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名家•徐蔚南之第五部分：文学研究会时期

吴跃进

封面：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时主要成员合影

第一节 第144号会员

一、加入文学研究会

1922年，上海大学“罢课风波”后，正值中共二大作出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决议,中共中央考虑,请国民党出面办校于发展有利,于是通过上大学生组织请于右任出任校长，邵力子任副校长。党中央派邓中夏到校任校务长（即总务长）,主持日常校政；瞿秋白任教务长；陈望道任学务长。1923年成立校务行政委员会，设置四个系：社会系、中国文学系、英国文学系和美术科。

上海大学旧照

在中国文学系里，沈雁冰讲授西洋文学史、小说研究，徐蔚南讲授法国文学。徐蔚南由此结识沈雁冰，两人又都是新南社的成员，“交谊其深，深得沈雁冰的激赏（李炳华语）”。

1925年7月14日中国国民党吴江县党部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黎里举行，会后举办了5天的讲学会。7月18日晚沈雁冰、杨贤江、邵季品应邀来到黎里讲课。7月19日，毛啸岑与柳亚子、徐蔚南三人担任讲学会主持，沈雁冰讲“甘地主义与中国”，杨贤江讲“青年问题”，邵季品讲“中国国民历史的使命”，三人讲课的丰富内容把讲学会气氛推向了高潮。（《吴江县志》第15卷第2章）经沈雁冰介绍，徐蔚南加入了文学研究会。

上海大学各系授课教授名单，沈雁冰、徐蔚南都在名单里。

文学研究会是新文学运动中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文学社团，1921年由周作人、叶圣陶、郑振铎、王统照、沈雁冰等12人发起成立，正式登记会员共172名。据舒乙先生在《文学研究会和它的会员——纪念文学研究会成立七十周年》一文介绍，徐蔚南于1925年加入文研会，入会编号是144。他从入会到1931年期间，在文研会主办的文学杂志和副刊上共发表作品14篇，其中创作10篇，翻译4篇，排在所有会员发表数量的第59位，是文研会主要撰稿人之一。

徐蔚南入会编号第144，其时25岁

其实，早在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期间，徐蔚南还未加入文研会之前，就已经在文研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作品，例如：

1922年在《小说月报》第13期上分别发表了翻译诗歌《微笑》、《狱中的人》、《勃来克》，新诗《荒港风雪》。1924年第15卷号外上发表翻译包尔都的《生命是为别人的》。
1923年在《文学旬刊》上发表新诗《那边》和《闪烁之光》。

文研会刊物《文学周报》封面之一

从1925年徐蔚南入会后到1928年，在文研会刊物《小说月报》和《文学周报》上还发表了其他文学作品15篇，其中有翻译作品、评论以及儿童文学。

值得一提的是，徐蔚南在加入文研会后，发表了两部在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专著，一部是《民间文学》，另一部是《艺术哲学》。我将在后续部分中重点加以介绍。

二：“生命的火焰”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执政府向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开枪，酿成“三一八”惨案，第二天消息传到上海，鲁迅发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痛悼“为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叶圣陶在沉痛、悲伤、愤怒之中写下了《致死伤的同胞》。几天后，郑振铎创作了活报剧《春的中国》，借剧中人物的话说出“大残虐的发生，便是预示着大变动的将实现。……”发表在《文学周报》第218期上。徐蔚南则在这一期上发表了《生命的火焰》，副标题是“哀悼三月十八日为救国而牺牲的男女英雄”。

徐蔚南发表报告文学“生命的火焰”，抗议军阀政府的暴行

这是一篇与众不同的纪念文章，他记述的是一位女青年，从早上离家前与父亲的对话开始，内心既感激父亲的爱护，又坚定爱国救国的决心；离家去请愿队伍的路上，想起爱国就要割舍父爱而留下泪水；到了请愿队伍，她高举旗子走在队伍的前列，还不停鼓励大学生们：“青年们，振作你们的精神，燃烧你们生命的火焰，向前冲！”带头冲向前去，直到被罪恶的子弹击中胸口上方，踉跄倒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躺在医院里的她，向痛苦中含泪的父亲，还有周围的医生露出一丝微笑，她想挣扎地撑起来，鲜血从伤口迸涌而出，就这样，“她永久带着微笑的嘴唇为人类争自由幸福而光荣地牺牲了”。全文着重于生动的细节描写，场景在动态中转换，令读者如临其境，被这样的有志青年而深深感动。

