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成今古

江南小妮子（李纪新）

　　 纪荣哥

往事成今古

2022年10月30日夜晚，突然收到纪荣哥逝世的电话，突如其来的噩耗，使我久久不能平静，三年来，三位兄弟相继过逝，小时候的往事汹涌而上，一目目浮现在眼前，不写不足以平复心中的哀痛！

注：图片驰向远方的火车（网上下载）

－. 不恨天涯行，只愿亲人迎

1969年12月，我终于请下探亲假，兴冲冲地坐上火车赶往北京，走之前半个月我写了好几封信告诉爸妈哥姐弟妹，我要探亲了，希望在北京相会。

当我兴高采烈站到家门口时，我傻了，门锁着，整条胡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活气。他们上哪去了呢？我一筹莫展，晚上在哪儿过夜呢？邻居家？小学同学家？同去云南的同学家？可是谁知道他们谁在家呢？我总不能突兀地要求住到人家里吧？怎么张得开口？我磨叽半天，还是去了小学同学家。

第二天一大早，我又回到家门口徘徊，希望突然冒出纪都或纪华。正在我愁眉不展之时，胡同口进来一位女学生，她左看看，右瞅瞅，眼光停留在我身上，似乎有话要问，我也打量着她，“你是李纪荣的妹妹吗？”“你怎么知道我？”“我和你哥都在东北856农场，他接到你的信，估计你进不了家，你爸妈都去干校了，具体的地址还不知道，他让我来找你，跟我先去我们农场，我已经来过好几趟了，终于找到你了。走吧，先住我家，后天我们走。”流浪无助的我，心一下子安定下来，无忧无虑地就跟她走了。

这是我童年和少年时期所居住的胡同。

1965年前称王大人胡同（称呼了上百年），65年后改称北新桥三条（图片网上下载）。

我家在华侨饭店后墙的大康里2号。（图片网上下载）

上图是从里往门口照的我家，个子最高的女孩是我妹妹（纪华），她右前的小男孩是我最小的弟弟（纪都）。

左下图是小弟纪都在屋门前，1967年秋照的。

右下图是我2017年返回故地拍的，家还在，但居住的人已换，门关着，无人应答，只得在门口留个影。

这张是我小学同学何元良的家，那天我就住她家了。我和她家都在王大人这条大胡同，她在原来叫“观音寺胡同”小胡同里，现在叫“前永康一巷”。

　　　　大弟纪丰

真要走的那天，纪荣的同学和我一早就准备好东西，她还拿了自家的相机，“你要去东北，很难得机会，你哥让我带上相机。”12点的火车，10点钟我俩拿着手提包正准备出发，突然，门咣当一下开了，纪丰闯进来：“嗨!纪新可找到你了！我在县里开劳模会，收到你的信，我拿着10元奖金，扒火车回来找你！” “XX姐，我就不走了，我要跟我弟弟在一起。”

我和纪丰风风火火来到火车站退票处要求退票：“不行!北京市革委会有规定，疏散期间一律不许退票，你不知道珍宝岛在打仗吗？！非要退，必须让北京市革委会批准！”无奈，我们先签了票。又一同去北京市革委会，反正也不远。三步并作二步气喘嘘嘘爬上高高的台阶，警卫说，今天是星期天，不办公，你们到街道革委会吧。 纪丰调转自行车，一步跨上嚷道，“你在车站等着，我去找他们。”风驰电掣飞走了。我回到火车站，左等没他影，右看依旧无影无踪，眼看离开车就差10分钟了，再不上火车，票就废了。不等了，我撒跑就往检票处跑，一口气冲下站台，火车已经鸣笛，我刚蹦上火车门台板，车就启动了，我一头靠向车门，感到天旋地转。这是我第一次晕车，“姑娘，你这是要到哪去？”“你穿得太少了。”大家七嘴八舌：“你必须在火车站过一夜才能转去牡丹江的车。你穿得太少了!”。天渐渐黑了下来，“7点12分天津北站就要到站了，有去天津的旅客请做好准备。”喇叭在报站，坐在对面一位中年男子跟我说他天津下车，可以帮我给我弟弟和哥哥打电报，我十分为难地跟他讲，我身上没钱，钱都在弟弟车后的手提包里。他说：“不要你的钱，我就怕你哥和你弟着急，他们收到电报不就放心了，知道该怎办了嘛。” 过了天津，天更黑了。车箱里的人都开始瞌睡。唐山就要到了，靠车窗坐着的那位北大进修干部亲切地对我说：“姑娘，我看你必须得在转车地呆一夜，你穿得这么少，非冻坏了不可。你要是信任我，你跟我在唐山下车，我到唐山看我未婚妻，明天中午1点你可坐明天的那趟去牡丹江的车。”我没有其他的办法，看他那么真诚，我同意了。

