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 西征三千里 — 1. 新集、土桥铺之战

河马 Hippochin

写在前面的话

90年前深秋，鄂豫皖苏区的红四方面军面对30万敌军的围剿，浴血奋战，但终因寡不敌众，第四次反“围剿”失败了。

父亲晚年回忆了当年那艰难困苦的战争岁月。 很多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都认为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向川北转移，征战三千里，途径湖北、河南、陕西，入四川，这就是长征的开始，这就是红四方面军长征的组成部分。

父亲生前曾著文说：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从黄安（今红安）黄柴畈撤离根据地时，我在少共国际团团部任通信班长。部队跳出根据地后一路向西，突破敌人平汉铁路的封锁线，在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下，沿途战斗频繁。枣阳新集和土桥铺连续战斗，我军损失严重。少共国际团减员太大，不得不撤销建制，将剩余人员编到其他主力部队。我被编入红10师29团（进入四川后部队互换番号，我所在部队换番号为红73师219团）。漫川关突围是西行的红四方面军生死存亡的一仗，我军以血的代价突出重围，进入陕西。部队翻越秦岭后，在子午镇和盩厔（现周至）等地激战，长途的战略转移，没有兵员和物资的补充，部队极度疲惫。必须建立根据地，这一主导思想很快就在全军上下一致形成。在渭河流域，由于敌情还有地理区域等情况都不适合，也不可能长期立足，部队不得不往南再次翻越秦岭，进入汉中，继而又翻越大巴山，进入四川。在陕南及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域创建了新的根据地。从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到进入川陕，行程大约有3000多里路。

红四方面军主力两万多人挥泪告别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转移。部队踏上漫漫征程，谁也不知道前面的目的地在何方！风雨交加，夜暗如墨。风雨声遮没了零乱的脚步声，夜色隐去了这支哀军的身影，红军远去了……

故事就从这里讲起：

1932年10月11日晚，红四方面军总部留下红七十四、七十五两个师和一些独立团在根据地坚持斗争，即率红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师和我们少共国际团跳出根据地，到平汉铁路以西活动，待敌情缓解后再伺机打回路东。部队分左右两路纵队从四姑墩出发，急速向西疾进，经两天两夜的急行军，没有一点喘息的机会，突破了敌人两个师的防线后，在平汉铁路以西的陈家巷一带会合了。

我们昼夜行军，听说准备同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会合。大家斗志昂扬，踏上了另一块红色的土地，十分希望见到自己的红军兄弟。可沿途所见，满眼都是残垣断壁，破败的村庄。除了寥寥几个衣衫褴褛的孱弱老幼，蜷缩在倒塌的茅屋瓦砾之中，没有红三军，没有党组织，没有游击队，甚至连老百姓也见不到。国民党白军放火烧剩下的残壁上，仅留下了一些红三军用石灰涂刷的标语，砖石瓦砾间还徐徐冒着余烟。这凄凉的景象，使大家的心都灰了一半。我们接到命令，原地休息，便马上做饭吃。太阳升起来了，饭还没做好，远处就传来枪炮声，尾随的敌人与我军接上火了。

红军离开了根据地，没有地方党组织和政权的配合，没有群众的支援，我们的情报也不灵了。敌情只能靠尖兵和侦察员取得，等到枪声响起，黑压压的大群敌人已冲到跟前。我当时是少共国际团的通信班长，经过一夜的行军，太疲劳，头枕背包倒地就睡着了。枪声把我惊醒，还未睁开迷蒙的眼睛，就被人踢痛了。有人在喊：“敌人来了，敌人来了。”我一骨碌爬起来，抓起身边的枪，跟着大家上前去迎击敌人。顿时枪声大作，手榴弹和炮弹爆炸的硝烟四起。

这就是枣阳新集之战。

蒋介石发现我红四方面军主力跳出他的包围圈后，马上实施三路大军的“追剿”部署：以卫立煌率李默庵的第十师、蒋伏生的第八十三师和罗启疆的独立三十四旅，尾随红军跟踪追击；以胡宗南第一师为北路，沿花园至襄阳公路向西追剿；以萧之楚第四十四师在南面，顺京山至宜城的公路平行追击。敌三路大军把我军夹在了中间。而原来在襄阳、枣阳一带的刘茂恩第六十五师和冯鹏翥的第六十七师，则在沙河一带实行堵截。蒋介石的用心十分险恶，企图将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围歼”在襄阳、枣阳、宜城地区。

