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往事

束缚

前 言

退休闲来无事,经常回忆过去的事,这可能是进入老龄行列的表现。无聊之时突发奇想，写写往事，这既能增强记忆，减缓大脑细胞的衰老，又可打发时间自得其乐。殊不知想的容易写起来难，拿起笔来才知道什么叫才疏学浅。写出的东西虽经字斟句酌，仍然“淡滋落味”,没人“品尝”，只好“自食其果”。闲时孤芳自赏，慢慢细“品”，自我感觉“味道”还不错。

1、寰新小店 维持生计

我家祖籍在山东省福山县臧家乡招贤村，祖父赖同声（1892—1959）早年在北京经商做买卖，后来回原籍务农。祖父有五个儿女，父亲赖积富，字昆山，生于1922年10月11日（农历八月二十一），排行老三，上有大姐、二姐，下有妹妹、弟弟。

1935年，13岁的父亲随舅舅来到安东市,在县前街“同元顺”山货庄学生意，后来在“泰和福”粮栈、“龙盛号”山货庄当店员。安东解放后与他人合伙在宝山商场贩卖粮食。1945年父亲与母亲陈生媛结婚。我于1946年5 月13日 (农历四月十三日）在丹东市于家沟出生。1950年家搬到后潮沟安乐胡同。

“后潮沟”原指从八道沟东南流入鸭绿江的一条溪流，其水位随鸭绿江潮水涨落而变化。后潮沟在安东的历史比较久远，一百多年前，安东开为商埠后，鸭绿江上游的木材、粮油、山货等农产品，用木排或艚船运到安东，在此停泊。民间将溪流以东，大沙河以西，元宝山以南，鸭绿江以北的一片区域泛称“后潮沟”，1927年鸭绿江堤坝筑成后，溪流被封闭。随着鸭绿江水路运输的繁荣，后潮沟一带成为木材、粮油、山货的集散地。这一带相继拓展了粮市、菜市、鱼市、柴草市等交易市场，后潮沟便成为安东最繁华的商业区。这里商铺、摊床、饭店举目可见，南来北往的商人终日川流不息。安乐胡同仅是后潮沟的一条小街，位于后潮沟东部，大沙河西部。“安乐胡同”顾名思义是享受安乐的地方。这条胡同虽然不大，可是，街面上饭馆、戏园子、说书场、客栈、烟花妓院随处可见，一些采木工人和商旅人，来此光顾，五方杂地，热闹非凡。　　

　　1949年建国后，安乐胡同改名为兴仁街。我家搬来时，胡同不象早先那么热闹，但仍有许多小买卖和手工小做坊。在我记忆里有挂摊、磨坊、铁匠炉、镶牙馆，还有一些炒花生、粘糖葫芦、烤地瓜、滚元宵等做小本生意的小商贩，不分昼夜的走街窜巷吆喝叫卖。

胡同里有一所初级小学——兴仁初级小学，所谓初级，就是念完四年初小毕业后转到长兴小学读高小。父亲是买卖人出身，他看学校附近是开店经商赚钱之地，便在靠近学校的胡同头开了一处小杂货铺，取名“寰新号”。小店店铺面积不足20平方米，挨着店铺后面搭了个偏厦，为一家人的居室。小店主要经营学生用品、烟酒糖荼、食品水果、食盐酱醋等日用杂品。小店生意很好，日销售额在百元以上，净挣10多元钱。从当时的生活水平看，收入很可观。小店门口经常有一些老年人和年轻无业人员聚在一起打扑克，输赢香烟等物，他们的存在给小店带来了生气和生意。

小店隔壁是邻居谢云锋大伯开的镶牙馆。谢云锋是父亲的朋友，我们两家关系处的很好。1955年谢的妻子病逝后，谢在山东烟台娶老姑娘纪秀兰续弦。

父亲的小店开业不久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时而出动飞机进行轰炸扫射。为了避免伤亡，政府号召百姓疏散到外地。开始，我家和谢家到郊区蛤蟆塘乡武营村谢的岳父家避险，躲了几天觉得仍不安全，父亲带着母亲跟我们兄妹三个（当时没有淑梅妹和福善弟），一家5口疏散到山东老家。在山东老家住了些日子，朝鲜战事有了变化，丹东趋于平稳，父亲打算带我们回丹东。这时爷爷对父亲说“一个儿子（指父亲）在外面做买卖，一个儿子（指叔父）在部队当兵，我死了身边连个摔盆的都没有，走时给家留个孙子”。爷爷看中了忠善，想把忠善留在老家。临行前小姑赖积荣便背着母亲将忠善抱到邻居家，母亲找不到忠善很着急，但为了不耽误上船的钟点，不得不将忠善留在老家。回到丹东，父亲继续经营小杂货店。幼小的忠善放在山东老家，母亲挂念不下，经常是想起来就流泪，直到她离开人世，再也没见着忠善。

▲母亲与我和忠善弟素描

1954年秋，我在兴仁小学上学了，原来起学名“贤礼”，按照族谱我是排“善”字辈的，后来改为现在的名字“礼善”。那时是半日制，上午上课，下午到同学家学习，空闲时间看护弟弟妹妹或照看店铺。我性格内向，看店卖货点钱算帐挺熟练，有时父亲让我窜街走巷吆喝卖东西可就犯难了。一次父亲让我拿一些肥皂到江沿去卖，那里有很多洗衣服的。我到了江沿，就是吆喝不出来，一个下午一块肥皂也没买出去。每到这种时候，我很羡慕工人家庭的同学，羡慕他们无忧无虑地学习，没有什么负担，而我除了上学，还要为父亲照管店铺卖货。

▲兴仁小学读书 1954年

2、母患重病 撒手人寰

1955年，母亲得病了，三天两头到医院看医生，有时回到家里暗自流泪。1956年春天，母亲的病情加重了，不得不住进八道沟住院部治疗。母亲需要有人护理，我们兄妹都小，不能到医院伺候母亲，姥姥便从北京赶来护理母亲。每天早晨5 点多钟，父亲买好油条、豆浆，让我到医院给母亲送早餐。我的班主任于淑兰老师家住八道沟小北疃，每当我给母亲送早饭走到八道桥时，都能遇见于老师上班。于老师知道母亲生病住院，她看到我都嘱咐走路要小心，不要耽误上课等等。母亲的病房在住院部后楼，到病房须经过几十米长的走廊，走廊灯光昏暗，寂静的长廊只有自己被灯光照射的身影，早晨经过此处，胆战心惊，长长的走廊觉得越走越长。母亲患的是败血病，这是一种病菌侵入血液中的疾病，在当时是很难治好的。那时街坊邻居关系处的都很好，谁家有个大事小情都主动帮助。后来母亲卧床了，晚间也需要专人护理，邻居马大娘主动到医院护理。需要输血，街坊邻居许多人到医院为母亲献血。虽经医生的精心治疗和众多好人的帮助，最终还是没有挽救母亲的生命。

▲母亲与儿女留影1954年

1956年4月25日（农历三月十五）凌晨，父亲和姥姥及邻居谢宝林从医院回到家里告诉我们，母亲在午夜1点去世了。母亲1923年1月14日生（农历壬戍年十一月二十八），不足34岁就撒手人寰，扔下小的只有3岁，最大才10岁的5个孩子，真是死也闭不上眼睛。第二天上午，遵照习俗，我兄弟姊妹4人排成一行，我在前头手举灵幡，福善弟由邻居抱着排在最后，到宝山市场外面的土地庙报庙。当天由街坊邻居帮忙买了寿材，到住院部将母亲遗体入殓，用手推车顺着住院部后面的山路，推到九道沟社会墓地安葬。安葬母亲后，每逢祭日我都到母亲墓前给她烧纸祭拜。
　　安葬了母亲，父亲一人带我们兄妹4人，又要经营买卖，实在顾及不了。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姥姥将淑英妹妹带回北京寄养。不久父亲带着淑梅妹妹、福善弟弟回山东老家，准备将他俩寄养在奶奶家。
　　父亲走后，我在长兴小学教师食堂吃饭。食堂的伙食比我家好多了。一次花8分钱买了一条油炸黄花鱼，我家从未做过炸鱼，吃起来是那么鲜香。父亲回山东期间，我家的杂货铺照常开板营业。上午由邻居张可胜爷爷看摊，下午，我放学后看摊卖货。需要进货，张爷爷即去进货，不耽误生意。
　　母亲去世后，欠下医院住院费三百多元钱，八道沟住院部一位老先生经常来清要欠款。每次来我家，父亲就给他5元钱，要了几次再也不来了，可能是国家核销了。

▲母亲 1945年留影

3、父亲续弦 贤惠继母

　　父亲在山东老家经人介绍娶了继母李华珍。继母生于1919年2月18日（农历正月十八），当年37岁，长父亲3岁，早年在青岛念书，当过小学教师。继姥爷李寄章在青岛铁路做事，“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开始后，全家回山东老家种地。父亲和继母在山东成婚后带着淑梅妹和福善弟回来了。继母和父亲的结和是初婚，她自己没有孩子，待我们姊妹如同亲生儿女一样，吃饭穿衣、生活起居伺候的特别周到。街坊邻居都夸继母勤俭、贤惠、心眼好。我们姊妹对她也如同亲生母亲。继母来我家第二年春天，父亲去北京把淑英妹妹接回丹东，一家人又重新回到一起。

▲父亲把淑英妹接回丹东

一家人又回到一起

1956年，国家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小商小贩合营成立合作商店。我家因母亲患病的特殊情况，父亲的杂货铺没被合作仍独自经营。到1957年末，形势逼迫必须走合作化的路子。如参加合作商店，父亲每月只能拿四、五十元的工资，养家糊口成了问题。无奈父亲只好弃商寻求别的生活出路。父亲是商人出身，不会别的技术，他看拉车不需要技术挣钱还多，于是到沈阳北市场买了手推车轱辘，又买铁管焊了车架，组装了手推车，干起了运输这一行。起初与街坊邻居姜永宽、王永福几个人，为锦江造纸厂拉造纸原料，后来参加了九江街运输队。
　　1958年是“大跃进”的年代，街道民房墙上写着“放卫星”、“坐火箭”、什么“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十五年超英赶美”、等不切实际的标语口号和宣传画。全国实行人民公社化，大办居民集体食堂。我家住的房子产权是老毛家的，实行公私合营后变成公家产权。该房是灰条结构简易房，公家决定将其扒倒，以“大跃进”的速度重建砖瓦新房。一天晚上，集中了许多建筑工人挑灯夜战，先将三间小房扒倒，接着挖底糟打地基、砌砖、上梁，到第二天早晨三间新房盖起来了，其中一间给了我家。搬进新房不久的一天下午，继母去浴池洗澡，福善弟在屋里插门看家，新房潮湿，炕炉子又倒风，屋内充满了二氧化碳，福善弟被煤烟熏倒躺在地上。继母回来敲不开门，将窗户玻璃敲碎进去，发现福善牙关紧闭不省人事。继母马上将他搬到屋外呼吸新鲜空气，过了好长时间才苏醒过来。
　　新房住了不久，街道办食堂选中我家这一樘房，经街道介绍，我家搬到邻居曹爷爷的房子住，和曹爷爷轧对面屋。这时候忠善弟弟也从山东老家来到丹东上学，房子住不开，父亲买了胡同里牟盛智家一间房子，我和忠善弟弟晚上在此睡觉。食堂办起以后，街道居民家里都不做饭了，一日三顿在食堂就餐。这种方式不适合当时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习惯。不久国家出现经济困难，集体食堂也荒摊了。食堂占用我家的住房被邻居张文斌居住。1960年父亲工友曲滋新全家迁居山东，将二间小破房卖给我家。这二间房子紧挨着我家原先买牟家的一间房，这样三间房子打通便是后来的兴仁街63号住房。后来，父亲又在房子山墙头接了个偏厦，偏厦和房子屋内打通，形成三间半房子。这处房子多次修修补补，父亲一直住到1993年被动迁。

▲全家福 1960年夏

4、二年学徒 苦度饥荒

1960年7月，我小学毕业考取了第三中学。这时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百姓生活艰苦吃不饱饭。暑假期间我和忠善弟弟到九连城一带揽土豆、捡菜叶，为家里解决吃粮不足问题。快开学了，父亲觉得他一人拉车养活7口人实在很累，便让我下学工作挣钱，以减轻家庭负担，我随他的意愿而辍学了。但我实在想继续上学，有时侯睡梦中也在听老师讲课。
父亲的朋友宋祝增先生是建国前参加工作的工农干部，五十年代初在市金笔厂当车间主任，1958年“大跃进”时期在元宝区机械厂任厂长。经他介绍，我于1960年10月10日到市第三中学附属工厂学徒，当年14岁。
第三中学附属工厂是1958年勤工俭学办起来的，厂子设机械、锻造、翻砂、铆焊、电器等车间，主要对外加工机械、锻造、翻砂等零活，共有50多名职工。我在机械车间学车工，车间有2台旧式皮带车床，车间主任朱满堂是我的师傅。朱师傅是七级车工，年龄不到30岁，原是浪头安东机械厂工人，抗美援朝疏散时随厂子转到沈阳，1958年“大跃进”时回丹东，在元宝区机械厂当车间主任。我入厂时暂定工资20元，试用期三个月后定28元。跟我一起学徒的有姜学智、孙美兰。这两个人年龄比我大，我进厂时他们已经能够独立操作，孙美兰定为二级工、姜学智定为一级工。我学徒期间很勤快，每天早上第一个来到车间，踏梯子上房梁为吊杠转动瓦加油，再为车床转动部位加油。中午为师傅们热饭合，晚上下班前抹床子、清扫车间卫生。早上生炉子劈柴湿点不着，便往炉子里倒点机器油。一次竟将香花精（类似香焦水的可燃液体）倒入，火苗一下子蹿有一人多高，险些着火，吓的我再也不敢用机器油生炉子了。开始，学徒的主要工作是帮助师傅上下工件、浇冷却液等打下手活。我很喜欢车工这一行，因而好学上进，我买了一些有关车床和机械加工等方面的技术书籍，业余时间看书学习技术理论，上班时跟师傅学习操作技术。由于我虚心学，师傅热心教，技术进步很快，不到半年时间，一般的活都能自己上机操作。车间的外加工活很多，经常打夜班突击赶活。我很害怕打夜班走夜道，尤其是半夜三更走到宝山市场附近的土地庙时，路上没有行人，只有自己的身影在路灯的照射下，时而长时而短，吓的我毛骨悚然，总觉得身后有什么东西跟着我。
1960年丹东地区遭特大洪灾，兴仁街水深到膝盖，家家屋里进水，街面上划排行船，我们全家到对门老张家二层小楼上躲水。特大洪灾对百姓生活更是雪上加霜，粮食运输受阻，居民“一天粮三天吃”。这年夏天，我和忠善弟弟、淑英、淑梅妹妹到九连城、套外、龙头一带采集野菜。城市孩子不识野菜，只能采容易识别而别人不采的百花菜、英星菜。继母用野菜玉米面做菜团子给我们充饥。土豆、地瓜收获季节，我和忠善又到这些地方揽土豆、地瓜。深秋，我们到这些地方捡萝卜樱、白菜帮。我和弟弟妹妹年龄都小，去这些地方来回40多里路，肚里又缺食，真是又累又饿。有时在地里的包米秸里，拾到农民收割遗漏的包米棒，即刻啃着充饥，虽然是生包米，但吃起来也觉得甜滋滋的。

　　1960年冬天，三中学校组织学生到郊区黑沟水库附近采集菠罗叶子（柞树叶），将叶子粉碎成末即所谓的淀粉来代替粮食。工厂也抽了部分工人参加采集，我和姜学智被抽出参加采集，去的人需自带行李和一周的干粮。继母为我蒸了20多个窝头，带了点咸菜，背着薄薄的行李步行而去。寒冬腊月滴水成冰，我们住在黑沟小学的教室里，课桌为床，屋子阴冷，晚上冻的睡不着觉。每顿饭一个小窝头，肚里缺食更觉寒冷。白天，学生有纪律约束上山采叶子，工人却不服领导找避风的地方晒太阳。姜学智年龄比我大，心眼比我多，胆子也大，他成天无精打采装成有病的样子不干活。好不容易熬过一个星期，临近春节时任务总算完成。在回家的路上，天上飘着雪花，地上一片白雪，寒风刺骨，我们身背行李卷，拄着棍子，尤如红军过雪山，腹中无食饥寒交加，一步一步往家赶。这时的姜学智精神头十足，大步流星的走在前面，没了往日那衰弱无力的样子。

　　为了度过饥荒，1961年春天，三中学校在郊区蛤蟆塘办农场，教职员和工厂工人可以在农场的西南山坡开荒种地。我和忠善弟开了一块荒地种包米，在家后院用炉渣灰拌粪水沤肥，父亲、母亲和我们兄妹用手推车将粪肥沿着盘道岭山路送到开荒地。每逢星期天我都去伺弄，秋后只收了30多斤包米。

　　这个时期我虽然上班工作了，星期天休息仍要帮助父亲拉车或到乡下采野菜为全家人充饥。为了解决饥饿问题，不少地方利用各种代食品来填满肚子。代食品中要属包米骨“淀粉”比较好，所谓包米骨淀粉，就是将浸泡的包米骨用石磨碾磨成稠糊状即成。这种湿“淀粉”每斤6角钱，用它掺在包米面中蒸窝头，吃起来虽然有点苦涩，但比其它代食品好吃多了。1961年春天，我乘火车到凤城县汤山城乡买这东西，下车后须走很远才到加工厂，每次去买四、五十斤背回来。最好的代食品要属槐树花了，这是代食品中的极品。春天在槐树开花的季节，我和忠善弟弟到九道沟山上采回槐树花，继母将槐花洗净，上笼屉铺一层槐花撒一点干面粉，铺二、三层蒸熟，吃起来味道美极了。这一年夏天，我跟着邻居郁宝森步行到10多公里外的楼房乡小楼房村郁的岳父家买土豆。中午郁的岳父烀土豆招待我们，这顿土豆我们放开肚皮随便吃，吃的肚子涨的难受。走时我买了50斤土豆步行背回家。这年秋天，宋祝增看我家人口多粮食不够吃，不知从那儿为我家买了1麻袋喂鸡的小米。虽然是鸡饲料，但在哪个时期可比野菜好多了，这一麻袋鸡饲料解决了我家一段时间的缺粮之难。父亲经常为油脂厂运输豆饼，运豆饼的手推车后面总有一群孩子帮助推车，他们边推边啃豆饼，也有的孩子用石块往下砸豆饼，把砸下的豆饼拿回家食用。父亲有时也带回家一些碎豆饼，用来做小豆腐很好吃。

1961年冬天，工厂在沈阳买了一台台式钻床，这台床子可能来路不正或有其它原因，不能从铁路发运，需要去人背回。我是去沈阳背钻床人员之一，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我们乘坐火车到沈阳已是半夜，我年龄小体力不足，乘车疲劳又末吃饭，累的到旅店倒在床上就睡着了，朱师傅把我叫醒。我们乘车来到铁西保工街一个工厂，厂子为我们做了晚饭，每人一碗米饭，一盘素炒白菜，这盘炒白菜片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这盘菜的特点是油大爆炒火候好，普通老百姓家特别是在困难时期难得做这样的炒菜。饭后我们又回到南站前面的一个旅店休息。第二天朱师傅带我们去太原街逛了联营商场，联营商场是玻璃屋顶，阳光可直接照射到室内，我误以为屋顶建筑没竣工呢。

1961年末，我被学校评为先进工作者，对此我有点纳闷，论工作，我积极勤奋好学上进，在师傅们眼中优于其他徒工。但为何不评师傅而评徒工呢？后来我考虑可能是学校给工厂一个名额，在师傅们中因技术贡献等原因，相互不服气不好评选，才评为我这个没有争议的徒工。在开表彰会之前我并不知道自己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这天下班后到学校开会，钳工王选士师傅让我把脸洗干净点，头发梳整齐点。会上发奖状时我才知道被评上先进工作者，也明白了王师傅的好意。

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提出国家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此后国家一些大型建设项目纷纷下马，一些工厂企业关停，工人被精简下放农村。我所在的工厂虽然不在计划之列，但也受到影响。工厂开始减员，一些技工转到其它单位。机械车间钳工师傅聂希令、车工孙恩忠、孙美兰转到三谊制药厂。朱满堂师傅和六级钳工王选士转到辽宁手表厂，手表厂对调入的工人进行考工，结果朱满堂由七级工考为五级工，王选士定为四级工。朱满堂对压他2级不服而自行辞职，王选士同意降为四级工调入手表厂。王选士师傅与人为善，谦逊好学，后来在手表厂提升为厂总工程师。姜学智和电器车间两个技工被调到汽车配件厂（现黄海汽车制造厂）。小工厂大部分工人被调走，如不服从调动即自行辞职。到1962年4月，机械车间仅剩下我一个人，其他车间剩的工人也不多了。在这期间，厂子仍对外承揽加工另活，供销员郑吉顺承揽了一批直径6毫米的埋口螺丝，我车了几天，交活时郑给我30元钱，说是辛苦钱。后来我想这是郑乘厂子人员调动管理混乱之机，个人私自承揽的加工活，收入全归他个人所有。朱满堂师傅辞职后在家无业闲呆，跟我借了60元钱买了几只奶羊，在家放羊挤奶自用，直到1964年又重新工作，在市纺织机械厂当副厂长。

1962年11月末，三中附属工厂彻底关闭了。我和电工郭维洪被调到储运公司。郭是维修电工，到储运公司仍干本行。我所以到储运公司，一是当时无处可去，只能服从分配到储运公司作经济警察；二是看储运公司有个汽车队，队里有二台车床，心里打算有机会调到车队作车工，这仅是个人所想，实际上没有门路是很难办到的。