第二天，他给我买了护膝，水果，送我上了火车，我留下了他的通信地址，内心无比感谢地奔向牡丹江。

　图注：我感觉是纪荣哥去农场之前和同学的合影，现在也无法证实了。

　12月的牡丹江真是冰天雪地，街面上所有的房檐都吊着冰柱，所有的门窗都挂着厚厚的棉帘。走出车站大厅，我只穿着毛裤的两条大腿像被无数的针刺从毛裤各个编织孔中扎进，麻麻酥酥的，一个、两个……当所有孔都被扎过后，腿脚就没有了针扎的感觉，浑身舒服了很多。然而，当我出去时这种针扎的感觉再次重复，只不过是反向而来。

虎林县到了。满目都是雪，白皑皑的一片。坐在载有暖气的牛鼻子汽车里一点都不感觉暖和，我缩成一团，坐在冰冷的木凳上，在空旷的雪地中，远远出现一座孤独小灰房子，汽车驰近停下，这就是通往856农场的道口，门卫问：“从哪儿来呀？找谁呀？有边防证吗？”我如实回答。“不行啊，姑娘，这是珍宝岛，你不知道正在打仗吗，没有边防证你只能在这儿和你哥见个面说说话，就回去吧。”听到此话，我再也忍不住哭起来，哽咽地告诉他我没有家了，家不知去哪了，哥哥让我来的。“你哥电话通了，你接一下。”“你不用着急，咱朝内有官好说话，你等着，我这就去团部找同学去。”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喂，老魏呀，过二十分钟有辆卡车过来，你让李纪荣的妹妹上去。”

到了连队，天已经麻麻黑，许多人过来惊呀地嚷嚷，你怎么不戴帽子？不穿棉衣呀？她们连夜给我改制了棉衣棉裤，还借给我一件棉军大衣和棉军帽。这下，我觉得东北不冷挺好过的，只要不刮大烟泡， 还能吃上大馒头，比西双版纳强多了。

食堂的馒头总是欠点火候，好像永远蒸不熟，哥就带着我去老工人家吃饭，各家的饭香喷可口，馒头又大又宣，贴饼子焦黄黄诱人。纪荣哥带我去看他们的养鹿场，他们的马圈，可惜，那位要带我回东北的同学，见我不跟她走了，就把相机留在家里，所以我们没有照片留下。一晃在东北半个多月了，姐姐来信说，纪丰去她那儿了，爸妈干校在河南许昌太康县XX大队，干校的房子正在盖，他们暂借住在老乡家，让我去时在北京给他们买一根捅火棍。我兴奋得马上想启程。纪荣哥给我准备了一书包当地特产黄豆和榛子，送我上路。

　　注：风凌渡口（图片网上下载）

我拿捅火棍挑着小手提包走在临汾的黄土地上，暮色苍茫，干裂的大地，没有一点绿色，蜿蜒的乡村路，走上去噗嗤噗嗤冒着黄烟，一片凋谢枯萎景象，但我的心情十分愉悦，马上就要见到姐姐和纪丰了，又知道妈妈的住址，我哼着歌，边走边问，没有导航器我居然找到了姐姐住的村子，见到姐时，她吓了一跳，“你怎么找到的？天都黑了，遇上坏人咋办？你胆子太大了！”“纪丰呢？”“咳！他昨天走的，去干校找爸妈了。”又没碰上。

