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村记忆——露天电影

山鹰🐓

露天电影，西峰山村乡亲们的集体记忆，无论岁月过去了多少年，在记忆的深处仍存留着一席之地，那曾是人们久久期待的酣畅春雨、更是大家一场视觉欣赏的饕餮盛宴。不论是春风徐徐的夜晚、还是酷热难耐的盛夏，即使是寒风凛冽的冬夜，都阻挡不了我们趋之若鹜、热情捧场的欢聚场面。

　　（露天电影。图片来源网络）

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让露天电影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家用彩色电视机的大力普及，娱乐内容呈现了多元化的发展格局，特别是跨入二十一世的今天，人手一部的智能手机，看电影、欣赏电视剧、玩游戏等娱乐活动，更是无所不能随心所欲。那个曾给村民带来无限欣喜和欢乐的露天电影，慢慢跌落神坛，成为了人们心中的一段记忆。记得在去年一个秋天的晚上，村委会在村东的文化广场为村民们放电影，到现场一看，只有寥寥十多个人在观看，此情此景不禁让人感慨万千，那个曾经全村人为之欢腾的场景，已是昨日黄花、枯萎凋零。
　　尽管露天电影辉煌不再，尽管它正与我们的生活渐行渐远，但它曾让我们热切的期盼，留下了多少激动人心的场景，带来了多少开心的笑颜，记录了天真快乐的烂漫，陪伴我们一路成长直至跨入成人的门槛，那一幕幕场景，永远值得我们深深的眷恋。
　　西峰山村老百姓看露天电影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这倒不是上天特殊的关照，而是与部队驻军同居一村才享受到的一份殊荣。一九五六年西峰山村的不远处成立工区，修建国防工程，由于进驻部队人数众多，除了施工现场的水台、复兴庄和柏峪口等几个搬迁村庄由部队居住外，就连西峰山村也开始修建营房，如村北的汽车连、村东的三机连和村南的二营部等，就连村中闲置的民房也都住上了战士。
　　在此后的十多年里，军民同住一村，哨子声、口号声此起彼伏，伴随着村民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的黎明。一九七五年工程兵成立维护大队，部队重新整编，115团由8325番号更换成88709部队。驻扎在村内的部队也陆续撤离，营房空置。至七十年代末期，部队与大队协商实行土地置换，就是将分散在村内的几处营房划归村庄的范畴，然后在村北原汽车连的旧址置换同等的面积划归部队所有。八十年代初，部队在此重新规划，建起了三层的大楼。后来在这里成立了工兵四十一旅的教导队，变成了新兵训练和大学生的军训之地，每日里步履铿锵与口号声声不断，回响在山村的天空。二零一一年这里又变成了二炮的汽车营所在地。

　　十多年与部队比邻而居的岁月里，当年南口师部的电影队经常下到基层部队放电影，西峰山的村民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常常与部队一起观看电影，可以说是最早看上露天电影和欣赏影片最多的山村之一，这可是别的村庄无法享受到的实惠。多少年后，村民们还记得第一次看到电影的情形，邻居老大哥刘廷顺曾说过：咱们西峰山村看的第一个电影是《翠岗红旗》，是在工区内的水台村附近的河滩上。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对于偏远山区的百姓来说，电影什么样根本没见过，完全是一个懵懵懂懂的新鲜事物，听说工区里放电影，村子里的青壮年都觉得是稀罕事，吃过晚饭，就三五成群的步行三里多地前去观看。那时候工区还是属于正在施工的工地，路口的哨兵见是旁边村子的老乡来看电影也就挥手放行，就连工区附近的白羊城和新建村的村民也前来观看，河滩上人山人海，争相目睹电影的风采，一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影从此成为老百姓口中津津乐道的话题。