到达枣阳新集，我们部队原本准备生火做饭，米刚下锅，枪声就响了。许多人迷迷糊糊睁开眼睛就去抓枪。我们少共国际团立刻投入战斗，迅速占领了吴集的一座山头作为防御阵地，在侧翼阻击敌人，以保卫主阵地和总部的安全。

追上我们的敌人是蒋介石嫡系蒋伏生的第八十三师。这个师在第四次“围剿”鄂豫皖苏区时没有受到重创，这会儿以为他们已将红军抓到了手里，亟待消灭，准备邀功请赏，便首先向我军发起了攻击。

红十一师在东线与敌接触，将敌人堵在了山梁下面。红十师急赴南面的樊家集一线，占领阵地，以防敌人威胁。如果我军能集中力量将三路敌人中一路消灭，那将对全线敌军产生极大的心理震撼，同时也可以解红军之危急。

两军交战往往谁先抢占和控制了有利地形，谁就赢得主动权。新集西南方向十来里的乌头观，此时显示出它独特的重要性。这座用石头垒砌成的堡寨十分坚固，反动地主民团武装在堡寨里架起了机枪，据险而守。我军不知是哪一支部队行动迟了一步，这个制高点没有拿下来。而此时敌独立第三十四旅赶到乌头观，同堡寨里的反动民团武装纠合在一起，里应外合向我军发起反攻。敌人居高临下，猛烈的火力打得我军抬不起头来。敌人又以迅速的动作扑向大坡岭，相继攻占了我军大坡岭一带的阵地。

失去乌头观这个制高点，又丢了大坡岭阵地，我军的右翼完全暴露在敌人的威胁之下，敌人的猖狂进攻弄得我少共国际团守难固、攻难克。总部命令我团，再艰难也要打，在被动中求主动，以实现破敌一部，冲出险境。

枣阳新集战斗越来越激烈，敌人后续部队源源赶到，蜂拥而至，战局进一步恶化。我少共国际团随方面军总部被迫撤至北面的宋家集、沙堰湾一带。一股敌人趁我军正面激战正酣，突然向我两个师的结合部发起猛攻，突破了我们的防线，直逼方面军总部所在地宋家集。我少共国际团挖筑了简易工事，死命堵住敌人。枪炮声越来越激烈，曹光南团长沉着指挥着少共国际团抗击敌人。敌人的冲锋又突破了我团的阵地，枪炮声震耳欲聋，军情十万火急。曹团长扯大嗓子喊道：“秦懋书！”

“有！”我跳过被炮弹炸开的山石，站到团长身边。

“传我命令，要秦基伟连长不惜代价夺回阵地，把敌人赶下去！”

“是！”我边回答边从驳壳枪里抽出空弹匣，又换了一梭子子弹。我班战士梁成玉拉住我，说了声：“班长，我去！”就冲了出去。

我看着梁成玉弓着腰在凹凸不平的山坡上跳跃翻滚，在炮火硝烟中穿行。他躲过了几发炮弹，但在一片密集的机枪声响中一头栽倒在地，动也不动。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知道梁成玉牺牲了。那年他才十六岁，年轻的身躯仆伏在山岗上，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我眼里冒着火，冲出阵地，掰过梁成玉的躯体，我紧紧搂着他的肩膀，梁成玉浑身上下都是血，软塌塌地躺在我怀里，双眼半睁着，他死不瞑目呀！我心里不知是悲痛还是愤怒，大声喊道：“我要替你报仇！”

耳边“嗖嗖”响着枪弹的呼啸声，身边不时飞起被枪弹击碎崩溅起来的石渣和土块。我放下梁成玉，不顾一切地奔跑。一口气冲进二连阵地，跑到秦基伟连长跟前，喘着粗气传达曹团长的命令。秦基伟原是九连连长，九连损失过半，不得不将剩余人员并入二连。二连连长牺牲，秦基伟接替二连连长职务。一直拖着负伤胳膊的秦基伟正在组织力量与敌人争夺阵地，战士们像发怒的雄狮，怒吼着扑向敌人。经过反复争夺，二连终于把穷凶极恶的敌人赶了下去，重新夺回了阵地。