有人评价这是一篇写实小说，也有人认为是散文，笔者认为这是一篇白话文报告文学体裁的作品，不同于通常的纪念性文章，文中有大篇幅的人物情节和心理活动描写，也有大场景的特写，艺术性地通过一个人物的活动展现这场爱国运动，以及以这个人物为代表的一批爱国青年群体。

新文学运动中，鲁迅、梁启超等人很早就写过纪实文学，直到1930年代才出现如夏衍的《包身工》等著名的报告文学，该体裁真正确定。而徐蔚南的这篇报告文学虽然篇幅不长，但时间上要更早。

第二节 在复旦期间的活动

一、与刘大白的交往

据张国伟《复旦教授的“拉丁区”时代》一文介绍，1926年复旦实中在简公堂北侧（今复旦300号的位置）建造了一幢校舍，除用作办公室、教室和学生宿舍外，有几个房间专供实中教师居住，在实中兼任教师的刘大白、徐蔚南、胡寄南、王世颖和程沧波等教授都住在那里。诗人刘大白是复旦校歌的词作者，时任中国文学科教授，兼任实中主任。徐蔚南先生回忆：“刘先生和我在复旦同事的时候，我的房间正在他的房间的后面。我自己的房间，除了写作外，不大住的，老是在刘先生的房间里厮混。”（徐蔚南《〈白屋文话〉序》世界书局1929年出版）

复旦大学校门旧照

徐蔚南与刘大白同为文学研究会会员、新南社社员，志趣和爱好颇为相近，在复旦朝夕相处，结为“忘年交”。刘大白年长徐蔚南20岁，绍兴人，早年也曾留学日本。五四运动之前就开始写白话诗，是新诗歌运动最早的倡导者之一，他的诗如《卖布歌》等以描写民众疾苦之作影响最大，被史学家认为“比较鲜明地体现了‘五四’时代思潮”，是新文学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旧诗新话》、《白屋说诗》、《白屋文话》、《中国文学史》，以及新诗集《旧梦》、《邮吻》等。刘大白后来任上海大学文学系主任、浙江大学秘书长、教育部次长，一直与徐蔚南频繁通信。

五四新诗运动代表人物刘大白像

1939年《竞文英文杂志》第32期刊登了一封刘大白给徐蔚南的信，刘大白在信中说：“三信都到，当快信收到的时候，我知道你有点神经病——幼稚的神经病——发了”，“常常有人说，眼光要放得远。不错，眼光不远是不行的，但是眼光放得太远了，眼前的实际问题反而不看见了。所以我主张望远镜和显微镜是应该兼备的。”“勇气是要有的，但是徒勇无益。感情是轮船上煤力所生的火，没有火，轮船不会动。但是理智是罗盘针。没有罗盘针难免触礁。人海中的礁石，随处都是。生命的轮船开动时，片刻离不得火，也片刻离不得罗盘针。”从信的口气和内容来看，刘大白经常指点这位“小弟”，而且两人友情极深。

复旦实中宿舍楼，徐蔚南与刘大白住在这里，朝夕相处

1931年刘大白罹患严重肺病，在上海圣心医院，徐蔚南请了两位医学博士的同学为刘大白治疗；后来刘回到杭州家中疗养，1931年底病危时，徐蔚南即与邵力子、陈望道、夏丏尊、郭任远、朱少卿、王新甫等人商量刘的“后事”，因为淞沪战事耽搁未能去杭州。刘于1932年2月因病去世后，徐蔚南在悲痛中与上述友人整理刘的遗著。距刘大白病故不足一个月，徐蔚南就整理出刘大白写给他的信，“在炮声中断断续续地钞成了这八十封信”，将这八十封信编成《白屋书信》一书，并写了弁言，同年5月交由大夏书局出版。之后徐蔚南还在《文艺茶话》杂志上还发表《大白之死》、《大白的生地》等文章怀念这位亲密挚友。