（部队的电影放映员。图片来自网络）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和整个六十年代，西峰山村民所看到的电影都是由部队放映的，每个月里都能欣赏到两、三部电影，甭管是老故事片、还是刚刚出品不久的新电影，村民们差不多都能看到。那时候村庄放电影的地点，开始的时候是在村北汽车连的大院里，那里宽广开阔，大院中间竖起两个立柱、上面固定一根横杆，然后挂上幕布就成了。但这里毕竟是部队军营，慢慢地就将放映的地点转移到了村东汽车站三岔路口的公路上，从此这里就成了放电影的专用场地，无论是部队放电影还是以后公社的电影队都在这里举行，一直沿用了三十多年。好在那些年公路上行驶汽车不多，一场电影下来，来回经过的汽车也就六、七辆，面对路口黑压压的人群，司机只好小心翼翼降低速度，从人群的后面缓慢绕过去。
当年村民与部队战士一起看电影的时候，形成了一条默契的规律，在放映机的前面，永远是部队的战士坐在马扎上整齐划一形成一个方块，而村民们有的坐着凳子、有的站着围拢在战士们左右和后面，只有些小孩子们才能带着小板凳坐在解放军叔叔的前面，如醉如痴的瞪眼观看。等到电影散场，村民们陆续离场后，战士们才起身排队走回营房。
电影是人们最直观的视觉媒体，寓教于乐，是它永恒不变的主旋律。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接触社会的眼光非常狭窄，没有手机和电视，就连简单的收音机都是稀缺之物，除了村里的大喇叭每天定时的新闻播报外，剩下的就是寻找报纸阅读，就是那么几张报纸，又有几个人能够天天看到呢，何况那时的许多农民都大字不识几个，所以说电影就是人们阅读社会、了解世间万象的最直接的方式。那个年代看电影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记忆，就是在播放正片前，都要放加片：如新闻简报和祖国新貌等暂短的纪录片，别看这些短小精悍的加片，那可是人们认知当前形势的重要来源，听广播没影、看报纸上的照片没声，而这些加片正好弥补了大家的缺憾。在播放的加片中我们看到了毛主席伟岸慈祥的身影，看到了全国农业学大寨热气腾腾的场景，看到了全国人民建设祖国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精神风貌，一种自豪感瞬间在眼前虎跃龙腾。
我们这些在一九六零年前后出生的孩子，露天电影伴随着我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直至迎来了青春勃发的八十年代，那种激情和期盼跟随我们一路走来，成为了生命中难以忘怀的一幕暮场景。面对着物质条件的缺乏和文化生活的单调，那时候孩子们的业余生活也是丰富多彩，创作出属于自己的娱乐天地，除了帮助家里割柴、打草、拔猪食、搂树叶等力所能及的劳动外，也玩耍出乐此不疲的各种游戏活动，如拍三角、拍四角，弹玻璃球、推铁环、跳房子、骑马打仗、打尜，还有大街小巷到处跑疯跑的捉迷藏游戏，然而最让我们兴奋和激动的还是看电影了。
当我们这一代人对电影有了初步认知的时候，正好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展开，大部分老故事片都遭到了禁播，而成为八个样板戏一花独秀的年代，《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等，让我们耳熟能详，但是单纯的舞台剧情，反复的观瞧，让人渐渐失去了新鲜感，好在还有“三战”影片，既《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和《平原游击队》的补充调节，这几部影片，无论看过多少遍，仍是兴趣盎然热度不减，另外经常播放的苏联影片《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也常常出现在眼前的银幕上，经常的观看，以至于这些电影中的一些台词倒背如流，成为了众人的口头禅，并经常运用到现实的生活中，如：《南征北战》中的“作为一个指挥员来说，没想到可不成啊”，《地道战》中的“你的军人的不是，战术的不懂”和“高、实在是高”，《地雷战》中的“不见鬼子不挂弦”，《平原游击队》中的“一毛钱两个白薯”还有《列宁在十月》中瓦西里的那句“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等经典对话达到了妇孺皆知的程度，在某些场合一不留神就从嘴里溜达而出，都会引得众人一阵开心的笑声。