀，特别是成年雄性白犀犀角的平均长度在60厘米左右，其前角甚至可以达到120厘米以上。 犀角生长于犀牛头盖骨的结节上，从外部形态而言，即与牛、羊、鹿角等有根本区别：犀角是无角柱而终身不脱换的角质纤维角；牛、羊角是由骨质角柱和包裹角柱之角鞘构成的空角；鹿角则是在生殖季节前脱换，由角柱和外包毛茸之皮肤构成的实角。就成分而言，犀角源于真皮层的角质化，主要包括角蛋白（keratin）、胆固醇、磷酸钙、碳酸钙等，还含有其他蛋白质、钛类、游离氨基酸、胍衍生物（Guanine derivatives）、甾醇类等，成分更近于毛发，故有一种形象的说法是“头发的凝集”。去掉外皮后，犀角在纵向呈现出与发丝或竹丝相似的丝状纹理，而在基底或横断面则呈现排列均匀似毛囊、形若鱼籽或气泡的独特颗粒状细纹，古人称“粟纹”。应该说，材质本身的独特性是犀角雕刻能从各种骨角雕刻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因素之一。

犀牛原角

在过去时代的思想观念与知识范畴内，犀与犀角有什么样的地位？这看起来似乎与犀角雕刻关系不甚紧密。然而，工艺研究的实践表明，其与文化的、心理的、审美的动机相联系的因素却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一种人工造作的兴起与演化。反之而言，从这个朦胧的镜像中，我们也可以领略古代观念世界那种独特的思维模式与认知结构。

准备开战的犀牛

在秦汉时代以前，国人对犀牛的形象并不陌生，即使中原地区也是如此。这一点可以从流传至今艺术品的造型中找到旁证。如：小臣艅尊（图片），则为一完整的苏门犀造型，特征准确，略作夸张，圆浑可喜，足见制作者对其外貌了然于胸；可能晚至西汉的云纹犀尊瓷器（汉瓷犀牛图片），依然细节逼真，孔武有力，生气勃勃，雕塑手段采用同时代的青铜器范模制作工艺，犀体纹饰刻划异常精美，应该将此件“汉瓷”称作“北方产犀时代的一座闪光的纪念丰碑”。

最大的印度犀牛

而从秦汉以后，随着犀牛的生活范围逐渐向南退却，人们对其形象与习性的认识日渐模糊，各种附会和凿空只论羼杂进来，且随着知识盲点的扩大，而变得越来越不可分辨。

最后一只苏门答腊犀牛

对犀角优劣的评判，是一个极为复杂和有难度的课题。若仅从文献予人的印象而言，似乎唐代以前犀角常常与神话相联系，除前文中已引述的种种奇异名目外，《异苑》中“燃犀照渚”、《续齐谐记》里犀导化小儿等故事都颇有代表性，而从宋代以后则逐渐过渡至知识性、经验性描述，准确程度或可再议，取向的改变却是实实在在，它是否与中国社会的世俗化进程有关呢？这个问题很耐人寻味。关于犀牛角等级的言论主要出自后一段时间的记载。由于良材是美器之基，某些著名工匠更是非“佳犀”而不愿一展其能，因此，在谈论犀角雕刻之前，大家就有必要先梳理一下古人对犀角优劣的评判标准。

瓜哇犀牛

概括言之，标准无外有二：一为外形分量；二为质地纹理。通常，“成株肥大”是最基本的要求，像那些“瘦小份量轻”的，“但可入药”。而质感上，宋人以“犬鼻”来形容上品犀角的滋润光洁，相当生动；花纹则以“通天犀”且“备百物之形者最贵”。另有一种说法转述者少却令人恍然：唐人将斑纹黑黄相同的“斑犀”概称“通天犀”，到宋以后“其辨益详”，分出“正透”、“倒透”等品目，标准于是进一步细化：“正者，世人贵之，其形圆，谓之通天犀”。而所谓“透”，即“通”也，是用来描述犀角内部天然色斑浑然一体效果的专有名词，“正透”指“黑质，中或黄或白”，“倒透”指“外晕皆黄，而中涵黑纹”。大概元明以后又出现“重透”一名，指黑中有黄，黄中有黑，或黄中有黄，黑中有黑的纹理。因此，“通天犀”也就是“正统”纹犀角，等级最高，而有重透纹者也是等级较高的，倒透就要低一些，只有散乱斑纹的又差一等，纯黑无花的不值钱。只能车制象棋子。

