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宇——霜天红叶（之二）

翁牛特旗丰州龙凤文化研究中心

（《霜天红叶》美篇之二）1935 年，河套地区党组织遭到破坏，敌人到处搜捕王逸伦。一天天黑，敌人开始清查户口。由于王逸伦是外乡人，口音与当地人不同，他考虑到住在百姓家或旅馆会给群众带来风险，便带着一条毛巾和别人送的一件破皮袄向城外走去。在离城门口二十多步远时，突然出来五六个军人，这时想跑已来不及了，王逸伦便泰然地走过去。 “你是干什么的？”敌人厉声问道。 “开饭铺的。”王逸伦镇定地回答。 “人家进城，你为什么出城？”敌人步步紧逼。 “天气冷，回家拿点盖的。”王逸伦一面说一面指着手中的毛巾和皮袄。 “搜！搜！他妈的！”敌人有些不耐烦了。几个人从头到脚搜了个遍，也未搜出他们想要的东西，只好把他放了。但没让他出城。 临危不惧，虎口脱险，这是革命者所具有的超人的胆量和机智！没地方住，又出不了城，他只好找了个地方将就了一宿。第二天一早出了陕坝，摆脱了敌人的追捕。 1939 年 4 月，王逸伦从苏联回到了延安。这时抗日战争进入到与敌寇相持的阶段，党中央提出了到敌人后方去、广泛持久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决策。 7 月的一天，陈云同志找他谈话说，组织上决定派他到华北敌后去工作。他听了之后激情难抑，想与鬼子面对面地斗争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恨不得立马插上翅膀飞到华北去。 这次到华北敌后去的干部有五十多人，统编成一个队，王逸伦担任行军队的指导员。 队伍从延安出发，由于敌人封锁得严密，有时需要急行军，有时需要停留等待时机。为了防止敌人飞机的轰炸，队伍不得不夜行昼伏。途中困难重重，刮风下雨、太阳晒烤、蚊虫叮咬，趟河过沼、爬山越坎、钻沟蹲坑、忍饥挨饿……队伍艰难地前行着。每人背的两双草鞋都穿烂了，光着脚走在山路上，蒺藜、碎石块硌在脚下，扎得钻心地疼，有时还扎得直冒血。每当出现险情的时候，王逸伦总是第一个冲上去；有的同志累趴下了，他就上前拽着走；有的饿得走不动了，他不顾疲劳、危险去采丁香果子。 ……… 　　队伍走了好几个月，绕过了敌人十几道封锁线。 王逸伦靠着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坚强的意志、成熟的领导艺术把队伍带到了晋察冀边区，到了北方局的所在地——阜平西边的康家峪。 五十多个人，五十多颗种子，这是革命的种子、抗日的种子、蕴涵着巨大能量的种子。北方局党组织分配王逸伦到晋东南武乡一带开展工作，后来又调他到冀南区党委做农会工作，兼任工农委员会书记。 这期间，抗日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八路军在整个华北发动了震惊全国的“百团大战”，以 115 个团的兵力同时向敌人控制的交通要道展开进攻，大规模地破坏交通和歼灭敌人，打击了敌人的“囚笼政策”，拖住了敌人进攻西北、西南的后腿，极大地鼓舞了敌占区和解放区人民的抗战斗志。 在这种形势下，王逸伦和他的战友们一方面组织武装工作队深入到敌占区的“囚笼”内，配合地方部队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另一方面，在解放区内建立区村抗日民主政府，开展轰轰烈烈的拥军优属、动员群众参军和锄奸反特运动。 王逸伦在他1935年曾经隐蔽过的包头沙尔沁村赖全生同志旧居前留影 　　“武装动员”是解放区军民的一件大事。他们经常下到各个乡村中，利用报告、讲演、演剧等形式，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激发青壮年参军保家卫国的热情。这样做效果十分明显，村民们自愿向抗日队伍捐赠吃的、喝的、用的、穿的，涌现出了很多“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事迹。 “铲除特务”是解放区保卫胜利果实的又一要务。由于王逸伦和战友们工作细致、深入，群众觉悟空前提高。阜平的一个乡村妇女逮住了一个有名的女特务。这个女汉奸从抗日开始的时候就替日本鬼子办事，她用色相勾搭过十多个男人为她窃取我方的有关情报。当被我们发现后又狡猾地逃跑了，途中遇到了一个乡村的二流子，两人勾搭成奸并在村子里同居起来。女汉奸仍不悔改，见人就散布仇视共产党的言论，还说八路军抢劫百姓、糟蹋妇女等。这件事被村妇救会的人发现后报告给锄奸小组，将她抓了起来。结果从她身上搜出了各种各样的路条和偷取的情报。