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远离故乡的人,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书写故乡。故乡仿佛是一眼永不枯竭的水井,时不时便能去打一桶甘甜的水。</p><p class="ql-block"> 上小学时,我的故乡是太原工学院大院:东院是教学区,西院是家属院,丈量它的是我的脚步。上中学时,我的故乡是一座城市,它的名字叫太原,丈量它的是自行车的两个轱辘。</p><p class="ql-block"> 太原工学院是太原理工大学的前身。大约1969年底,工学院将教职员工送往襄垣县战备疏散,母亲带着幼小的我在一个叫“东南上”的村子里生活了一年。那时父亲被关在另一个村子隔离审查,而哥哥已去插队。我跟母亲返回太原时发现两居室的家门已被撬开,有阳台的房间住进了另一家人。父亲喜欢的弹簧椅也坐到了新邻居的屁股下面,只给我们剩了三张单人床和几个桌凳。母亲说既然你们占了阳台,那我们要厨房。对方同意了,改去储藏间做饭。那间朝西的厨房里挤放了一张旧办公桌,放学后西下的阳光洒在桌上,也落到我趴在桌上写作业的身上。</p><p class="ql-block"> 从襄垣回来,王蕴霞老师在机械馆前面的一间阶梯教室给我们上课,算是临时的子弟小学。我在襄垣几乎没有上学,落下了很多功课。短暂的时间里,王老师的谆谆教诲很快补足了我的学业。说是补足,其实那时学的东西非常有限,哪里谈得上足与不足。次年开学,临时小学解散,我转入公园路小学五年四班。</p><p class="ql-block"> 与我们母子二人合住一个单元的邻居先后换过三家,邻里关系都不错。一天傍晚我和母亲改善伙食,吃了从著名的某味斋买来的酱肉。不料肉有问题,造成食物中毒。我入睡后便陷入昏迷,不省人事。母亲在凌晨呕吐后醒来,身体也动不了,挣扎着敲墙求助。一墙之隔的王藩仁夫妇闻声而起,把我们送到王老师爱人武和鸣大夫所在的山医一院。等我恢复知觉时,已经是第二天早晨。幸亏抢救及时,我才得以大难不死。</p><p class="ql-block"> 我和大地、静捷是好朋友。记得好像是大地提议,家长们也支持,我们三个去城里最好的开明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这张照片有些残损,但至今在我身边,照片中侧身跨步的那个就是我。</p><p class="ql-block"> 1972年我升入太原市第二十九中学,二十九中原为太原工学院附属中学,成立于1958年,生源多为工学院教职员工的子弟。更名二十九中归市教育局管理后,逐渐开始接纳周边学生。</p><p class="ql-block"> 那年的初一只招了两个班,十六班和十七班。我分在十六班,班主任是刚从太原工学院机械系毕业的李巧香老师。二十九中对她是新的开始,对我们也是。她对学生特别好,我们几个学习好的,经常去她宿舍帮着批改作业。后来听她跟我说起,初中入学考试时有两名学生算术考了满分,两个班各分一名,我是其中之一。李老师教数学,这大概也是她为什么一开始就注意到我的原因。李老师当时不顾我父亲仍然是被关在牛棚里的大叛徒,给了我很多鼓励。</p><p class="ql-block"> 我父亲也曾被拉到我们学校游斗。他胸前挂着沉重的木牌站在台上,我一言不发站在台下。几年不能回家,尽管母亲经常找借口让我去教工三楼的改造地给他送饭,但我觉得他已经很陌生。他高度近视,又被摁低了头,压弯了腰,根本没有注意到我。我希望别人也不会注意到我,可还是有同学瞪眼质问我:“你咋不喊口号?”好在大部分同学对我一直很好,毕竟大家都是从小玩到大的。我很庆幸自己没有因为家长的境遇而遭受到过多的歧视,这一点我非常感恩。</p><p class="ql-block"> 上初二时,学校招收了许多来自河西区委、军区宿舍、矿业学院、大众机械厂、建八四、平板玻璃厂、前北屯和后王村等地的学生。两个班变成了四个班,重新编班后,我分在了十九班。