中国犀牛

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提督军门周详允获准的一份“陆饷货物抽税则例”中规定：“犀角，每十斤花白成器者税银三钱四分，乌黑不成器者税银一钱”。可以作为实践此标准的一个实例。因此，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犀角白而带花者为上，黒为下”。不过，倘入药，则“以黑者为胜，其角尖又胜”。除颜色、斑纹外，去掉外皮的犀角，还有一种纵向的发丝状纹理，在基底或横断面则呈现排列均匀如毛囊的独特细纹，即“粟纹”，也是分别优劣的标准之一。它们共同构成了另一个专门用语“云头雨脚”，形容角身色浅丝纹隐现如雨线，而顶端色深朦胧如云团的效果。“云头雨脚分明”是鉴别器物的要素之一。宋人甚至将以上经验总结为一句话：“云头雨脚要分明，正透尤佳倒透纹”。

非洲白犀牛

有资料表明，犀捕得即生取其角，成为“生角”，等级较高。有人认为这样的犀角会瞬间充血，纹理更佳，故称“照之有血晕者，价两倍”。而从死亡犀头上取下来的角成为“倒山角”，另说在商人口中称“鬼犀，属犀角中下品”。 事实上，秦汉以后犀牛在我国北方已不多见，关东地区至迟在西汉晚期已经绝迹。元始二年（公元2年）王莽遣使命位于“日南之南去京师三万里”的黄支国进献生犀。显然，倘若当时中原野犀尚多的话，此举就没有多少可资炫耀的意味了。唐代能保证犀角贡赋之地还不少，《新唐书•地理志》中举例的有澧、朗等13个州。其中最北的为施州，相当于今湖北西南的恩施地区，约北纬30度20分，野犀应可分布至其北的约长江三峡地区。到了宋代，其活动北界向南退缩的很快，能保障贡赋数量的地点急剧下降到只有一两个地区。雍正四面（987年），有犀自黔南人万州（今四川万县），《宋史》当作“变怪”之事记入《五行志》，说明当时野犀之罕见。明清时期，其生存状况恶化更甚，不仅分布不断南移，而且区域范围不断收缩，主要的三处彼此隔离：四川和贵州毗邻地区；广西东南部和两广毗邻地区南段，即六万大山和云开大山一带；云南西南部地区。20世纪初，有调查显示两广、云南等地还有零星出没记录，但其灭绝的大势却无可挽回了。

非洲黑犀牛

野生犀牛在我国的灭绝，一方面是因为气候的变迁，白居易的名篇《训犀》记载由东南亚进献的犀牛冻死在长安，是很生动的例子。另一方面，人类的活动，特别是为获得犀皮、犀角而对犀牛进行大肆捕杀，可能才是更为致命的原因。随着犀牛在我国逐渐稀少土产各地犀角来源日蹙，对犀角的需求却不曾消减，故而从汉代甚至更早，犀牛便是重要的进口物品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能够见到的实物绝大多数均为杯盏、瓶（盛药）、杯和碗类，犀带之类几乎没有传世，这是什么原因呢？由于缺少相关记载，我们暂时只能推算：一是犀杯使用人群广，等级限制少，制作数量本就比犀带等大；二是清代制度的改变，装銙带已退出舞台，犀带的保藏亦受到影响；这不免带来第三个猜度，既然重视程度降低，会否被改为药用？曾有亲历者谓：“百十年来因药品之需要（犀角）”，价值日昂，（制品）多售于药肆碎贡服饵，故传世日稀。 更值得注意的还有此时以犀角为代表的犀角制品，不仅像其他工艺门类一样，突出雕刻艺匠，而且流行的造型，往往掏空器芯，这样一来前述之虚实两个层面的所谓“通犀”花纹似乎都不能显出，正如沈从文先生早就注意到的：“明清人做酒器，中心必须挖空，由于应用要求不同”，再不会过问有无白透子，可见就没有一件符合通犀情况的。可知酒器事实上不在那线白心”。仿佛工匠和消费者都一下子失去了对于纹理的那种热情，这是很值得深入考虑的问题。然而转变是怎样发生的，人们还缺少足够的实物和文献来作具体说明……

