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好友——吴培侠

渝州书生

任何个人都是历史的个质，个体生命无法从时代社会的大框架里逭逃。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      5月的文山城艳阳高照,阳光在这高原上显得格外刺眼。我和老友陆英待在他家里只想叙旧，哪儿也不想去。     我和他已有30年没见了，当年的小伙子现已是半老头子了。     我们在客厅里，喝着清香的滇绿轻轻地叙谈着。在宁静的氛围中，我们仿佛回到了当年……     那时，在我们宣传队里重庆知青就占了90%，而且大多数都是同一批去云南的。我们这批“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年青人，因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大多能歌善舞或搞乐器。而当时各个艺术院校并未招生开课，因此我们大多数人也只能算业余爱好，并非专业水平。     宣传队里的陆英和吴培侠就不同，他俩是私下里拜了重庆歌舞团的老师，完全是按照音乐学院正规教程学习的，他们应该算得上是准科班的了。他俩都是拉小提琴的，又是同一个老师教的，因此关系很好。     当时他俩的水平很高，特别是陆英，当年在云南省内也是数得上的人物，在我们文山州理所当然是第一把。按理说凭他们的水平完全可进部队文工团，可是他们的家庭成份都不算好，是“可教育好的子女”，到云南支援边疆或许是一条稍好点的出路。      在宣传队里，我们听他俩拉琴那真是一种享受。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们才得知什么贝多芬、马扎斯、门德尔松、柴可夫斯基等一大堆古怪的外国名字。     他们是学西洋乐器的，也给宣传队里带来了一些西洋化的习惯，听音乐、喝葡萄酒、喝咖啡。     陆英是师兄凡事爱出头。吴培侠高大、憨厚，言语不多，总是唯师兄之命是从。     我很快地和陆英就成了知心朋友。那时的宣传队里，但凡有事就必定有我两个。那真是“城隍庙的鼓槌—一对”。打架、闹事总是我两个出头，但的的确确没有一件事是为我们自己，完全都是为了知青的事，我们往往冲锋在前、打抱不平。     在宣传队的第一次整顿中，我和陆英都被踢出了宣传队。领导们为了让我两个分开，还特意将我们分配在相隔20公里不同的营里。现在想来，那时的头头们真好笑，对付两个年仅17、8岁的青年可算是费尽了心机。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终于在1974年底撤了，农场又恢复到原来的国营农场。    不幸中的万幸！兵团一撤消，早就觊觎我们宣传队的地方剧团马上就赶到了农场，将陆英、吴培侠等四人调到了文山州的剧团里，他们有了让人羡慕的工作。但那几年，吴培侠也失去了他多年的初恋，同他一道调到文山的女友不知为何却离他而去。    然而世事难料，万幸中的不幸!1978年后，云南的支边青年们都先后离开了云南返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可是他们已经算是公职人员，再也不可能调回重庆来了。     我和他们最后的见面是在1975年8月，从那以后我们天各一方就再也没见面了。     淡淡的绿茶勾起许多往事；缕缕飘香让人沉缅在往事之中……。我向陆英打听起吴佩侠来。     陆英：“唉……！”的一声长叹。     陆英叹完气，又说道：“一切全怪我!”接着他便说下去……      知青们都走了后，性格本来就内向的吴佩侠话就更少了，后来他便和本团的一位少数民族演员结了婚。从那以后，他和朋友们也很少往来了。当他来到朋友家的时候，必定是找酒喝。     他喝酒是不计质量好劣，是酒就喝，也不用菜，有酒就行。他心中或许是有许多苦闷，但他的心中的那份苦是不会说出的，因此朋友们谁也不清楚。     他收入不高钱不多，往往只能买那种“脚子酒”来喝，那可是质量最差的酒，可以说不能算酒。他实在没钱了，就上朋友家找酒。朋友们往往会拿出最好的酒让他喝，可他并不愿过多打扰朋友们。     就这样，他把自己摧残了!在他不到30岁就因肝癌早早地去世了。      陆英说到这里，又是一声长叹：“唉……!要不是我,他是不会来云南的!是我拉他来的，我不拉他来，他也许是另外一种生活。”     陆英说着说着眼泪已是满眶了。当年意气风发的陆英此时早已无半点豪的踪影。     对此，我能说什么呢?惟有尽心地劝陆英，千万不要再自责，千万不要再内疚。      肌体的创伤，尚可治愈。可是心灵的伤痛，却无药可医!在第二天的中午，我即将和陆英告别。在酒席间，他又提起了吴佩侠，双眼又是红红的了。     面对老友，我只能说：“逝者已去，我们只能好好地善待人生，保重吧!”     此时，我或许可以理解吴佩侠了，思乡、思亲……那是一种揪心的思念。清醒又如何？那份思念有时真让人愁绪断肠！我不是也曾经度过无数个不眠之夜吗？麻醉又如何？醉后清醒更难受！那真会让人感到永不醒来才好呢！也许就因为这些，吴佩侠才摧残了自己早早地去了。     话已至此，我再也说不出什么了……                              2006年12月19日 后排正中即吴培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