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kTok跨境破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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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跨境新流量，35亿下载＋10亿月活，千万不能错过的红利风口，人 们把组织看作是“所有者”的。即使所有者自己不直接掌握组织的各种形 式的权力，但其代理人(经理们)也可以因为和资本的契约关系而不会遭 受合法性质疑。而在公有制中，掌权者不再拥有财产这一合法性来源，这 一基础不复存在，从而对他的权力带来潜在的合法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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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不得不 从另外的途径寻找合法性的理据。从后面的分析，我们可见，就提供权力 的合法性基础而言，财产权的一个潜在替代品是学历，在传统的社会价值 中，智、信、仁、勇、严也是一些潜在的替代品。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已经 超出学术的范围，而进入社会伦理的领域，这显然不是本研究的课题，留 待其他研究再作讨论。


第五章经验研究的测量、抽样和分析策略

如果我们关于组织的权力运作模型是正确的话，那么，无论组织的具 体任务和目标如何不同，在经验层面上，我们就应该能够观察到其权势场 和权力场运作的相似性。本章以及后面的章节，将分别从权势场和权杖场 的不同方面，来考察不同所有制之间组织运作的相似性。在本章中，我们 将依据组织的权力运作的基本模型，推测一些组织成员层面的经验模式， 作为有待检验的假设，并运用定量分析的方式，从概念测量、模型设定和 统计检验等方面，对这些假设进行验证，达到对不同所有制的组织权力运 作机制进行对比研究的目的。这是一个对不同类型的组织的权力运作机制 的“求同”研究。

一 权力概念的测量

巴克拉克认为，概念的定义需要两个充分条件：一是清晰；二是简 约。依据这两个标准，他把概念定义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构造性”定 义，它是概念的基础；二是“操作性”定义，这是测量的必要条件(Ba- charach, 1989)。爱默生把权力定义为依赖的倒数(Emerscm, 1962),这属 于构造性定义，巴克拉克和劳勒把权力定义为“在特定时间内一个人所拥 有的其他工作机会的数量”则是一个操作性定义(Bacharach & Lawler, 1980) o概念和概念之间的关系构成命题，变量和变量之间的关系构成假 设，因此，假设是命题的操作化。命题和命题之间的关系网络则是理论体 系，在定量分析的层面上，则对应着变量之间的模型设定，把这些模型设定的数据生成规律作一些假定，特别是误差的生成机制(如正态分布)作 一些假定，并引入相应的统计模型及其检验可见，对相同的理论概念的不同构造性定义，会带来完全不同的操作 性定义，从而带来不同的测量模型。例如，多伊奇认为，如果商品的效用 可以在个人的选择中显露出来，那么，权力就可能在社会选择中显示。对 权力的测量应当以已经有可能发生的行为作为参照系。因此，他认为，诸 如“权力平衡”、“权力真空”等概念，由于缺少参照系，常常是混沌、 矛盾的，无法在理论上进行证伪，并给研究实践带来灾难(Deutsch, 1971)o

迪宾(Dubin)区分了三种类型的权力测量方法：“所属”权所属" 权力的测量着墨于描述拥有权力的群体，它把权力的大小看作是一个群体 的组织程度及其规模的函数。例如，一个组织的权力大小是其经理的组织 程度和他们制定协同决策的集体能力的乘积，是公司的数量及其重要性的 乘积。

“所向”权力测量法把权力看作是个体对其他人行为控制的程度，如 果这种控制具有面临反对时也能让控制者不断实现其目标的特征，它就是 权力的表征。


“所在”权力测量法则考察权力的来源或基础。一个社会关系中的权 力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参与者的权力衍生自社会关系的结构本身；二是这 种权力独立于掌权者的个人特征。

(即制度化的)社会关系的产物。

所向权力测量的是权力的效应， 在权力则测量了权力的基础和来源， 权力的效率。迪宾认为，在一个社会系统中，可以从功能的排他性和重要性 来测量其所带来的权力大小。如果一种功能只有一个承担者，则他比分担一 个功能的人所获得的权力要大。如果一个功能对系统维持的重要性越大，他 的承担者所获得的权力也就越大。在这样的测量框架下，了解功能对于维持 系统的重要性，就是了解实际权力分布的充分条件(Dubin, I960)。