器件清赏：

犀角《子贞》款 六方耳杯

1. 犀角（岁寒三友图）六方耳杯
明末至清中期•《子贞》款
高15.2厘米、最大口径15.5厘米、最大足径8厘米、858克。
略呈高足杯式，杯体扁圆、高大厚重。清晰可见竹木纹理，杯口外沿及底足外沿分别刻回纹装饰一周，将杯耳部分设计为梅树粗桩，巧雕自然，耐人寻味。杯身主题饰一颗虬髯苍劲的梅树，老枝横斜，新条穿插，梅朵盛开。似在漫天飞絮里延伸，穿透墨香诗韵，只一缕冷香。满树灿烂的繁花蜜蕊，迎风舞色，娇妍卓约之姿，更显其蓬勃景象的美好。
杯足“子贞”款为王士祯别名。
王士祯（1634－1711年），原名王士禛，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世称王渔洋。山东新城（今山东桓台县）人。清初诗人、文学家、诗词理论家。 王士祯为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进士。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官至刑部尚书，颇有政声。康熙五十年五月十一日（1711年6月26日），王士祯卒于里第，享年七十八岁。 谥文简。
王士祯在实践“神韵说”，取得卓著诗文成果的同时，还能突破正统文坛和文人偏见，重视和高度评价小说、戏曲、民歌等通俗文学、文体。他的主要成就在诗文创作与理论方面，但在小说、戏曲、民歌、书画、藏书、史论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亦不容忽视。

犀角（夔龙弦纹图）六方耳杯

2. 犀角（夔龙弦纹图）六方耳杯
清•《康熙年制》款
高14.2厘米、最大口径14厘米、最大足径7.4厘米，重728克。敞口，敛腹，高圈足式，平底。杯体上下共饰四道弦纹，外壁满布变形云气纹一周，极具飘逸流动之感。尤其分布在杯体上的四条夔龙，姿态各异，或赤身回望、或腾云驾雾，尽显皇家气派。 瓷杯纹饰在模仿商周青铜器装饰的同时，又不拘泥，而是充分考虑到犀角材质的特点及当时的审美情趣，可以看做是仿古犀角雕刻中比较典型的作品。

犀角（梅花童子图）圆形耳杯

3. 犀角（梅花童子图）圆形耳杯 清•《乾隆年制》款 高12.8厘米、口径13.6厘米、足径6.3厘米，重576克 饰梅树粗壮，树疤如洞，花朵盛开；童子肩荷鱼竿，回头张望，生动可爱，天真有趣。
梅花不惧风寒，傲雪芳香，深受人们的喜爱，在民间有许多赞美梅花的生动传说。关于梅花的故事，曾经有这样的记载，隋代赵师雄游罗浮山时，夜里梦见和一位漂亮的女子一起饮酒，女子的美貌芳香扑鼻，又有绿衣童子一旁陪伴，欢歌笑语，一夜未眠，天刚发亮，赵师雄醒来，发现自己竟然睡在一棵梅树下，树上的鸟儿在欢唱，觉得好生奇怪，原来这位美丽仙子就是梅树。童子就是翠鸟相伴，赵师雄一人惆怅不已，后悔莫及，错过了一段美满的姻缘，后来有人用梅花编成了故事。梅花的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并有多种传唱。这里还有这样一个传说，说的是北宋著名诗人林逋，常年隐居在杭州西湖孤山终身不娶，却埋头栽梅养鹤，被民间的人称为梅妻鹤子，此人对梅花观察细致，体贴入微，曾经有诗曰：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道出了爱梅。如爱妻的心情。

