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战役红十团指挥所修复竣工

罗基富

刚刚修复竣工的红3军团4师10团临时指挥所旧址

今天，兴安县红色文化研究会的同志受会长唐运益的委托，出席兴安县界首镇城东村的红3军团4师10团临时指挥所旧址修复竣工仪式。在竣工仪式上，大家回顾了88年前惨烈的湘江战役，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代代的广大革命战士，坚定信念，服从命令，顾全大局，不怕牺牲，英勇战斗，才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

红研会的两位副会长代表红研会送去两个花篮，祝贺旧址修复竣工。

88年前的湘江战役期间，也就是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日，天气非常寒冷。有红军回忆晚上是大白霜的天气。零度左右才会有大白霜。今天的天气是3至6度，比湘江战役时的温度还高了一两度，而我们大家都穿着厚厚的棉衣，站在这里参加竣工仪式，仍然冷得瑟瑟发抖。真是难以想像，当时的红军战士穿着单薄的衣服晚上怎么在自己的阵地上阻击敌人的。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的光华铺阻击战主要发生在城东村委地域。11月27日下午红1军团2师4团耿彪团长、政委杨成武率红4团最先占领界首。28日红4团向兴安方向前进，在城东地域伏击桂军，取得了胜利，打扫战场时前往脚山铺，于是将界首防务交给红3军团4师。4师接替防务后將红12团布置在湘江东岸渠口一带，红11团布置在坛子头村至石门地城，红10团布置在湘江西岸城东村委地域，红10团將指挥所设在八架车村东的三水大王庙内。在光华铺阻击战中，红10团在与国民党桂军的战斗最激烈，伤亡最大。

在光华铺阻击战中，有很多红军將士都写了回忆文章，其中当时的红3营营长张震写的最为长细，现原文摘抄如下：

血 战 湘 江

张 震[作者时任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第三营营长。]

1934年10月17日，我们从于都河畔出发，通过浮桥，离开了战斗多年的革命根据地，踏上了漫漫的长征之路。苏区的父老兄弟姐妹含着眼泪，热情相送，嘱咐我们打了胜仗再回来。场面十分感人，至今历历在目。

中央红军采用大搬家的形式，征用大批挑夫，挑着沉重的担子，抬着笨重的机器，拉成长队，艰难地向湘南前进。广东军阀陈济棠按蒋介石的命令，以桃江为屏障，构筑了封锁线。红军利用陈蒋矛盾，同其谈判，说明红军只是借道去湘南，绝不进入广东，希望能够让路。陈济棠同意了，但当红军进入他的防区时，却遭到其手下部队的攻击，战斗很激烈。后来听说，是陈济棠没有来得及将让路之事通知前线部队。

我们十团同兄弟部队共同奋战，攻占了新田、古陂，西渡桃江，突破了敌军的第一道封锁线。接着，我四师以十一团为前卫，向白石圩前进。洪超师长带一个排越过我们，准备到十一团去，刚离开我们不久，就遭到溃散之敌的偷袭。我们听到枪声，急忙上去支援，但师长已经中弹牺牲了。大家怀着满腔悲愤，全歼了这股残敌。他牺牲后，四师师长由张宗逊接任。洪超同志是我们三军团最年轻的师长，牺牲时才25岁。我们一共见过三次面，他英勇果敢、待人和蔼，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20世纪60年代，我曾给他的家人写信，说明其牺牲的经过，证明他的革命历史。

从我参加红军到长征开始，四年多时间里，我师的李实行、侯中英、张锡龙、洪超等四位师长壮烈牺牲，倒下去的红军战士更是成千上万。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换来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每念及此，心情就无法平静！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我们一定要把先烈们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实现他们的崇高理想。

突破敌军的第一道封锁线后，我因患疟疾，伤口又未痊愈，每天高烧，不能走路，一连坐了几天担架。伤口稍有好转，就下来步行，跟着部队通过了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和第三道封锁线。

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突围的战略意图，便调集各路“追剿”军，共25个师近30万人，前堵后追，并利用湘江作屏障，在江边修筑碉堡，构筑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潇水以西地区。中央红军如能轻装快速前进，还有希望抢在敌军到达之前全部渡过湘江，不幸的是，红军仍带着沉重的“坛坛罐罐”，在崎岖的五岭山间小道上缓慢行进，有时一天只走20多里。这就使敌主力薛岳、吴奇伟纵队赢得了追击的时间，而我们则错过了时机，进入数十万敌军预设的伏击圈。幸亏桂系军阀因怕我军逼近桂林或深入其腹地，使蒋介石有借口派兵进入广西，便下令将兴安、全州的堵截部队主力撤到龙虎关、恭城一线，加强桂林方面的防御。这样，敌在湘江的防线就露出了一段空隙，为我军所乘。

11月25日，我师奉命向敌湘江防线界首段前进，抢占这一要点，十团是前卫团，三营是前卫营。这时，我又回到三营任营长。27日我营到达湘江岸边，次日渡江进至界首，驱逐了反动民团，并掩护士兵于当日16时架设了浮桥。沈述清团长渡江后，命令我将部队部署在光华铺一带，向兴安方向警戒，从南面坚决阻住敌人，保证后续部队安全渡江。