徐蔚南编辑的《白屋书信》

刘大白的遗著《中国文字学概论》和《中国文学史》1933年由陈望道整理后，在他开设的大江书铺出版。

大江书铺版权页及陈望道印章

刘大白是复旦大学校歌的词作者，歌词最初发表在1926年4月18日《黎明》杂志第23期上，徐蔚南为这首歌词的发表写了序言。

徐蔚南为复旦校歌发表写的序言

他写道：“刘先生这首校歌，每叠开始几句非常雄壮威严，结尾的四行，又尽婉转曲折之妙，正将复旦的庄严、健全、清新、活泼、热烈猛进的气象完全表现出来了。我不是捧刘先生,这首校歌，确是他的杰作之一。刘先生原来是个猛向光明跃进的诗人。凡读过他所著的诗集《旧梦》的人，就知道他的诗中充满着青春的生命的力，就是他写哀愁的作品也绝不带一点疲颓灰暗的色彩。读他的诗歌，常常觉得找到了一种新的生命，一种新的节奏一种新的力量，使你呼号，使你惨痛，使你悲愤，然而绝不使你颓丧、烦闷、失望。这是刘先生的诗歌的特点。这首校歌更显示他的诗歌的特质了。”这个评价，也代表了复旦师生对这首校歌的喜爱。

1931年刊登在校刊上的校歌

徐蔚南在序言中还提道：“曲谱亦已去请萧友梅先生填制，不久就可到了”。

1934年刊登在校刊上的校歌

复大老校友回忆，徐蔚南是刘大白挚友，他的记述不会有误，这首校歌由萧友梅谱曲，曾传唱一时。近年来有人提出是由丰子恺谱的曲，但尚无确切依据。2005年复旦百年校庆之际，经全体师生投票，这首校歌取代1988年的校歌，再次确定为复旦大学校歌。

二、晨光文艺演讲会

1926年夏，晨光美术会在吕班路南光中学发起夏令文艺演讲会，由文学和美术界同人，作大规模演讲，时间从7月24日到9月4日，“每星期六、日两日下午四时演讲，凡有志文艺者均可前往听讲，并不取费。”演讲者均为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如书画家张道藩演讲《画及看画的人》，陈抱一演讲《写实美术之趣味》，周一舟演讲《最近德国美术状况》，雕刻家李金发演讲《今后中国到文艺复兴的途径》，文学家田汉演讲《影戏与文学》，郑振铎演讲《弹词》，乐嗣炳演讲《正统的文学与歌谣研究》，音乐家傅彦长演讲《中西艺术思想不同之要点》，徐蔚南演讲《近代法国文学》，仲子通演讲《音乐教育》，张若谷演讲《中国民族音乐》，等等。这些著名文艺家的演讲全为公开和公益性质，对于传授文艺知识，对国民进行审美教育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晨光美术会会徽

据《申报》1926年8月15日在《补记徐蔚南君讲辞》中报道：“徐蔚南演讲了《近代法国文学》，他以莫泊桑为例，对法国文学进行了分析，总结了法国文学的两大特点：‘因为法国人爱团体生活，所以是社会的，因为法国人爱探讨事理，所以是理智的。’听者忘倦，讲毕仍不忍离去。”

1926年夏晨光演讲会内容及场次

晨光美术会是20年代上海影响较大的一个西洋美术团体，其宗旨是振兴中国的西洋美术。初期设有画室，供会员作画之用。后又设立研究所，并雇用俄罗斯女子作人体素描模特儿。几年内会员由三十余人发展至三百余人，著名画家张聿光、吴待秋、乌叔养、陈抱一、倪贻德、张眉孙、许敦谷、万古蟾、鲁少飞等均为该会会员。该会曾先后举行四次会员作品展览。晨光美术会活动包括写生、展览、招收研究员、图画函授部、文艺演讲会等，至1931年停止活动。

徐蔚南对美术充满浓厚兴趣，早期就积极参加各种美术演讲会，出席各类美术展览会。

三、为《黄文农讽刺画集》作序

今天我们都熟知漫画，而在二十年代之前，漫画还被称作“讽刺画”、“谐画”、“警画”、“滑稽画”、“寓意画”、“笑画”等等，虽然漫画在中国古代就有了，但没有一个固定的定义。1921年鲁迅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最早用了“漫画”一词，1925年，鲁迅翻译出版的日本著名文学批评家厨川白村的《为艺术的漫画》一文被视作我国最早的漫画译介，鲁迅对漫画定义的阐释是：“凡漫画的本质，都在于里面含有严肃的‘人生的批评’，而外面却装着笑这一点上。那其意，是悲哀，是讽骂，是愤慨，但在表面上，则有绰然的余裕，而仗着滑稽和嘲笑，来传那真意的。所用的手段，也有取极端的夸张法的，这是在故意增加那奇怪惊拔的特色。”鲁迅对“漫画”名称合法性的确立和普及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文农讽刺画集封面