▲与老工友郭维宏留影 2021.4.26

5、栖身储运 等待机遇

我怀着当车工的美好愿望， 1962年12月1日调转到储运公司。储运公司为国营仓储企业，公司下属7个仓库、1个汽车队、1个货运部。我被分配在八道沟盘道岭下的第一仓库当经济警察。该库是危险品仓库，储存着市百货、五交化、医药、农业生产资料等公司的易燃易爆、剧毒、腐蚀性商品。仓库收入来源于被保管商品的仓租费。
所谓经济警察是公司内部组织的未经公安部门正式批准的守卫队伍。第一仓库为一个警察小队，有十四、五个人，人员组成主要是复员兵和残废军人。我们每人配发了一套蓝色制服棉衣、一支日式“三八”大盖或美式“七九”步枪。经警的任务是白天收发，夜间打更巡逻。这支队伍都是年青人，库领导对我们要求很严，一般情况下午必须回库睡觉，养足精神准备晚上值班。每周三天上午是学习时间，学习时事政治或文件材料。我最打怵学习发言，从年龄上讲我当时还是个孩子，和成年人一起学习发言很难为情。白天值班主要负责出入库人员登记，对照出门证检查出库商品数量；晚间每班3个人，仓库有前大门、南门、后山3个岗楼，每人负责1个岗楼，每隔1小时南门岗楼人员流动巡逻到前门，前门岗巡至后山岗楼，后山岗串至南门岗，反复巡查，守护仓库安全。仓库地处郊区荒山野岭，半夜三更院里经常有黄鼠狼等动物出没，附近荒山也经常有动物嚎叫，我们虽然有枪支壮胆，但在静静的夜晚听到异常动静也是不寒而栗。库里禁止烟火，为了减少火源，只有前大门按1个火炉子，每到寒冬腊月，在南门和后山岗楼值班时冻的难以忍受。我们住集体宿舍，在食堂吃饭，食堂的伙食比一般家庭生活还清苦。每人每天1.2斤粮食，多数是粗粮。伙房大师傅经常为我们做手擀混汤面条吃，吃混汤面条省粮省菜又可灌满肚子，但饭后不久就饿了。我们整天在库里，除了值班学习睡觉外，业余活动就是玩玩朴克。

▲凤凰山旅游与工友马富留影 1964.4.27

1964年4月的一天，公司团总支组织青年职工到凤凰山旅游。我们坐的是敞蓬卡车，一路上高兴的唱着电影《红日》插曲《谁不说咱家乡好》。那时丹沈公路是泥土路，路上泥土飞扬，下车时一个个象泥人似的，尽管这样，我们也兴致勃勃的逛街、登山，毕竟这样的活动太少了。

　　对守卫仓库工作，青年们都不安心，有门路的都调走了。我找库领导和公司人事科要求调到车队做车工工作，他们都以车队不需要来拒绝我。领导不答应我的要求，我就不安心工作拿工作出气，晚间值班到岗楼里便睡觉，在这样的工作环境练就了特殊的本事，即不管天如何冷，在岗楼里头偎着大衣就能睡着，等串班的一来即醒。

为了摆脱这样的工作，1964年8月，没经领导准假我便去山东老家探望叔叔，这是我第一次回老家。叔叔赖积玉建国前参军，退伍后安排在福山县百货公司当会计，1957年因单位离家远等原因辞职回家务农。农村实行公社化后在生产队当半脱产会计，生产队队部设在叔叔南屋家，家里整天人员出入不断。婶子臧世珍没有生育，忠善弟弟和婶子的侄女玉花自小在叔父家长大，他俩已成为整劳力在生产队挣工分，叔父对他们象亲生儿女一样。婶子患有肺结核病，虽然不能参加生产队劳动，但很会过日子，克勤克俭，把屋子收拾的窗明几净，家里是丰衣足食，每日三餐调理的津津有味。在我回家期间，忠善弟弟陪我骑自行车去永福院村、奇章村、八角村看望了三位姑母。看望姑母带的礼物是婶子用头麸白面做的面鱼和馒头，姑母只是看看或留下一、二个，余下的到下一家再带去。在八角村小姑家，小姑和表弟大利子陪我兄弟俩到海边赶小海，拾回一些小蚬子。我还和忠善到泊子村看望继外祖父母。

▲储运公司第一仓库（后改的大门）

这次老家之行往返20天，回到单位仍作警卫工作。一库是抗美援朝期间建的简易库房，使用10多年了，需要大修或重建。1964年国家投资翻新了4栋大库房，又新建了十几栋拱式库房。在建库房时，库里的年青人好胜逞强，比赛往搭的二步架子上挑砖，看谁挑的多。我挑了10码砖，重量有200多斤，远远超过别人。我们这些青年在一起经常搞恶作剧，半夜交接班时，接班的无精打采，交班的兴高采烈地大声唱歌或学鸡猫狗叫，吵的附近居民鸡犬不宁。在此期间曾发生过两次枪支走火事件。一次是宋国财半夜下岗，枪支退子弹时剩1发未退出，即勾动扳机而走火，好在他枪口朝上，宿舍炕上睡的七、八个弟兄安然无恙。另一次是马武臣半夜上岗迷迷糊糊，装子弹时子弹没压进弹仓，而将子弹上膛勾动板机走火，差一点儿打着刚下班的同志。

▲一库部分库房

6、整顿库容 编写板报

1965年3月，保管员韩志设同志调转到市汽车改装厂工作。领导让我接替韩的保管员工作。我接任后负责4个库房，主要保管市化工原料公司的油漆、市医药公司化试商店的易燃、剧毒、腐蚀性液体等化学试剂。我接手保管工作后，开始熟悉商品性能、商品库位，实施商品分区分类管理。并搞了一套简单易行的台式管库方法，即翻开台帐就能准确找到商品的位置。这套办法得到领导赞许并在全公司推广。之后，我又将库房地面划出货垛、通道、墙距的线条标记，按地面线条标记堆码商品，整顿库容库貌，使库房里的垛位井井有条，横看竖看成一线。在整理库容库貌中，我自己搬码倒垛调整货位。一次，我看刚入库的油灰（玻璃腻子）摆放的不整齐影响库貌，便光着膀子穿着短裤，汗流浃背的整整干了一个下午，50多吨油灰重新倒垛堆码整齐。库房改变了面貌，自己看了顺心，存货单位满意，领导也高兴。整顿库容库貌在公司反响很大，公司组织各库保管员来参观我管理的库房，为一库争了光。
1965年国家经济形势好转，入库的商品逐渐增多，出库量却不见增加，货位随之紧张，入库的商品没地方放，货垛只好一再加高，有的甚至垛到房梁上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停工停产闹革命，仓库的商品是入库的少，出库的多，库存量逐渐减少。特别是涉及百姓生活用品的商品一天比一天少。1965年两个火柴库满满的，货垛一再加高，最后垛到房梁上面。而“文革”时生产受影响，百姓抢购，市场紧张，几天时间仓库的火柴几乎被抢购光。

▲一库“四清”工作组成员留影

　　1965年1月，中央提出继续在全国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为“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运动，要求全国城乡在六、七年内搞完。实际至1966年夏秋，“文化革命”起来后即结束。1965年秋天，“四清”工作队进驻储运公司，一库派进了工作组。进驻一库工作组长代风山同志原是市粮食局供应科科长；工作组成员有张连吉、吴国栋、康云龙。张是沈阳市医药公司干部，吴、康是刚分配到省外贸公司的大学生。工作组进库后，首先组织职工政治学习，与职工谈话了解情况，进而发动职工检举揭发问题。为了搞好宣传教育，库领导和工作组研究决定在库办公室的山墙上抹了一块水泥黑板，推荐我为板报员。我为了办好黑板报，买了两本写黑板报美术字的图书，学写美术字。板报每10天出1期，版面有通栏大字标题，内容有库里学习雷锋的好人好事，一些同志的学习心得体会，报刊时事摘编等。板报办的新颖活泼反响很大，公司组织各库来参观学习，这对我以后的发展影响很大。

工作组长代风山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心慈面善很受职工敬佩；张连吉三十岁左右，文字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都很强，字写的也好，我很佩服他；吴国栋虽然年轻但很稳重，跟我们小青年关系处的很好；康云龙有些个性，我们青年不太爱接近他。

随着运动的深入，一库没揭发出什么问题。公司将第四仓库陆万调到一库，陆因经济问题被列为“四清”对象，他的主要问题是在二库、四库当工人期间，偷拿仓库保管的日用百货、针棉织品等商品，价值1200多元。他调来后，库里成立了专案组，专案组由张连吉负责，我抽出来和库主任泮吉增调查他的问题。泮吉增原来是七道公安派出所所长，后来到储运公司任保卫科长，不知什么原因又调到一库任副主任。泮吉增熟悉外调工作，我跟着他几次到陆万的街道了解情况，有时找陆的家属谈话取证，泮吉增边询问边作笔录，我在旁边看着，这对我以后做保卫、纪检工作打下了基础。1966年4月陆万案调查结束，综合材料也形成，案件处理上报待批。

　　1966年5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中央点名批判邓拓(北京市委书记)、吴晗(北京市副市长)、廖沫沙(北京市委统战部长)等所谓黑帮，报纸上连篇累牍地登载批判《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的文章。同时，全国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报纸电台轰轰烈烈地宣传刘英俊、王杰、32111钻井队等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事迹。我负责的黑板报也围绕这个中心进行宣传报道。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中出现了一些崇拜毛主席的活动，机关、企事业单位、街道到处是红色的毛主席语录牌，到处在跳“忠”字舞，到处在为毛主席祝寿。一库库房门外墙垛上用水泥抹成了语录板，领导让我用排笔在上面写上毛主席语录，以此来宣传毛泽东思想。这期间领导看我改变库容库貌取得了一些成效，又写语录板、编写黑板报，各方面工作都比较突出，因而让我在公司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上讲用，并推荐出席了振兴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

　　随着运动的发展，公司要求各库成立大字报编委会，发动群众联系实际写大字报，揭开本单位阶级斗争盖子。我被选为大字报编委会成员，大字报编委会的任务是将职工写的大字报摘录下来，编辑分类组织群众批判。不久大字报编委会被成立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所取代。文革小组组长是库主任泮吉增，成员有我和警卫姜明仁同志。文革小组在“四清”工作组指导下，组织职工写大字报，揭阶级斗争盖子，搞大批判。群众的大字报没有什么新内容，大多数矛头仍对着“四清”对象陆万。

▲与一库老工友李永明、姜明仁留影 2015.4.28

7、刻印小报 自我显露

　　

1966年10月，“四清”工作队从公司撤出。工作组撤出一库后，以搬运工人张德为首的几个人发动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库里的流毒的活动，文革小组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而取缔。这些人逼迫泮吉增代表文革小组在职工大会上做检查。随后，一库和社会一样成立了几个群众造反组织。一是由总务管理员曾庆环、库主任泮吉增和我为骨干的“全无敌”造反兵团，共有十五、六个人，成员主要是原文革小组成员，还有一些老同志；二是记帐员王德、搬运工人王安二人组成的红色尖兵战斗队，后来改为红色山鹰战斗队；三是以临时工张德为主成立的12.13鲁迅战斗队。张德小伙子精明强干，思想进步，因为是临时工，“四清”中不被工作组看重，他对我参加的一些活动很嫉妒，很想通过运动摆脱压抑而出人头地。

▲一库青年欢送工作队员吴国栋留影
1966.10.10

▲王安 1966.1.10

　　1967年1月，在上海一月夺权影响下，张德、王德等人夺了一库的领导权，并荒唐的开除了原文革小组成员姜明仁的党籍。2月初，中央通知党籍问题放在运动后期处理，他们又恢复了姜的党籍。同年2月13日，王德、王安的红色山鹰战斗队，因参加了市里的围攻驻军卫戍司令部活动，被另几个组织取缔。后来觉得一个群众组织没有取缔另一个群众组织的权利，他们又取消了取缔决定。此后这几个组织和社会一样逐步形成对立的两大派。一派是隶属于“丹联”派的全无敌造反兵团；另一派是隶属于“831”派的以张德为首的以王德为军师的鲁迅战斗队。两派各竖立了大字报专栏，写文章互相攻击。张德和王德虽然派性观点一致，但个人恩怨很深。原因出在王安身上。王安二十一、二岁，眉清目秀美貌出众，张德曾追求过她，王安对他也有意。后来，王德从中插入搅合，使张的好事成为泡影。王德已是两个孩子的有妇之夫，他请王安下饭馆、看电影、压马路进行勾引，最终王安成为他的情妇。他把王安搞怀孕后，将其介绍给一个姓薛的小伙子。在此期间，二王仍保持不正当关系，王安与薛某婚后不久即离婚。张德对情敌王德恨之入骨，但派性又使他俩成为同一组织的成员。

▲办的“全无敌”小报4开4版

我在“全无敌”负责宣传工作，也就是刻印派性传单小报。我将办公桌搬到库房里，付货时间之余刻腊纸印传单小报，工作、“造反”两不误。办的“全无敌”小报4开4版，刻印的很好，在全公司是很有名气的。
　　1967年9、10月间，两派组织开始进行大联合谈判。为给大联合扫清障碍，当年12月，军宣队在省财贸学校组织了丹联财贸系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是财贸系统各单位群众组织头头和部分单位准备参加“三结合”的领导干部。学习班主要学习毛主席关于群众组织大联合的指示。在我们学习组群众组织头头有：外贸公司王丕山、沙河镇果品商店张玉兰、食品公司王玉英，储运公司派我参加；领导干部有医药公司总支书记王尧廷、影院前果品公司党支部书记徐珍衍、食品公司工会主席高锋、冷冻厂厂长任海运。此时虽然是社会上两派组织大联合前夕，但两派武斗仍很严重。我们住在财校二楼宿舍，通往三楼的楼梯用钢筋焊成铁护栏，森严壁垒的防止对方组织来侵袭。第四中学“红旗”的红卫兵日夜在校护卫。我曾问过这些红卫兵有没有自卫武器，他们说没有。一天半夜，宿舍窗外突然响起手榴弹爆炸声，室内走廊里也枪声不断，我们以为对立面组织来袭击，赶紧穿衣服往三楼跑，有的女同志吓的衣服都穿不上，我跑到走廊时看到四中“红旗”红卫兵个个拿着自卫的“家伙”催促学员向三楼转移。这时财贸系统大联合头头田少奎、何祖贵毫不慌张，冷静的和没事一样，原来这是学习班搞的防突然袭击的演习。

▲张德-左1966.10-右2011.6

　　1968年1月18日，我们在学习期间，市内发生了绸校“1.18”流血事件。

这次事件十几天后，全市两大派群众组织实现了大联合。2月5日，储运公司的两派组织也实现了联合。1968年5月，储运公司革命委员会成立。原公司副经理关汉超结合为革委会主任；原副书记宁学让、原保卫干事高丕昌为副主任；七库工人孙长海、一库张德为革委会常委；其他委员还有货运部工人陈松岭、四库保管员孙盛田。

革委会成立后，首项工作是清理阶级队伍。这时候的张德可不是两年前的临时工啦，他回到一库负责一切权力，开会讲话声调和过去也不一样啦。他为了造声势，又重新把陆万揪出来批斗。陆万盗窃一千多元的商品，这在当时怎么揪斗也不会错的。

这年6月，王安突然离家出走，王德也不见了踪影。王安母亲找到公司，说她姑娘与王德私奔了，可能在新宾县亲戚家。公司派工作人员王明陪同王母去新宾找他们。在新宾王安姨母家，发现“二王”正以旅行结婚的名义在度蜜月。王德被王母打跑，王明和王安母女同车回丹东。在返丹途中王母看王明小伙子英俊萧洒，又未结婚，主动提出将王安嫁给他，王明看王安长的漂亮,竟答应了这门亲事。回丹不久，此“二王”结婚了。王安婚后调到六库工作，再未见到她。1996年春，在福民副食商店附近一家小粮店看到王安和王明，这家小粮店是他们两口子开的，王明见到我说: 王安前几年得了脑梗塞，现在勉强能看摊卖货。我在店里买了1袋面粉，因价格便宜，质量不太好，吃了半袋拿回去退了，换了一袋质量好的。2002年春天，我在江边遛弯看见王明，他对我说：王安脑梗塞复发，已经去世了，粮店也不干了。

库里揪出陆万之后，张德看准了第二个揪斗对象就是王德。王德除了道德败坏跟王安搞两性关系外，还查出他利用开运输发票之机，采取大头小尾的手段贪污运费400多元，与王安俩吃喝挥霍掉。王德被以“坏分子”罪名揪斗，揪斗后由记帐员工作岗位调到工人班当搬运工人。1969年秋，全家被下放到凤城县蓝旗乡插队落户。1978年粉碎“四人帮”后，被平反调回市里，安排在浪头炭黑厂做采购员工作。

　　接着，库里又揪斗了警卫来伟、炊事员李臣、更夫刘永。来伟1946年在市消防队当消防员，当年10月我军战略转移时未随军转移，国民党占领安东后为国民党政权的消防队员，1947年6月安东二次解放后，被我公安局消防队留用。这段历史本人交代和档案记载都很清楚，但仍以“国民党残渣余孽”而揪斗。李臣解放前曾经开过店铺即被以“反动资本家”揪斗。刘永因出身地主而被揪斗。

在此期间，我与泮吉增同志搞外调工作。公司革委会有专人审查职工档案，发现疑点即责成库里派专人调查。我先后与泮吉增、四库赵宝庆去沈阳、阜新、赤峰、吉林省东丰县等地调查过来伟、董宝善等人的问题。

1969年3月5日，我被调到公司政工组做宣传工作。当时不懂宣传工作有哪些职责，工作范围有哪些。被调到公司，可能是公司革委会主任关汉超看我黑板报办的好，派性小报搞的也不错，认为是搞宣传工作的人才。在公司工作仅一个月，也记不清都干了些什么，可能也没干什么事。

▲与忠善弟在福山县城合影1964.9.8

8、二弟忠善 英年早逝

二弟忠善生于1947年，小我1岁。1950年抗美援朝疏散时父母带着我们回原籍老家躲避战火。1951年回来时母亲忍痛舍爱将忠善留给奶奶和小姑寄养，忠善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上学。1959年爷爷奶奶过世后，忠善被送回丹东，当年读小学4年级，来丹东后在兴仁小学继续念书。1961年小学毕业后辍学帮父亲拉车或上山采野菜、捡菜叶、揽土豆，帮助家里度过困难时期。

忠善是在农村长大的，在城里生活不太习惯。叔父婶母婚后不育，身边需要有个孩子，忠善自己也愿意回山东老家过农村生活，因此于1962年回到山东老家参加农业生产，与叔父婶母生活在一起。1964年9月我回老家时，他陪我串亲走户介绍家乡情况，并和我到福山县城照相留念。1964年末，他来丹东和全家过年。春节时我们兄妹5人去公安街照相馆合影留念，春节后他又回山东老家。回老家不久先天性心脏病发作，在山东治疗越治越重，后来被叔叔送来丹东治疗。据他讲是夏天帮人家打炕出汗到河里洗澡被凉水激着而得病。来丹东后在市立医院医治，治了很长时间不见效果，病情发展到全身浮肿，吃了脱水药物能稍微消肿，但不治根本。最后腹部肿的如同孕妇临产一样大，最终医治无效，于1966年5月20日（农历四月初一）去世，年仅19岁。死后安葬在九道沟社会墓地。

1970年3月，市革委会发通告搞殡葬改革，移风易俗不允许土葬，原来土葬的要深埋或推平坟头。我和父亲到九道沟母亲墓地，将母亲尸骨挖出就地深埋。又来到忠善弟墓前，考虑忠善弟埋葬仅三年，尸骨未全部腐烂，不便开棺捡骨，我和父亲只能添土祭扫离去。1993年春天，我到九道沟看社会墓地的变化情况，深埋母亲尸骨的地方已被工厂砌起了围墙，埋葬忠善的地方又立起了新的坟头。

▲姊妹合影1965年春节

9、过渡百货 始入机关

1969年4月，丹东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各大系统领导体制，财贸口组成了百货、副食品、饮食服务、供销社、财政金融等系统革命领导小组。储运公司革委会主任关汉超兼任市百货系统革命领导小组办事组副组长，组长由军代表担任。系统机关工作人员是以原百货公司机关干部为基础，人员不足，从各公司抽调补充。经关汉超推荐，我于1969年4月12日调到百货系统人保组工作。从此离开了不想在那工作的又一生难忘的储运公司，开始了机关生涯。

百货系统下属有百货、日杂、医药、储运、外贸等商业专业公司。我到系统人保组报到后被派驻东风（原公安）百货商店落实政策工作组，主要任务是对清理阶级队伍被揪斗人员的落实政策工作，也就是对这些人给予组织处理，把绝大多数人给予解脱出来。工作组长是系统办事组副组长、日杂公司革委会副主任、群众代表于庆令，副组长是原纺织公司经理李健民、原烟酒公司经理李新乐，组员有百货公司姜宝全、赵国柱、王忠生和我等7人。工作组到商店各门市部与职工谈话了解情况。通过审阅案卷，解放了一些被揪斗人员。姜宝全、赵国柱负责写材料，总结了商店落实政策的经验，在系统大会上作了介绍。在此期间，除参加工作组和商店一些会议外，我的任务主要是到门市部组织职工学习，更多的时间是帮助营业员卖货。

三个月后工作组撤出。回到系统人保组，我分工负责综合工作，主要是管统计报表，把全系统被揪斗人员有关情况收集上报；向市人保组报告有关统计数字。此外参加了几次系统内的安全保卫检查。有一次检查之后，人保组负责人柴永礼责成我写一份检查通报，我没写过机关公文，也很少看过此类通报，这下可难坏了。用了二天时间，费了不少劲，写了十几张稿纸，问题罗列了一堆，但层次不清，没有条理。草稿交给柴永礼被他废弃，他自己又重新起草另写。

不久，财贸系统开展了经济领域的“三两”斗争，即在经济领域开展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实际就是在财贸系统开展反贪污、反盗窃、反投机倒把的运动。百货系统由政工组副组长于志忠带领工作组在百货一商店搞试点。工作组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基础上又挖出了一些犯经济错误的“老虎”。于志忠笔杆子工夫很硬，很快写出了一商店“三两”斗争的经验材料，在全系统大会上介绍经验。他们还举办了“三两”斗争展览。各单位效仿一商店的作法，运动很快开展起来了。