以上两个示例，已经说明了理论概念对测量模型的制约性。下面，我 们再较简略地考察一些权力的测量模型。

1. 权力指数模型

权力指数模型的基础是沙普利(Shapley)等人的权力测量模型(Sha. pley & Shubik, 1954)，他们把权力看作是一个成员对一个同盟取胜的关键 程度，也就是权力在一个委员会中分布的测量，旨在构建一个有关权力关 系的复合指数。后经雷和泰勒(Rae & Taylor, 1971)、科尔曼(Coleman, 1973)的修正，成为一个测量个体在一个决策群体中的相对重要性的测量 指数。

在沙普利等人的简单模型中，决策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均有一票，决 策规则是简单多数，则每个成员的权力是1/n,其中，n是群体规模。在 这里，一个单个个体的权力被定义为他成为一个得胜集团取胜关键的 概率。

2. 达尔的测量模型

达尔在定义权力的时候，也提出了一个测量权力的模型，即(Dah其中，心表示权力，P表示概率，4是权力的拥有者，。是权力的接受者， 光表示。的某种行为反应，並表示4用以干涉◎手段。当4的干涉不影响Q 的行为反应概率时，则表示4对◎通过糾手段的干涉后,在a从事化事情 没有权力。当4=0时，表示不存在权力关系；当R =1,巳=0,权力 最大；当巳=0而巳=1时，权力最小。

3.小群体中的权力测量

相比较大型的组织而言，家庭内部的权力测量应当比较简单，从测量 的技术来说，主要可以分为两类：行为测量法和问卷测量法。但是，岀人 意料的是，家庭权力的各种测量方法之间的结果并没有显示出一致的 纟吉果。

哈德利（Hadley）和雅各布（Jacob）采用参与观察的方式记录下发生 在家庭中的互动过程，并比较了六种权力测量方法（包括谈话时间、插 话、公开答案技术、隐藏答案技术、归因权力和决策测量）的异同（Hadley & Jacob, 1976） o

谈话时间法测量的是，在一个既定集体中，一个成员的总发言时间， 在观察期内，发言时间越长，表示权力越大。

插话法测量的是，当其他人在连续表达自己的意见时，一个成员突然 插话，使得正在说话的人停止表达自己的意见，则是一个“成功”的插 话，如果正在说话的人无视插话者的举动，继续表达自己的意见，则是一 个“不成功”的插话。成功插话的次数越多，插话者的权力越大。

公开答案技术的测量程序是，先让每一个被访者单独回答一个由五个 题器组成的问卷，每个题器重复两次，每次用一套不同选项（一套是从 “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五个选项，另一套是“最不可能”至0 “很 有可能”五个选项），然后，所有家庭成员再共同做一份问卷，并把每个 人的答案向其他家庭成员公布。权力的计算是个人问卷和集体问卷之间的 不同选项数，量程为0—60o

隐藏答案技术的测量程序基本上和公开答案技术一样，唯一不同的 是，在所有家庭成员公共答卷时，个人问卷的内容是不向其他成员公开 的。权力的计算也和公开答案技术一样。

决策测量法是一个量表，由12个题器组成，其中4个题器是涉及女性 方面的决策内容，其他4个题器涉及男性方面的决策内容，4个题器涉及 青少年方面的决策内容，要求被访者在每个题器上，把家庭成员按照决策 权大小排序。每个成员的排序之和，即是其权力大小的度量。

归因测量法的题器只有一个，即“谁是这个家庭的当家人”，要求被 访者把所有的家庭成员进行排序。

反映同一概念的测量，则应当高度相关。但是，哈德利和雅各布的研 究结果显示，这六个权力测量之间并没有高度相关。其结论是，谈话时间 和插话法这两个测量和权力的“关注控制”维度相关，隐藏答案技术测量 的是权力的“个人控制”维度，而归因测量法和决策测量法则考察了权力 的“权威”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