后王村新来的韩同学不适应学习进度,不管老师问什么问题,他基本上都回答一句:不坏!“不坏”是“不会”的郊区口音。到后来,老师一提问,不等他回答,坐在他后面的苏同学就学他的口音替他说一声“不坏!”</p><p class="ql-block"> 口音那个时候很敏感。大多数女生说普通话而大部分男生说太原话。普通话与太原话两者之外的口音与表达方式便是异类,比如襄垣话中厕所叫“高级”,回太原后绝不敢这么叫。李同学刚从老家回来时,把钢笔叫做“水笔”、暖水瓶叫做“温壶”,都被同学迅速纠正。更麻烦的问题是,工学院的老师来自全国各地,同学们回家后有的还得说老家话!我们有时生怕同学听到自己跟父母说方言,而家长们却完全无视孩子的尴尬,以家乡口音为荣,到处拉老乡。南方来的老师有切肤之痛,所以普遍要求孩子一律说普通话,如今看来他们真是有远见。</p><p class="ql-block"> 因为大院的子弟自小就在一起厮混,所以我跟很多孩子同过班,甚至同过桌。即便不在一个班,也会在一起玩。因此记忆中各种人物和场景就会重叠在一起,直到前不久进入老同学群,才补充了若干记忆。郎同学帮我搞清了从小学到中学所在班级的编号,因为她和我是从小学一直同班到高中毕业的。</p><p class="ql-block">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那时我总觉得新来的学生年龄比我们大。他们不仅个子高,而且比我们成熟。语文课讲到“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一课时,王老师提问:“这是《红楼梦》的节选,有谁读过这本书吗?”就在不久之前,《红楼梦》还是禁书,这种情情爱爱的书可不是谁都能找到的。青涩的我还懵懂着,几位同学却举起了手。</p><p class="ql-block"> 老师叫起了梳着长辫的黄同学,问:“那你知道四大家族吗?”</p><p class="ql-block"> 黄同学脱口而出:“贾、王、薛、史。”侃侃而谈,当时真是惊为天人。</p><p class="ql-block"> 到了高一,语文课换为操着慢悠悠一口太原话的郑佩功老师。有一次他在讲台上布置完写一首迎合形势的诗,就开始在下面巡视。他停在我桌边,教了我一句“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他说写诗要有意境,要读唐诗,但是那时市面上根本没有唐诗,接触过的唐诗大概仅有朱门酒肉臭和窗前明月光。</p><p class="ql-block"> 高中共分三个班:八班、九班和十班,我在十班。那时的二十九中只有一座教学楼,教职工宿舍和校长办公室占用了太原工学院教工七楼靠西的一部分。学校没有操场、没有围墙、甚至没有公共厕所,于是我们就改上劳动课。郑老师联系到西山的预制板厂,拉来大块的水泥预制块。我们的任务是用棍子穿上绳子,两个单薄的孩子一组,用力抬起一块,摇摇晃晃给泥瓦匠师傅送过去。</p><p class="ql-block"> 院子里独立的公共厕所也是那个时候建起来的。我已经忘了在那之前怎么上厕所。也许是跑回家去上的,毕竟教学楼离家属院很近,又没有围墙,几步就到了。而家在教工五楼的同学,坐在教室就能看到一路之隔的自家窗户。</p><p class="ql-block"> 修建操场是另一件大事。全校动员,我们一筐一筐抬着土,推着独轮车、小平车,干得热火朝天。就连拄双拐的郝同学,也抢着给箩筐装土,劝都劝不住。广播室的高音喇叭不时播放“小小竹排江中游”之类的歌声和宣传鼓动稿件。毕业班的几个男生当时正在排练小合唱,经常在广播里练歌,唱完就自己一通鼓掌,然后再一片哄笑,他们玩得比我们嗨。我记得那时操场面积不够大,跑道只能铺到250米。但我们毕竟有了自己的操场,旁边的仓库也顺带清理为礼堂。全校师生喜气洋洋,都说鸟枪换炮了。</p><p class="ql-block"> 围墙、厕所和操场,我们都亲身参与了建造。