最经典的当属后来重播的《冰山上的来客》的那句“阿米尔、冲”，和七十年代拍摄的《闪闪的红星》中“我胡汉三又回来了”的台词，成为了那些年里年轻人流行的嬉戏语言，可见电影对一代人的影响之大。
在那些文化生活贫乏的年代，每一场电影的演出，都能在山村引起一阵轰动，那种高兴劲如同过年般的喜悦，而这喜讯就来自村子的大喇叭里，刚才还是平静的天空，忽然大喇叭里传出令人激动的声音：社员同志们，今天晚上有8325部队给村里放电影，请大家前去观看。一石激起千层浪，瞬间无论大人小孩都不淡定了，就连在田地里劳动的妇女们都是急不可待，对旁边的生产队长建议道：今天晚上演电影，还不早点收工。此时的队长就显得特别的大度，挥手告诉大家：今天早点下工回家做饭，晚上好去看电影。顿时人群中一片欢呼声响起。要说最兴奋的还是孩子们，听说演电影，连晚饭吃的都不踏实了，匆忙扒拉了两碗饭，就跨上凳子或拿着板凳，成群结帮说说笑笑的直奔电影场而去。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电影逐步得到了更大范围的普及，流村公社也有了自己的放映队，经常下到各村放电影，不过与部队放电影有所区别的是适当收费，放映员李宝安说：放一场电影收十八元，即使这样，仍然忙的不亦乐乎。如果村里要放电影了，大队就提前派一辆手扶拖拉机到公社文化站将放映机、幕布等设备运到大队部，傍晚的时候就开始安装放映机，挂幕布，由于放映场地就在马路边，一举一动大家看的非常清楚，特别是挂那块幕布，确实很考验臂力，挂幕布的木架子五、六米高，只见放映员握住绳头用力抛向高空，要准确的将绳子固定在两端的十字架外端，需要几次的尝试才能成功，然后将幕布拴在两端绳头上拉起固定，放好扩音机，接上电源，放映工作准备就绪，就等天黑后正式开演。
公社放映队是一台小电影机，需要一张四条腿桌子作为支撑，放完一盒胶片，电影暂停，打开电灯，更换下一盒胶片后继续播放。而部队的放映机是两台，每台机子的下面是能收放三脚架连接，有两个战士操作，第一台机子的胶片放完了，另一台机子马上开机播放，一场电影一气呵成，融会贯通。正是由于西峰山村有部队和公社两个放映队的轮番登场，电影放映的次数明显增多，让村民们欣赏到了更多的影片。
露天电影陪伴我们一路长大，一幕幕场景至今萦绕心怀，每一场电影都是一个难忘的记忆，快乐的童年中你曾是我们热切的期盼。
小时候对电影的痴迷达到了癫狂的程度，本村放电影场场必到，当听到邻村放电影的时候也是跃跃欲试，只要有人前往，那定是结帮成伙毫不迟疑。有一次，高崖口村放电影，看到刘学亮开着手扶拖拉机准备前去，一旁的我也毫不迟疑的爬上了车厢。至今还记得那场电影的名字是《暴风骤雨》，其实早就看过，只不过凝结着对电影的那份眷恋而一如既往。有一年为庆祝六一儿童节的到来，学校组织全体同学准备在晚上的时候到流村中学的操场，观看《草原英雄小姐妹》这部电影，同学们听到消息不禁兴高采烈，排着队伍步行五里地前去观看，虽说这是大家一部熟悉的动画片，可在这特殊的日子里，以这种别具一格的方式庆祝自己的节日，同学们仍是兴奋不已。
　　看电影最好的时节就是春天和秋天，风清月朗、微风习习，让人体感非常的舒适，随着电影情节的展开，让人的心情波澜起伏、充满着喜怒哀乐，完全沉浸在银幕影像的故事中。夏天看电影，有时会受到天气的干扰，阴沉的天空中，往往电影演到一半时，会飘起沥沥的小雨，此时放映员赶紧撑开雨伞，遮挡在放映机的上面继续放映，这点小雨也不会影响大家观看的热情，撑开雨伞、披上雨衣接着欣赏。放电影时最怕的就是突如其来的雷阵雨，正在观看的兴头上，只见一道闪电划过夜空，紧接着轰隆隆的雷声及远由近。突如其来的雷阵雨一般较大，在这种情况下，电影马上停止播放，装箱收摊，大家赶紧拿上椅子板凳，匆匆忙忙的往家里赶去。半个小时后，雨过风停，只要电影继续播放，人们又会蜂拥而至，甭管是看过的老片子还是新的电影都是一如既往，这其实就是一种情怀、一份心绪。要说看露天电影最不舒适的当属寒风刺骨的冬天了，尽管滴水成冰、寒气袭人，就是踱着冻僵的双脚，嘴里喷散着成团的哈气，还是津津有味、乐此不疲的将电影完整的看完。