这个女汉奸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王逸伦与夫人李谨励（原内蒙古轻工业厅副厅长）在赤峰的合影（1945年） 　　1942 年春，党中央决定开辟东北敌占区工作，由程子华、刘仁负责。刘仁知道王逸伦是热河人，就将他调来北方局工作。 王逸伦接到组织上的通知后，日夜兼程地和妻子李谨励一同从冀南出发。当时李谨励正怀孕，就给她找了一头毛驴骑着前行。经过冀中时，正赶上日寇的“五一大扫荡”，为了保证安全，当地党组织负责人把他们安置在沃地村，住在一位老大娘家。 原以为沃地是根据地，在那落脚百无一失，想不到敌人扫荡来了，他们只好跑到麦地里躲避。敌人反复“梳篦式”地搜索之后，在沃地这个村安上了据点，白天他们进不了村，只好在麦地里和鬼子“转圈”，到了晚上才躲开鬼子的巡逻，摸着黑溜进村里。后来他们担心口音不同容易引起敌人怀疑，就分开了，王逸伦去了一个姓魏的女人家里住。这个女人的丈夫到东北做买卖去了。她把他藏在地道里，地道口放上木头，再压上一个风匣。地道一直通到墙外的猪圈里，猪圈边上挖了几个不起眼的小窟窿通空气。夜间躲进地道十分保险，白天风声不紧他就爬出来到麦地里去。 老百姓冒着风险无私地掩护他们，令王逸伦心潮难平，“多么好的群众啊！不把日本鬼子打败赶跑怎对得起他们，也枉为共产党员！” 一天王逸伦来到野外，想找人了解一下目前的敌情，在一块坟茔地见到了一个小伙子，还没说上几句，几个骑马的鬼子兵就从东边冲了过来，小伙子见状不妙撒腿就跑，敌人把王逸伦围了起来。 “你的，什么的干活？”敌人恶狠狠地问。王逸伦想到鬼子的法西斯暴行，怒火在心中燃烧，真恨不得把他们都宰了。但他还是镇定下来了，当务之急是想办法脱险。于是他答道： “我是在东北做买卖的。” “东北什么地方？” “赤峰。”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有几年没回来看家了，刚回来一个月。” “家里都有什么人？” “有老婆、孩子。” “在哪住？” “在沃地。” 敌人眼睛一瞪：“你要不是从沃地来，非枪毙不可。走，跟我们到村里。” 敌人很狡猾，是想让他到村子里认人，如果找不到熟人，就断定他是八路军。 　　敌人把村里人都集中起来，押着他从一头开始认，眼看就要走到头了，这时人群里有一个老大爷喊了一声： “那不是沃地的王货郎吗！这小子挣了钱就不认人了！” 他转过身来一看，喊话的人原来是前几天在沃地转悠时碰到的脸上长有麻子的看菜园子的老头儿，他还帮助老头儿开过畦口子。老头儿这么一喊，人群里有几个也跟着说： “是王货郎回来了！” “有几年没回来了，还没变样！” “我当保人！我当保人！” 听到周围群众的喊声，王逸伦心里一阵热乎乎的：多么了不起的亲人们啊！在豺狼成性的敌人面前，为了保护革命者不怕杀头，把命都豁出来了。他们不仅是对我王逸伦，也是对党、对抗日的一片赤诚之心啊！ 鬼子军官看到有好几个人站出来为王逸伦做保，又没有其它把柄断定他是八路军，就把他放了。 以后，王逸伦又辗转多地，经历了许多艰辛，大约于当年 10 月份到达北方局所在地——平山。 在平山王逸伦见到了北方局负责人刘仁，战友相见分外高兴，问候、握手、拥抱，革命友谊比海深。 刘仁同志说：“逸伦同志，东北工作委员会决定派你到热河去，在你的家乡敌占区开展地下工作。你要想办法打入敌伪组织内部，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日本鬼子的末日就要到了，让我们一起为新中国的诞生努力奋斗吧！” 王逸伦满怀信心地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哪里需要哪里去，党让干啥就干啥。请组织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1942 年底，王逸伦回到了离别十年的家乡。看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家乡的地、家乡的百姓，一切都是那么亲切，但山河依旧，贫穷如故，又令他心里隐隐作痛。走时还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如今已是一个身负特殊使命的革命者、共产党员。“为家乡人民造福、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斗争”，他把这人生追求又在心底实实着着砸了一遍。 　　王逸伦首先以教员的身份作掩护，在本乡的东山村办了一个学堂，招收了十几个二十来岁的学生。开始时学生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光知道是“满洲人”，他就慢慢地启发他们，跟他们讲中华民族的起源、朝代更迭变迁、历史上的一些大事件以及目前的时局。