犀角（螭龙云水图）梅枝耳杯

4. 犀角（螭龙云水图）梅枝耳杯 清•《乾隆年制》款 高13厘米、最大口径14.3厘米、足径5.8厘米。 此为模仿商周青铜饮酒器觚形，口部开敞，腰部稍觚凸，底足外撇，比例适当。杯耳采用粗细不同，长短不齐的梅枝穿插而成，繁而不乱。杯体上下各置两道弦纹，中饰云水纹理，螭龙翻卷翘尾、灵活生动。器物主题古雅凝炼，而纹饰繁缛富丽，两者叠加，产生了奇妙的装饰效果，十分典型地反映了清中期犀角工艺复古而蕴新变的审美格调，可谓这个时期的典型代表。

犀牛（兽鸟螭龙图）高浮雕耳杯

5. 犀牛（兽鸟螭龙图）高浮雕耳杯 清•《乾隆年制》款 高12.4厘米、最大口径12.8厘米、最大足径10厘米，重580克。 杯依犀角自然形态雕刻而成，敞口呈椭圆，平足稍大。杯体外壁采用高浮雕，满雕纹饰；一只神兽异常凶猛，双眼怒瞪，阔鼻双耳，兽须浓密，丝丝毕现；双翅展飞，卷如浪花，异常精美；四爪强劲，鬣毛翻飞，尾翼粗壮，方显彪悍之躯；两条夔龙，穿梭于云海。其云蒸霞蔚，若隐若现，气势非凡，意境不俗。角质莹润，雕工流畅，琢磨光洁，黑中透红，极富时代特色与宫廷趣味。

犀牛（海水螭龙图）高足耳杯

6. 犀牛（海水螭龙图）高足耳杯 清•《乾隆年制》款 高12.4厘米、最大口径12.8厘米、底径6.3厘米，重485克。 此杯为高足式，口为椭圆，足为圆形，口外沿及足外沿各饰回纹一圈；杯体上下各设一条双弦纹，外壁浮雕七条螭龙，攀爬缠绕，各尽其态，动感强烈。可看为两组，一组围绕杯耳上下，为探首式；令组姿态多为横向，上下左右相呼应、相对称。这一类以大小螭纹为主题的装饰，在犀角雕刻中非常常见，大抵都是宋明以来工艺当中“教子升天”题材的变体，含有浓厚的吉祥寓意。此杯造型规整，雕刻手法娴熟，浮雕精巧到位，立体感突出；却不以层次繁多为胜，相互之间各不相扰，杯子弦纹以上及以下，留有平缓隙地，琢磨光洁、平滑，纹理清晰，特征鲜明，一目了然。

犀牛（山水人物图）圆形笔筒

7. 犀牛（山水人物图）圆形笔筒 清•《乾隆年制》款 高11.8厘米、口径9.2厘米、足径9.2厘米，重395克。 此件犀角雕刻笔筒，直式，圈足，浮雕山水人物为饰，纹饰繁复，刻画精益求精。画面描写寿星与童子聚立于万年古松之下，只见童子手抱超大寿桃立于山石之间，向广額白须、身披鹤氅的寿星敬献寿桃；周边阳刻草书“寿”大字。传世器物中有以蝙蝠、寿桃及梅花鹿所作的辅助纹样，整体图案取蝠“福”、鹿“禄”谐音，其寿桃喻意“寿”，以示“鸿运通达”、“长寿幸福之意”。

犀角《乾隆年制》款圆形香筒

8. 犀角《乾隆年制》款圆形香筒 高10.4厘米、口径6.2厘米、足径6.2厘米，重280克。 为香具三式中箸筒。筒式，光素无纹，圈足，平底。装饰虽然简单，但制作规整，线条匀净，口足透圆，因而不失圆润可爱。