商业零售企业实行的是一手钱一手货，营业服务人员偷拿销货款的问题确有人在，但证据难寻不好定案。当时为寻找证据普遍推行算帐法，即算营业损益，该益不益或少益，不该报损而报损或多报损即认定为贪污；另一种是算家庭收支帐，家庭支出大于收入，多出部分即认定为贪污。为了寻找证据，对怀疑对象要抄家搜查，通过搜查，发现家中的钱物超出正常，便认为是贪污所得。百货批发站职工杨吉的爱人田正云是丹东商场营业员，抄她家时发现其有存款8000元，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额，靠工资收入不可能积攒这么些钱，故认为是贪污而获，对其隔离审查关了半年多，最后也没弄出个所以然来，不得不放出来。后来大家给杨吉起了个绰号叫“杨八千”。“三两”斗争的一些作法都是极左路线的产物，粉碎“四人帮”后，被定案或被触动的人都得到平反纠正。

▲结婚照1969.10

10、娶妻成家 婚礼从简

1969年6月30日，街坊邻居田洪兰给我介绍对象，对方即我现在的老伴王安凤，她是六道口公社聚宝幼儿园教师，与我同龄。当天晚间在田家与其见面,初次见面给我的感觉是，从相貌看，她朴实端庄比较满意，不太理想的是她的工作单位是公社办的，不享受医疗和养老待遇。从当时情况看，城市里的青年人都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否能回城，何时回城都是未知数，而留在城市的青年都是病残和极少数家庭有特殊情况的，有工作的城市青年寥寥无几，小青年处对象的圈子很窄小。我与安凤相处一段时间，觉得她温顺贤惠，很快就确定了婚姻关系，并定于当年10月2日举行婚礼。
婚礼日期定下来后，家里忙碌着办置结婚用品。先请街坊邻居、木工李维珍用旧木料打了个小一头沉桌子和一个放木箱的被架；在木器厂买了一对衣箱、一对椅子和一个脸盆架；给安凤做了5套化纤、棉布衣服（包括衬衣），一套毛料衣服；双方家里各自做了二床被褥。当时物资匮乏，很多东西都凭票供应。凭男女双方结婚证买了6斤水果糖，买了1条简装“大生产”牌香烟。肉食短缺，父亲托火车列车员在长春买了20斤猪肉。10月1日是国庆二十年大庆，全市人民在青年广场集会，举行庆祝游行活动，百货系统机关负责操纵会场上空氢气球和巨幅条幅的飘扬任务。时逢我次日结婚，只好请假未参加活动，在家准备婚事。
10月2日（农历八月二十一，是父亲49岁生日）结婚这天，我和男傧相步行到安凤家接新娘。在安凤家按风俗吃了接亲饺子后，由男女傧相陪同，安凤跟我步行来到我家。当走到家门口时，看热闹的人群站满了狭窄的胡同两侧，形成夹道欢迎的架势来迎接新娘。
新房在父母住房对面屋，六、七平方米的小屋布置的非常简单。当时“破四旧、立四新”，结婚贴的“双喜”字被认为是“四旧”风俗早已被破除。新房能看到喜字的是母亲留下的门帘挂钩上面有个喜字。再是安凤前几年为姑娘时买的带有“双喜”字的一对毛巾。洞房的桌子上平放着一套四卷《毛泽东选集》，《选集》上面摆放着毛主席半身陶瓷塑像。桌子上还摆放着闹钟和一对时兴的自然景花瓶，花瓶里插放着邻居李二婶摘采的一束鲜艳的地瓜花。墙壁上挂着4个毛主席诗词美术镜框，还挂着1个镜框，里面镶满了毛主席像章。窗户上挂着半截凭票购买的人造棉窗帘。炕稍放1个被架，被架上放着1对衣服箱子，箱子上面叠放着4铺4盖（被褥），被架挂着绿底带花的人造棉挡帘。这就是我们精心布置的素净清雅而幸福温馨的洞房。
婚礼酒席办的非常简单。父亲单位没有来赶礼的。当时是阶级斗争的年代，也是物资贫乏的年代。婚席大操大办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允许大操大办是一方面原因；二是物质贫乏也没有东西操办；第三是政治上的因素，那时候讲阶级斗争，一切活动都要谨慎从事，免得惹来不必要的事端。父亲单位人员复杂，不邀请他们赶礼，也是因为免得有各种问题和出身成分不好的人来赶礼引起麻烦。婚席由父亲的工友隋云德在自家炕炉上炒了十几个菜，摆了5桌，招待娘家客和街坊邻居。晚上，单位同事徐殿坤、宗学满、金振祥、赵国柱等几个人来闹洞房，我和安凤唱了两首毛主席语录歌，同事们尽兴戏闹表示祝贺。
婚后和父母在一起生活，家务由继母操持，我与安凤除上班外业余时间安然自在。当时是政治挂帅的年代，每天晚上下班后，我都要按领导的吩咐到基层单位参加运动，不能按时回家陪伴新婚的妻子，经常是半夜才能回家，安凤苦苦等我回家才能休息。
1969年，中苏关系对立，苏联在边境线上屯兵百万，随时有发生战争的可能。毛泽东主席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等一系列关于备战的指示。城市里开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为了准备打仗，中央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名义，动员城市闲散人员疏散到农村去。在这种情况下，岳父全家于1970年3月2日被下放到东沟县安民公社群英六队落户。
我跟安凤将岳父倒出的位于县前街241号的一间半住房，用白纸和牛皮纸简单地糊糊墙壁、顶棚和炕面，在储运一库买了些包装箱子板，简单的铺铺地板，便从父母的房子搬到此房居住。搬家时父母给了我们锅碗瓢盆等简单的生活用具，加上我们结婚时的家具，装了一手推车。从此，我们自己立灶过上了二人“世界”的小日子。

11、调到一商 纳新入党

1970年初，市革命委员会决定撤消下属各大系统建制，恢复各大业务局体制。恢复后的商业局称第一商业局，简称“一商局”，第二商业局为供销社系统。商业局恢复后百货系统即刻撤消。经百货系统推荐，我被调到商业局人保组工作。商业局机关设政工、生产、人保、办事4个组，局下属百货、饮食服务、副食品、烟酒、五交化、日杂、医药、储运、外贸等9个公司。
4月10日，我去第一商业局报到时，人保组只有组长张瑞锋1人。张瑞锋同志1948年参加铁路工作，五十年代中期调到市委审干办公室任科长，“文革”中走“五.七”路下放农村插队锻炼。张组长平易近人，为人忠厚诚实，原则性强，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我到局里不久，局里成立了“彻查”办公室、“一打三反”办公室等临时机构。“彻查办”的全称是“彻底清查敌伪档案办公室”。“文革”中，省、市革委会都成立了该机构，他名义上是通过清查敌伪时期的档案，发现隐藏的敌伪军政警宪特人员，实际上这个组织是“四人帮”迫害革命老干部的御用工具。局“彻查办”抽调了林风智、郝先会、王桂荣、李铁等五、六名临时工作人员。“一打三反”即是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为一，便成了“一打三反”运动。财贸系统原来开展的“三两”斗争纳入了“一打三反” 斗争之中。局“一打三反”办公室由焦永成负责，工作人员有金在鹤、任太波等人。“彻查办”和“一打三反”办公室隶属于局人保组。人保组只有我和张瑞锋两个人。人保组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安全保卫工作和“一打三反”运动，还要协助市人保机关搞好基层营业场所的安全保卫工作。

▲商业局保卫科同事留影1974.9.26

我在人保组负责综合工作，主要任务是负责综合统计报表；文件的起草、收发；审阅案卷；接待“人保”方面的来信来访。有时也参加检查组到基层单位检查安全保卫工作。比较多的工作是审阅、批复“一打三反”案卷。商业系统的“一打三反”案件大多数是“三两”斗争转过来的经济案件。这些案件多数是偷拿销货款问题，此类案件没有直接证据，反复性比较大，很难定案。我经常接待这类人员的来信来访。记忆比较深的是七道副食品商店营业员韩莲，她在运动中交代偷拿销货款1200多元，被从严按敌我矛盾定为贪污分子，本人不服经常到局里上访哭闹。食品杂货总店牛芬交代问题后精神分裂，其丈夫常年到局里上访，控告是办案人员刑讯逼供所致。对这些来访者，我既不能反驳他们的申诉控告，又不能轻易否定他们的问题，只能敷衍塞责，否则会被认为是原则立场问题。审阅案卷是件认真细致的工作。市里规定凡是定为敌我矛盾的案件，由各大局审批。对各公司报来的案件，首先要审阅综合材料，看事实是否清楚，用词是否恰当，定性是否准确，处理是否符合规定，当然衡量这些问题的尺度，是以当时极左那一套政策为水准的；其次是审阅证据材料，看所定问题之证据是否确凿；最后审阅本人交代材料，看本人交代与所定问题和证据材料是否一致。以上要做好阅卷笔录，然后提交局领导小组会议讨论处理决定。

▲商业局保卫科同事留影1975.5.1

1971年秋，“文革”时期的整党运动开始了。我向局机关党支部写了入党申请书，此后又写了几份思想汇报材料。机关党支部接纳了我的申请，准备发展我为党员。1972年4月，机关党支部书记、军代表周天龙同志找我谈话，说我家庭历史未向组织交代清楚，并指出主要是我祖父的历史问题和我岳父的一段历史问题，要求我向组织讲清楚。又说我年轻，可能对这些情况不了解，可问一下老人把问题说清楚。

　　我问父亲，父亲说的情况是：土改前我山东老家有七、八亩土地，10间草房，由爷爷、叔叔、姑母耕种土地。土改时又分了三、四亩土地，被定为中农成份。祖父赖同声1942年至1945年期间在原籍当过保长，当时处于敌我拉锯时期，谁来都得应付，土改时被群众清算，后又纠偏浮产返回；岳父王景南跟我讲：解放前为给其母治病参加了“一贯道”，拿了10元钱，烧了1次香，以后再没有活动。

我把上述情况用书面说明，交给了党支部书记周天龙。不久局机关召开党员大会，决定吸收我入党，介绍人是科长张瑞锋和同事焦永成。1972年7月1日商业局党委批准我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当时的“九大”党章规定党员没有预备期。这是商业局恢复以来，局机关发展的第一名新党员。

▲借出差到北京看望舅舅1974.5

12、河北出差 看望舅父

财贸系统在“三两”斗争中挖出二件影响很大的集团性案件，逮捕了所谓的“三匹马”。一件是供销社系统的食品公司冷冻厂内外勾结盗窃肉食集团案，这个案件是财贸口派出的工作组挖出来的，主犯马增被逮捕，在全市财贸系统震动很大，后来平反了；另一件是在副食品公司蔬菜购销站挖出的，这个案件是以内部职工巴良、小商贩尹合为首的内外勾结盗窃蔬菜集团。案件是由原市公安局一科科长费恩洲和原财贸部干部焦永成带领财贸口工作组挖出来的。盗窃集团的两个主要成员内部职工马全、商贩马福因态度恶劣拒不交代问题被依法逮捕。另有内部职工七、八人、商贩10多人被关在东坎子大菜库交代问题，我家老邻居、蔬菜商贩宝森也属于集团成员，被关在其中。这个盗窃集团在“文革”期间，借管理混乱之机，内外勾结盗窃蔬菜上百万斤，金额达10多万元。但是，在工作组撤出购销站后，所有的当事人不但推翻了原来的交代，而且到市、省革委会和北京上访翻案，他们控告工作组在运动中大搞刑讯逼供，申诉自己没有问题。
焦永成调到商业局后，负责“一打三反”运动，他对这个案件非常关心。为了落实政策，对案件不纵不枉的作出处理，市革委会财贸办公室决定派出工作组对案件进行复查处理。工作组有5人组成，由市财贸办工作人员程忠民同志牵头，成员有市人保组（市一打三反办公室）谢修亭、市工商局林武家、市商业局张瑞锋和我。
工作组于1973年7月9日进驻蔬菜购销站。进点后首先审阅了全部案卷材料，找跟案件无瓜葛的职工谈话了解情况；然后触动内部当事人，做思想工作，指明宽严政策，敦促他们交代问题。结果这些当事人对立情绪很大，他们控诉“三两斗争”工作组搞逼供信，使他们说了假话，现在组织怎么处理都行，就是不承认有问题；最后，工作组找了几个在市内居住的商贩谈话，他们都以“三两斗争”工作组逼供、诱供为借口，推翻了原来的供词。从审阅案卷情况看，原调查报告矛盾较多，互相间交代的盗窃手段、时间、品种、数量相差悬殊，当事人又全部翻案，此案很难作出处理。原工作组费恩洲、焦永成仍坚持原来意见，他们认为否定这些人的问题，就是否定“一打三反”运动。他们提出：内外当事人是经过串联才翻供的，翻案就要从严处理。费、焦二人说：商贩尹合、蒋宝是集团的主要成员，他们下放在外地未参加串通，故没有翻案。为了了解全部当事人的现状，1974年春节过后，由程忠民带队，林武家、谢修亭和我等4人，前往黑龙江省华南县蒋宝的家乡，了解蒋宝的情况。据焦永成介绍：当时蒋宝交代问题态度最好，始终没有翻案。但我们找到他时，他也全部翻供了。
1974年4月，工作组派我和蔬菜购销站干部王常勇，到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新集镇找小商贩尹合核实问题。尹被审查放出后即回原籍务农，与内部职工和其他商贩没有联系。我们找到他时，他和其他当事人一样推翻了原来的供词。并说原来交代的问题都是“三两”斗争工作组逼供搞出来的。
经过接触内外部当事人，复查工作组认为这个案件难以认定，故向局领导小组写出调查报告，提出对此案作撤案处理。费恩洲、焦永成不服，局领导小组副组长丁云宝分管“一打三反”运动，在极“左”路线影响下，他怕带上“右倾”替“坏人”翻案的帽子，不敢表态撤案。复查工作组经过历时一年的工作，最后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不得已于1974年7月23日撤出了蔬菜购销站，程忠民代表财贸办表示：此案交给商业局处理。

这次到河北出差，绕道去北京看望了舅父和姨母。在姨母家过的“五一”节。外祖父陈可基解放前从山东福山老家来北京，在海淀种地为生。膝下一男二女，先有母亲，后有舅父、姨母。外祖父住在海淀区大钟寺居民区，附近有座寺院，内有明永乐年间铸造的一座大钟而得名。这里原来属北京郊区，是北京的蔬菜生产基地，随着城市的发展，菜田被逐步蚕食，菜农只好弃农务工。母亲去世后，外祖父母很关心远在丹东的外孙子女，“文革”前外祖父曾来丹东看望我们。文化大革命“大串联”、“清队”外调，我都没得机会到北京，这是首次去北京，外祖父母早已去世。听姨母讲：外祖父母经常叨念远在外地的外孙子女，临终未见一面留下遗憾。在北京期间，我们游览了故宫、天坛、颐和园、香山、景山等景点。
1975年夏天，丁云宝带领焦永成等人进驻了蔬菜购销站，他们重新找当事人谈话取证，把原定的盗窃数量、金额缩减了一部分，作结案处理，对拒不认罪搞翻案的人提请市人保组逮捕法办。人保组认为证据不足，不但不批准逮捕，反而对长期羁押的马全、马福改为取保候审。从此，案件长期拖了下来，小商贩不断上访，内部职工等候处理。商贩马福到局里要求落实政策，叫嚷不给平凡就快把他抓起来。商贩老宁婆堵着丁云宝下跪要求平反，局机关让他们吵闹的不能办公。粉碎“四人帮”后，此案得到彻底平反。

▲商业局参加普及大寨县工作队同事留影
1976.12.24

13、学习大寨 派驻农村

1975年秋，中央召开普及大寨县工作会议后，全国进一步掀起了学大寨高潮。丹东市委从机关企事业单位抽出人员组成工作队，到农村开展普及大寨县工作。

11月24日，市财贸办副主任刘昭庆带领普及大寨县工作队进驻郊区。刘在区里办公室负责全面工作，办公室下派楼房、九连城公社两个工作队。楼房工作队由供销社系统抽人组成；九连城工作队由商业局从局机关抽出10名干部，从下属公司抽出15名干部，从外运公司、外贸公司、海关、银行等单位抽出30多名干部，共50多人组成。市饮食服务公司副书记夏荣忠为队长。九连城工作队下派4个工作组：以商业局干部为主要成员的工作组进驻九连城大队；以银行干部为主要成员的工作组进驻马市大队；以海关等单位组成的工作组进驻套里大队；以蔬菜公司为主要成员的工作组进驻上尖大队。夏荣忠与饮食服务公司干部冷述奎、局机关万常富和我留驻公社工作队办公室，负责工作队的全面工作。派驻大队的工作组住在社员家里，在社员家轮流吃派饭；办公室几个人在九连城工商行政管理所办公，晚间睡在工商所，在公社食堂吃饭。工作组白天到田间和社员一起劳动，晚间组织社员政治学习、开展大批判。

周恩来总理逝世后，首都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四人帮”由此而追查“反革命谣言”，反击右倾翻案风、评《水浒》批宋江、大批特批资本主义，这些内容都是工作组的主要工作。

我在工作队办公室主要负责公社与区上的联络工作，上传下达。每天上午骑着自行车到蛤蟆塘向区委汇报运动情况，再将区委的指示意见带到公社传达，有时也到下面大队工作组了解情况。当时流行的口号是“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1976年8月，区委在同兴公社召开割资本主义尾巴现场会，会上将社员未有批准手续盖的新房当场扒倒；将生产队种植的牲畜饲料——稗子当场锄掉。粉碎“四人帮”后，工作队又紧跟形势，组织社员批判“四人帮”。这时候工作队已工作期满，于1976年12月23日，撤出了九连城公社。我们回来后，局里又抽调彭成林、焦永成等人继续进驻九连城公社普及大寨县。

▲商业局机关干部合影1973.4.7

14、不卑不亢 参加揭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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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家四口留影··1975年

15、生活艰难 苦中有乐

1970年4月5日（农历二月二十九, 清明），我和安凤结婚半年后，从父母家搬出来自立门户过日子。新家一间半房，对面屋是市汽车大修厂技师马春庆家，他家5口人，从1958年就和岳父轧对面屋，两家关系处的挺好。我们的家布置的简单朴素，生活必需品除父母给的锅碗瓢盆外，再没有添置新的东西。饭桌是岳父搬家时留下的用包装箱木板钉的，没有碗橱，剩饭剩菜和碗筷只好扣在大蒸锅里。

我跟安凤的生活很艰苦，俩人每月工资只有68元钱，除日常生活花销外，还要攒点积蓄准备生孩子用。安凤每天上班带饭盒，中午我自己回家吃饭。早晨上班前，我将饭锅座在封好的炉子上，中午回家即吃热乎的饭菜。饭后到副食商店买菜，摘好洗净，准备晚饭或第二天吃。天天买小白菜、小油菜等便宜的“大路”粗菜，很少买鱼类水产品和价钱贵的“细菜”。
1970年7月13日，晚上下班后我在局机关参加政治学习，这时安凤将要分娩，对面屋马大娘陪她去了八道沟妇产医院。晚上8点多钟，我回家后立即赶到医院。14日（农历六月十二）凌晨1点10分生一女孩。按宗谱辈分下代应排“昌”字，当时是歌颂崇拜毛主席的年代，到处在颂扬毛泽东，把毛泽东称为“红太阳”。生孩子取名也要突出时代的特征，父亲取“昌”字的谐音为孩子取名“常红”。孩子的诞生给小家庭带来了喜悦和乐趣，同时也带来了麻烦和忙乱。岳母带着4岁的妻妹王波从农村来伺候月子。当时副食品短缺，供应产妇的补养品不多，好在下乡插队的淑英妹妹在农村买了1000个鸡蛋，为安凤补养身子。56天产假过后，安凤随身带着孩子去幼儿园上班。
1971年7月1日是建党50周年纪念日。这天，站前广场举行毛主席塑像落成剪彩典礼。那时我和安凤年青好看热闹，我们用童车推着1周岁的常红去看光景，半路上常红哭着闹着不坐车，要妈妈抱着，而且还不让我推车。无奈安凤只好一只手抱着孩子，一只手推着车子，结果是高兴而去，扫兴而归，热闹也没看成。
安凤在幼儿园上班，带孩子是挺方便的。但是幼儿园是社办单位，不享受医疗和养老保险待遇，我和安凤都期望能转到有劳保福利的单位。怀着这种念头，想在离开幼儿园之前再生一个孩子，集中受点累把孩子带大了，有机会好解决安凤的工作问题。按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再生一个孩子也符合“一对夫妻只生两个孩子”的规定。

1972年12月15日（农历十一月初十）凌晨1点20分，安凤又生一女孩。安凤对第二胎生女孩感觉很自卑，父母也感到失望。在我看来，孩子能顺利出生，大人孩子平安无恙就值得高兴。从当今社会看，男孩女孩都一样，从某种意义来讲，女孩比男孩还要好。孩子是在初冬生的，父亲想给孩子取名“常冬”，我觉得女孩子取这个名不太文雅。我和女同事冷树凡查字典找文雅词汇，最后觉得“艳”字不错，希望孩子长的娇艳美丽。“艳”字和她姐姐“红”字的含意都是色彩鲜明美丽，因而取名“常艳”。1980年冬天，福善弟媳妇生一女孩，父亲给第三个孙女取名“常冬”。

安凤生常红时奶水不足，只好用奶粉、米粉等代乳品喂养。用代乳品喂养不仅费事麻烦，更主要的是当时商品匮乏买不到奶制品。我到糖酒公司求熟人走后门批条子买奶粉，每月只能批2袋（那时人也诚实，每月多去批两次不就行了吗）。2袋奶粉按最低标准的用量也不够。孩子渐长食量增大，奶粉不足，只能增大米粉的用量来喂养。生常艳时听说产妇喝猪蹄汤能催发奶水，我托人在食品公司和外贸冷冻厂买了30多斤鸡头、鸡脖、鸡爪和10多斤猪蹄，用这些东西熬汤，安凤天天顿顿喝汤，把自己喝的肥胖，奶水却不见多，最后我还得厚着脸皮托人批奶粉。