号召同学们从速觉醒，与军阀、侵略者作斗争，夺回自己应有的权利，以雪亡国之恨。这声音如同一道闪电划破了被奴化人们沉死的心灵。他还以做家访的名义，深入到田间、地头、家里，见缝插针地把这些话说给百姓听，起到了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的作用。后来一些人跟着他闹起了革命，与他这段时间的工作是息息相关的。 “均摊水费”是王逸伦干的一件大事。 家乡有一条几个村子合修的水渠，修坝开渠的一切费用由用水户按水地面积平摊。二道窝铺的几家地主本来有 2000 多亩地受益，可是他们瞒报、少报亩数，掏不了多少钱，小户农民就吃了亏。王家的地在西边的上水头，也沾了不少便宜。 为把水费的事办得合情合理，王逸伦先从自家下手、从自身上“割肉”，经过多次合计，提出了“将自家水渠上游的地合理作价，一次卖给大伙儿，以后浇多少地就掏多少费，不能年年再占那 1500 斤米的便宜。” 话一说出，立即遭到自家嫂子的极大不满和强烈反对，她们还唆使几个不太懂事的侄儿跟着起哄，一句句冷言恶语一股脑甩向王逸伦，“出去十几年什么也没带回来，人家都发财的发财升官的升官，他倒好，还是个穷光蛋。”“他这是要干啥？是要把家业踢蹬了吗？”“他是不是‘那个’啊？只有‘那个’才干这事。”“他不给我们好处就算了，还想让我们挨饿、受穷、遭殃，没安好苶胎”……对此，王逸伦并没有灰心、动摇、退缩，他知道对于土地的依恋是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给农民打下的深深烙印，办成这件事不是三五句话就能了事的，更不能一蹴而就。 他的对策是反复耐心地做工作，一个人一个人地聊，一家子一家子地登门细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还多次召集家庭成员商议。 他说：“王家祖上就是靠忠义、勤劳起家的，不发不义之财，不占昧心便宜。咱们这辈不能把好的家风丢了，像地主老财那样巧取豪夺。” 他还说：“即使咱家少收入点，也不会给生计带来大的影响，反而会让那些小户人家、邻里过得更好一些。” 他还交了实底：“我在外面闯荡这么多年，耳闻目睹这是中国农村的必然变化，土地私有制一定会被推倒。我这样做既是为和睦邻里，也是为王家有个好前程。” 好事多磨，在侄子王沛霖的大力支持下，最终把家人说服了，他的想法变成了现实。 解决了自己家的事，他就“将”那些大户的“军”，他说：“我们王家说到做到，水费均摊，前有车后有辙，你们掂量掂量咋办吧！”那些小户人家也行动起来了，跟大户据理力争。形势所迫，大户人家也不好硬顶着，怕激起民愤。 全村开始丈量土地，一块地一块地地量，一分地一分地地算，把大户隐瞒的地都搞清楚了，实现了“水费均摊”。 　　这件事打击了地主的利益，对他怀恨在心。有个姓杨的地主到伪警察所告他，说他是共产党，企图把他抓去坐牢。 这件事让村民看到了现在的王逸伦已不是十几年前的王逸伦，他不贪财、不敛财，同情穷人，敢于为他们说话，行事果断、机智，有办法，有一股不达目的誓不休的劲头。 “均摊水费”的举动，在当地的群众中播下了抗争的意识、平等的意识、变革的意识。这是抗日斗争不可或缺的精神元素。 1944 年，王逸伦打入伪忠孝村“兴农合作社”任董事，他利用这个合法身份，尽量为老百姓做好事。日本人催缴烟干儿，他变着法儿一拖再拖。日本人往下边配给的东西，他通过各种方式发给老百姓。他还同旗“兴农合作社”负责人姓周的、姓夏的联系，请他们帮忙，从日本人手里弄到很多贷款，发给农户，帮他们解决生产中的困难。 王逸伦就像在暴风雨中高傲、大笑的、号叫的“海燕”，是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救亡运动中英勇无畏的尖兵。保境安民的沙场先锋 南宋“词中之龙”辛弃疾在《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中写道：“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全词紧扣“壮”字着墨，基调雄壮高昂，有力地表现了词人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痛楚，和对恢复中原，建功立业的强烈向往。 1945 年“八·一五”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 月 16 日苏联红军开进赤峰。此时的王逸伦如同一位将军一样，从地下工作转为地上战斗，为建设赤峰、热北地区新世界披坚执锐、建功立业，冲向“沙场”。 王逸伦得到消息的第二天，即同万国选一起从乡下赶到赤峰和苏联红军联系。