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敌营二十年的共产党人一一汪维恒

趙廣

汪维恒是诸暨牌头一位杰出历史人物。

一位中共早期共产党员，1924年由中共早期领导人张秋人介绍入党，是宁波地区最早的四名共产党员之一；

1927年，中共诸暨县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汪维恒被选为县委组织部长；

1928年9月，遵当年诸暨县委书记金城指示进入国民党军队军需部门；

1937年后，任国民党西北军需局局长，少将衔；

1938年后，与中共情报人员史永接上工作关系，为共产党为八路军提供情报，一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汪维恒为上海财政系统平稳过渡到共产党新政权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以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财政局长的身份向解放上海的解放军共产党代表办交接手续，新政权把汪维恒作为投诚人员继续为上海财政房地产行业服务，曾任其为上海房地产管理局长；

文革中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受迫害犯病于1971年去世；

1979年获平反，1984年潘汉年案平反后，汪维恒党籍问题得到解决，中央组织部发文：恢复汪维恒党籍，党龄从1924年1月算起。

汪维恒为党为国工作47年，在敌营20年，共产党最终承认其党员身份，只是此时他去世已经13年了。

这样一位为党为国作出这么大贡献的杰出人物，诸暨历史牌头地方史应该给他记上一笔。根据汪维恒亲属的回忆文章和有关史料特编写了这篇《汪维恒传略》

　　 汪维恒传略

汪维恒，原名汪益增，又名汪微痕。1896年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县牌头镇寺下张村汪家。1910年牌头同文公学读书。1913年赴杭州读书。1917年在诸暨县渔山小学担任小学教师。1918年，为了接受维新思想，求学于上海法文翻译学校。

1919年，他投笔从戎，赴北洋政府北京军需军官学校学习。1921年他作为军需军官学校第四届毕业生，被派往浙江慈溪县浙军，先后任营、团军需官。在宁波，汪维恒从共产党人张秋人那里接受了革命思想。张秋人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区委员会委员，受派到宁波地区进行宣传活动，也是浙江诸暨县牌头人，与汪维恒同样毕业于同文公学。张秋人是汪维恒的革命引路人。

1924年，汪维恒与在宁波从事革命活动的诸暨人杨眉山、周天僇、许汉城四人经张秋人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是宁波地区最早的4位党员。1925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组织决定派汪维恒跨党加入中国国民党。这年汪维恒把在杭州安定中学读书弟弟汪益堃介绍与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的负责人马乃根和华琳同志认识，并一起介绍弟弟汪益堃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汪维恒所在的浙军响应广州国民政府的号召发动起义，但被北洋军阀的军队击败。此后他脱离浙军，回到家乡诸暨。1927年1月，中共浙江省委提请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任汪维恒为浙江台州区党务特派员，到台州、黄岩、临海、温岭各县整顿国民党党务，改组国民党县党部。这些工作，当时都是半公开的。同时，他带着更秘密的任务，发展共产党组织。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大批共产党员和左派分子牺牲或逃亡，中共宁波党组织负责人杨眉山被杀害。中共宁波地委调任汪维恒为宁波地委团委书记，后调往故乡诸暨县。

1927年9月底，中共诸暨县第一次代表会议在城南滴水道院举行。选举产生了中共诸暨县委，县委书记为陈兆龙，汪维恒任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张以民、军事部长宣侠父、民运部长骆子钊、青年部长杨钟尧、职工部长（后任县委书记）金树栋（金城）。许汉诚、寿松涛、马乃松等同志任县委委员。其弟汪益堃任宣传干事兼上南区委委员。