改革开放前，辽宁地区物质匮乏，“三两油、半斤肉、外加二个小鸡蛋”是当时的生活写照。1974年、1980年我二次到北京出差，回来时都背六、七十斤猪肥肉。院里邻居毕大爷是汽车大修厂供销员，我们经常求他出差给捎回几斤挂面（需用粮票）。1972年我出差到山东调查一个案子，在烟台下船后就感到市场物质比辽宁丰富。傍晚下船后，我们几个人在小吃部吃着油条，喝着肉片汤，这在丹东是吃不到的。从山东回来时，我们每人都带回一些油条和山东大锅饼。1970年初，我参加市人保组在八道沟党校（现工商银行培训中心）举办的业务培训班，培训班为调剂改善伙食，才能给我们吃一次油条。炸油条的技术都快失传了，为了吃油条，党校食堂需现到饮食服务公司聘请炸油条的技工。

1970年末，我和安凤从每月很少的工资中积攒了100元钱，托人买了1台小上海牌电子管收音机，这是我们结婚后置办的第一件家用电器。此后，每月在单位储金会存5元钱，年末取出共60元钱，到自由市场买100斤包米，用来添补下年供应粮食的不足。1973年，我在局业务科要了1张上海产的蜜蜂牌缝纫机票，上海产的缝纫机在当时是紧俏商品，但是有了票钱却不够，安凤跟父亲以借的名义要了90元钱，才把机器买回来。这是成家后置办的第二个大件。
　　在那个年代，木材是很难买到的。年轻人结婚打家具，木材成为难题。1972年局“撤查办”闫春德同志给我几块小木楞，我在一库买了包装箱子板，求木匠打了个小碗柜，柜打好后舍不得放碗，又改作书柜用。我用包装箱子板打了一个代门的柜子，当作碗柜用，这个柜子用到1980年搬新房时才扔掉。1975年托煤油公司曲德斌在沙河镇煤炭商店从劈柴堆里挑较粗的木头，加工成木楞，用木楞在商业局机关换了几块做家具的黄菠罗木料，又从局“知青办”要了2张下乡青年做箱子的“木材票”，在木材公司买了0.2立方米榆木板材。之后，请木匠李维珍做个被罩子，家里又增添了1件新家俱。接着托物资局保卫科庄严同志用岳父的房照，先后二次申请购买修缮门窗木料0.2立方米。批的是红松料不适宜做家俱，又通过关系在鸭绿江饭店换成水曲柳板材，用此木料做了1个大立柜和1张写字台。

　　县前街241号3间住宅是岳父在1956年借210元钱买的，这笔借款直到1961年安凤工作后，每年用发的20元钱取暖费逐年还清的。这三间房岳父自家住一间半，租出一间半，租金每月4元钱。此房墙壁是砖砌空心的，房瓦是老式小瓦。我搬来时房子已经年久失修，木柱腐烂，屋顶漏雨，墙壁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房子地面低洼，前后院地面比屋里地面高出1尺多，后院没有下水井，下的雨水全靠自然下渗，雨季里家里炉坑都是渗水。每逢下大雨，得用黄泥在后门叠起高高的土坝，防止雨水进屋。后院是皮鞋厂的锅炉房，锅炉房的雨水全流在我们院里。1974年夏天，我找到皮鞋厂领导，要求他们解决锅炉房雨水流向问题。经过协商，厂子出工出料，在后院挖一个马葫芦，顺我家外屋地埋一条下水管道，把后院的雨水引向前院下水道。修成之后，下大雨再也不用堵坝了。
　　1974年12月1日，安凤经元宝区劳动工资组选招为集体企业职工，分配在商业局系统。我通过局管劳动工资的刘治国同志，将安凤安排在离家很近的朝凤饭店当服务员。当时考虑离家近点可以照顾家，另外到饭店工作中午在单位吃饭，可以减轻家里粮食不足的负担。安凤到饭店上班后，两个孩子仍寄托在幼儿园。安凤经常早上4点钟上班，这下可把我忙坏了，半夜必须起来看看炕炉子封的情况，有时炉子灭了需马上生着，早晨四、五点钟就得起床做饭，并把孩子的中午饭准备好。然后把孩子叫起来，给她俩穿衣、洗脸、喂早饭，之后封好炉子。家里收拾妥当后，再一手推着自行车，一手用童车推着俩孩子，送她俩到幼儿园以后，我才能去上班。日复一日，天天如此。
　　1975年2月4日（农历十二月二十四, 立春）晚上7点多钟，海城发生了7.3级地震,丹东市内震感很强，振兴区文化馆（老百姓叫丫丫葫芦楼）和新华书店楼房被震裂。地震时我和安凤各抱一个孩子从屋里蹿到院里，当晚院里集中了很多人，大家怕发生余震，都不敢回屋睡觉。半夜时分，大家又困又冷，不到4周岁的常红又冷又害怕自言自语的说：“夜半三更盼天明啊”。这一年春节是在地震的恐惧中度过的。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街头巷尾搭起了许多防震棚，一些人家晚间在里面睡觉。我在屋里搭了个防震棚，方法是用木楞一头搭在炕沿上，另一头搭在炕对面床上，上面铺木板，人在里面睡觉。

▲姐妹留影1975.4.7

1976年，我参加普及大寨县工作队在乡下，两个孩子不能送幼儿园，只好锁在家里。6岁的常红看护4岁的妹妹常艳，多亏对面屋老马大娘能给点照看。这年，社会上流传要发生大地震（唐山7月28日发生了7.8大地震），为预防白天发生地震，我把家里的地震棚改搭在炕上，俩孩子白天在炕上的地震棚里玩耍，地震棚搭的矮，常艳在里面勉强能站着走步，常红个高在里面站不起来，只能双膝跪着走，几天时间裤子膝盖便磨出了大窟窿。
　　1977年秋季，常红上小学了。常艳朝夕与她姐姐在一起，一时还离不开姐姐，她竞拦着姐姐不让上学，对她连哄带吓才能使常红脱身上学。常红上学后，常艳只好又送幼儿园了。 1979年秋天，常艳应该上学了，按学区应到中富小学念书，因她不足6周岁中富小学拒收，只好托人送到前聚宝街的六一小学。六一小学离家很远，又没有同学作伴，中间过中富街横马路不安全。我动员对面屋马大娘将她孙女马英也送到六一小学上学，然后再想办法转到中富小学。我还和市百货公司看自行车的石大爷说好，中午送两个孩子过横马路。这样，早晨我用自行车送俩孩子上学，中午石大爷送她俩过中富街横道，俩人相伴学的很有趣。不久，马英因厌学而弃学，常艳转入中富小学，上下学与常红为伴。
　　1979年秋天，对面屋马大爷搬到单位汽车大修厂在老鸹岭盖的家属住宅，与我们朝夕相处9年之久，给我们生活很大照顾和帮助的好邻居从此分开居住了。
　　商业局自1970年恢复以来，先后三次为系统职工建家属住宅。第一次是1974年在电灯房盖的，第二次是在江沿路盖的，这二次我都没分到。第三次是1980年在二道桥副食品商店原址新建楼房，一层大部分是营业室，二至四层为住宅楼，安排28户。这次建房是解决局机关和系统各公司副经理以上干部的缺房。我分得一套二居室，面积仅有26平方米，大屋13平方，小屋6.5平方，厨房和卫生间6.5平方。除此面积外，我的房把走廊头，宽宽大大的外走廊，面积能有10多平方米。这样小的住房，在当时的情况下，已使许多人羡慕不已。房子当时没有暖气，两年后安装了暖气。屋内是水磨石地面，但施工单位只负责抹上理石米灰浆，住户自己负责磨光地面。我拿到新房钥匙后，赖、王两家弟弟、妹夫七、八个人来帮忙磨地面，每个人磨得手皮变薄，手指被水泥烧出眼子。磨了三、四天，好不容易磨出了模样，当年10月，搬进了新家。

▲七街一纬30-24号新房

▲岳父家下乡落户在东沟县安民公社群英六队

▲岳父家下乡在安民公社群英六队的房子

16、乡下岳母 昏厥猝死

岳父家搬到农村后，他们的日子过的更艰难。岳母体弱多病常年吃药。妻妹安萍从凤城县东汤公社青年点归户在生产队干活。岳父每天坐通勤车在五一八拖拉机配件厂上班，晚上下班后还得到自留地伺弄菜地，忙的吃不上饭，累的上不去炕。岳父下乡的地方离市内不到20公里，但那时交通不便，安凤偶尔回趟娘家，早晨6点钟就得到振八街锦江火车站坐小火车，8点多钟到柳林站，下车后抱着孩子步行1个多小时才能到家，下午3点又要照原路回返，否则就耽误第二天上班。常艳出生后，两个孩子照管不过来，只好将常红送到岳母家照看。

岳父家只有他一人上班。安萍在生产队也挣不了几个工分，家里生活很困难。1972年岳父家养了1口猪，缺少饲料，我托人在酿造厂买了一些酒糟和酱渣。同事焦永成联系在豆腐社买了些豆腐渣。星期天休息，我和焦永成用自行车每人带100多斤猪饲料送到岳父家。尽管如此下力饲养，到年末小猪长的还不到百斤。岳父的菜地夹杖子，需要架条，我在煤场买了一些当作引火柴供应的架条子，用自行车带到岳父家，帮他给自留地夹围障。常红在岳父家由她姥姥照看，每到星期天，我骑自行车去看望她，当时也买不到什么食品，去时也很少带什么东西。到了之后，岳母总是用攒了几天的鸡蛋打荷包蛋为我充饥解渴，岳母的几只鸡是为我饲养的。

1973年9月18日凌晨，我和安凤正在熟睡中，突然被一阵敲门声叫醒，原来是岳父家的邻居周茂刚的二儿子来报信，说岳母病危正在抢救，叫我骑自行车立刻赶去,让安凤待天亮后抱孩子再去。路上周家二子说，岳母9月17日（农历八月二十一）晚饭后感到肚子痛，接着呕吐不止，还没来得及抢救而昏厥猝死。天亮后安凤抱着孩子乘小火车到家。当天下午，生产队社员帮忙将岳母安葬在附近荒山上。岳母姚玉妨生于1926年，终年47岁，她的去世，家里失去了操劳家务的主妇，家务活只能由安萍来料理。

▲岳父母照片

1974年4月安萍被抽工参加市农具厂工作，同年10月我通过二轻局柴永礼同志将她调到市塑料制品六厂。安萍上班后离家很远，上下班乘车又不便，只好住在我家，不久安萍结婚独自生活。安萍参加工作后，7岁的妻妹王波在家无人照看，岳父只好上下班带着她。后来王波到了上学的年龄，岳父坐通勤车上班时，带着她在518厂职工子弟小学念书。
　　岳母去世后，岳父一家在安民住了一段时间，1975年，下放户到市政府上访要求回城，厂子为了缓解矛盾，在郊区浪头公社忠杰大队盖了一些房子，让下放户迁去居住，岳父一家搬到了那里。两个内弟初中毕业后在浪头公社“五小”工业上班，不久被抽工，分别在五一八厂、汽车改装厂为集体工人。

▲岳父家搬到浪头忠杰大队留影

1980年10月26日（农历九月十八），内弟王安祥与本厂女工盖玉辉结为百年之好。岳父家的东屋为他们结婚的新房。婚礼酒席用的鱼肉、蔬菜、大米、啤酒等食品和碗盘餐具都由我和安凤办置。婚礼前一天下午，我借了一辆面包车，装着食品和餐具，为婚礼帮忙的淑英、淑梅妹妹和厨师小顾师傅同车来到岳父家。下车后，我们摘菜的、洗鱼的、改刀切肉的各就其位，忙活到半夜才就绪。第二天上午，把新娘子接到家，婚宴开席，一切都很圆满。安祥结婚不久，即搬到市内县前街241号房居住。
　　1983年内弟王安成与市毛巾厂女工范玉萍喜结良缘，定于6月28日（农历六月初三）旅行结婚。结婚新房在安祥对面屋。安成用我留下的木料做了大立柜、高低柜等家俱。结婚那天，双方老人和姊妹们欢聚在我家，我上灶炒了十几个菜，两家亲友共同举杯祝贺一对新人甜甜蜜蜜、美满幸福、天长地久、白头谐老。晚上，他俩乘火车去北京旅游度蜜月。

▲上山下乡的淑英、淑梅姐妹俩

17、姊妹插队 弟被留城

淑英、淑梅妹妹两人相差一岁，小时候她俩在兴仁小学同一个班级读书。1963年小学毕业后，淑英考入东坎子第十四中学，淑梅考入长兴街第十七中学。1966年本应初中毕业，但这时 “文化大革命” 开始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学校停课，“红卫兵”到全国各地“革命大串连”，煽风点火，造反革命。毛主席支持红卫兵的“大串连”活动，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1300万师生和红卫兵。串连中所需车旅费、生活费全部由国家开支。随着串连人数的增多，全国交通拥挤不堪，后来提倡步行串连。淑英妹妹和几个同学在这种思潮影响下，于1966年12月26日毛主席诞辰纪念日，打着“红军不怕远征难”的旗子，徒步到北京串连。她们不畏艰苦，跋山涉水，步行一千多公里，于1967年春节前来到北京。这时，中央已发出通知，要求外出步行串连的学生回到本地本学校去闹革命，停止了大串连活动。

1968年8月，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二年多，这期间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留在城市的毕业生，无所事事。为了应付这种局面，各地开始动员毕业生上山下乡。淑英、淑梅妹妹都是在校毕业生，按照以学校为单位集体插队的原则，她俩应分别到二个公社插队。为了互相照应，淑梅跟随淑英去了十四中的“青年点”——东沟县小甸子公社前团山子大队前西生产队。她俩下乡不久，我借到孤山搞外调的机会，途中在小甸子公社红房子站下车，去看望她俩。当年12月，毛主席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几乎全部下到农村。以后几年的初中毕业生也全部到农村插队落户务农，这本来是为减轻城市就业压力而推进的运动，但是，在当时却被说成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修防修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缩小三大差别的重要措施”。

淑英妹在“青年点”负责做饭、喂猪。她把“青年点”的伙食调理的比较好，曾经在公社召开的“知青”大会上介绍过经验。“知青”的生活很艰苦，他们与老农一样的早起晚归，辛勤的劳动，到年底仅收入几十元钱，有的“青年点”不但分不到钱，而且还“倒挂”。淑英、淑梅妹妹很节俭，她俩 “靠工”很少回家，有几次春节回家过年，为省几元的车费而搭乘顺路的货运汽车，到家时手脚被冻的失去了知觉。每年秋后分配时，她俩都剩一些钱。每次回家都带回一些海米、蟹肉、粉条、活鸡和鸡鸭蛋等农副产品。

“知青”插队落户口粮由国家供应，每年每人600斤原粮，日常其它副食品很少，缺少油水，大部分“青年点”口粮不够吃，为了填饱肚子，有的青年去农民家偷鸡摸鸭，扰的当地老农鸡犬不宁。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接班”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一些掌权者倚仗手中的权利将自己或亲友的子女调回城。一些无权但头脑灵活的人，通过给公社、生产队干部请客送礼的方式，也很快将自己的孩子弄回城。唯有那些没有门路的老实百姓孩子还在接受“再教育”。

1972年12月，福建一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信“告御状”， 反映他的孩子在农村插队遇到的困难，状告地方政府“知青”回城违反政策走后门。毛泽东给李庆霖寄去300元钱。并复信说 “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此后，各地加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各单位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毕业生按家长单位组织下乡。同时，城市单位派出干部到青年点“带队”，管理下乡青年。1973年7月，我在市商业局机关工作时，我们科里同事聂兰宝被抽出，到宽甸县杨木川公社挂职公社副主任，负责公社的“知青”工作。

▲福善弟初中毕业后留城被招收为工人

　　1971年，福善弟在第十七中学初中毕业。大多数毕业生都到农村插队落户，福善因两个姐姐在农村插队，父母身边无子女，按规定办理了“特情”留城，被丹东造纸厂招收为工人，这是沾了淑英、淑梅的光，避免了接受“再教育”的劳役之苦。丹东造纸厂是全民企业，北厂在人民街，南厂位于六合街，1919年建厂，当时称王子制纸株式会社。1927年建六合成制纸有限公司。1945年“九.三”胜利后，南北厂合并，收归国有，称安东造纸总厂。以后改称国营第八造纸厂、地方国营安东造纸厂。1965年改为丹东造纸厂。厂子有3200余人，主要生产单胶纸、凸板纸、书写纸、白板纸、有光纸等。福善被分配在动力车间为司炉工。

　　从1970年开始，淑英所在青年点每年都有一、二个回城的或当兵的，大家都在盼望早日回城，一些有门路或会拉关系送礼的家长，孩子早早回来了，没有门路的盼了一年又一年，慢慢的熬等待回城。

1973年12月，招工的“雨点”终于落在淑梅头上。本来这个招工名额是给淑英的，淑英考虑姐姐应照顾妹妹，又因淑梅在青年点处的对象魏德库已于上年抽工回城，所以把名额让给了淑梅，淑梅被招工参加市印刷厂工作。丹东印刷厂系全民企业，位于财神庙街中部。这是个老厂，1915年建厂，当时称“诚文信书局”，后改称“德兴印书馆”、“大华书局”，1947年解放后称“安东印刷厂”。有职工900多人。厂子有彩印、铅印、胶印、零印、装订和机修等车间。主要承印各种图书、画刊、杂志、票证、单据、文教用品等。淑梅分配在彩印车间做机台工，后来，彩印车间从印刷厂分劈出来单独为厂，称为丹东市彩印厂，厂址在柴草市街。淑梅随车间分劈到彩印厂。

淑梅抽工回城后，淑英在青年点又苦熬了二年，1975年8月抽工分配到市电业局工作。

▲继外祖母方宗媛（1899-1991）

18、外祖五保 鲐背辞世

继母自1956年与父亲结婚来丹东后，山东老家只有65岁和57岁的继外祖父母独自过日子。1964年夏天，我回家看望他们时，姥爷还能参加生产队劳动，1972年再回家看他们时，姥爷年岁已高，不能参加劳动了，只能给生产队看看场院，扫扫院子。老人家因为身边没有子女照料，生产队给定为“五保户”，对老人实行保吃、保穿、保医、保住、保葬。所谓“五保”只是平时在吃、穿、医、住方面给予照顾和帮助，死了给予安葬。姥爷住的泊子村吃水比较困难，村里的甜水井离家很远，生产队派了一个“四类”分子给挑水，这个人一个星期才给挑一担水，俭省点用勉强够做饭和饮用的，其它生活用水，姥爷只好自己用泥罐到附近提又咸又涩的井水。二老日常生活非常节俭，继母来丹东后每隔二年回家一次探望二老，每次回去住一个多月，给老人洗洗浆浆，收拾收拾家。安凤到饭店工作后，每逢继母回家探望二老时，都给买点油炸的小杂鱼带给二老。这点炸鱼，二老每顿端上端下舍不得吃，直到继母返丹时鱼还没吃完。

1985年8月，94岁的姥爷李寄章（1891——1985）与世长辞。接到报丧的电报，继母立即回老家为姥爷料理丧事。料理完姥爷的丧事，继母决定将姥姥带到丹东，让老人在丹东度晚年。为此，福善弟专程回山东，帮助继母处理了姥姥与生产队的一些后事，将姥姥接到丹东。姥姥来到丹东，将多年保存的金银“细软”分给了我们兄妹，我们每人分了1枚金戒指、20块银元。这些金银都是姥爷早年在青岛铁路做事时积攒的。“袁大头”品相都是新的，很有收藏价值。可惜的是银元到手后，我拿出3块在工商银行给二个女儿打了1付银手镯。余下的，在女儿结婚时，按习俗给她们压箱底了。

▲四世同堂全家福1986年春节

姥姥来到丹东，山东家生产队按供养“五保户”的规定，将姥姥家的房子、家具等东西收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每年把分给姥姥的口粮变卖后，将现金寄给姥姥，这些钱基本够她的生活费。继母对姥姥精心伺候，老人家除一只眼睛不太好外没什么大病，无忧无虑，晚年生活的很好。前几年，姥姥在山东家时眼睛曾不太好，她听人家讲用熊胆、穿山甲配药的偏方可治好。熊和穿山甲都是国家保护动物，我通过关系在市医药公司分几次买了点（现在是买不到的）给寄回去，姥姥用这个方子有一定效果。眼病主要是年龄大了的原因，来丹东后没怎么治。
　　夏天，姥姥晚间住在连接继母屋里的偏厦里（我结婚前住在这里），天冷时搬到继母屋里，跟继母睡一铺炕。1991年3月23日（农历二月二十七）上午，姥姥到室外晒太阳，她自言自语地说：天暖和了，街上的雪都化了。便对继母说晚上到厦子里睡。父亲听说后立即把草垫子拿到室外晒好，把厦子收拾好。晚上7点多钟，姥姥到厦子里睡下。不久，继母听见姥姥咳嗽，以为是感冒了嗓子不好，便给她喝点止咳糖浆。半小时后，继母再进屋看她时，姥姥已经停止了呼吸。继外祖母方宗媛（1899——1991）寿终，享年92岁。姥姥走的是那么明白，走时没有任何痛苦，走的无牵无挂，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念头。邻居李维珍为姥姥做了寿材（骨灰盒），火化后安葬在花园社会墓地。