犀角《乾隆年制》款黑色撇口瓶

9. 犀角《乾隆年制》款黑色撇口瓶 高13厘米、口径8.2厘米、足径6.5厘米，重685克。 此器稳重大气，制作精良，口外撇，长颈，端肩，收腹，玉壁饰圈足，中为“乾隆年制”四字方款。虽漆黑光亮，无棱无纹，但手感细腻，若千年古瓷，包浆柔和，自然厚重，有压手之感；若用强光照射，清晰可见其内部纹理，显得格调不俗套，颇堪摩挲赏玩。

犀角光素折沿腕

10. 犀角光素折沿腕（明或清） 高5.6厘米、口径11厘米、足径6.2厘米，重180克。 此为敞口式碗，稍扁，外折沿，圆唇，宽圈足。通体光素无纹，然造型稳重大方，工艺极佳，凸现犀角本身的质地和纹理之美。犀角是珍贵材料，得之者往往殚心竭虑，极尽雕镂之能事，而此作不加任何雕饰纹理，并以天然为本，显示出不俗之品味。

犀角带盖光素葫芦瓶

11. 犀角带盖光素葫芦瓶 明•后期 高19.2厘米、口径5厘米、足径5.8厘米。 此瓶为葫芦形制，带盖儿，立式较高，二度垂腹，方显细腰，瓶壁厚重，若开盖儿闻之，香气扑鼻，深得清心之感。质地温润细腻，丝状天然细纹如悬针，均有微妙差异，极具美不胜收的视觉感受。 之所以明代非常流行各种材质的葫芦瓶？是因为这种造型最容易取得嘉靖皇帝的欢心。葫芦是道家的一个重要器皿，通过葫芦瓶可以引申人们对道家文化的向往。当我们走近道教，去了解其中炼丹术的需求时，就一定需要有一个代表物来作为象征。所以，明代嘉靖皇帝看到葫芦，就会想到他所向往道教炼丹术中的葫芦。 葫芦的寓意和象征： （1）富贵
葫芦与“福禄”谐音，所以在民间，葫芦被看作是富贵的象征，代表着长寿吉祥。
（2）辟邪
在我国古代，人们将葫芦作为一种护身的辟邪祛崇的吉祥物，古代新婚夫妻入洞房时都要饮“合卺”酒，而“卺”就是葫芦，它的意思是希望夫妻百年后灵魂可合体。
（3）子孙兴旺
大家都知道，葫芦是一种爬藤植物，它的藤蔓绵延，并且一根藤蔓上可以结出很多个葫芦，所以在我国民间葫芦也被视为祈求子孙万代的吉祥物，人们会在家中摆上葫芦以祈求子孙绵延。

犀角（十八罗汉图）微雕盖盒

12. 犀角（十八罗汉图）微雕盖盒 清•中期 长10厘米、宽8.7厘米、厚2.5厘米、重77克。 犀角盖盒两面均雕刻（瓜瓞延绵图），盒内雕刻（十八罗汉青龙图）和（十八罗汉白虎图）双面 盖盒为子母口，一分为二，随形图中为《十八罗汉青龙图》和《十八罗汉白虎图》两幅微雕作品。它以镂刻、透雕和深雕为主，擅长运用“立视体与“通体式”的雕刻方法，其布局规范，结构严谨，景物集中，刻工极为细腻圆润；刀刀见魂，险中求生，小中见大，功力深厚，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真乃鬼斧神工，竖其拇指、滋滋称绝！ 并以高浮雕及透雕等技法展现出此幅栩栩如生的绝代佳作。画面中近石雄伟高大，山道蜿蜒，古松参天，亭台楼阁，塔寺林立，海浪拍岸，云雾缭绕，再现了一幅生动优美的自然景观画卷。图中每个不到两厘米高的众罗汉，姿态有别，神情各异，或打坐、或直立、或斜卧，三五成群，方显衣纹飘逸，表情自如，层次分明，气韵十足，具有很强的震撼力量，观后使人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