二十九中从原先的一座楼和一片地,终于变得有个学校该有的模样了。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是建设二十九中的功臣。</p><p class="ql-block"> 整天干活,累得要死要活,正经课又不上,老师只好布置作文。那时三天两头学工、学农、学军、挖防空洞,学完挖完就写作文,所以作文特别多。有一次垫操场,我在作文中写道:“一砖一瓦都浸透着我们辛勤的汗水,我们把操场平整得像玻璃一样平了。”结果语文老师在“玻璃”二字下面划了红线,打了个问号,显然在批评我夸张太过头了。后来读鲁迅,看到“广州雪花大如席”的字句,不禁想到那个“玻璃”,为之一笑。</p><p class="ql-block"> 那时抬预制块、挖防空洞、荡毫无安全措施的大绳,动不动就拉练,步行十几公里去郊外扫墓,磕磕碰碰是常事,家长也不大在意。换作今天,恐怕学校没人敢负这种责任了。当时被黄帅那一封信闹的,学校没有了学习气氛。老师在上面讲课,学生在下面干什么的都有。有的女同学用塑料辫绳编织钢笔套和水杯套,后来又流行钩花帘,尺寸从杯垫居然发展到桌布。男生大多疯玩,太原市区那时不大,一共就南城、北城和河西三个区,我没事就骑着自行车到处乱跑。</p><p class="ql-block"> 我和高九班的沈力从很早开始,就跟河西区负责文宣的冀荣德老师学画,有机会也会画些时政漫画,参加各种画展。林同学的母亲是土木系建筑学的周菊云老师,周老师给了我很多美术上的指导,还借给我石膏像画素描。高二的时候,学校传达室对面墙上用水泥抹出几块黑板。最靠校门的两块分配给了九班和十班。我和沈力每期都用彩色粉笔按底片画出正片效果的人物,看着完成的作品,我们也如画上的人一样,脸上红扑扑地充满朝气。再加上才子才女们的锦绣文章,那是公认漂亮而又有内涵的两块黑板报。</p><p class="ql-block"> 可能从来没有一代人像我们那样拥有如此庞杂的中学生活,陪伴我们中学时光的,就是几本薄薄的课本。上初中时初中改学制为两年,上高中时高中又改学制为两年,我们一共只上了四年中学。说实话,受大环境影响,在校期间学到的知识相当有限,但那里却留下了我们的青春和欢乐。</p><p class="ql-block"> 幸运的是,我们这代人终究还是没有错过历史的机遇。若干年后,当我翻开高考复习资料,眼前几乎全是新知识的时候,我无法责怪我的中学老师;当我进入太原理工大学遭遇泰勒级数的时候,我想起了李巧香老师、杜清溪老师和班主任王树仁老师;当我在牛津大学啃厚厚的英文专业书籍的时候,我想起了英语甘明英老师;当我工作之余沉浸于文学写作的时候,我想起了语文郑佩功老师、徐平升老师和历史丁爱珍老师;当我静下心来放飞思绪的时候,我想起了班主任化学郑晓兰老师、物理邢质荣老师、体育刘魁元老师、农业田启馥老师和把化学元素表编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闫汝林老师,当然还有那一个个朝夕相处的同学们……记忆再一次模糊,我必定漏掉了一些曾经教导过我的老师,可你们一定知道我不是故意的,岁月磨砂了你们的容颜、甚至你们的姓名,但我一想到母校,心里就是暖的。</p><p class="ql-block"> 毕业之后,有人插了队,有人当了兵,有人参加了工作,有人成了77级班里年纪最小的学生,也有人成了80级班里年纪最大的学生……我没有再回过母校,离开越久似乎越无法回去。人常说物是人非,而现在面貌一新的二十九中,人非物也非。教过我们的老师都退休了,有的甚至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我回去都不知道该去哪里拜访他们,唯有藉着模糊不清的记忆,写下这模糊不清的文字,就像一枚书签,夹在故乡的记忆中,权作对母校的纪念。</p> <p class="ql-block">(以下插图与本文关系不大,可忽略)</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