▲市委财贸部全体干部合影1983.10

19、两部合并 择选单位

1981年4月，市政府撤销了财贸办公室，市委成立了财贸工作部。夏荣忠调到财贸部任组织处长。夏曾在商业局任政工科长，1976年在九连城普及大寨县时他是工作队负责人，我们一起在公社工作、食宿相处一年多，他对我比较了解。经他推荐，我于1981年6月10日调到市委财贸部组织处做组织员兼纪检员。主要职责是负责发展党员和党员违纪处理。接手工作后，我对财贸系统各单位党员情况进行了调查，针对党员分布状况制定了按比例发展党员的计划。这期间，对非党委单位发展的党员逐人考核谈话。还多次参加部管单位的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将生活会情况向部领导汇报。

1982年全国开展了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财贸部宣传处干部于厚海为宽甸县大川头乡张某推销电表盒，从中得好处费1200余元被举报。部“经打办”派我调查，查清后给了行政记大过处分。此事现在看不算什么问题，处理后于被调到饮食服务公司工作。

党的十二大决定，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用三年时间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即粉碎“四人帮”后的整党。市委财贸部选择了市五交化公司为整党试点单位，我和部宣传处副处长陈天惠同志于1992年11月20日到公司抓点。不久，市委整党办公室在财贸系统选择试点单位也选中了五交化公司。这样五交化公司既是市委财贸部的整党试点单位，也是市委整党办的试点单位。市委整党办派了工作组，团市委书记高世军为工作组长，副组长是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邹枫，成员有市委宣传部宣传处副处长傅道章、市政府交际处经理都本勤、振兴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尹生华、市交通局干部杨国生。我和陈天惠作为财贸部派出的工作人员参加工作组。

1983年10月，市委财贸工作部与工业交通工作部合并为经济工作部。我跟组织处冷述奎同志被安排在经济部组织处，我做组织员工作，冷述奎管干部工作。10月30日五交化公司整党结束后，我不想回经济工作部。从工作能力看，自己感到在市委机关工作很累；从长远发展看，自己也没有关系门路，继续在市委机关工作没有什么发展空间。当年我37岁，正是好时候，不如趁年轻赶亮找宿。我跟工作组邹枫谈了想法，同时也谈了想到工商局专案科的意愿。邹枫对我个人的事很热心，他出面和工商局联系，想把我安排到专案科任副科长，工商局局长赖恩惠表示可以研究研究。后来邹枫催问了几次，赖恩惠一直没有回音。工商局在一个时期曾经是商业局的下属单位，工商局的部分领导和管干部的同志对我比较了解。我多年做案件查处工作，论水平和能力任专案科副科长是满胜任的。此事不成，我分析原因有三：一是费恩洲从中作梗。费恩洲是专案科科长，在蔬菜购销站内外勾结盗窃案的看法上，我们复查工作组与前期“三两”斗争工作组的观点存在明显分歧，费恩洲是前期工作组长，我是后期工作组的专案骨干，他对我必然有看法，可能在我工作安排上说了坏话；二是王显玉没起好作用。王显玉曾是商业局办公室秘书，是马洪成、王红兵等的军师人物，我当时在局“揭批办”工作，不会给王显玉好的印象。“揭批查”后，王显玉任工商局办公室主任，赖恩惠如向他了解我的情况，估计他是不会说好话的；三是赖恩惠避嫌。我和赖恩惠虽然同姓，但没有宗族关系。在丹东“赖”姓不多，赖恩惠为避免引起“安排亲属”的嫌疑而拒之。

这期间，我以经济工作部派出人员的身份在市整党办公室工作，主要是到市各大局了解整党进度、工作经验，写写整党简报。对自己工作去向问题，我找到市商业局长李春阳。李春阳“文革”前是岫岩县委书记，“文革”中受害迫惨遭毒打，粉碎“四人帮”后任市商业局局长，1981年市委财贸部成立时调到财贸部任副部长，财贸部撤销后又回到商业局任局长。李春阳表示局机关没有空位置，蔬菜公司和食品工业公司纪委副书记位置空缺，任我挑选，这两个地方我都没看中。原商业局老同事宗学满时任市煤炭工业局人事科长，他让我到煤炭工业局当纪委副书记，我也没看中。我想没看中的地方不能去，大不了整党结束回经济工作部当干事。

一天，我到原财贸部组织处副处长、时任市农业银行副行长姜桂林家闲聊，他说农业银行缺一个专职纪检员，让我去补这个缺。当时农业银行属“两头靠”的单位，即所谓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执行的是事业单位工资标准，奖金和福利待遇比机关多不少，我看这个单位和安排的职务还比较满意，即同意调到市农业银行。

我去农行后，市计委的邹宗丰、市人事局的曲玉显、团市委的李鹏等人，都认为农行不错，先后从机关转到农业银行。市总工会的李延泰快60岁了，转到农行不久即办理了退休。五交化公司整党结束后，我回到市整党办公室。不久，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党政干部专业班开课，10门课程，考试及格发大专文凭。市直机关号召没有大专文凭的都要参加学习。整党办公室的高世军、陈松贵、谭吉瑞等都报名参加学习，我在他们的带动下也报了名。后期到整党办工作的商业局科员王玉锋同志，在我的鼓动下也报名入学。那时入学不收学费，只收报考费。开学的第一科是《政治经济学》，同时还开其它学科。大部分学员是首次参加学习，所以都单学《政治经济学》。“辽大”教授每星期二、四下午给电视授课，丹东教师进修学院讲师高洪德每周一、三、五晚上，在二中礼堂给辅导讲课，晚间参加听课的有二、三百人。市农业银行机关的常万春、王希方、刘宝林都去听课。为了取得考试及格的成绩，大家认真看书，听课、做笔记，刻苦地学习。

1984年5月6日，学员在第十中学教室参加了首次考试。我参加《政治经济学》考试，试题难度很大，仅得58分未及格。王玉锋考试也未及格。未及格的学员可以接着学，参加第二年的考试。我这科虽然未及格，但也受益匪浅，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有了初步理解，对以后的工作也有很大帮助。1984年上半年开的课程是《经济管理学》，我学到一半课程时，工作转到市农业银行，我想咋到新单位工作要趟出路子，不能因为学习耽误工作。因而暂时把学习放下来。为此，王玉锋电话找过我，劝我把学习坚持下来。我虽然对他说以后再学，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学习。王玉锋经过几年的努力，取得了大专文凭。

20、初到农行 崭露头角

1984年5月8日，我的人事关系由市委经济工作部转到市农业银行，工作仍在市委整党办公室。关系调到农行后，整党办却以经济部未派人接替我为由，对我不放行，拖了三个月，农行只开工资不见其人，我怕长期拖下去农行有想法，曾多次找整党办副主任张华文要求去农行上班，张无奈只好答应我去农行报到。

8月4日，我到市农行监察科上班。监察科3个人，科长闻风山原来是卫生系统干部，走“五.七”后被安排在农行工作。这个人作风正派，为人耿直，平时少言寡语，对银行业务不太熟悉，过去没做过纪检监察工作。副科长陈登科原来是市饮食服务公司干部，过去搞过宣传工作，能写点东西。

监察员李龙安原来是岫岩县委专职组织员，“文革”时下放到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粉碎“四人帮”后，通过市商业局局长李春阳安排在市储运公司任人事科长。在储运公司因分房问题和公司党总支书记程显钊闹的不可开交。后通过商业局人事科长李欣茹的丈夫、市农行行长伍从众调到农行。此外，科里还有临时搞打击经济犯罪的周倩然、赵秀君、张兰仁等3名同志。

▲与闻风山游览冰峪沟留影2007.5.21

▲与陈登科游览冰峪沟留影2007.5.21

　　当时监察科的主要职责是落实政策、“冤假错”案平凡善后处理，其次是打击经济犯罪，再次是抓党风党纪和违纪案件的调查处理。当时陈登科抽出来搞企业整顿，后来调到工会工作。李龙安负责综合工作，后来调到资金组织科任副科长，荆希财同志调到科里接手综合工作。我到农行后任副科级专职纪检员。纪检组与检察科合署办公。纪检组长是副行长姜桂林兼任，专职纪检员既受纪检组长的领导，又受监察科长的直接领导。

到农行上班当天，丹东日报头版登载一篇《是支持两户，还是勒索两户》反映前阳信用社信贷员问题的批评报道。事隔不久，报社《内部参考》又登载《农行信贷员勒索农民现象严重》，反映东沟县龙王庙营业所、信用社一些问题的文章，分管财贸工作的副市长赵华看到报纸后，批示由农行调查处理。我与闻风山同志协同东沟县行行长韩世贤对反映的问题作了调查。调查结果是：龙王庙营业所、信用社利用信贷权利在乡镇企业为几个家属安排了工作，但并非是勒索农民；反映前阳信用社的问题基本属实。调查后由我向有关部门写了调查报告。这是我到农行后第一次下乡调查，也是到农行后做的第一件事。

当年8月下旬，省行纪检组下发了《坚决制止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不正之风的通知》。我乍到农行，总得找机会表现一下自己，让大家对我有个好的印象。于是我抓住这一时机，认真贯彻落实通知精神，在全地区农行、信用社系统组织开展了大检查工作。首先及时传达贯彻省行纪检组《通知》，作出了具体安排部署；其次自下而上层层组织检查；第三是处理典型案件，推动检查深入；最后是边整边改，不搞下不为例。查出的主要问题是：利用职务便利占用信贷资金；挪用备用金谋私利；乱拉乱占集体资金；勒索客户财物；贪污受贿违法乱纪等等。检查中对典型案例下发了通报，并对进一步贯彻省行《通知》提出了要求。检查之后，写出了总结报告上报下发。 这次检查活动反响很大。省行转发了市行的报告，在全省农行系统推广丹东行的作法；《辽宁日报》报道了检查情况；在市金融系统监察工作会议上介绍了经验。总的来看这件事做的省行满意，市行领导满意。

　　1984年11月4日夜间，凤城县石城信用社庙阳分社，被犯罪分子用拔撸等作案工具撬开营业室和金库，盗走现金2537元，损失资金虽然不多，但公安部门把盗窃银行金库案件列为要案。第二天下午，我与信用合作科副科长李明玉、凤城县行副行长鲍江兮来到分社，配合公安部门分析案情。到分社时已是晚间，信用社用农家饭菜招待我们，主食是酸汤子，我没吃过这东西，汤面子可能滤出淀粉了，做出的汤子有股泔水的酸臭味，一口也吃不进去，当晚只吃了点菜。第二天早上还是吃酸汤子，我只好让房东烀了几块地瓜下肚。庙阳分社金库被盗案一直未破。

　　过了几天，即11月18日，岫岩县石灰窑信用社李家堡分社出纳员郑福盗窃库款3.02万元携款潜逃。发案当天我在岫岩，当晚与县行行长余雷同志和县行监察科的同志一起赶到现场，配合县、市公安部门查帐、验库、收集线索。郑福曾当过武警，复原后在信用社当出讷员。他每月工资42元，他好赌博、玩女人，钱不够花，经商做买卖、挪用公款，进而铤而走险盗窃库款。他潜逃后，开始乘火车到了成都，玩了几天感觉没意思，又回到岫岩，在岫岩市场听人讲公安部门正在抓他，吓的他又买了去成都的火车票，准备过流浪生活。当列车行至山海关时，被列车乘警抓获归案。后来被判无期徒刑。

　　在半个月内，连续发生2起金库被盗案件，这充分暴露出我们在内部管理上存在许多漏洞。我认真分析了案件发生的原因、教训和亡羊补牢的措施，向省行写出了检查报告，并下发了通报，对相关失职人员作了处理。通过这几件事情的处理，行领导和科里同事对我有了初步评价，省行监察处也认为丹东市行的纪检监察工作有了新的起色。

　　1985年6月，省行准备参加总行召开的纪检监察工作会议经验材料，纪检组主持工作的副处级纪检员吴世洁同志责成丹东市行总结纠正不正之风工作的经验。根据省行意见，我依据上年纠风大检查的材料，撰写了题为《端正业务工作方向，狠刹以贷谋私歪风》的经验材料，经省行吴世洁修改后，做为省行出席总行纪检工作会议的经验材料。7月6日，我陪同省行副行长宫垂英参加了总行在哈尔滨市召开的纪检工作会议。会议由总行纪检组副组长雷天声主持，王景师副行长作报告。会上一些省、市行介绍了纪检工作经验。我代表丹东市行作了经验介绍。会议开了八天，期间组织游览了哈尔滨风光名胜——太阳岛。丹东是辽宁唯一参加会议的市级行，参加总行会议并介绍经验，这在基层行是件很荣光的大事。回来以后，这份经验材料又在市纪委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做了介绍。我做为经验材料的撰稿人，在领导和同志们中反响很大。1986年，我被市纪委评为全市纪检战线先进工作者。

▲小姑母来丹东留影1990.10

在哈尔滨开会期间，我抽空去看望了小姑母和表弟表妹。小姑母赖积荣1927年生，五十年代初与福山县八角村朱吉虎自由恋爱结婚。祖父母可能对这桩婚事不满意，婚后生一男一女，男孩老大取名庆祥，女孩叫晓红。据说朱吉虎参加过抗美援朝，后来不知犯过什么错误回到原籍。1958年作为“盲流”来到黑龙江，在哈尔滨轴承厂当工人。1966年小姑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哈尔滨投奔丈夫，报上了临时户口。朱吉虎文化大革命中可能是少数派群众组织头头。“清队”中被揪斗，因受不了皮肉之苦，于1968年5月16日自溢身亡。小姑和孩子因此被遣回原籍。小姑在家乡拉扯两个孩子过着艰难的日子，因房子问题和公婆闹的不可开交，为此给我父亲来信诉苦，父亲也经常邮钱接济她。粉碎“四人帮”后，小姑领着两个孩子来到哈尔滨上访，要求对朱吉虎落实政策，经小姑的努力，朱吉虎的问题得到平凡，小姑和孩子的户口迁回了哈尔滨，厂子给了住房，庆祥被安排在轴承厂当工人。
　　1990年秋天，小姑来丹东看望父亲，临走时我将倒换下来的一台12英寸黑白电视机和一块丹东手表让她带走。2006年10月27日（农历九月初六），小姑母因患脑梗塞去世，享年79岁。

▲与会同志攀登了凤凰山1986.6.2日

　　1986年，农行系统撤销了监察处科室，成立纪检组。市行纪检组人员有王克非、陈焕文和我。张兰仁仍临时做机关“经打”收尾工作。闻风山调到工会任工会副主任，李龙安调到刚成立的资金组织科任副科长。王克非与行长曾义瑞原来都是老人民银行农金科的，他俩关系比较好。曾把王克非从人事科长的位置上调到纪检组，准备提任纪检组长。这时有人对王克非拟提纪检组长不服，向省行写信举报他在人事科吃喝搞不正之风。省行调查后对他未任纪检组长。曾义瑞无奈只好任他为纪检组副组长（正科级）。当年7月，汤义政从电大毕业后任纪检组长。纪检组的日常工作由王克非主持。王克非对没当上纪检组长有情绪，因而遇事绕道走，工作能推则推。这样一来，对我放手大胆工作，施展腿脚带来了机会。

　　1986年5月30日至6月2日，市行在凤城县行召开“经打”专案工作会议，同时培训“经打”工作干部。参加会议的有各县区行纪检、“经打”干部20多人。市委“经打办”、市金融系统纪检组的同志也前来参加会议指导办班。办班前，我分析了全系统“经打”斗争情况，审阅了两年来处理的50多个结案材料，从中选出11个典型案例，收集翻印了大量“经打”政策文件和有关案件检查、案件审理等业务知识材料，结合农行实际编写了1万多字的辅导讲话材料。培训班上分析讨论案例，逐个案件从材料写法、认定事实、定性结论、处理轻重进行综合分析讨论。通过这次学习班的培训，基层行的“经打”干部受到很大启发，政策业务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培训班结束后，与会同志攀登了凤凰山。我于1964年4月在储运公司时来过凤凰山旅游，那次没有登山，仅跟工友马富在半山腰的“解放纪念碑”前合影留念。这次是二十多年后重游凤凰山，除在“解放纪念碑”前跟东沟蔡玉福、宽甸陈景成、岫岩王铁人合影留念外，还组织与会同志攀登到山顶。

1985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了 《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简称两高文件），文件中规定：银行、信用社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冒名贷款给个人使用，……均属于私自动用库款。其金额达到追究刑事责任的数量，挪用时间虽未超过六个月的，应以贪污罪论处……。文件下发后，市、县两级检察院把银行、信用社信贷员作为重点，严厉查处冒名贷款问题，不到半年时间，全系统有5名信贷员因此而被逮捕。“冒名贷款”的形式多种多样。我们认为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视为挪用公款。如有的经被冒名者同意贷款的，就不能视为挪用公款性质。只有盗用他人名义贷款给个人使用的“冒名贷款”，应定为挪用公款性质。市行工业信贷科长兼信托投资公司经理王吉因这个问题，于1986年2月被振兴区检察院依法逮捕。他的问题是：1984年10月，凤城县华丰毛纺厂厂长李成忠为解决个人在厂子的入股股金，找到王吉要求贷款，王从信托公司以华丰毛纺厂的名头为李忠成个人贷款2.5万元。此事被检察院定为冒名贷款。据王吉讲：以毛纺厂的名头贷款，是为了贷款的安全，一旦李成忠无能力偿还贷款，毛纺厂承担债务负责偿还，用毛纺厂名头贷款比贷给李成忠安全。我们认为王吉的这种行为不应视为“冒名贷款”。因此，据理向市检察院和上级行反映情况，申明我们的观点。后来，王吉案件反映到省委政法委，政法委书记王巨禄专程来丹东调研，认为类似问题不应视为挪用公款。王吉被羁押二个多月后，以“取保候审”的形式放出。最后，检察院作了撤案处理。此后，检察机关对其它几个案子也作了妥善处理。1987年4月“两高”对此规定作了修改，重新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在职务上掌握信贷的便利，盗用他人名义贷款、虚构假名贷款、利用职权要挟他人贷款或者乘办理贷款之机截留部分贷款归个人使用，属于挪用公款……。

1985年至1987年，全市农行、信用社系统查处各类案件110多件。我总结了《从抓典型案件入手，促进党风建设》的经验材料，在市委召开的纪检工作会议上作了介绍。此后，丹东市行的纪检工作在全省农行系统和全市金融系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1986年12月，市委“经打办”上报，我被辽宁省委“经打”领导小组评为1985年—1986年辽宁省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先进工作者，发给了荣誉证书和奖品（手提式小型收录机）。

21、总结经验 争先创优

丹东市农行系统党的组织关系实行属地管理，即党的组织隶属于当地党委领导。这种管理方式，被认为是为了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而一些金融单位认为这种管理方式，不利于金融系统发展党员，因而要求由金融系统条条管理党员。市行几个资格较老、提拔副行长又受名额限制的老同志，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方式能提为副行级干部，系统党委副书记是副行级，成立了系统党委，他们就有机会被提拔。因此，他们迫切要求成立系统党委。

1987年末，我和政工科的同志到基层单位对成立系统党委的利弊做了调查，之后，从有利于银行、信用社的角度出发，向市委写出要求成立系统党委的调查报告，市委批复同意撤销市行党组，以市、县行为单位成立系统党委。根据市委的意见，县行党委隶属于县委领导，对基层营业所、信用社党支部实行领导。

1988年1月23日，市行召开党员代表大会，会议选举行长姜桂林为党委书记，卫恒礼为副书记；选举韩文全为纪委书记，我为纪委副书记。会议之后，市委对上述人选批复同意。但是，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属于副行级干部，提拔副行级干部的批准权在省行。省行对韩文全却批为副行长。这样，韩文全只能以副行长的身份来分管纪委工作。在实际工作中，韩文全就是批批文件，从不主动听取汇报或研究纪检工作，对纪检监察工作从不过问。党委成立后，王克非调到工会任正科级工委主任。纪委和监察的日常工作由我主持，一般问题由我决定或办理，决定不了的事情再请示行长姜桂林。

1988年5月，根据省行的通知，市、县行成立了监察室，监察室与纪委合署办公，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既抓行政监察，又负责党内纪律，我被任为市行监察室主任。

　　我在监察室除按上级行要求完成正常的纪检监察工作外，特别注重积累资料，总结经验，在以后的全省农行和全市金融系统监察工作会议上，都有我们的经验介绍。

1989年5月，省行监察工作会议和省行第三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合并在大连农行疗养院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市行监察室介绍了《狠抓案件查处，促进廉政建设》的经验。

1989年9月在市纪委召开的经验交流会上，1990年4月在市人民银行召开的全市金融系统廉政建设经验交流会上，市农行介绍了《从查处案件入手，促进廉政建设》的经验作法。同年在省行监察工作会议上又介绍了这份经验材料。

1992年4月，市人民银行召开全市金融系统监察工作会议，1993年5月省行在葫芦岛市召开监察工作会议，市农行监察室分别在会上介绍了《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积极开展纪检监察工作》的经验。经验材料里首次提出处理案件要坚持“三不放过”的原则，即发案原因不查清不放过，有关责任人不处理不放过，没有总结经验教训不放过。

1993年7月，市行监察室总结了《忠实履行职责，加强案件查处和预防工作》的经验，在市纪委召开的市工交财贸金融系统案件检查工作会议上作了介绍。之后，又在全市纪检监察案件检查工作会议上作了介绍。

　　1994年4月，市金融系统纪检组在宽甸召开的纪检监察工作会议，省行在熊岳召开纪检监察工作会议上，市行监察室分别在会上交流了《加强案件预防和查处工作，促进廉政建设》的作法。

　　1995年，在全市金融系统纪检监察工作会议和全省农行纪检监察工作会议上，市行监察室分别介绍了《我们是如何开展纪检监察工作的》经验；我个人介绍了《尽职尽责，忠于职守，努力做好纪检监察工作》的体会。

　　以上这些经验材料的介绍，为丹东农行监察室赢得了荣誉，我写这些材料也得到了锻炼，并为个人增添了不少光彩。

我在监察室工作期间，丹东市行的纪检监察工作在全市金融系统中名列前矛，在全省农行系统也是一流水平的。

　　市行纪委、监察室1988年8月被市政府评为机关先进科室；1997年4月被市纪委评为全市案件检查先进集体；1988年至1999年连续12年被市金融系统纪检组评为金融系统纪检监察先进单位。

