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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的角 度来考察集体行动的。它们关注的基本问题是，在哪些条件下，集体行动 更有可能发生？但具备了这些条件，未必一定会出现集体行动。因此，为 什么特定的集体行动会出现？这一微观机制的问题，仍然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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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解答这一问题的理论传统是互动论。经验研究表明，在社会运动 的形成阶段，已经存在的群体纽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集体 行动的过程中，常常伴随新的群体和组织的出现。实际上，集体行动者并 不是预先存在的，共同的结构位置并不会决定行动者的参与，相反，他们 是在集体行动中被创造岀来的。因此，对政治家而言，自我改造是集体行 动的战略之一。群体认同有三个要素：（1）群体边界：当某些共同的特征 凸显出自己的重要性，成为“我们感”的表达和符号时，它们就变成维持 群体和其环境区分的社会、心理和物理结构（仪式和制度）；（2）群体意 识，即集体行动的认知框架，包括政治意识、集体行动的目的、手段和环 境，它是群体界定和实现自己利益的斗争中形成的；（3）外部磋商：在界 定集体行动和主流秩序之间的关系时，群体采用符号和行动把自己的认同 推向外界，和外界磋商这一认同

布鲁默（Blumer）把集体行动的研究看作是尝试解释新秩序出现的过 程。在他看来，集体行动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循环反应，人们直接对环境刺 激作出反应，并将这种反应传染给相邻者并强化最初的刺激，这让所有在


场的人们变得越来越相似。相对照的是，在阐释性互动中，人们对环境刺 激作出阐释，然后再作岀自己的反应，这种互动让人们变得不同(Blu- mer, 1939)。在循环反应中，集体行动并不是建立在共同的理解或规则之 上。社会动态、集体狂欢、社会传染、聚众等集体行动的形式中，循环反 应是一种“自然机制”。布鲁默把循环反应的引发因素称为“动荡因子”， 当人们的冲动、欲望和倾向不能通过正常的渠道得到满足，人们有立即行 动的情绪但却受到阻挡，从而产生不适、沮丧、不安、异化或孤独的感 受，这些内在的紧张感会冲破监管，随机、散乱地表现出来，从而形成动 荡的标记。当个体的内心动荡相互感染，变成循环反应时，就形成了社会 动荡。

可见，社会动荡是心理动荡的社会化过程。当社会处于动荡的状态 时，人们的行为具有随机性、情绪变得更加亢奋、认知变得更加敏感和开 放。循环反应的最纯粹形式是“转圈”(milling),人们随机地、无目的地 聚集到一起，在这个过程中，参与者变得更加敏感，自己对别人意见的响 应性也得到提高，逐渐处于一种被催眠的状态。“集体亢奋”是更强形式 的转圏。其中，个体的亢奋行为捕获了人们的注意力，并使得大众丧失自 控力，情绪高涨，撕下个人的面具。在下一个阶段则发生了社会感染，即 情绪、冲动、行为方式无意、非理性的快速传播。原先的旁观者也开始介 Ao在布鲁默看来，转圈、亢奋和感染是形成集体行动的最初级的机制， 是形成更持久、更实质性的群体行为和制度行为的基础(Blumer, 1939) o

布鲁默所描述的基于循环反应机制上的集体行动，需要一个条件，即 人们聚集在相同的时间和空间上。但集体行动常常远在现场聚集之前，就 已经开始自己的形成过程。现场聚集已经是一个需要解答的现象，它的背 后是一个集体行动如何成形的问题。它和“个人为什么参与集体行动？” 这一问题，显然不是相同的问题。在集体行动出现后，个人的参与是一个 选择问题；当集体尚未成形时，个体的参与是一个创造过程。

科恩(Cohen)认为，集体行动的生成包含三个基本问题：集体认同、 集体团结和集体意识(Cohen, 1985)。加姆森(Gamson)则在此基础上， 增加了这三个过程之间互动的“微动员”问题(Gamson, 1992) o而影响 这几个过程的因素，则可能不同于影响个体参与的因素。

正如梅洛希(Melucci)所指出的，集体认同是集体行动的中心任务, 而不是既定的事实。所有集体行动的参与者会不断探索和细化自己的行动 意义，并形成对“我们”的界定。这既是一个反身过程，也是一个协商过 程。反身过程是指行动者不断回答“我们是谁”的问题，协商过程是指外 部观察者不断回答“他们是谁”的问题。在这两个过程中，究竟有哪些特 征（例如，集体行动的参与者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像阶级、阶层等，或 者是多数参与者的共同特征，像性别、种族等，或者是集体行动的某个诉 求，像环境保护、动物保护）会成为认同界定中的核心标准，这是一个经 验问题。但梅洛希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强有力的领导、适合的组织形式 和丰富的表达行动库是集体认同成功界定的重要因素。集体行动既不是戏 剧脚本中的一个角色，也不是没有外貌的乌合之众，但是，其统一性是一 个有待研究的问题。集体行动是多种过程的结果，这些异质的过程如何形 成一个集体行动者，又是如何维持这种认同，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他 从个体的角度把这一问题分解为三个子问题：个体如何卷入集体行动？行 动者如何建构集体行动和统一性？个体如何得到源自异质性和多样性的意 义？（Melucci et al. , 1989）

因此，集体行动是在复杂社会所允许的可能性和极限之下的主动创 造。它具有一个外在的现实和一个潜在的现实，对于后者，单纯的访谈和 定量测量是无法进行研究的。在多样性和张力面前，集体行动必须不断生 成和再生产其统一性和团结性。任何集体行动的团结和统一程度，都是需 要加以测量的经验问题，远不是其名称所宣称的那样。因此，集体认同不 是通向成功的工具，而是成功本身。能够维持参与的忠诚和承诺的集体认 同，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成就。集体认同的建构、维持和更新过程是个体塑 造期望、计算得失的基础。集体认同是通过公开表达的语言和符号来显现 自己的，例如，肖像、艺术品、着装、语言和行为方式。测量的方式就是 询问这些文化符号和标识的意义。

集体认同和集体的本质有联系，而不是个体的属性决定的，它具有给 个体规定社会位置的作用。集体认同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具有不同的抽象 层次。如果个体以特定的社会范畴界定自己，那么，这个社会范畴所包含 的价值、知识和信念，就会成为他行动的参照系。因此，集体行动的过程 也可以看作是“认同企业家”的创业过程，他们在一个激烈竞争的世界 中，进行认同的生产和创新，他们的能力和绩效在于形成共同的身份认 同。这一过程包括三个构成要素：界定群体认同的边界（边界），界定被 代表的人群（原型），界定群体认同的内容和匹配的纲领，成为认同的志 向、价值和利益的宣言（内容）。在群体性事件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变 化的集体认同Q在这个视角下，政治修辞可以看作是统治的一种技术，它 和实践的组织之间存在结构同源性（Reicher机aL , 2001） o

集体边界形成之后，个体参与的问题就会浮现到台面。英格哈特（In- glehart）把影响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因素分为客观的社会问题、组织、价 值和意识形态、认知动员（包括教育水平、政治信息、政治利益和政治技 能等）（Inglehart, 1990） o弗洛伊德认为，对参与者而言，在认同中，自 我和对象的关系是心理动力的核心。群体成员和领袖的认同是他们把领袖 作为自我的理想；他们和其他成员的认同是基于相同的属性：他们均是同 一领袖的下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