1928年6月，中共诸暨县委在牌头水霞张祠堂举行全县党的代表会议，有40多人与会，后部分代表转移到寺下张村汪家汪维恒家里开会。汪维恒任中共县委组织部长后，以县城区小学教师作为职业掩护，任职的小学实际上成为中共诸暨地下县委机关。诸暨县委积极准备发动暴动。不料，该校一位党员教师边世民练习使用手枪时不慎误杀了其妻，从而暴露了准备暴动的计划。诸暨县委马上指示各负责人员迅速撤离避走。汪维恒遵照县委书记金城(解放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指示，去南京利用原军需军官学校的关系，打入国民党军需界，潜伏下来，等待组织来人联系。汪维恒为了坚持自己革命到底的决心，名字由益增改名“维恒”。谁知道这一等就是十几年。那时，一片白色恐怖，地下组织全遭破坏，人员不是被捕、被杀，就是走避，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最后连县委书记金城自己也逃了出去。大革命时期没有党证，一旦与组织失去联系就无法证明党员身份，所以汪维恒的党籍问题长期没有落实。

　　1928年9月，汪维恒到了南京，找到了过去在第四军需军官学校任经理处长、时任国民党中央军校经理处长的老师陈良。陈良一向欣赏汪维恒的正直，当即安排他在国民党军需署经理法规研究所学习，三个月结业后先后被派往中央军校总部、中央军校洛阳分校任少校军需科长。其弟汪益堃投奔哥哥到国民党军队军需部门工作。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汪维恒作为军需官随国民党87师参加了淞沪抗日战役。由于汪维恒为人清廉，工作出色，声望逐步上升。当时属抗日派的胡宗南要陈良推荐一位清廉有为的军需军官，陈良就推荐了他。胡对他也极为欣赏，让他随同转战河南、西安，建立西北后勤基地。潜伏在国民党军需界，寻找等待党组织的同时，汪维恒利用职务之便，在南京、洛阳、商丘等地救助、转移走避的地下党员，包括金城、金坚、金剑鸣、金丁永、寿松涛、骆子钏、潘念之、张以明、许汉城、邱培书、陈老太、何竟华、钟子逸、祝子韩、陈葵南、何咀英、马乃松、华林、周天僇等人。直至1938年8月，经潘汉年、李克农安排，中共南京谍报机关的史永(原名沙文威，沙孟海的弟弟，后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找到汪维恒，问他是否愿意为党做事。汪维恒当即爽快地答应了。自此汪维恒与党组织重新接上了关系，但也产生了误会：汪维恒以为他等了这么多年，党终于来找他了；而史永并不知道汪维恒受命潜伏的历史。这个历史误会一直到解放后史永在北京向金城了解情况时才解开。汪提供的第一份材料是国民党军各师以上的部队番号、长官姓名、实际兵员，武器配备的综合表册。当这份厚厚的绝密材料由中共上海局派人转送到延安，放在毛泽东、朱德案头上时，两人看后同声叫好，随即指示李克农发电报嘉奖。与此同时，汪维恒与中共南京办事处宣侠父同志经常联系。

1937年底，汪维恒与弟汪益堃随国民党军政部机关由南京撤往大后方重庆。路经武汉，与当时在武汉工作的钱之光同志取得了联系。1938年，汪维恒的老师陈良为国民党军政部军需署署长，汪维恒被派往陕西西安任军政部第一会计处处长，西北军需局局长。在西安与中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的宣侠父同志有联系。其弟汪益堃留在重庆任军需署人事科科长，每次汪维恒从西安到重庆，必与弟弟汪益堃一起去找钱之光同志，向党组织汇报工作。兄弟二人一个在西安，一个在重庆，紧密配合，积极地公开或秘密地为八路军军需补给做工作。解放后，时任轻工业部部长的钱之光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新四军建立之后每月军饷20万，由我带人去国民党军需署领取。国民党歧视新四军，领取时有意刁难，把手续搞的繁琐复杂，我们不熟悉这一套，到处碰壁。胡宗南的一个军需署长叫汪维恒的是我同乡，常常指点我，有时还想办法提前领取，将款存入银行，让我们得到一笔利息。‘皖南事变’前，汪维恒告诉我，说国民党以后不发新四军军饷了，要我们早做准备。我知道后立即向叶剑英同志汇报。果然，不久我们的军饷就停发了……从今天的眼光看来，此话是暗示‘皖南事变’的发生，停发军饷是一种征兆，但却被当时有关领导忽视了。”