我个人也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89年、1996年两次被农总行评为全国农行系统纪检监察先进工作者；1991年被中国人民银行评为全国金融系统纪检监察先进工作者；1998年被省人民银行评为省金融系统“九五”创业立功活动先进个人称号，并奖励一台微波炉；1991年被省人民银行评为省金融系统监察工作先进工作者；1992年被省农行评为全省农村金融系统先进工作者；1984、1994年被市纪委评为先进工作者和授予优秀纪检监察干部称号；还多次评为市行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
1991年12月，我参加了在广州市召开的全国金融系统纪检监察“双先”表彰大会。辽宁省农村金融系统在这次会议上受表奖的先进集体是省行监察室；先进个人是抚顺新宾县行纪检组长尚德贤、朝阳市行监察室主任李华春和我共3人。这次会议规格很高，很隆重。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显、中纪委副书记陈作霖、监察部副部长徐青、中纪委驻金融系统纪检组组长侯颖和广东省委、省纪委、广州市委、市纪委的领导出席了会议。大会在靠近珠江边的珠岛宾馆召开。会议按专业行、司划分代表团，农行代表团团长是总行纪检组副组长陈志，总行副行长林中杰也参加了会议。会议交流了一些集体和个人的纪检监察工作经验。
会议期间，安排与会代表游览了广州越秀公园和黄花岗72烈士墓。会议结束后，广东省人民银行安排与会代表到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参观旅游。与会代表分乘12辆旅游大巴车，6辆为一车队，分头向深圳、珠海方面相对而开。我们乘坐的车队在开往深圳的途中，经过东莞市虎门镇时参观了鸦片战争博物馆。在深圳，观看了市容，游览了“锦绣中华”，观光了沙头角中英街。第三天，从深圳蛇口工业区乘船顺着澳门半岛绕行到珠海。在珠海，游逛了古朴幽雅的九州城和带有神秘色彩的珠海——澳门境界大门。第四天，乘车返回广州市，途中路过中山市，瞻仰了孙中山故居。在结束了深圳、珠海的旅游后，我们又回到广州市。之后我和李华春等人乘飞机来到厦门，福建省农行监察室主任李金浣陪伴我们观光了厦门市容，游览了鼓浪屿和集美学村，还专程去石狮市观看了全国最大的服装市场。临近元旦，我们从厦门乘飞机回到沈阳。

▲参加全国金融系统纪检监察
“双先”表彰大会1991.12
中图：中国农业银行代表团合影
下图：辽宁省农行代表合影

22、履行职责 查处案件（略）

23、防微杜渐 尽职尽责（略）

24、受命省行 大连办案（略）

25、朝夕相处 同仁共事（略）

▲办案组在天涯海角1992.12

▲办案组在西安1996.11

▲市行监察室同事在鸭绿江公园留影1988.6

左起：陈焕文、何明君、张兰仁、

曹树武、赖礼善

▲市行监察室同事在鸭绿江公园留影1992.4

左起：何明君、赖礼善、曹树武、

李善会、张贵业

26、休闲旅游 感受自然

　　摄影、旅游是我的业余爱好。借工作之机，忙里偷闲游山玩水，摄影照相确是一大乐趣。在农行16年中，因工作需要走遍了丹东所有的乡镇，借此机会也逛遍了丹东所有旅游景点。此外，借外出办案、学习、开会的机会旅游观光，饱览名胜，一公二私两全其美。

几年来，曾三次借出差便利条件，带安凤去外地探亲旅游。

▲参加深圳培训班人员在海口机场合影1991.9

⑴深圳、珠海学习考察游

1991年9月，市金融系统监察室主任潘科同志带队去深圳，参加纪检监察业务培训班，名为学习实为旅游观光。市金融系统各单位纪检监察干部一行13人参加学习，游览深圳、珠海、海南的旅游胜地。

▲与会人员游览山海关留影1993.5

⑵省行葫芦岛会议北戴河游

1993年5月，参加省行在葫芦岛市召开的纪检监察会议，会后到秦皇岛、北戴河旅游。

▲学员在平壤万景台金日成故居合影1993.7

⑶朝鲜学习考察游

1993年7月，市纪委举办纪检监察干部学习班。市金融系统参加学习的有建行监察室主任李志利、中行监察室主任卢妮鸣、宽甸人行关敏、凤城人行姜福祥、凤城农行王景章、凤城农行孙树槐、市农行张华和我。学习一周结束后，市纪委组织学员赴朝鲜四日游。

▲新宾赫图阿拉城留影1996.6

⑷抚顺学习考察游
1995年6月5日，我和吴华国同志带领县区行监察干部李存义、孙德义、杨玉昌、孙成鉴、周茂信、彭刚等赴抚顺农行学习党风廉政建设量化考核经验。抚顺行监察室主任刘智慧介绍了经验后，与审计稽核处长高明林陪同我们在抚顺、新宾参观游览了大伙房水库、雷锋纪念馆、元帅林、清永陵、赫图阿拉城等景点。

▲学习考察组在宁波人民银行合影1996.5

⑸江浙学习考察游

1995年5月，市金融系统监察室组织监察干部赴江、浙地区学习考察。这次活动由市金融系统监察室副主任戴军礼带队，参加考察的有市金融系统监察室吴天民、孙福友、市人寿保险刘维彬、凤城人行刘远东、姜福祥、农行有我和凤城行杨玉昌。考察组听取了宁波人民银行的经验后，赴上海、奉化溪口、普陀山、杭州、苏州、千岛湖、黄山、南京、无锡等地观光旅游。

▲省行参加总行案件检查培训班人员留影1997.7

⑹总行培训班观光游

1997年7月15日，总行监察室在长春农行干部管理学院举办案件检查培训班，省行监察室副主任车勇带领各市行监察干部参加学习。参加学习的有：辽阳行泮丽妍、沈阳行战德元，鞍山行苏德海、营口行孟德丰、朝阳行金德满、丹东行赖礼善、大连行邓磊、盘锦行张景书、锦州行戴亚锋、铁岭行李绍贤。学习结束后，培训班组织到长白山旅游。

▲朝阳市风景区—凤凰山留影 1998.10

⑺省行邀请朝阳、承德观光游

1998年10月12 日，省行监察室副主任曹荣光、副处级监察员孙兵邀我和鞍山市行监察室主任苏德海、抚顺市行监察室主任刘智慧到朝阳市行研究党风廉政建设量化考核材料。研究材料只用了半天时间。在此期间，我邀朝阳市行已退休的纪检组长郭风舞，原来的监察室主任、时任朝阳县信用联社主任李华春相会聚餐，叙谈旧情。次日，朝阳市行派专车陪我们去河北省承德市游览避了暑山庄等景点。

▲在北陵公园留影1988年夏

⑻借公出带安凤去沈阳旅游
1988年夏天，我去省行办事，趁此机会带着安凤去沈阳旅游。到沈阳后住在东北饭店。工作之余，陪着安凤去看望了她家住沈阳市的表姑、表妹，并在一起聚餐，叙谈家事，回忆往事。还带她游逛了中兴大厦和新联营商场，游览了沈阳故宫和北陵公园。

▲与大姑一家人留影1993.10

⑼借开会之机带安凤回山东老家

1991年夏天，老家堂弟超善与岫岩县农行监察室主任齐景波商定，齐为他推销节能灯具，他为齐推销玉石产品。超善运到岫岩一些节能灯具，从齐处拉回1万多元的玉石枕。超善的节能灯具销路不好，私自将灯具运回山东，而齐的玉石枕却不见钱物。齐怕受骗，让我陪他去山东找超善要钱追物。

1993年10月末，我借在大连开会的机会，带安凤回山东老家探亲旅游，并约老齐去山东找超善要账。10月30日我们乘船到达烟台，当晚老齐见到超善，超善解释说玉石枕未卖出去，待销后将货款给老齐寄去，如实在卖不出去，再将货发回岫岩。老齐无奈，第二天便返回，后来听说老齐没收到钱物。

我与安凤是首次回老家探亲，叔叔、淑善夫妇热情款待。期间，拜访探望了大姑、二姑和众表兄弟姊妹，并合影留念。

我和安凤回到烟台市，看望了父亲的老朋友—老谢太太。谢老太一人独身独居，生活尚能自理。1998年5月，我随东港行到烟台办案时又去看她，她这时的身体远不如以前，疾病缠身，她外甥女每三天给她送一次饭。吃饭经常是街坊邻居东送一碗西送一碗。我去时正赶上邻居给她送了一碗稀粥，她吃后又吐了出来，我拿起拖布给擦洗干净。后来听福善讲，这样的日子她又过了四、五年才去世。

1998年到烟台办案时抽空去招贤老家看望了叔父和淑善夫妇，并与叔父、洪广表哥去蓬莱游览了蓬莱阁。

▲与洪广表哥在蓬莱阁留影1998.5

▲带安凤北京旅游1994.5

⑽借公出带安凤到北京旅游
1994年5月，市行决定由我陪同东港行行长刘振武到北京复查病情，以确定其能否上班工作。我借此机会带安凤到北京旅游。我们于5月5日晚间乘坐28次特快，次日早上到达北京，联系住院后，我和安凤即去了海淀区大钟寺舅舅家。

这趟差事很顺利，到医院通过主治医生取了诊断书便完成任务。之后我与安凤在北京旅游观景。我俩登天安门城楼、参观人民大会堂、瞻仰毛主席遗容、游览故宫、天坛公园、北海公园、中山公园、圆明园遗址公园、颐和园、陶然亭院公园和大观园，还到八达岭登长城。

▲登天安门城楼

▲登八达岭长城

▼舅父陪我们到姨父家聚会

安凤是第一次到北京，每天游玩要走很多路，走的很累，但无忧无虑的游玩心情特好。每天早上从舅舅家出来直奔景点，累了随意坐下便休息，渴了喝自备的饮水，面包香肠是最好的午餐。逛了一天，傍晚累了饿了，回到舅父家或姨父家吃饭休息，好不自在。在此期间，舅父陪我们到姨父家聚会一次。

27、女儿之事 随其所愿（略）

▲父母在马市江边消暑纳凉留影1997.8

28、父亲晚年 忧愁成疾

父亲自1958年至1987年，一直是手推车工人，五十年代末在九江街运输队拉车，运输队属小集体性质；六十年代运输队归属市运输联社，变为大集体性质，运输联社后来改为市第二运输公司（即现在的货运公司）。八十年代后期，运输联社为了减轻拉车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劳动效率，生产了一种简易柴油机车，取名“老头乐”。这种车开起来烟雾大、噪音大、污染环境，但车速慢、易学易开，不需考驾照，普通的拉车工人都能开。“老头乐”减轻了工人的拉运体力，但父亲跟车负责装卸，并末减轻多少体力。

1978年父亲退休了，出了一辈子大力的父亲退休在家也闲不住，他跟邻居郁宝森学会了加工五香花生米的工艺，即将花生米用五香调料水浸泡，然后装入自制的炒笼中，在炉火上烘干炒熟。加工成品后，批发给小卖店或到新安街电影院前（现新安步行街）出摊小卖。后来只批发给小卖店。这种小买卖虽然挣钱不多，但他跟继母俩为此整天忙忙碌碌，日子过的很充实。1993年，市里拓宽一号干线，父亲因房子被动迁暂时搬到二妹淑梅家居住，小生意也就此歇业了。
扩建一号干线，拆除兴仁街的老房子，这是谁也意料不到的事。福善弟结婚后一直跟父亲住在一起，为此厂子认为他有房子住，多次分房都没有他的份。他为了能分到房子，一家3口搬到厂子住了几年，因户口和老人在一起，仍分不到房子，他又把户口迁出独立门户。当时我曾想：如果父亲的房子动迁，福善的户口不在此地，分房岂不又要落空，虽然兴仁街老房改造是没影的事，但这是应该想到的。所以在常红结婚后，我跟父亲商量把常红夫妇的户口迁到兴仁街老房，一旦老房动迁好给福善要户房子。事情就那么巧，常红的户口落下一个月后，市里根据拓宽一号干线的需要，兴仁街的房子真的拆迁了。这下可急坏了福善，他赶紧托门挖窗将户口迁回老房。这样，三间老房就有了3户户口，而动迁办只给2套房子。父亲的意见是：三间老房，其中二间给福善，要1处二居室给福善住；给常红1间，由他单位集资要1处一居室，由他和继母住，待他们百年之后，房子做为遗产给常红，福善多得的1间房子要给我找点钱。我想一母同胞的亲兄弟不能为一间房子分那么细，况且我有宽敞的住房，也不少那几个钱，作为兄长看问题应该远一些，姿态应该高一些。最后跟父亲商量定下：父亲单位的集资款给福善交二居室房款；常红夫妇跟单位要集资款交一居室房款，房子由父母住，待父母身后再转给常红住。
兴仁街老房动迁，父母暂住二妹家，淑梅夫妇对他们照顾的很好。但是老人长期住在姑娘家总有寄人篱下的感觉。动迁办公室原先对动迁户承诺18个月回迁，由于资金未到位工程进度迟缓，回迁日期过了很长时间也未兑现承诺。2千多动迁户派出代表100多人到市政府上访，要求尽早回迁，上访群众在市府门前堵塞交通，问题仍未得解决。因回迁遥遥无期，父亲着急上火忧愁成疾，1994年7月，头上得了带状泡疹，中医称蛇胆疮，连带右眼肿的看不见东西，到230医院皮肤科住院治疗，打针吃药外敷消炎，一周后才见好转，但留下了后遗症，即头上患病的地方经常神经疼痛。这年夏天异常炎热，父母图凉快晚间在地板上睡觉，一天早上，继母起床腰腿不能动弹，到几个医院检查并作CT均未查出原因，吃药、针灸、按摩都无效。最后采取打封闭针缓解疼痛，加之自己慢慢活动锻炼，病才逐渐好了。
1995年12月，父亲的新房总算给钥匙了。新房只简单的铺了地板，父亲便急不可耐的于年末最后一天搬进了新家。新房在二楼，楼层不高，出入方便，房子虽小，但冬暖夏凉，父母对新房很满意。二位老人住进新房后早起早睡，相依为伴，一日三餐，无忧无虑，这样平平安安的日子过了一年多。

▲父亲76岁大寿留影1997.9.22

　　1997年春天，父亲自觉身体乏力，伴有低烧，开始以为患了感冒，但打针吃药不见效果。同年7月，在81244部队医院住院20多天也未查出原因。后来转到市第一医院住院部治疗。开始他每天骑自行车到住院部输液打点滴，之后骑车回家，但低烧不退，病情越来越重，体力越来越差，到后来自行车也骑不动了，无奈只好昼夜住院治疗。经做B超检查发现肝上有个囊肿，医生将里面的水抽出后发烧减轻了，身体也舒适多了，父亲以为找到了病因，高兴的回家住了几天，在家里仍坚持打针吃药。那知道在家住了一个星期，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低烧不退，体力越发不支，被迫又回到住院部。8月初的一天，我在医院陪护父亲，宽甸县行的同志找我办事，中午父亲跟我和他俩到老咩羊汤馆喝羊汤，点了6个菜，父亲心情很好，跟没病似的，喝了一碗羊汤，吃了很多菜。不久，医生检查发现父亲脖子淋巴腺、腋下和大腿根部有肿块，诊断为淋巴癌，已到晚期。我们怕他知道病因而加速病情的恶化，只好对他隐瞒病情，也未转入肿瘤科病房，仍住在呼吸道科病房作恶性肿瘤治疗。

为了使父亲在有限的日子里过的高兴开心，在一个星期天，带他和继母跟我们全家人到马市江边消暑纳凉，我们在草地上烤肉野餐，赫玺在江边掷石戏水，一家人享受着天伦之乐。农历八月二十一是父亲76岁大寿。这天，我把父亲从医院接到家里为他过生日。全家人相聚在一起，点燃生日蜡烛，默默的为父亲祈祷，祝愿奇迹能在父亲身上出现，战胜病魔，恢复健康；兄弟姊妹举杯祝福全家平平安安，事事如意。这一天父亲心情特高兴。父亲的病越来越重，我们兄弟姊妹及妹夫轮流到医院昼夜陪护。我经常出差，在家时就连续两个昼夜去陪护，好在病房里有空床，陪护时不耽误睡觉休息。

1998年元旦过后，父亲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心力衰竭，呼吸困难，插上氧气管作用也不大。久治不愈，父亲怀疑自己的病难以治好，他对我们说恐怕要去极乐世界啦。

他身后最不放心的是继母，他想把继母托付给淑梅，曾把二妹夫魏德库叫到病房，但当着德库的面又不肯说什么。他又把继母叫到病房，象似有什么话要说，但是又说不出来。这时我们觉察到父亲的日子不会太多了，应该让他知道病情了，总不能让他糊里糊涂的走啊。1月5日，我和淑英对他说：大夫让你转到对面病房去。（对面病房即肿瘤科病房）。又对他讲：我们跟大夫说不去，在这治吧。父亲听后默不作声，只是点了点头。父亲是明白人，他听说要转对面病房什么都清楚了。过了一会，父亲开始安排后事了。他说：在九道沟买一块墓地……，该请的人都请到……。此后，父亲一直处于弥留状态，有时醒过来，一会又昏睡过去。

1月6日，我跟周文玉副行长到凤城搞贷款检查，这时父亲正处在病危期间，我身在凤城，心早已回到八道沟住院部。这次检查原来定3天，可能是老天知道我的心事，7日早上，周行长突然提出要回市行，上午9点，当我们的车行至八道沟住院部时，我即下车来到病房。这天上午福善在陪护，上午11点钟的时候，父亲的工友、老朋友隋云德来看望父亲，我对隋大爷说父亲这两天脉搏跳的不太好。之后，我找护士为父亲测量血压，哪知道护士在测量时，父亲的血压急剧下降，瞬间血压没有了，我们马上喊来大夫，大夫做了很长时间的人工呼吸仍无济于事。这时继母、淑英、淑梅都来到病房，眼看着父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时间是1998年1月7日（农历腊月初九）上午11：35，终年77岁。

当天下午，同事何明君陪着我跟老隋大爷来到九道沟公墓，花700元钱买了一盔墓穴。这盔墓穴离埋葬我生母的地方很近。1月9日举行了葬礼，父亲的遗体火化后即送往墓地跟生母并骨安葬。生母的遗骨早在1970年被深葬，只好抓把黄土和生母的照片装棺合葬，即谓并骨。

父亲去世后，二妹淑梅将继母接去，房子倒给了常红。此时农行营业部分房，英忠把此房交给了单位，单位给他在盐库小区调了一处稍大些的一居室，常红夫妇搬去居住。

▲丹东市中医院

29、病魔缠身 急煞家人

　　2000年10月18日，我跟何明君同志到宽甸行检查行务公开工作，当晚住在县行招待所，晚饭后跟县行的同志打麻将玩到11点。19日上午检查工作结束后本应回市行，但是，同在县行检查工作的审计科毕树良说他们的工作还需要半天时间，让我们等等跟他们一起回市行。这样，我与何明君在宽甸又多呆了半天。下午没事干，县行的同志陪着我们玩麻将。晚饭后又接着打，玩到9点左右，我感觉腰痛，便从麻将桌上撤下来，在旁边看其他同志玩，11点时便回房间睡觉。

20日上午，县行派车把我们送到市行。中午，在机关食堂吃了几个豆沙包，饭后在办公室沙发上睡了一觉，醒来已是1：40，这时突然觉得天昏地暗，整个大楼在旋转，站不住立不稳。接着呕吐不止，吐出来的东西是黑色的，可能是中午吃的豆沙包。何明君见此情景要搀扶我去医院，我这时浑身酥软，犹如一滩烂泥提不起来。但头脑清醒，心里明白，对何明君说：你们扶不动，快打120急救站。10分钟后，急救站来了二名大夫，当即测了血压和心电图，口头诊断为脑供血不足。随后段玉珠、李生基等人把我抬下楼，上了救护车，拉到市中医院，在重症监护病房挂上吊瓶，腰上带上什么心脏监测仪器，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观察。当晚英忠跟常红在医院陪护。因未吃晚饭，半夜感觉有点饿，常红跟同病房的病友要了一袋黑芝麻糊，我喝后马上呛咳起来，当时以为是喝急了呛的，没认为是病兆的反映。在重症监护室观察了二昼夜，未发现异常，我个人以为患的是眩晕症。重症监护室室内温度特高，热的我烦躁不安（实际是病态反映），因此要求到一般病房观察。

22日上午，从重症监护室转到心血管病房，这是有6个床位的大病房。转到大病房的当天病情没什么变化，晚饭吃了常艳送的一饭盒饺子，饭后扶着床头能够走走，一切感觉正常。晚间睡觉觉得后背和腰部象风哧似的不舒服，我以为是从窗缝刮进的风，实际是病兆的反映。23日做了CT和多普乐等项目检查，检验结果均未见异常。下午，淑英妹来医院说我嘴角有点斜，但没引起注意。自到医院以来，连续4天晚间未睡好觉。24日下午，我提出晚上回家睡觉，当晚孩子接我回家，车到楼下，我自己扶着楼道扶手上到8楼。晚饭后吃了根香蕉和两个南果梨，吃梨的时候出现呛咳。半夜里又咳嗽，以为是得了感冒，喝止咳药水时又发生呛咳，并吐出一些黑色的东西，以为吐的是止咳药水，实际吐的是血。安凤搀扶我到卫生间呕吐，这时全身酥软站不起。这一夜多次呛咳呕吐，一直折腾到天亮。