当时率部进驻赤峰的苏军司令员叫马丁诺夫，少校军衔，是个思想敏锐的有才干的指挥员。王逸伦和马丁诺夫司令员见面后向他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在苏联学习，1942 年组织派他回家乡开展地下工作。马丁诺夫司令员仔细地听了他的讲述，沉思了片刻，然后果断地说“: 你就留下帮助苏军工作吧!” 王逸伦和苏联红军的指挥机构取得联系后，和万国选一起，很快联络了在赤峰参加过革命活动的周雨清、崔竹泉等人开始工作。当时马丁诺夫司令员让他们主要搞宣传，王逸伦亲自起草了两篇《告人民书》印出来，让大家出去张贴、散发，同时组织群众维护社会秩序。 苏军对日宣战，和中国军民一起最后从中国土地上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群众十分拥护。但赤峰地域较偏僻，消息闭塞，许多老百姓处于落后和愚昧之中，对国际国内的形势不了解，再加上苏军士兵中也时有违犯纪律的现象发生。“打走了日本人，又来了苏联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群众仍抱有怀疑和恐惧。根据这种情况，王逸伦一方面向群众宣传苏军出兵到中国参战的意义，说明苏联红军和日本侵略者在本质上的不同，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另一方面，王逸伦积极向马丁诺夫司令员建议加强部队的纪律，马丁诺夫很重视他的建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制止部队发生违反纪律的现象，维护了苏联红军的威信，也很好地保护了中国老百姓的利益。 　　1945 年 9 月 18 日那天，在苏军司令员的主持下，赤峰召开了纪念“九·一八”群众大会。就在这天，苏军把日伪留下的侵占赤峰的标志 ----- 进城塔拆掉了，决定在火车站前重建苏军烈士纪念碑。这次大会上，马丁诺夫司令员让王逸伦讲话，面对群情激奋的民众，王逸伦慷慨激昂、声情并茂，历数了日本侵略者在赤峰地区干的种种坏事，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热情欢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号召家乡的同胞们动员起来，团结起来，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配合苏联红军进行战斗，肃清日伪反动派残余，支援前线，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政权。 王逸伦的讲话受到在场群众的鼓掌欢迎。马丁诺夫司令员接着讲了话，他大声告诉群众，苏联红军坚决执行斯大林元帅的命令，同中国人民军队配合作战，坚决消灭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部队，同时表示要加强中苏友好合作，争取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彻底胜利！ 这次大会的最后一个议程是由王逸伦代表赤峰人民，举起战刀砍掉两个用稻草人做成的“日本侵略者”的脑袋，投到火堆之中焚烧，以表示人民群众对侵略者的切齿痛恨。这次大会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斗志，对开展解放区的工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不久，为维护社会治安，配合苏联红军肃清日伪残余，在马丁诺夫司令员的支持下，王逸伦以原来在农村联络的武装力量为基础，贴布告招收新兵，扩大队伍，组织起了赤峰地区的人民革命武装力量，由王逸伦任司令员，人们都叫他“王司令”。马丁诺夫司令员对王逸伦的工作很满意，但这时王逸伦仍未和党组织取得正式联系。 九月末，王逸伦听说陈云同志到了沈阳，便决定去沈阳找组织接上关系。马丁诺夫司令员同意他去，并派了一名尉级军官护送他。他们乘火车到了叶柏寿，在那里等候换车时，在车站遇见了解放军的一个旅参谋长，他是要到赤峰组织军队的。他听王逸伦讲了赤峰及个人的情况后，对王逸伦说“: 你不要走了，回赤峰帮助我们组织部队吧!”王逸伦说“: 我得先去沈阳和组织接上关系。”旅参谋长想了想说“: 你把材料给我，我负责给你转交。”这样，为了工作的需要，他们一同回到了赤峰。 回到赤峰，王逸伦立即到红军司令部。真没想到，他一走进马丁诺夫司令员的房子，见几个人正在谈话，其中有王逸伦以前认识的杨雨民同志。 　　原来中国共产党派到赤峰工作的同志们到了，他们是王新华、杨雨民、权星垣和黄文同志。