光华铺地势比较开阔，一面临江，在桂（林）全（州）公路旁边，距界首只有几里路，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中央机关、军委纵队和兄弟部队都要从界首渡江，所以，我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扼守光华铺阵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将七连部署在公路东侧的一座小山上；九连配置在公路西侧的小树林中，各配了两挺机枪，以封锁公路及其两侧；八连为预备队，准备随时增援；营部设在大路旁的一座破庙内。

29日深夜，我营当面发现密集的手电灯光，有部队沿湘江边运动。我即令加强前沿警戒，同时将情况报告了团长，沈团长认为，湘江边是一个空隙，逐令一营部队进至江边防御，果然，敌军利用我防御结合部正在逐步渗入，双方在夜晚黑暗中接火，展开混战，从俘虏口中查明，敌军是桂军第七军独立团和第十五军四十五师一部。我当即派八连出击，但敌人越来越多，双方激战后形成对峙。

一般来说，国民党杂牌军与蒋介石有矛盾，往往采取保存实力、保守地盘的做法。但这时的红军已处于败军之际，国民党桂系部队见我军行动迟缓，行军长达200余里，再加上北边的“追剿”军先头部队已到达全州，并于29日向我坚守脚山铺的红一军团二师发起猛烈进攻，为在蒋介石面前表现出积极“剿共”的姿态，他们便由桂林迅速北上，配合中央军封闭湘江，企图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

30日凌晨，国民党桂系第七、十五军各一部又向我光华铺阵地发起猛烈攻击。能否坚守住光华铺，关系着中央、中革军委和后续部队能否顺利地渡过湘江。在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我们自30日凌晨到12月1日，不惜一切代价，在光华铺与敌展开了殊死搏斗。团长沈述清率领一营在与敌反复争夺中，战死在湘江畔。上级决定由师参谋长杜宗美代理十团团长。他赶到指挥所不久，也在下午的一次阵前反冲击中饮弹牺牲。团政委杨勇闻讯便马上接替指挥。他打仗从来奋勇当先，几度危急之时，都是他带领全团坚决实施反击，守住了阵地。我营也打得非常艰苦，七连连长谢兴福在上午的战斗中负了伤，一直坚持战斗，中午又不幸身中数弹，英勇捐躯。全营指战员前仆后继，视死如归，因伤亡过大，一度被转为团的第二梯队，稍事休整后又投入战斗。由于敌我双方都没有工事作依托，在江边来回“拉锯”，反复拼杀。晚上，我五师部队赶到，但桂系的增援部队也陆续到达。面对优势的敌军，五师也打得非常英勇，付出了沉重代价。就这样，我们和兄弟部队一起，完成了掩护中央机关和军委纵队在界首渡江的任务。

湘江一战，我们团共伤亡400多人，几乎接近全团人员的一半，两任团长牺牲在这里。他们中间，有我的老上级，有我的好战友，他们的热血染红了湘江，我深深为之痛惜，时常念及他们。1994年9月，我到广西驻军检查工作时，专程赶赴光华铺，凭吊长眠于此的战友们。

整个湘江战役，中央红军苦战5昼夜，终于突破了敌军的第四道封锁线，但也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部队已由江西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这是“左”倾冒险主义者实行逃跑主义造成的严重恶果！

红军渡过湘江后，蒋介石又急忙调整部署，命令桂军尾追、黔军西堵，“追剿”军主力赶往湘西南，企图围歼红军于北进湘西途中。这时，红军奉命正向越城岭（即老山界）前进，目标仍是到湘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继续往敌军布置好的口袋里钻。越城岭是一座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山势陡峭，道路崎岖，行走艰难，在通过险峻的雷公岩时，部队摔死了不少骡马，夜晚只得就地在山壁弯曲的小径上休息。

翻过越城岭，我们进入广西龙胜县境。这里居住着苗、瑶、侗等少数民族。他们的房子都是竹木做的，屋顶盖着树皮，一家挨一家，一旦失火，很难扑灭。当时敌人造谣，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老百姓不知真相，都逃到山里去了。桂军挑选熟悉地形、民情的老兵，以班排为单位，与当地民团结合在一起，潜伏在山上，侧击我行军队伍。当我们追上山时，他们很快就跑了；我们一下山，他们又跟着回来，继续向我射击。我们只好边打边走，前进速度缓慢。

为了粉碎敌人的谣言，我们在少数民族地区行军，还特别注意群众纪律。用了群众的粮、菜，都留下银元，写好纸条，说我们是工农红军，路过此地，用了你的粮、菜，现付给你银元，因主人不在家，无法协商，实在对不起。无论我们在村子里宿营，还是早晨离开时，都将老乡家打扫得干干净净。有几次，部队刚离村，房子就着了火，马上返回扑救，但已来不及，真是怪事。后来，我们派出潜伏哨，捉住了几个正在放火的便衣特务，经过公开审判，揭露其罪恶阴谋，使群众明白放火的原来是国民党的特务，嫁祸红军，破坏红军同群众的关系。当地群众知道了真相，便纷纷到山里叫回亲友，有的还要求参加红军。

在广西境内走了10多天，直到进入湘西南的通道县境后，才摆脱了桂军的纠缠。12月上旬，三军团奉命缩编，我又回到十团司令部任侦察参谋。没多久，红军突然改道，向黔北方向前进。后来才知道，当时敌“追剿”军主力已在我军的前方构筑工事，张网以待。但博古、李德仍坚持原来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是毛主席力主放弃这一会使红军陷入绝境的方案。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肯定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

（《张震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