25日早上，回到中医院。3床陪护的老太太听了我的病情发展后说，呛食可不是眩晕症，快找大夫会珍。安凤立即找大夫会诊，并又一次做CT检查，CT片子确疹为脑干梗塞。实际这次CT片子和原来做的片子反映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上次片子未看出来问题。这时距发病已5天多，失去了在6小时内为最佳溶栓的治疗时机。确珍后即转入神经内科治疗。这时病情逐渐加重，身子完全瘫痪，两次转换病房床位都是英忠的同事用担架抬着进行。27日病情发展到进食不能吞咽，只好插上鼻饲管进食。28日病情出现并发症，脑梗塞压迫胃黏膜脱落，胃血管破裂出血，大口大口的血水从嘴里吐出来；呛食使食物呛入肺里，引起肺内感染，一声接一声的咳嗽，有时需要叩背才能咳出痰来；眼睛出现复视，看东西都是双影。这时治疗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溶栓，而注射了2支溶栓特效药丹奥后，胃又大量出血需要止血，溶栓和止血是相对立的。对这一矛盾，中医院的大夫显得束手无策，任凭病情恶化。当时这种情况我并不知道，这时急的安凤没了主意。

28日下午，弟弟、妹妹、妹夫、内弟、女儿、女婿都来到中医院商量办法。最后二妹夫魏德库跟他外甥女、市立医院大夫王晓红联系，决定转到市立医院治疗。当即办理了出院手续，用救护车把我送到八道沟住院部，住进神经内科特护1号病房，科主任孔杰辰和主治大夫万里姝立即对我进行观察，并接着输液（在中医院早晨就开始输液，转院时仍挂着吊瓶）。经过几天的折磨，我已疲惫不堪处于昏迷状态，半夜醒来看见仍在打吊瓶，竟迷迷糊糊的往外拔针，并说怎么打了一天针还打呢？之后又昏睡过去。这一次点滴输夜一直挂到29日下午3点钟，共输了30多个小时。八道沟住院部的治疗方案是：在用丹奥等药输液溶栓、点滴青霉素治疗肺炎的同时，口服凝血酶、云南白药治疗胃出血。听人讲针灸对恢复吞咽功能效果比较好，当时请住院部一位姓杨的大夫为我针灸，杨大夫医术不精，他每天早上来到病房，在我脸上扎上几针，我也不当回事，对他不抱希望。听说中医院退休大夫张怀中针灸医术精湛，淑英和景玉杰去他家询问能否治我的病。张怀中表示能够治好病，但是提出了一些苛刻的条件。是否请张怀中给针灸，正在犹豫时，市农业发展银行邹宗锋来医院探望我，老邹说她爱人于丽原来是市立医院针灸科大夫，退休后自己开珍所针灸，手法很好。“有病乱求医”，听了老邹的介绍，决定由于丽大夫为我针灸。从12月2日开始，于丽每天下午来住院部为我针灸，她在我头上、脸上、双腿等穴位下针，并用艾条灸面部和肚脐穴位。
　　病魔除压迫吞咽功能外，还压迫了肢体功能，手脚虽能活动，但是不能坐立。日夜需要俩人护理，晚间由亲属两人一班轮流护理；白天由安凤伺候，上午淑英、下午淑梅来陪护。我不时的流口水、咳嗽、吐痰、吐血水，护理我的人不断的为我叩背、擦接痰液、口水和血水。折腾了几天病情不见好转，而且话也说不清楚了，想写字表达意思，眼睛复视看不清东西，手颤抖的写出字来象天书，谁也看不懂。大夫说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安凤和众亲属心急如焚。大夫向安凤交底，如半月内病情不继续恶化，危险期即过。这半个月把我折腾的几乎未睡觉，每晚靠冬眠灵、安定片仅能睡1小时的觉。半个月过去，痰液、口水少了，胃出血也止住了，病情有点好转。这天我熟睡了一天一夜，安凤和妹妹们慌了，以为我病情加重了。万里姝大夫把我叫醒，问我的名字和所在的地方，我一一回答。万大夫说都很正常，他主要是太疲乏了。病情是稳定了，但吞咽功能仍未恢复，吃饭、喝水、服药全靠鼻饲。二个鼻孔分别插着氧气管和鼻饲管。每天用鼻饲管进食5次，打进1斤牛奶、1个鸡蛋糕，另打点包米面糊或搓碎的龙须面、菜泥、肉泥等。进食与否，胃的感觉一样不知饥饱。服药也用鼻饲。用针管注射鼻食很难打，食物稠了堵塞针管打不进，食物稀了又怕营养不足，为此可难坏了安凤，她为打鼻饲不知流了多少眼泪。这个时期胃蠕动缓慢，胃酸过多，需服用胃舒平调整。此药淀粉成份多，碾成粉末加水在鼻饲管中易沉淀，使鼻饲管堵塞。一旦堵塞，需要重新更换，换管是很痛苦的，曾经堵过一次，急的安凤不知所措。后来想出一个办法，将藕粉加开水调成稀糊状，把药末加入其中，这样药末不易聚集沉淀，随藕粉打入胃里。
　　平稳了几天后，病情向好的方面转化，口水流的很少了，可能是被咽了下去；胃黏膜逐渐复原，基本不吐血水了。晚间护理的人也轻松多了，从11月23日开始，夜间由安凤来护理，白天仍由淑英、淑梅倒换班跟安凤陪护。安凤日夜在病房护理，常艳每天中午为她送饭。
　　患病后看了一些有关脑梗塞方面的资料，资料介绍这种病除药物治疗外，肢体的恢复还要靠康复锻炼。根据大夫的嘱咐，在病情基本平稳后进行了康复锻炼。开始在康复活动床上锻炼。进而，早上和晚上能在沙发上坐一会，对瘫痪卧床的病人来说，坐坐也是锻炼。这些锻炼有了效果，不久，自己扶着床头能够来回挪步。从12月9日开始由两人搀扶变为一人搀扶着走，逐步锻炼的自己拄着拐棍走。到12月30日，甩掉拐棍也能慢慢的走。在练习走步的同时，还坚持练习吞咽功能。每天早7点至8点，下午3点至4点为练习吞咽功能时间。开始练习时将蛋糕或香蕉等食物放到嘴里边嚼边咽，食物很块咽下去，再吃时连同吃下去的一起又吐出来，反复练习，照样依旧。实际的情况是吃下的食物咽在喉咙里，喉咙里的食物积攒多了必然要返上来。大夫讲没见过这样的病例，怀疑食道里是否长有异物。12月4日，借换鼻饲管的空间，大夫让做食道透视，食道透视须喝贝液，不能吞咽如何喝贝液呢？结果贝液呛进气管里，透视不成反而造成肺内感染，又打了一疗程消炎针。

▲于丽大夫跟丈夫邹宗锋留影2019年

吞咽功能未恢复，急坏了全家人，是否未找到病的症结，市立医院能否医治，各种疑问不断提出。常艳给锦州的朋友打电话寻医问药，淑英提出转院沈阳、北京等地大医院治疗。从我当时的身体情况看，转外地治疗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为慎重起见，英忠拿着CT片子和市立医院的治疗方案，于11月28日来到沈阳医大，通过关系找专家会诊。专家会诊结果是丹东市立医院的诊断正确，治疗方案可行。专家指出可以继续在市立医院治疗，不需要转院。有了沈阳医大的专家会诊，心里托底了，每天照常输液、针灸、锻炼走步、练习吞咽功能。有几次针灸疼的使人忍受不了。于丽大夫用10多厘米的长针先扎入喉咙，再扎入舌头左右部位，然后照舌根底部扎透，虽不太疼痛，但使人胆战心惊。更难以忍受的是用银针扎入中指指甲，“十指连心”，痛的我号声大叫。
　　2000年冬天雪特别多，一场连着一场，一冬下了18场雪。我躺在病床上看着窗外飘着雪花，眼望着院里的走道，看着人们出出进进，思绪不宁，暗想什么时候我能象他们那样随意进进出出呢。在我的视线中有一个老头，每天拄着拐棍来医院打针，心里想将来我能恢复到这种程度就很知足了。看着看着，人流中出现常艳提着饭盒急匆匆的走来，她每天中午都来给她妈送饭。每逢星期天，常红领着刚上学前班的明明来医院看望我，陪我聊天，讲讲明明的趣事。明明看到我受罪的样子，暗暗的记在心里，回到家里跪在阳台上祈祷：“求上天别让姥爷遭罪啦，让姥爷快好吧”。看到孩子们为我焦虑，为我忙碌，我内心悲痛不已。一天，坐车去门诊部做CT，这是入院二个月以来第一次到病房外面活动。汽车行驶在大街上，我的双眼如饥似渴地向窗外张望，眼睛虽然复视，尽管看到的景物都是重影，但毕竟又看到了在病房里看不到的川流不息的人流、车流，看到了海华桥，看到了昔日工作的农业银行办公大楼，这些景象既熟悉又陌生。这些景物是那么的美好，我贪恋的目光不停的转动着，仿佛从另外一个世界又回到了人间，既兴奋又激动，止不住的泪水夺眶而出。
　　什么时候能恢复吞咽功能，我坚持白天嚼食物练习吞咽，晚间睡觉醒来练习咽口水，我和家人朝思暮想尽快的恢复吞咽功能，这一天终于盼来了。12月22日下午4时，主治大夫祝立梅到病房查房，我正在用煮好的馄饨皮练习吞咽，安凤对她讲：“你看一下他咽不下去到底是什么原因”。祝大夫对我说：“你吃吃我看看”。我舀了一勺馄饨皮送到嘴里嚼了嚼，鬼使神差的居然咽下去，接着又吃一勺也咽下去了。欣喜若狂的我竟与安凤抱在一起哭起来。当天晚上吃了半碗馄饨皮。23日早晨又吃了半碗馄饨皮。这天本来应该更换鼻饲管，这时虽然能进食，但还不敢喝水怕呛着，早上的用药还是通过鼻饲管打入的。撤掉鼻饲管吃药怎么办？敢不敢撤管一时拿不定主意。安萍听说我能吃饭了，上午带着炖豆腐来看我，我吃了几口豆腐，吞咽比较顺利。中午吃带水的鸡蛋糕吞咽也没有问题，饭后决定把鼻饲管撤掉。晚饭是常艳送来了饺子，吃的很顺畅。带了58天的鼻饲管被拔掉，这不仅拔掉了生活上的痛苦，也拔掉了压在精神上的沉重枷锁。吞咽功能恢复了，我和安凤异常兴奋，高兴的连着三天晚间失眠。吞咽功能恢复了，给衰弱无力的身体补充了营养，给康复锻炼增加了体力。吞咽功能恢复后，每天的治疗还是输液、针灸。除此之外打发时间就是看报纸、看电视或在走廊练习走步，这时走路的速度、步态都有所进步。
　　春节快要到了，按习俗一般病人能回家过年的都要回家过年。经大夫同意，2001年1月16日（农历腊月二十二）办理了临时出院手续。出了住院部，先到洗浴中心洗澡、理发，然后回到家里准备过年。

▲继母李华珍（1919.2.18—2001.2.10）

30、祸不单行 继母遭难

　　父亲过世后，继母被二妹淑梅接到家里住，我患病的事一直瞒着她。为避免她突然知道病情造成很大的伤感，淑梅逐步的把病情透露给她。开始对她讲有人得了一种不会吃饭的病。继母说怎么能得这种病呢，刚出生的婴儿还会吃奶水呢。淑梅告诉她这种病是脑血栓压迫吞咽功能造成的。后来对她讲大哥得的就是这种病。继母得知我患病后非常着急，她将龙须挂面一点一点地捣成碎末，供我打鼻饲用。她多次提出要到医院看我，考虑她年纪大，天冷路滑，淑梅劝她不要去医院，等过年时到家里看看。腊月三十继母到我家过年，上午她急着穿衣服准备来我家，在够衣服时不慎将脚踏的凳子踏翻，从凳子上摔下来，造成骨股头粉碎性骨折，大年三十住进了中医院骨科病房，淑英、淑梅轮流到医院护理。正月初二，安凤兄弟姐妹在安萍家团聚，中午饭后，我送到中医院看望继母，谁知这是我跟继母的最后诀别。
　　2001年1月28日（农历正月初五），我又回到八道沟住院部继续住院治疗，为了去医院方便，我跟安凤暂时住在常艳家。每天坐车到医院，中午11点左右打完吊瓶，安凤搀扶我步行回到常艳家，午睡后即到江沿锻炼走步。继母在中医院治疗，开始做了一段时间牵引，效果不明显，后来决定手术治疗。1月9日，继母被推进手术室，手术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一切护理都有护士在手术室进行，家属不得靠近。
　　2月10日上午9点多钟，我正在八道沟住院部输液，突然手机响起，是妹夫玉杰打来的，说继母病情发展不太好，让我输完吊瓶速到中医院。我顿时觉得不祥，予感继母可能发生意外。当我赶到中医院时继母早已停止了呼吸，寿衣已经穿好，遗体挺在地上，周围围了许多人。我由安凤搀扶着跪下磕了3个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我重病在身又痛失亲人，真是欲哭无泪。这天是农历正月十八，恰巧是继母83岁生日。
　　2月12日早晨，我早早来到中医院。随后弟弟、妹妹和亲友陆续来到医院，市行派纪委书记闫成安、工委主任姜学田来为继母送行。8点多钟，殡仪馆最好的灵车红旗轿车来了，在他人的搀扶下我双膝跪地磕头为继母送终，之后，我在灵车副驾驶位置上捧着遗像，灵车徐徐向殡仪馆开去。这天天气特别寒冷，我身体很虚弱，冻的有点挺不住。灵车到了殡仪馆，我赶紧向继母遗体磕头告别，随后坐车到八道沟住院部挂吊瓶输液。继母的告别仪式和善后事宜由弟弟、妹妹和妹夫们在操持。继母遗体火化后骨灰存放在殡仪馆，2002年清明时移至九道沟公墓与父亲并骨合葬。
　　继母的身体很好，如没有这次意外再活十年八年是不成问题的。她的死完全是中医院给造成的，我的病也是中医院未及时诊断耽误治疗而恶化的。为此，玉杰、德库和英忠赖家老少三个女婿多次找中医院讨要说法。中医院百般推卸责任，不承认是医疗技术的问题，仅承认第一次CT检查后，大夫对我未及时作出病情诊断。我们不懂医术，也收集不到更多的证据，无奈只能接受医院退回我第二次CT检查的300元费用而罢休。

▲在和馨园新家

31、康复锻炼 效果明显

2001年3月1日第二次住院出院后，治疗阶段基本结束，但康复锻炼还任重而道远。出院后身体虚弱，半身麻木，心悸忧郁，加之颈椎病复发，脖子疼痛难以忍受。走路不敢抬头，而且步子小、走的慢，害怕路不平被拌倒或被人碰着，在马路上突然听到汽车喇叭声或其它响声都被惊吓的不得了。想想过去，看看现在，心情非常忧伤，有时走在楼道里眼泪止不住流出来。脾气也变得非常暴燥，为点小事爱发火。尽管如此，康复锻炼并没耽误，老伴天天陪我走路锻炼，从开发区文化广场步行到荣景公寓大楼，来回2公里，上下午各走2个往返，酷夏不停，严冬不止。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锻炼，效果逐渐显示出来，体质渐渐看好，走路能抬头了，步子大了，速度快了，胳膊也甩起来了。到当年10月，安凤把我送过开发区马路，可以独自顺江边人行步道行走。又经过一段时间，自己可以拿着拐棍过马路到江边锻炼，这时，老伴从陪护我锻炼的“捆绑”中完全解脱出来。

病后腿脚走路不方便，特别是上楼脚抬的高低心中没数，生怕被楼梯磴拌倒，天天上下八楼真是困难。两个姑娘对此看在眼记在心，想方设法要给我调调住房。姐妹俩看了多处二手一楼住宅，地点和房子都没相中。后来姐妹俩商量给我买处新房，我看好振八街和馨园一套105平方米的二室二厅一楼住宅，这套房子楼下面是地下室，冻暖夏凉不潮湿，院里环境比较好，很适合病人或老年人居住。孩子们看我喜欢这套房子，决定用按揭贷款买。房子近20万元，两个女儿出资帮我交了首付款，另外办按揭贷款10万元，每月还贷1900元，5年还清，两个女儿每月各从工资扣700元帮我还贷。2001年12月拿到新房钥匙，装修到2002年3月末。4月6日乔迁新居。搬家这天，赖、王两家的姊妹都来到新房，为我们乔迁温锅祝贺。

▲游览五龙山2001.5.24
左起：于跃、安凤、礼善、高峰、何明君、姜学田、齐海辉

2001年3月出院时，已患病近5个月，眼瞅着要开劳保工资，我不能在家等着开劳保，也不能等开劳保工资时再上班，此时虽然身体虚弱，也要赶在劳保开资前上班。从身体情况看，上班也不能担任科室领导职务，也不能下基层工作，只能在办公室做一般事务性工作。为给上班打下铺垫，我于3月20日向行里写了辞职报告，内容是：根据我的病情和身体状况，特向组织提出辞去市行监察室主任和市行纪委副书记职务。辞职报告交给人事科。不久行里对我的辞职有了回音，人事科科长对我讲等行里双聘干部时再考虑。4月2日，我开始上班了。当时我正在于丽珍所针灸，每天早晨7：30由安凤陪着坐通勤车到行里，下车后步行到于丽珍所针灸，9点左右针灸完毕，老伴乘公交车回家，我到市行上班。中午到机关食堂吃饭，饭后在办公室午睡，晚上下班坐通勤车到家门口，老伴已在等候，随后陪我去江边练走路，锻炼个把小时再回家。开始上班时主要看看近几个月的文件材料，看累了在房间或走廊里站站走走，看看窗外景色，然后再看看文件，有时还在笔记本上摘抄几句。二、三天后文件看完了，看报纸成了消磨时间的唯一办法，每天的几份报纸翻过来复过去看个遍，工作全部由他人处理。

　　在这期间，参加了几次社交活动。2001年3月12日，参加了市商业银行董事长于国文主持的欢送陈玉芬退休聚会。当天于国文打传呼告诉我人民银行监察室陈玉芬退休了，他邀了专业银行老监察室主任晚间在安东大世界聚聚，这是病后第一次接受聚会邀请。这时候我住在常艳家，自患病以来从未离开老伴的陪护，这次聚会又不便带老伴，去还是不去，去确有困难。但又考虑，今后这样的机会不多，最后决定我自己打车到安东大世界应邀。参加这次聚会的有于国文、陈玉芬、人民银行祝云鹏、工商银行刘学勤、中国银行卢妮鸣、商业银行郭宽军、东港人行邹本清、宽甸人行齐怀珍。老同志相见悲喜交加，激动不已。这些同志向我敬酒祝福，鼓励我战胜疾病，早日恢复健康。席后，于国文、卢妮鸣打车把我送回家。

4月13日，省行原监察室主任李儒借机来丹东看望我。在我住院期间，李儒曾托人给我捎来二瓶美国产的脑白金药片，我服用后效果比较好。他这次来丹东，晚间邀请我和老伴在江滨酒店聚餐，餐后在酒店咖啡厅聊天，聊了不长时间，他看我体力不支，说话费劲不爱言语，即早早告别休息。李儒比我小一岁，逢年过节他总来电话问候。他知道我爱好集邮，2005年春节给我寄来一套（二小版）辽宁省银行同业协会珍藏个性邮票。

5月24日，省行监察室副主任高峰和监察员于跃、来市行检查工作，也是借此机会来丹东看望我。当天老伴陪着我跟高峰等人游览了五龙山，在风景区照相留念后，到五龙背镇吃午餐，饭后在荣军疗养院洗了温泉浴。
5月31日，市行行政科杨泽忠开车去省行，我跟老伴搭车到省行看看监察室的同志。监察室主任崔存泽、副主任高峰，原主任李儒、原副主任曹荣光及于跃陪我们吃中午饭。饭后又乘杨泽忠的车回来。这是我病后第一次去省行，也是最后一次。

▲凤城大梨树留影2001.7.12

2001年5月中旬，市行机关进行中层干部竞聘上岗，规定中层干部男年满52周岁、女年满48周岁一律从原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李德清、武风山、彭刚、于明全、朱天萍、李娜等人上台演讲竞聘不同的科级岗位。何明君竞聘监察室主任职务，这个岗位无他人竞争。5月19日，市行公布了竞聘结果，何明君被聘为监察室主任；李德清聘为计划财务科科长、武风山为副科长；彭刚为工会主任；王洪光为审计科长；于明全为办公室副主任……。竞聘后，市行规定，未被聘任退下来的中层干部一律调离原来的科室，说什么这样便于新就任的中层干部开展工作，原工会主任姜学田调到监察室；原存款科长孙兰凯调到审计科；原审计科长毕树良仍留在审计科，考虑我的身体状况，暂时留在监察室。我在监察室仍然不做什么工作，每天上班照样是看报、喝茶、走走站站。6月1日针灸结束后，老伴就不陪我上班了，我早晚坐通勤车上下班都很顺利。最使我难堪的是中午到食堂吃饭。这个时候走路还不稳，中午吃饭在食堂门口排队，同志们把我让到前面，端自助餐餐盘时平衡掌握不好，颤颤抖抖的。饭后从椅子起来须站一会，找好平衡才能走开，刚挪步时身子还摇晃，就餐的人都在看着，大家不说什么自己也感到难为情。后来为避免这种尴尬的局面，我自带午饭，不到食堂就餐。每天中午带2个方便面、1个煮鸡蛋，自己在办公室简单吃点，避免和众人接触。以后我减少上班次数，由天天上班变为隔一、二天去一次，再后来每星期上一、二天班，上班也不干事，不上班也没人管。
　　这期间，我陪老伴到凤城、东港、宽甸游玩了几天。自患病后，近半年未下乡，一是想念县行的一些同事和朋友，趁未退休再到县里看看，会会朋友；二是老伴很少到县里转转看看风景。我患病后她一直处于神经紧张状态，这也是找机会带她去散散心,松弛松弛。7月12日到凤城，凤城市行副行长闫洪福、工会主任荣立权、监察室主任杨玉昌和监察室的肖云光、胡莲花陪着到大梨树风景区游玩。8月13日来到东港市行，副行长于明全、监察室的老同志泮福太、吴俊鹏陪着游逛了东港世纪广场。6月18日来到宽甸县行，副行长管殿军、工会主任李洪义和监察室主任秦喜贵陪着到河口风景区区游玩，观看了河口断桥、拉古哨水电站等景点。晚间在县行招待所会见了一些朋友和同志。