两天后，姐送我到临汾，姐说，从这儿南下到风凌渡，过黄河就是潼关，在那坐从西安到郑州的慢车到许昌下车，这样既省钱又快。纪丰就是这么走的。时间还早，我和姐在临汾照相馆照了张相，姐给我买了一书包的鸭梨，又塞了两张烧饼。

到了风凌渡口，黄河边上徘徊着许多人，没有渡船，大家都在焦急地打听。看着混浊的黄河，我觉得水不深，就是稍微宽些。“我能游过去，不过天太冷了，游过去，行李衣服怎拿？”我暗自思量。远处有一座正在修建的跨河铁路大桥，“能从铁路桥上走过去吗？”我往前走，发现有解放军在守卫，肯定不让走过去。忽然，人群骚动起来，船来了，人们一涌而上，过了河就有一辆卡车接我们，人太多了，我们像罐头里的鱼挤得水泄不通，我的腰磕在车箱边上，丝毫不能动弹，终于到站，潼关站是个小火车站，一间绿色的小房子趴在高高的山坡上。站在售票窗口我问：”到郑州的火车什么时候到？“ ”早过去了！“”啊？哪咋办呀？”这个小火车站连把椅子都没有，空空的。我疲备沮丧地坐在地上，盘算怎么过夜。突然，火车站广播响起“从西安开往郑州XXX列车晚点2个小时零7分，请……”我腾地站起，抓起拎包就往下跑，检票人还没反应过来，我已冲下山坡，小火车站站台很短，我冲到最后一节车箱门口，已没有站台，我够不到车门，一帮人拿着大包小包都在往车门挤，我被裹挟其中，脚不沾地涌进了车箱。车箱里站满了人，我脚踩不到包袱，头顶不车箱顶，整个被悬挤在人群中，我拼命地喊，“让我下去，我要去签票!”周围人奇怪地看着我，但还是为我挪出一条缝，我踩到地，一点点移到列车员门口，只花了两毛钱签完票，再慢慢蹭到车尾的过道上，踏踏实实地坐下，火车咣当咣当地一站一站晃悠，冬夜窗户全关，车箱里充满各种味道，我渴得不行，又寸步难移，只得一个梨一个梨的往嘴里塞。

早上4点下了火车，许昌的农村公交，最早8点钟才开，我听人劝买了5毛钱澡堂票在里面的躺板上呆到7：30。

转了一个多月终于见到爸妈和纪华纪都，却不见纪丰。“唉，纪丰呢？”“快到春节了，纪丰说他是知青户的家长，过节他不在家不合适，走了！”又没碰到纪丰，兜了半个中国，却始终没追上他！要多遗憾有多遗憾!但是，他推开纪荣同学家门，风尘仆仆，终于找到我的兴奋样子，他跨上自行车一往无前去革委会的样子，始终留在我的眼前，终身难以忘怀。