　　那些年的每一场露天电影，都是全体村民在银幕下的大集会，多少年后那个盛况依然印刻在脑海中，那种眉飞色舞兴致勃勃的神情恍如昨日。特别是电影散场后，那滚滚的人流穿行在大街小巷的情景，更是让人难忘，当年的大街上没有一盏路灯照明，平日里黑咕隆咚静悄悄的街道上，此刻却是人声鼎沸、笑语欢声，一闪一闪手电筒的光亮晃动着回家的人影，在这兴奋欢快的人流中，满耳都是邻里熟悉的大叔大婶的话语声，伴随着大家各回家门，转瞬间，大街上又回归了静默的场景。行文至此，我的心头猛然一惊：那时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如今已有十之六七的老邻居不见了身影，他们随风而去化作了记忆中的一幕永恒。一声感叹、一缕悲情，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光景。
　　说到当年的露天电影，那位给大家送来期盼和欢乐的公社放映员李宝安，就应该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二十八年的电影放映生涯，他的足迹曾踏遍了流村、高崖口、老峪沟三个公社的村村寨寨，成为了山里山外村民们倍感亲切的老熟人。
　　李宝安，西峰山村人，今年八十岁。这是一位致力于传承公益事业，爱好文化宣传活动的热心人，为繁荣山村的精神文化生活，可以说不辞辛苦、兢兢业业，受到了乡亲们的尊重与赞扬。
　　一九六二年，年仅十八岁的李宝安就加入了村里的文艺宣传队，由于吃苦耐劳，对工作认真负责，排练节目中精益求精，就被大家推举为宣传队队长，在排练整版的评剧《红色联络站》时，服装道具缺乏，就自己动手进行制作，尽量减少费用支出，排练节目时没有经验，李宝安就亲自登门昌平文化馆，把馆里的石景兰老师请来当导演，亲临现场示范指导，经过近一个月的紧张排练，评剧《红色联络站》完整的呈现在山村欢度新春的舞台上，受到了村民的热烈欢迎，在附近几个村庄曾巡回进行了几场巡演，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为此宣传队的同志深受鼓舞，乘胜前进，在第二年的春节期间，又为村民们奉献了大型的剧目《收租院》，为村民过年增添了热闹氛围，丰富了山村业余的文化生活。那时候的宣传队有三十来人，其中幕后的伴奏人员五、六个人，鼓手刘玉国、打嚓的是韩志满、拉二胡的是周振秀等，可以说是集结了全村顶尖的文艺人才，李宝安既是宣传队的队长，又兼任导演，同时又是普通的一个演员，在《收租院》中，他扮演了一个领着小孙女要饭的瞎老爷爷，一身破烂的衣服、一只破碗，一根木棍的手杖，加上他声情并茂的悲情表演，将万恶旧社会底层穷人悲惨的生活演绎的淋漓尽致，至今让人记忆犹新。 正是由于李宝安对工作坚韧不拔、任劳任怨，踏实做事的优秀品质，是他顺理成章成为公社放映员的重要条件。一九六九年，流村公社成立文化站，选取有文化的优秀人才从事电影放映员的工作，按照各村推荐、择优选用的原则，当年二十五岁的李宝安，被时任西峰山村书记周振宇推荐到公社，经过精心挑选，最后他与古将村的王树旺一举得中，成为了第一批流村公社的放映员。随后在昌平县文化馆经过一个月的培训学习，开始了二十八年电影放映员的工作。 （在流村公社文化站工作的李宝安）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位于昌平县西部山区的流村、高崖口和老峪沟三个公社，只有流村公社一个放映组，为满足广大山区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面对着辖区面积内三十多个山区村庄，其工作压力可想而知。表面上电影放映员是个光鲜亮丽、众人羡慕的工作岗位，可其中的责任与辛苦也并非常人想象的轻松惬意。