▲淑善、于辉来丹留影2005.3.10

家搬到和馨园以后，在院内走步锻炼了一年，每天上下午各一小时沿院内小道步行锻炼，每天步行大约10公里。从2003年春天开始，坚持登锦江山锻炼，每天早晨顺锦江山的盘山道上山下山，全程6公里需用90分钟。白天时常走出院外步行到很远的地方，曾走到三道沟、七道沟里、八道沟小北疃、蛤蟆塘、东窑、珍珠泡、手表厂等地方。还经常到九江街、长兴街、兴隆街、前后聚宝街等老街道，一方面进行步行锻炼，另一方面看看老街道老房子，回忆回忆过去增添点乐趣。这样常年不懈的锻炼，不但增强了体力，食欲也增大了，睡眠也增加了。在步行锻炼中结识了不少患心血管病的病友，与他们聊天闲谈，自己的心态也好多了。
　　在山东老家的叔伯妹妹淑善对我的病一直惦念着。叔婶对淑善很好，记得1972年我回老家时，淑善才二、三岁，她那时成天看着鸡屁股，鸡下个蛋她马上拾起来打碎生喝，从小就受到叔婶的宠爱，叔婶也得到了的回报。婶子有病住在县医院，她来回跑去伺候。2002年1月，叔父患癌症后，她伺候送终。如果没有她，叔父的晚年生活真不知怎么样。2005年3月9日，淑善趁春耕前与二姑家四女儿于辉表妹结伴来丹东看望我，也是走出家门见见世面。我在1993年回山东老家时曾见过于辉表妹，她性格外向，待人热情大方。那次从山东回来我曾给她寄去二本挂历。每逢过年，她都打来电话拜年。淑善和于辉来丹先后住在我家和淑英、淑梅家，我兄妹四人分别摆家宴招待她俩。她俩在丹东期间，我陪着游逛了鸭绿江公园、站前广场、锦江山公园、抗美援朝纪念馆，并乘船游江，照了许多照片。淑善、于辉在丹东住了6天，3月15日乘汽车经大连回山东。行前安凤买了50多元的小食品捎给淑善的孩子常春，还找出一些旧衣服，淑善随身带走二大包，走后我又寄去二大包。

▲内退人员游览虎山长城2002.8.8

32、竞聘上岗 逼迫内退

农行为了增加经济效益，省行决定采取撤点减员措施，即撤并长期亏损的营业网点，精简工作人员，实行减员增效。这个办法2000年已经搞过一次，当时撤并了一些营业网点，裁减的人员主要是基层的临时勤杂人员和少数一线业务人员。2001年省行又下了第二次减员指标。市行决定这次减员主要让年龄大的老员工提前办理内部退养，即男满55周岁、女满52周岁的员工办理内部退养。名义是个人自愿，由本人提出申请，组织批准。不提申请的与其他员工一样竞聘上岗，这些老同志们已经从原岗位退居所谓的二线，再竞聘重新上一线岗位的机会很小，落聘即开下岗待业工资。这个办法的实质是逼老同志必须办理内退，老同志都说这是武大郎服毒，服也是死不服也是死。老同志无奈都写了申请书，于当年9月末办理了内退手续，从11月份开内退工资，比原来少开500多元。市行机关这次办理内退共有11人，他们是：总稽核肖安成、审计科长毕树良、信贷科长史泰初、财务科长王风盛、科长赵胜勇、科员焉丕顺、郭传义、孙忠臣、于国华、孙秀洁，我也在其中。我从1960年参加工作，一辈子勤勤恳恳，忙忙碌碌，任劳任怨，到2001年整整41年，一下子离开工作岗位，心里还真有点恋恋不舍。市行为欢送这些老同志在江滨酒店搞了一桌丰盛的聚餐会，还发了纪念品。我因患病心情不好未参加聚餐会。
市行机关为内退人员成立了单独的党支部，毕树良担任党支部书记，每月8号集中学习一次，毕树良比较认真，每月都组织活动。活动有时念念文件或是学习有关材料；有时到基层单位化点缘弄点钱搞点小型活动。
2002年8月8日，支部组织内退人员游览虎山长城。虎山长城险峻陡峭，我在岗位时曾来过二次，都未登到山顶。这次是老伴陪我去的，虽然有病在身，但好胜的心理没有改变，另外考虑退休后再来的机会不多了，这次争取登到山顶。老伴搀扶我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慢慢向上攀登，陡峭狭窄的地方，扶着栏杆向上登，最终登上了最高的峰火台，心里有一种胜利的喜悦。谁知下山可难了，其他同志从路更难走的后坡下山，我只好从原路下山。为防止发生意外，老伴求李鲁东同志照顾我。“上山容易下山难”，老伴跟李鲁东搀扶着我，一磴一磴艰难的往下走，老伴提心吊胆怕我出意外，我嘴说不害怕，内心也恐惧不安，跌跌撞撞地好不容易下来了，来到山下真有点后怕。
丹沈高速公路通车后，内退支部于2002年10月9日组织内退人员乘车去本溪农行，主要是看看高速公路的修建情况，观看高速公路的风光。市行原办公室主任任国强交流在本溪分行任副行长，任国强和本溪行的领导热情接待我们，向我们介绍了本溪行的经营情况，并设宴招待我们。当天晚间返回凤城，凤城市行招待了晚餐，饭后一些同志搓麻打牌，荣立全、胡莲花听说我们到了凤城，晚间来到招待所陪我聊天。
内退不是正式退休，机关组织的年末会餐、春节联欢会、旅游和党组织活动等照常参加。2002年“七一”机关党总支在五龙山宾馆组织纪念党的生日活动，老伴陪我登上了山上灵峰禅寺的大雄宝殿。2001年5月，我跟省行高峰等人到过灵峰禅寺，那次是安凤扶着我上去的，这次是自己登上去的，看来坚持不懈的康复锻炼能收到一定的效果。
2003年6月20日，机关组织到宽甸河口旅游。河口我去过多次，这一次是病后随机关集体去的，主要是想看看电视连续剧《刘老根》的外景地龙泉山庄，这里原来的建筑全都是木头的，因为电视剧拍摄后不久山庄里着了一把火，把所有的木屋烧得一干二净，山庄这一次重建完全用了水泥仿木建筑，在电视剧里看到的龙泉山庄好像很大，其实里面小得很。观看龙泉山庄之后，我们乘船游览了鸭绿江，在船上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到朝鲜的一草一木，甚至看到了朝鲜对岸设立的一块纪念碑。朝鲜那一面的山上的植被显然不如我们这一边，也见不到多少建筑。宽甸段的鸭绿江雄伟漂亮，江面开阔，江水清澈。
2004年6月12日，机关组织到天华山旅游。天华山位于宽甸县灌水镇北部，海拔1100多米。这里的奇峰、怪石、森林、古木、洞峡、幽涧、瀑布、溪水的自然之美，相映生辉。天华山是新开辟的旅游景点，我是首次到此旅游。我腿脚不便，不能随大家攀登高峰，只好单身一人从谷底顺大路向上而行，边走边欣赏风景，走了近一小时，来到通天峡口，对此我是望而生畏无力攀登，只能在此稍微休息，照相留念后按原路返回。
2004年秋，市行纪委书记闫成安也办理了内退，毕树良到了正式退休年龄，闫成安接替毕树良为内退支部书记，内退人员的旅游活动更加频繁，在这期间曾组织去过凤城大梨树、宽甸河口、五龙高尔夫球场、五龙背温泉、套里绿岛等地方游玩。

▲去庙岭看望工友刘春和2011.6.11

人到老年好怀旧，退休在家闲之无聊经常怀念旧事，特别爱怀念初参加工作时期的往事。第三中学附属工厂是我刚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单位，旧厂房早已拆除，现在是新建的居民小区，但经常夜里梦到原来的厂子，梦到在操纵车床车削工件。我在储运一库工作了7年，对这个单位感情很深，特别想念库里的一些老同志，退休后我曾回到一库看了看，虽然仓库已移其主，老同志已经退休，有的已不在人世，但当年的办公室、宿舍、岗楼、仓库依然存在，库门前那棵近百年的大梨树依然存在，经过40年的风雨，它们也显得苍老了。看到库房门旁砖垛上抹的水泥宣传板，那是当年于维水同志抹的，我在上面书写毛主席语录，“宣传毛泽东思想”，于维水同志早已去世了。仓库老职工李永明跟我于1962年12月同时到一库的，他是从青城子铅矿转去的，开始做警卫工作，后来当保管员，一干40多年没挪地方。这个人老实忠厚与世无争，我退休后曾去他家探望。老职工刘春和1962年从部队复员安排在一库做警卫，以后做保管工作，他家住九连城镇庙岭村上班很远，后来转到六库离家能近点。他当保管员一辈子，直到退休回家。这个人少言寡语为人诚实，跟我们关系都很好，是我们一帮小青年的老大哥。2002年11月，我约李永明去庙岭看望刘春和，中午，刘春和跟老伴做了好多饭菜款待我们，回来时送给我俩一些地瓜、板栗、山楂和萝卜等农副产品。2003年春天，我邀请刘春和、李永明来我家作客，老同志相见分外亲热，回忆起往事兴致勃勃。
　　退休之后，春夏季节在院里伺弄伺弄花草，冬天在屋里摆弄欣赏邮票。我从1981年爱上了集邮。那时天天跑邮局跟邮友交换邮票，后来溢价买了1970年以来发行的一些新邮票，个别价格较贵的小型张未舍得买，现在想起来挺后悔的。2002年冬天，我把1981年以来订阅的《集邮》杂志找出来，费时16个月从中查出名山、大川、湖泊、风光、古迹邮票的资料，收集整理了一套10万多字的《中国邮票上的风光名胜》邮票资料，请市行同事王丹宇帮忙打印成册，留作自我欣赏。做这件事不仅系统的收集了邮票资料，而且也学到了许多方面地理方面的知识。

▲过60岁生日留影2005.5.20

33、花甲诞辰 感慨万千

2005年是我跟老伴花甲之年，孩子们准备为我俩好好庆贺一番。3月5日（农历正月二十五）是老伴的生日。这天，女儿在阳光酒店订了包房，安排了二大桌酒席，赖、王两家弟弟、妹妹、妹夫和在丹东的晚辈及老亲家赫永安夫妇都来庆贺。生日宴席由赫玺、姜来主持，他俩代表姥姥对大家表示欢迎和感谢。我写了祝贺词，借此机会向老伴表达一点心意，由赫玺来宣读，祝词的内容是：今天是我老伴的生日，我和她牵手走过了36个春秋，这期间有过许多欢乐和幸福，也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她很平凡，但为家庭立下了汗马功劳，她孝顺父母、相夫教子，任劳任怨。在此我向她表示感谢，感谢她为我生了两个好女儿，孝敬父母，爱家护家；感谢她在我患病后不离不弃，精心照顾我的生活起居，陪我康复锻炼，付出了难以想象的汗水和泪水。在她生日之际，我表示衷心的感谢，祝她生日快乐，永远快乐。席间大家频频举杯相互祝福，祝福上学的拼搏进取，前程似锦；祝福上班的工作顺利，事业有成；祝福做买卖的生意兴隆，财源茂盛；祝福退休在家的身体健康，颐养天年；祝福所有的家庭和和美美，万事如意。

34、旅途专列 条目记事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六零年

▲1946年5月13日，我出生在安东市于家沟。

▲1948年至1950年，父亲在宝山商场摆摊卖粮。

▲1950年至1958年，父亲在兴仁街安乐胡同开“寰新号”食杂店。

▲1950年抗美援朝时全家人疏散到山东福山老家，返回时忠善弟留在老家，由祖母寄养。

▲1954年入兴仁街小学读书，1958年转长兴街小学，1960年小学毕业。

▲1956年4月25日（农历三月十五），母亲患败血病医治无效逝世，终年34岁。母亲去世后，父亲回山东老家娶继母李华珍。

▲1958年父亲参加九江街运输队。

▲1960年10月10日，参加市第三中学附属工厂学徒。

一九六二年至一九七零年

▲1962年12月1日，转到市储运公司第一仓库做警卫工作。

▲1964年8月回山东福山老家看望叔父。

▲1965年3月29日，在储运一库改做保管员工作。

▲1966年5月20日（农历四月初一），二弟忠善患心脏病医治无效去世，年仅19岁。

▲1969年4月12日，转到市百货系统政工组，做人保工作。

▲1969年10月2日（农历八月二十一）结婚。

▲1970年3月2日，岳父全家下放到东沟县安民公社群英六队落户。

▲1970年4月5日，从父母家搬出来自立门户过日子。

▲1970年4月10日，调到市商业局人保组为工作人员。

▲1970年7月14日（农历六月十四）凌晨1：10长女常红出生。

一九七一年至一九八零年

▲1971年福善弟由市第十七中学评议参加丹东造纸厂工作。

▲1972年7月1日，在市商业局经张瑞锋、焦永成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2年12月15日（农历十一月初十）凌晨1：20二女儿常艳出生。

▲1973年7月9日至1974年7月22日，参加市蔬菜购销站盗窃集团案件落实政策工作。

▲1974年4月，与蔬菜购销站王常勇到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新集镇外调。绕道去北京看望舅父和姨母，在姨母家过的“五一”节。

▲1973年9月17日（农历八月二十一），岳母姚玉舫逝世，终年48岁。

▲1973年12月，二妹淑梅由农村抽工参加市印刷厂工作。

▲1974年3月妻妹王安萍参加市农具厂工作，同年10月转到日用塑料厂。

▲1974年12月11日，安凤被元宝区劳动工资组招为集体工人，分配在饮食服务公司下属饭店为服务员。

▲1975年8月，淑英妹由农村抽工参加市电业局工作。

▲1975年11月24日至1976年12月23日，参加市普及大寨县工作队，驻郊区九连城公社。

▲1976年9月26日（农历九月初三），淑英妹结婚。

▲1978年4月，被抽到商业局“揭批办”工作，负责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后来负责“一批双打”斗争。

▲1980年父亲从市运输联社退休。

▲1980年市商业局在二道桥副食品商店原址新建楼房，我分得一套二居室，面积仅有26平方米，当年10月搬进新家。

▲1980年10月26日（农历九月十八），内弟王安祥与本厂女工盖玉辉结婚。婚后不久，即搬到市内县前街588号房居住。

一九八一年至一九九零年

▲1981年6月10日，调到市委财贸工作部组织处工作。

▲1983年6月28日（农历六月初三），二内弟王安成与市毛巾厂女工范玉萍去北京旅行结婚。

▲1982年11月20日至1983年10月30日，参加市委整党工作组，在市五交化公司搞整党试点。

▲1983年11月市委财贸工作部与工交工作部合并为经济工作部。

▲1984年5月8日转到市农业银行，8月3日到农行报到上班。

▲1985年 7月6日，陪同省行副行长宫垂英参加总行在哈尔滨市召开的纪检工作会议。开会期间，看望了小姑母。

▲1985年7月，跟工业信贷科陆恩纯同志前往江苏省沙洲县调查市农行劳动服务公司问题。借此机会带常红到北京旅游。

▲1986年，被市纪委评为全市纪检战线先进工作者。

▲1986年12月，市委“经打办”上报，被辽宁省委“经打”领导小组评为1985年——1986年辽宁省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先进工作者，发给了荣誉证书和奖品（手提式小型收录机）。

▲1987年9月末，舅父陈生魁离休后来丹东探望，国庆节后返回。

▲1988年2月1日，下午2时姨母陈生敏因患肺癌医治无效逝世。

▲1988年5月，根据省行通知，市、县行成立监察室，监察室与纪委合署办公，我被任为市行监察室主任。

▲1988年9月，被省行评审为经济师任职资格。

▲1988年夏天，借去省行办事的机会，带着安凤去沈阳旅游。

▲1989年常红毕业分配在市永昌小学任教。

▲1989年被农总行评为全国农行系统纪检监察先进工作者。

▲1990年10月4日被省行抽到大连参加省行廉政建设检查工作组， 1991年元旦后调查结束。

一九九一年至二零零零年

▲1991年9月，市金融系统监察室主任泮克同志带队到深圳参加纪检监察业务培训班。

▲1991年被中国人民银行评为全国金融系统纪检监察先进工作者，12月，参加了在广州市召开的全国金融系统纪检监察“双先”表彰大会。

▲1991年5月18日，乔迁盐库小区新居。

▲1991年被省人民银行评为省金融系统监察工作先进工作者。

▲1991年9月20日，市行召开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大会选举卫恒礼为纪委书记，我为副书记。

▲1991年7月，常艳在市第一职高毕业前夕，被市建设银行挑选珠算选手参加建行东北三省联赛。

▲1992年8月30日（农历八月初三）常红结婚。

▲1992年被省农行评为全省农村金融系统先进工作者。

▲1993年10月末，借到大连开会的机会，带安凤回山东老家探亲旅游，并约岫岩县齐经波去山东找赖超善要账。

▲1994年5月5日，借陪东港市行行长刘振武到北京进行脑瘤术后复珍的机会，顺便带安凤到北京旅游。

▲1994年4月14日，被市纪委授予优秀纪检监察干部称号。

▲1995年2月4日（正月初五, 立春），赫玺出生。

▲1995年 9月25日（农历八月初一），常艳结婚。

▲1995年12月31日，父亲回迁新居。

▲1996年5月初，省行党组任命原省行工业信贷处副处长冯志强接任姜桂林的行长职务。同时省行决定不设专职纪检组长或纪委书记，肖安成被免去纪委书记职务。纪检监察工作由副行长汤义政分管。冯志强上任后，提出撤消党委改建党组。8月下旬，市委组织部下文，同意丹东市农业银行党委改建为党组。当年12月初，省行正式下文汤义政兼任纪检组长。1997年3月17日市行下文我为纪检组副组长。

▲1996年5月6日至20日，市金融系统监察室副主任戴军礼带队，组织监察干部赴江、浙地区学习考察。参加考察组的有市金融系统监察室吴天民、孙福友、市中行李淑琴、市人寿保险刘维彬、凤城人行刘远东、姜福祥。农行有我和凤城行杨玉昌参加。

▲1996年10月15日，姜来出生。

▲1996年再次被农总行评为全国农行系统纪检监察先进工作者。

▲1997年7月，总行监察室在长春农行干部管理学院举办案件检查培训班，省行监察室副主任车勇带领各市行监察干部参加学习。7月25日学习结束后，培训班组织到长白山旅游。

▲1997年7月18日（农历六月十四）早晨，岳父在八道沟住院部去世，享年78岁。

▲1998年1月7日（农历腊月初九）上午11：35，父亲在八道沟住院部逝世，终年76岁。

▲1998年5月2日，以参与办案的名义随东港行来到烟台。与二姑家表兄于洪广和叔父去蓬莱游览了蓬莱仙阁，并分别到奇章村、永福院村看望了二姑和大姑。5月6日回丹。

▲1998年被省人民银行评为省金融系统“九五”创业立功活动先进个人称号，并奖励一台微波炉。

▲市行监察室1988年至1999年连续12年被市金融系统纪检组评为金融系统纪检监察先进单位。

▲2000年10月20日下午2点患脑梗塞住院。

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六年

▲2001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十八）上午9点，继母在市中医院逝世。这天，是继母83岁生日。

▲2001年5月中旬，市行机关进行中层干部竞聘上岗，规定中层干部男年满52周岁、女年满48周岁一律从原工作岗位上退下来。5月19日，公布竞聘结果，何明君被聘为监察室主任。未被聘任退下来的中层干部一律调离原来科室，考虑我的身体状况，暂时留在监察室。

▲2001年市行男满55周岁、女满52周岁的员工于9月末办理了内退手续，从11月份开内退工资。我从1960年到2001年整整工作了41年。

▲2002年1月27日，叔父赖积玉去世。

▲2002年4月6日，乔迁和馨园新居。

▲2002年10月4日（农历八月二十八），大姑因病去世，享年87岁。

▲2005年3月9日，淑善与二姑家四女儿于辉结伴来丹东。

▲2006年4月16日至20日，姨家表妹唐惠借到沈阳开展业务的机会来丹东。

▲2006年4月，正式办理退休，退休金1511元。

▲2006年10月27日（农历九月初六），小姑母赖积荣因患脑梗塞去世，享年79岁。

束 缚

2005年7月30日完稿

2007年12月修改打印

后 语

这本十万多字流水账似的《回首往事》是2001年内部退养以后写的，那时闲的无聊写点东西消磨时间，当时还不会玩电脑，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琢磨，一句话一句话的推敲用笔写出来的，后来学会了电脑才打印成册。之后除了自己闲时翻看几眼外，因为文字水平太差，不好意思给外人看。

今年12月以来，国家放开了防疫新冠病毒措施，现在为了防“羊”，窝在家里二十多天，“不出不进，严防死守”，成天呆着无事干憋闷死了，还得找点事做。最近用电脑做了几篇《美篇》打发时间，但再做也没有素材了。突然想起以十几年前写的流水账《回首往事》为内容编辑个长篇《美篇》，哪知在自己电脑里你愿写啥就写啥，没人管你的，做《美篇》不行，《美篇》平台是要严格审核把关的。文章里有涉及“低标准”、“文革”、批判“四人帮”等政治敏感内容是过不了审核关的。咱政治觉悟低，也不知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让说，所以多次审核大块大块的文章段落被删除，只好重新编写被删除的文字，好在我有时间，陪着平台玩，你给我删了，我再改，你再审核，反复几次，直至过关，尽管这样，个别段落之间被平台删的也衔接不上。整了十几天，窝家防“羊”的时间就这么打发了。

听防疫专家说能晚一天阳就晚一天，我的孩子和亲友们大部分都羊了，我这里还“美羊羊”被保护起来了，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羊”是早晚的事，但还是能晚一天是一天，不要插队抢先进。就怕长时间窝在家里，核酸不是阳的，神经被憋成“羊”了。

为了减少篇幅，有些工作上的事和私密事，略过了几个段落。

束 缚

2022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