　　1942年，新疆军阀盛世才倒戈，国民党军队开进新疆，为方便军需补给，军政部在甘肃张掖设立办事处。军需署署长陈良调汪维恒的弟弟汪益堃去张掖办事处任少将处长，在赴任途经西安作暂短停留，汪维恒嘱咐弟弟将党的工作带往张掖。1942年夏，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密令胡宗南调集部队，企图于7月向陕甘宁边区突击，此时共产党急需西北各省军事和政治方面情报，包括西北国民党部队的番号、派系、力量装备、布防和进攻路线，以及胡宗南对我封锁破坏的情况等。兄弟二人将情况收集后借由一起到重庆找到钱之光同志，并由他派车将兄弟二人秘密接到红岩村，见到周恩来同志，汪维恒全面汇报了西北各省国民党军政情况，其弟作补充。在场的有林彪、任云甫和钱之光等同志。国民党发现八路军已经察觉他们的企图，便没有贸然行动，计划未能实施，延缓了国共合作的破裂。汪维恒两兄弟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汇报工作时，曾提出要求解决党籍问题。钱之光只是让他们填写重新入党的申请书，后因档案遗失，所以党籍问题仍没有解决。

1943年春，汪维恒的弟弟汪益堃调往新疆任军需处少将处长，当年6月1日，其弟汪益堃在西安参加关于抗日的工作会议后乘机返新疆途中，因气候突变，不幸在甘肃乌鞘岭机坠身亡，年仅37岁。为抗战而死，吊唁的人很多，胡宗南、陈良、祝绍周都到场，蒋介石也颁发了“荣哀奖状”。弟弟汪益堃的丧事全部由汪维恒料理。因为兄弟二人都是军需部门将领，个人和单位及商界捐款无数。汪维恒用这些钱在弟弟汪益堃工作过的张掖和天祝藏族自治县建了两所“益堃小学”。这可算是中国最早的“希望小学”。这两所学校至今一所还在，现改名为安远镇安远小学。还为弟弟汪益堃在小学里建了纪念碑，在老家建了安放弟弟汪益堃灵柩的殡屋。汪益堃去世后留下了三女二子都由汪维恒抚养长大。

1945年抗战胜利后，汪维恒任南京联勤总部经理署副署长时，中共谍报员史永特意从上海调往南京配合他工作。这期间，汪维恒将他所掌握的几乎所有的重要战役、国民党军队调动、武器弹药、军队运输补给等情报，通过史永源源不断传至党中央。尤其是大别山战役，蒋介石得知刘伯承大军已渡过黄河，紧急召集最高级军事会议，经过激烈争议最后决定，由非蒋嫡系的白崇禧任总指挥，率二十万大军向刘邓大军发动总攻击。负责后勤的汪维恒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他将蒋军部队数量、装备以及进攻路线。出动日期等全部计划速报史永转至党中央。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政界一些高官自诩抗战有功，居功自傲，借权谋利，贪污之风逐渐盛行。汪维恒当时已是国民党军需界的重要人物，汪维恒的正直、清廉在国民党军政界就出了名，他决难容忍贪污之风，在反贪腐斗争中他得罪了不少国民党高官，因此两度遭到撤职，几近入狱。