秦基伟 (1914.11.16—1997.2.2)湖北省红安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历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等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至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常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秦基伟自攻打麻城陡拔山负伤后，一直吊着胳膊跟随部队。部队撤离鄂豫皖根据地时，将许多伤病员留在了苏区，秦基伟原本也在留守名单之中，可他死吵活嚷着不愿留下，说是胳膊打坏了腿是好的，跟着部队走不会给别人添麻烦，就这样，他一路跟到了新集。宋家集这一仗我们团拼了命地堵截敌人，要不是秦基伟指挥全连从敌人手中夺回阵地，那少共国际团的境遇就不堪设想了。我们少共国际团的战士都十分年轻，年少的十二、三岁，年长的也就十八、九岁。这支年轻的队伍迸发出强悍的战斗力。

敌人也许察觉到我军的总部就在宋家集，于是又抽调一个团的兵力与我少共国际团争夺阵地，同时封锁了宋家集的所有路口。总部被围，事态严重，红十一师的一个营紧急增援，兜着敌人的背后一通狠揍。我们少共国际团加强力量堵击，敌人遭我军前后夹击，军心动摇。

徐向前总指挥命令我团和总部警卫团发起反击，一鼓作气冲下坡去，敌人垮了，顺原路纷纷后逃。我们重新打开了被敌人围住的口子，总部再度转移。

新集之战一打就是三天，红军四个主力师全部投入了防御。敌人的南北两路大军迂回逼近，形势越来越险恶。如果不及时拿下乌头观，红军就无法反击；没有反击，就不可能取得胜利。红军若陷入新集将面临四面受敌，危在旦夕，夺取乌头观堡寨已成为关键。

王树声（1905 — 1974）湖北麻城乘马岗人，1927年参与领导麻城暴动和黄麻起义。1928年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团长、副师长、师长、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第31军军长、西路军副总指挥兼第9军军长等。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任曾任湖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二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时任红四方面军第73师师长。

王树声的红七十三师从我少共国际团控制下的山谷穿插了过去，迂回到敌三十四旅侧后发起了进攻。敌三十四旅原以为有乌头观做屏障，十分安全，就将全部的注意力放在了正前方，侧后警戒十分松懈，没想到红军会在侧后猝然攻击。红七十三师突然袭击，敌三十四旅指挥所被打掉，阵势被打散，满山遍野都是散兵在奔逃。红七十三师收拢部队，转而攻击乌头观。由于敌人加强了防守和火力，数次冲锋都未能奏效，敌我双方再次陷入对峙状态。

从整个战局看，我军原计划堵住敌中路，拿下乌头观，控制南翼，当晚迂回反攻，全歼敌八十三师是极有可能的。由于夺取乌头观失利，我军失去了这一良机。随着东线敌军不断增援，我军在枣阳新集地区的处境不断恶化。

敌萧之楚第四十四师、胡宗南的精锐第一师和第五十一师南北两路大军相继压来，再次形成对我红军合围之势。敌众我寡，再战下去于我十分不利。总部命令，各部队交替掩护撤出新集战场，从敌稍微薄弱的西北面突围转移。

部队要突围，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新集战斗中负伤的一千多名伤员。过去在鄂豫皖苏区，战斗打响后伤员都由当地苏维埃政府接收安置，现在没有根据地，军情紧急，带上伤员突围是不可能的。上级决定营级以下的重伤员全部就地留下，自找归宿，这是惟一的办法。留下伤员，那就意味着牺牲，战争就是这样残酷！红四方面军都是鄂豫皖的子弟兵，战友离别，人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全军上下一片呜咽哀鸣。一千多人呀，都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的兄弟！留下的人将自己的干粮和枪弹，交给了要走的人，而要走的人又将手榴弹交给了留下的。我记得秦基伟就是这时被留下来的（到了四川见到秦基伟，才知道他拖着受伤的胳膊，一直跟随部队）。至今那悲壮的一幕，仍然难以从我的记忆中抹去！