随后，马丁诺夫司令员就向王新华、杨雨民等同志介绍了王逸伦在赤峰配合苏联红军工作的情况，王逸伦又简要地谈了几年来的工作情况。之后，杨雨民同志走上前去，深情地握住王逸伦的手说“: 我了解王逸伦同志，1942 年东北工委派他来做地下工作，以后虽失掉了联系，但他在赤峰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斗争的情况，组织是了解的。”对长时间和组织失掉联系的王逸伦来说，这句亲切的话语像春风一样温暖。 在苏军司令部开过会后，王逸伦和杨雨民等同志一起回到了他们的住处。这时王新华、杨雨民、权星垣、黄文等同志已在赤峰组成了热中地委。他们带来了电台，立即以地委名义向冀察热辽分局发报，报告了王逸伦的情况。当时程子华同志任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很快复电，任命王逸伦为热北军区司令员，同时任命张焕然同志为政委，命令他们暂时到乌丹驻防，准备开赴西拉沐沦河以北地区工作。 　　乌丹原来没有共产党的武装，征得组织同意，热北军区决定把原来在赤峰组织起来的部分武装带到了乌丹，分成两个支队，任命盛世恩为一支队长，陈连仲为二支队长，由他们负责社会治安。行政上也搞了个班子，任命周雨清为秘书长，林志贤、崔竹泉为文书，宋翰屏为总务管理员。 当时乌丹地方很穷，刚开展工作，没有经费，同志们吃饭都成问题，王逸伦和他的战友们只得把自己积蓄的钱拿出来维持生活，做办公经费。 王逸伦在乌丹工作的时间很短，约有半个多月时间。热河省委要召开代表会议，要求王逸伦带领热北的会议代表前去参加会议。 这次会议是在抗战刚刚胜利之后，我党组织各界人士召开的第一次热河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由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主持，开得很隆重。会议期间王逸伦见到了党的许多负责干部，如程子华、黄克诚、黄火青、李运昌、李子光、胡锡奎、李聚奎、马载、韩纯德、刘道生、段苏权、杨雨民等，还有一些旧日的战友。大家久别重逢，畅叙别情，共同享受抗战胜利的喜悦，心情都十分激动。 会议期间，程子华书记让王逸伦参加蒙古族代表座谈会。会上蒙古族代表强烈要求实行蒙汉分治，当时王逸伦有些不理解，心想，刚刚建立起人民政权，为什么要分治呢?这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吗？程子华同志听了王逸伦的想法既严肃又风趣地说“: 你先不要说人家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先检查检查自己的大汉族主义吧!”接着他耐心地讲了新形势下做好少数民族工作的重要性。他说，“过去在大革命和抗战时期，由于我们执行了党的正确民族政策，团结调动了各族人民群众，终于取得了胜利。如今建立了人民政权，革命的征途还很长，斗争还很艰巨，搞好民族工作，仍然是关系到我们夺取革命最后胜利和巩固政权的大问题。我们在民族地区工作，万万不可掉以轻心。”程子华同志这番话，对王逸伦的震动很大。他原以为自己曾在蒙汉杂居地区生活和工作多年，对少数民族比较熟悉，在苏联又专门学习和研究过少数民族问题，对党的民族政策是比较了解的，没想到一遇到具体问题，就又“糊涂”起来了，又不自觉地流露出了大汉族主义思想。他在小组讨论时十分中肯、坦荡地说：“程子华同志的讲话无异是给我敲了一次警钟，党的民族政策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我要真心诚意地和党的民族干部及少数民族群众搞好团结，沟通感情，共同为全国各民族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霜天红叶》美篇之二，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王震宇笔名震雨，诗人、作家，编审职称。现任《当代中国》画报社副总编辑，中国周恩来研究会副会长等。曾任《中国作家》专题部主任，《风云人物》杂志社副社长，中国诗酒文化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酒文化报》总编辑等。原创歌剧《屈原与女媭》《成吉思汗的额吉》原创电影剧本《屈原和他的女儿》原创话剧《柴胡栏子事件》等。 歌曲：历史的天空作词：王健作曲：谷建芬演唱：毛阿敏 主编:张仲仁责任编辑:朱治文孙振静王德明美篇制作:孙振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