1945年汪维恒接到线报，国民党34集团军某师虚报军饷。他得知后立即下令查扣。实是胡宗南部队一师师长挪用军饷做生意，自制劣质军鞋滥竽充数。时在一师任职的蒋纬国与师长沆瀣一气，利用其特殊身份，密报蒋介石，反诬汪维恒扣压、贪污军饷，发给士兵的军鞋质量很差。蒋介石轻信其言，不问青红皂白立即批令，撤职查办汪维恒，但遭到何应钦坚决反对并要求调查。不得已，蒋介石怒召汪维恒以及一师师长和师军需主任。面对不明底细的蒋介石，汪维恒据实报告了事件经过，并将34集团军账册全部呈上。经军政部一一审核，证明丝毫不差。蒋介石取消了对汪维恒的撤查令，复将一师师长查处。自此，汪维恒在国民党军需界更是名声大振。汪维恒查处的大案还有：缉获卫立煌长官部私运布匹；缉获蒋鼎文行营私藏大批军服；缉获傅作义的西安办事处套购大批军布；揭发阎锡山办事处贿赂案；没收山西帮“通诚晋”走私军服案等。汪维恒以“军需独立”名义培养了大批军需人才，在西安国民党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训练900余名军需干部和会计干部，派往各部队实行军需独立。其中300余名共产党员和爱国青年是从西安国民党集中营中以参加军需实习班、研究班学习为名营救出来的。汪维恒培养的军需人才，同样以清廉不断要求和教育他们。胡宗南将西北军官训练班改成中央军校第7分校军需经理训练班。汪维恒当时是黄埔军校第7分校的经理处长，同时也是第34集团军、第8战区副长官部经理处长兼战干4团经理处长以及西北第一军需局局长，由他主持第7分校军需经理训练班的培训任务。除了常规经理课程外，他特别开设了清廉课，将之列入教学大纲。他命训育主任魏予珍收集历代清廉操守的古圣贤、道德高尚的爱民清吏的案例编写成教材。由他和魏亲自授课，并在升旗时讲评。同时，发动学员搞墙报宣传清廉。所以他培养出的部下很少有贪腐的。

　　汪维恒权掌西北五省军需供应时，逢年过节门口车水马龙，送礼人络绎不绝，但均遭他回绝。后来大家都知道了他的秉性，便鲜有人再送礼来。不过有次白崇禧派人送来礼物，汪维恒却收下了。他说：“白崇禧非老蒋嫡系，担心军需物资遭克扣，收下礼物方安其心，尤其(当时)白崇禧(的部队)在抗日第一线。”清廉的汪维恒并不受军界高层的欢迎，反而受到排挤，直至他脱离军界时依然是个少将。

1948年6月，汪维恒被陈诚调往台湾出任台湾第十补给区少将副司令兼供应局局长，为国民党军队退守台湾作后勤供应的准备。在飞往台北之前，他与史永进行了联系，报告了他的决定。史永向中共情报机关汇报后通知他同意汪维恒赴台，但一旦接到新的命令，应立即撤离台湾。同时为了配合他的行动，中共情报机关派遣地下党员许汉城同往台北，以印刷厂厂长名义往返台湾与大陆之间递送情报。许汉城是位外表极其普通的中年人，与汪维恒同时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又是浙江诸暨同乡，他们的往来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汪维恒到台湾后，不时将台湾的军事情报——部队换防、武器配备、美军顾问团活动情况，通过许汉城送回大陆；另一方面他也在等待密令，等待时机，准备随时返回大陆。1948年底至1949年初短短几个月间，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解放军渡长江，克南京，挺进杭州，势如破竹，对上海形成了包围圈。

1949年春，汪维恒突然接到史永的一封信，信里有一首盼故友回归的诗，意思是：迅速撤离台湾，返沪迎解放。汪维恒乘台湾省供应局因局势变化宣告解散，汪维恒的上司陈诚也在医院养病之机。称母患病要回大陆探望。为了避免引起怀疑，汪维恒将全家留在了台北，于1949年4月毅然只身先飞回大陆。1949年5月初的一天汪维恒的家属登上了最后一班返沪的船。