，仅仅三年，纪都走了，纪丰走了，纪荣哥又走了，心里有我的哥哥弟弟都走了，我无限地悲伤！

这是风陵渡口，黄河边上过去没有码头，大木船靠岸就上人，过河就是潼关。（网上下载）

上图我和姐姐当年在临汾照相馆照的。

下图我和妹妹纪华弟弟纪都1970年春节骑车30里到河南许昌太康县城照相馆照的。

照片从左往右我（纪新）、纪荣、纪青、姐（纪萱）。

二. 手足之情-难以忘怀

（ 一）

  文革开始，爸爸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及特务关进牛棚，工资停发，家里的存折冻结，不准取出，只按人头每人每月发12元，走一个人扣一个人的。纪荣首先看出今后的形势，他说想继续求学是不可能了，上山下乡是我们这些人的唯一出路，我五谷不分，四肢不强，插队我养活不了自己， 1967年12月他主动选择去了东北农场，是北京市中学生较早走的一批学生。到农场后他写信给爸爸说，爸爸不是反动技术权威，更不是特务，焚书坑儒，历史有之，爸不必担心，历史还要向前走，耐心等待。当时我们都没有认识到这点，仍然不断地劝爸爸好好交待问题，只有纪荣的信给爸爸极大的安慰和希望。第二年（1968年2月）我和一帮志同道合的同学去了云南边疆种橡胶树。我走后，对纪丰触动很大，68年上半年他主动要求去吉林榆林插队，纪青劝他不要插队，说他心脏不好，但纪丰仍豪情满怀要走。妈妈想给纪丰置办全套更御寒的棉衣棉裤和棉大衣，想给纪青织一套毛衣毛裤，然而手头上的钱不够，前几次跟邻居借的钱还没还清呢，再借开不出口，妈妈急得四处乱转，纪华悄悄给姐和我写信，姐姐把攒了两个月的钱马上都寄了过去。1969年5月纪青选择去我在的云南东风农场，我的钱由于路途遥远，纪青快要走时才收到，妈妈在仅剩的几天里不分昼夜地织，终于让纪青带上了一套毛衣毛裤。

至1969年9月我家已四分五裂，兄弟姐妹七人有下乡的，去农场的，到部队接受集训的，家里只剩下妈妈和最小的弟弟和妹妹。丈夫被关押，面都见不着，孩子一个个走了，而且都在千里之外，妈妈心力憔悴，心情极度沮丧，已无心再用心经营这个家。花钱本就不太算计的妈妈每月都不够，这时纪华、纪都要交学费，妈妈没钱，学校催要了几次，纪华和纪都觉得很没面子，本来就因为出身不好，不能加入小红卫兵一直被人看不起，现在又交不上学费，很是难过自卑，可是不上学又能干什么呢？犹豫再三，万般无奈的纪华又给姐写信，这时她已不抱太大的希望，她觉得刚掏空了姐的钱，姐哪还有钱？没想到姐还是寄来钱，每当纪华跟我讲：“文革开始你们陆续都走了，留下我和纪都你不知有多难，要不是姐姐及时寄来钱，我们真不知道怎么熬过来。” 我一直认为姐姐一定会这样做的。要不，大家就不会称她为姐。我们兄妹七个，最大的和最小的只相差9岁，因为相差不多所以除了姐外，其他兄妹之间都直呼其名，没有大小之分。其实不光是因为姐最大，更因为姐是妈的好帮手，姐姐给我们洗头，给我们补衣服，每每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姐姐都揽过去。现在我才知道，姐姐毕业有了46元工资，当爸爸的工资停发后，她知道家里肯定不够花，所以每月工资发下来，她就存一部分，随时准备寄给纪华。文革期间，姐姐的工资几乎全用在了我们身上。姐告诉我，纪丰到山西是扒火车去的，他太在意那个手提包死死护着，所以被小偷盯上，当他睡着时还是被偷走，10元奖金一分没花也在里面，害得他几次被当作盲流赶下火车。当然以后纪丰的路费花销都是姐给的，我去河南干校的路费零花钱也是姐给的。俗语说，长女如母，真是一点不假。

1968年我去版纳农场，纪丰跟着去吉林插队，姐姐毕业也要走，这是走之前与留下的三兄妹合影。

从左向右：纪青、纪都、纪华、姐

左图：姐姐工作了，出差去上海，在外滩之照。

右图：文革后，纪丰和纪都结伴旅游，纪丰在山东曲阜之照。

最小的弟弟纪都

二

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爸爸单位的革委会通知妈妈立刻收拾家当，15天后全家搬到五七干校与爸爸汇合。妈妈只能服从。全家开始收拾东西。那么多家具，怎么打包，怎么装箱，工作量非常大。来人说，“不行就处理了呗。”