原来听上级说，过平汉线后在外面打一阵子再回鄂豫皖根据地，可这下子越打越难，越走越远了。我朝东眺望着那沉沉的夜幕，心情十分沉重。

新集之仗，是我军西出根据地以来打得最险恶的一场战斗，虽然歼敌三千余人，打击了敌人疯狂的围追堵截，杀了杀敌人的威风，可我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伤亡人员不在少数！战后听说，我红三十三团、三十一团的吴云山和林维全团长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红10师师长王宏坤也在战斗中胳膊负伤，另外，还听说三十四团团长许世友②指挥部队以血的代价重新夺回了大坡岭阵地，并站稳了脚跟，保证了我军主力的安全，为扭转整个方面军的安危立下了战功。在这次战斗中，我少共国际团伤亡惨重，许多好战友和熟悉的面孔再也见不着了。整团人员建制不足，上级对部队进行了整编，撤消了少共国际团的建制和番号，人员分别补充到各个师。曹光南任红十师代师长。我被编到红十师二十九团一营一连当战士。

红四方面军四个师交替掩护撤离了新集，强行军走了整整一夜，早晨到达枣阳西边的土桥铺。

红十师此时是全军的先头部队，连日征战，人困马乏，疲于奔命的部队接到命令，原地休息待命。人们绷得太紧的神经陡然松了下来，歪歪斜斜瘫软在地，只把沉沉的眼皮一合就睡着了。我迷迷糊糊的都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双脚迈不动，眼皮睁不开，话都不想讲。刚刚停下来稍作歇息，不知从哪里又冒出来的敌人堵击我们，与我军接上了火。枪声就是命令，红军仓促迎战，我们很快就占领了土桥铺东南的一座高地。敌人向我军冲锋，炮火打得非常凶。原来是敌刘茂恩的第六十五师在土桥铺构筑了阻击阵地。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拨得挺响，北、东、南三路大军“围剿”，西面设堵，妄想在枣阳一线全歼我红军。

敌人黑压压地一大片向我红二十九团冲来，人数虽多，但其战斗队形散乱；枪声密集，可准头不怎么样。原来这敌六十五师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战斗力不强，他们也不愿在战斗中赔掉老本。

这时，我看见徐向前总指挥和曹光南师长正在红二十九团指挥战斗。徐总指挥命令曾传六政委和陈友寿团长：节省子弹，不要放枪，上好刺刀埋伏好，听令，打敌个措手不及。

红二十九团屏住气，等待着出击。敌人逼近了，一百米，八十米，五十米……我们的军号吹响了，一千多战士们怒吼着像旋风般冲出了阵地，枪声、刺刀碰击铿锵声、喊杀声，响成一片。这个突击，如汹涌的浪潮，把敌人冲了个屁滚尿流。敌人溃不成军，一下子垮了下去。曾传六政委挥枪高喊：“同志们冲啊！冲过土桥铺！”

曹师长率二十八团、三十团紧跟我团，也杀了过去，全军四个师随后向潮水般冲垮了刘茂恩构筑的阻击防线，突破了敌人在新集地区对红军的四面合围。

这一仗，我们缴获了不少的武器弹药，蒋介石欲在新集地区歼灭红军的阴谋破产了。

新集、土桥铺两仗都是在十分被动局面下的仓促应战，红军战士虽英勇无比，但面对数倍于我的强大敌人，未能予以歼灭性地打击，所以还是没有扭转对我军极其不利的局面。

红军是一支勇往直前、视死如归的军队，在新集反击战和土桥铺突围战中，浴血奋战，两次冲出敌人的合围，胜利地渡过沙河，粉碎了蒋介石围歼我军于襄阳、枣阳、宜城地区的计划，继续向西转移。

枣阳市人民政府建立了新集战斗纪念碑，于2015年7月在枣阳市平林镇四井岗正式落成。红四方面军的后代们重走父辈西征之路，在纪念碑前向新集之战牺牲的先烈们致敬。

（部分图片摘自网络）

待续 下一篇《2.徒涉丹江 进军南化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