　　汪维恒回到上海，陈诚挽留未果便宣布他为驻沪淞沪区补给区副司令。汪维恒的老上级陈良已任上海市代市长。陈良留汪维恒在身边工作，推荐他在原职以外再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上海银行董事长。汪维恒在无法与南京的中共联络员史永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利用职务之便，自行开始了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召集旧部张兴国、林安庭、何其伟、楼翔等人，对财政局所有档案、仓库进行盘查、造册，并安全封存日伪档案；同时阻止大量的资金继续外流。与此同时，他还要应对残留的国民党军政要员。汤恩伯要求拨巨款修固上海四郊的防御工事，准备顽抗。汪维恒力劝陈良：“勿做败局的殉葬人!”陈良听取劝告，以财政空虚为名，没有拨款。谷正纲和方治劝陈良提取上海银行存款换美金带走。汪维恒说：“这是谷和方的流亡资本，而你将落个盗取公款的罪名。”陈良听后当即撕掉取款手令。特务头子毛森和陶一珊胁迫陈良将上海市府各局的档案、账册全部烧毁。汪维恒晓以大义：“这种行为会引起全体市民的恐慌，有害于人民。”陈良听后反而下令市政府各单位“必须保全财物账册，不得销毁”，并限时造册备查。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一套《征收房捐依据图》。它标出了上海市区每条街、巷，每栋房屋面积、结构的详细图表。其数量之庞大，若被毁坏，数百名测绘员花几年时间也难以重新制作。它关系到上海未来的市政建设，汪维恒派专人严加保管，日夜守护，为稳定上海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汪维恒一直做陈良的工作，想策反陈良。陈良不仅是汪维恒的老师、老上司而且也是老朋友，关系非同一般，陈良虽已动心，最终担心后果还是离开上海了。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汪维恒以“投诚”形式率员在上海市财政局大楼向共产党军管会代表顾准等交接。交接时汪维恒要求与顾准单独谈谈。他们走进局长办公室关上门，当汪维恒告诉顾准，他是1924年入党的中共地下党员时，顾准当场惊呆了。看着眼前这位五十多岁的国民党少将，竟然党龄比自己还长十几年。他拿起话筒拨通了副市长潘汉年的电话，经过确认并聆听了指示，顾准紧紧握住汪维恒的手，激动地说“太好了!太好了!”走出办公室后，国民党财政局长汪维恒向解放军军代表顾准交接仪式仍按原计划进行。随后顾准派专车送汪维恒去见潘汉年。汪维恒将他从台湾带回的军事情报以及美军顾问团活动情报等，亲自呈交给潘汉年同志。解放后汪维恒任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局长(副市长级)，他从不利用职权为自己和家庭搞特殊待遇。最初组织上分配给汪维恒是淮海路上的某处洋房，被汪维恒拒绝了。最后要了一套淮海路居住面积88平方米的公寓。汪维恒先后担任上海市直税局副局长、上海市地政局局长、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局长，是上海市一至五届人民代表、人民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建委委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汪维恒就受到冲击，1968年10月15日，汪维恒以“叛徒”、“国民党潜伏特务”、“台湾总特务头子”等被诬陷的罪名被隔离审查，投入上海龙华监狱。1970年12月，汪维恒终因受残酷迫害而罹疾被送往黄埔区中心医院，家属才允许见上面。1971年1月30日，接到通知的家属赶到医院时，汪维恒已处于弥留之际，嘴动了几下就停止了呼吸。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冬天，这样一位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带着遗憾和伤痛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党终究没有忘记汪维恒，“四人帮”倒台后，党中央拨乱反正，为汪维恒平反昭雪，而且恢复了的党籍。1979年，汪维恒去世8年以后，中共上海市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组批准通告：“为汪维恒同志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汪维恒同志深受林彪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残酷迫害，1971年1月30日致死。为汪维恒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特预定1979年3月26日下午在上海市龙华革命公墓大厅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参加安放仪式的人群挤满了内、外院和路道，中央领导送了花圈。参加安放仪式的人群挤满了内、外院和路道，中央和重要部门的领导送了花圈。汪维恒工作过的诸暨、宁波等地都送了花圈，总计有760余只。骨灰存放龙华烈士陵园。后来有部分骨灰安葬于诸暨老家汪氏家族的坟山上并建了墓。

汪维恒的党籍问题受“潘杨冤案”影响，党籍仍一时无法落实，汪维恒的情报系统是潘汉年领导的，1982年，潘汉年冤案得到平反。198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来1027号批文：　“恢复汪维恒党籍。党龄自1924年1月算起。”自此，汪维恒去世13年后，他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得以确认。

汪维恒家庭兴旺美满，与妻子董纫兰育有二女四子，女儿：汪晶予、汪放予，儿子：汪伯羊、汪仲远、汪雁峰、汪小流，子女及后辈都很有才华，都大学毕业，事业有成。

（根据汪维恒亲属和寺下张村民提供的资料编撰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