　　那时候到老峪沟公社放电影，一去就是十天半个月的，几个村子轮流放映，在哪个村子放完电影后就住在大队部里，具体到吃饭问题，就由大队干部到各家派饭，轮流坐庄，虽说都是些家常便饭，但老乡们的淳朴热情，让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地处深山区的老峪沟山高路险，交通不便，那时每天只有一班长途车往返县城一圈，放完的电影胶片要及时送还县文化馆，然后再取回新片继续为乡亲们放映，期间根本回不了家，完全把身心放在了工作之中。还有流村北部白羊沟的大山深处，零星散落着王家园、泥洼、黄厂和黄楼院等几个村庄，大的村子二十来户，小的村庄只有十多户，为了改善山区百姓贫乏的文化生活，只要群众有需求，马上送电影上门服务，每一趟进山也是五、六天的时间，确保每个村子都能看上两场电影。只是这里的道路太艰难了，山路曲折蜿蜒，坎坷不平碎石铺路，每次进出山沟送片、取片都是骑车前往，坡路的陡峭，大部分时间都是推车步行，即使这样，依然无怨无悔，满腔热忱的为山区百姓服务。
　　凭着对电影放映工作的热爱，李宝安无论遇到任何困难都能顽强坚守、无怨无悔。一九七三年，与他搭档了三年的王树旺离开了放映员的岗位，放映组只剩下了他一个人，既要每天晚上到各村放电影，白天维护机器，还要经常往返昌平文化馆送片取片，可把他忙活的够呛，就是这样，他也毫无怨言，尽忠职守，一个人就坚守了三年的时间，直到一九七六年，黑寨村的刘长才来到了文化站，在李宝安的培养下开始了放映员的工作，总算有了一个帮手，这才让他稍感到了一丝轻松。
　　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村电影市场也在逐步繁荣壮大，从八十年代初开始，高崖口和老峪沟公社也有了自己的放映队，一台16毫米的放映机，让本地的老百姓有了更多欣赏电影的机会，在物质条件不断提高的同时，也丰富了山区人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李宝安是一个性格随和朴素低调之人，但为繁荣西峰山村的文化生活，却是不遗余力满腔热情，就是到流村文化站上班之后，仍对村里的文艺宣传队挂念在心，每当春节前夕，宣传队紧张排练的时候，常常见到他现场指导参与的身影，不为名不图利，只为春节期间给村民带来祥和热闹的场景。另外在他的组织带领下，西峰山村成立了第一个高跷队，当时队员有李宝安、刘玉国、时玉镇、郭宝贵、吴少昆、韩忍江等人，每当春节临近，这些人就组织起来，在大队部的院里紧张排练，伴随着阵阵的锣鼓声，吸引着一帮小孩子现场围观。等到大年初一的这一天，他们脚踩高跷，身穿长袍马卦粉墨登场，有的扮演西游记师徒四人的模样，手举金箍棒、肩扛九尺的钉耙，抡着降妖的宝杖，从村庄的东街开始表演，踩着鼓点扭捏作态，将神话中的人物演绎的惟妙惟肖。在村民的簇拥下，高跷队经过老井台，在宽敞的五道庙前的十字街上尽情的表演一番，鼓点声声回响在山村天空，闪展腾挪的憨态，引得父老乡亲全家出动驻足围观，为欢度新年增添了一份喜庆的氛围。西峰山高跷队是一支优秀的表演队，在昌平县正月十五迎新春花会展演中，曾两次赴昌平政府大街，与各个乡镇的代表队竞相献技表演，为昌平地区的文化繁荣做出应有的贡献 （李宝安与老伴在家中的合影） 1998年李宝安从流村文化站退休，结束了二十八年电影放映员的工作生涯。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寻找着一切发挥自己特长的机会。村里组织锣鼓队，他积极踊跃参加，发挥自己的光和热。每逢村里有重大活动，与其他年轻的同志一起穿上队服，舞动鼓槌，让震天的鼓声回荡在盛世和谐的辽阔天空，直到2018年，已是七十五岁的李宝安，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锣鼓队，开始了颐养天年的老人生活。 2018年7月李宝安（右6）与锣鼓队员在一起的合影。（图片来自独飘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