于是纪华和纪都把爸爸一大书柜的外文资料，妈妈的医学杂志，织毛衣的参考图书，我们少年图书，小说，一箱箱胶木唱片，老式留声机，台式缝纫机等等全卖了，总共收入20多元，纪都看着钱怯生生地对纪华讲，纪华，给我买件衣服吧，你看。纪华一看，纪都长个了，所有的衣服裤子都裹不住他的身躯，整个小腿都露着，纪华二话不说，拉着纪都上衣店买了一套卡其布的衣裤，卡其布是当时最好的布料，剩下的钱算计着买些去干校用的必须品。纪华是个好管家，她从不拿家里的钱为自己花一分，所以文革后，家里有什么事都让她管钱财。文革后，爸爸无不遗憾地告诉纪华，小说，图书、唱片等卖了就卖了，以后还能买到，但那些外文资料全是他与外国人谈判，或出国交流，参观工厂收集的技术资料，拿钱是买不到的呢！

文革初期上小学稚气未脱的纪华和纪都。

 纪荣哥和苏有均嫂子的结婚照

（二）

知青到西双版纳6、7年后，大家开始知道经营自己的小日子，纪青也想做个桌椅柜子什么的，于是和几个身强力壮的同学，每个星期天相约去砍树，头天晚上备好工具和中午饭及水，第二天一大早就进山。然后他们再赶着水牛把木料拉到基建队，用电锯锯成板子，等到木板晾干后，几个人又是刨，又是锯，最后油漆，几乎所有休息时间都用来拉锯、割木板、设计、制做、打磨他们的家具，真是废寑忘食，终于第一个床头柜做出来了，还超乎想像地弄了四只老虎脚。纪青骄傲地跟我说，这个床头柜给你吧！我欣喜若狂。过了几天，爸爸来信，两个喜讯：①爸爸调回北京，结论很快下达，人先回北京工作。②纪荣哥要结婚了。

纪青和我决定寄些钱给爸爸，让他转交给纪荣以表示祝贺。我们立刻去邮钱。回来纪青意犹未尽，希望把给我的床头柜也给纪荣。我虽然很心痛那个柜子，但仍然赞同纪青的主意。纪青先请机务队长把柜子拉到昆明，再请他帮助托运到哈尔滨。虽然我们辛辛苦苦，费心费力，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送了出去，但心里很踏实，更是高兴，我们尽了兄妹之情，我们都熬出了头。

后来纪青又给我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床头柜，我调到景洪带着它，回北京也带着它，一直放在我的床头边。别人看到，我总是骄傲地告诉他，是我哥哥给我做的。在京几次搬家，总有人劝我扔掉这个换一个时尚点的，我不愿意，再时髦的柜子也没有我这个实诚，有情有义，有纪念意义。

我和纪青在云南西双版纳大孟龙的曼飞龙白塔，现在是版纳的一个有名景点，当初没人把它当回事，乱草丛生，也就知青中口口相传，去拜访它。

曼飞龙佛塔

这是纪青给我做的床头柜和给纪荣的一模一样。

注：照片是1972年11月爸爸调回北京工作后，1973年在当时住的筒子楼门口照的全家福。

坐着的是妈妈和爸爸，

第一排从左起：纪丰，姐姐，纪新，纪华第二排从左起：姐夫，纪都，纪荣，纪青

（三）

待续

结束语

三年：2019年6月9日纪丰走了，2021年1月17日纪都走了，2022年10月30日纪荣又走了。他们走了，带走了金子不换的真情，带走了再也见不到的纯净如水的骨肉之情。一想起他们，说起往事，我不禁悲从中来，痛哭不已。

我想说，我更想跟纪丰说：“理想选择了你，谎言伴随着你，无知遮蔽了我们的双眼，痛心疾首一生已了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