鲁迅的这篇译文很快引起当时我国漫画界的注意和重视。第二年，即1926年9月4日，徐蔚南在为漫画家黄文农的《文农讽刺画集》写的《序》中谈道：“漫画这个名称输入中国之后，因为国人不懂得日本名词的意义，便糊里糊涂瞎解释起来，那真贻害非浅。”并说：“我国人因为误解了漫画的意义，于是以为随便涂几笔就算漫画即讽刺画了。因此，我国人以为讽刺画者不过使人笑笑的图画罢了，没有什么价值……”

徐蔚南为《文农讽刺画集》作序

于是，他便针对这种“瞎解释”和“误解”，引用了《为艺术的漫画》一文中关于“漫画”释义的那一段话，并特别注明是“依鲁迅译”的。他赞同漫画是应该“有严肃的人生的批评”态度。接着，徐蔚南例举了几个社会现象，用漫画的形象加以描述，说明漫画虽然引人发笑，但是在表面之下却能看出作者对事物的态度，爱憎是十分严肃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他继续写道：“讽刺画和旁的图画一样的有价值，一样的能不朽，我们只要想想，讽刺画的几笔，就能把一时代的思潮、风俗、人情、习惯，都鲜明地显现出来，使人看了一目了然，那末比了噜里噜苏的记述的文章不知要胜几百倍！”

黄文农像

黄文农（1903—1934），是我国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初期杰出的漫画家，出生于一个贫穷的传教士家庭，较早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国际时事漫画。他以炽热的爱国情感发表了大量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为主题的政治讽刺漫画，只可惜他年仅31岁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黄文农的漫画常常从复杂的矛盾中抓住核心问题，一针见血地加以点破。他还创作过我国最早的动画短片，创建了上海第一个漫画社团《漫画会》。

黄文农漫画之一：帝国主义下的羔羊（1927年）

黄文农漫画之二：大拳在握（1929年）

徐蔚南极为欣赏黄文农具有极强社会讽刺意义的漫画作品，除了为《文农讽刺画集》作序外，还在《黎明》杂志上发表美术评论文章《漫画与版画》，他还经常在自己编辑的书籍中使用漫画插图。如他与王世颖合著的散文集《龙山梦痕》中就有多幅漫画。

胡一鸣：《画坛逸事三则》节选

胡一鸣在《美术教育研究》 杂志上发表的《画坛轶事三则》，文章中说：“一般认为我国漫画先驱为丰子恺先生，而《龙山梦痕》散文集中的漫画与丰子恺初期漫画几在同时。由此，书画鉴赏界人士从时间上推断，认为《龙山梦痕》中的漫画插图，与丰子恺的漫画属同一时期的作品，徐蔚南与丰子恺属同一时期中国最早出现的漫画家。”这个表述非常罕见，笔者难于作出判断，徐蔚南确实是早期漫画以及美术、摄影等艺术文化方面的推广者，对漫画艺术也有自己的见地，但他肯定不是漫画家，是一位漫画评论家吧。

四、为《艺术三家言》作序

1926年1月，徐蔚南与好友傅彦长、朱应鹏、张若谷4人创办了《艺术界周刊》，是艺术性质的，主要栏目有诗歌、书画、雕塑、国内外艺术界新闻、书报介绍、人体素描等，主要撰稿人除了这4人外，还有汪倜然、黄震遐、赵景深、高云览、陈抱一、赵铭彝、李金发、倪贻德、徐悲鸿、邵洵美、鲁少飞、叶秋原、顾颉刚、向培良、胡寄尘等人。自1926年1月至1927年11月，《艺术界周刊》共出二十六期，先后由上海光华书局和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成为他们宣扬艺术主张的阵地，反映了4人学术圈的艺术思想，他们主张要借鉴西方的模式来创造新的中国的民族艺术，就要从民众的和民俗的民间艺术中吸取养料，即必须唤起民众的民族精神。

《艺术界》周刊封面之一

1927年，他们把在《艺术界周刊》上公开发表的文章合编成《艺术三家言》，由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开明书店在1929年又作为《文学周报》丛书再次出版。徐蔚南则为《艺术三家言》写了序言，他在序中说：“傅、朱、张三君的思想，在如今，就我所见，觉得是一贯的，没有多大的出入。傅君在三人中仿佛是运筹策划的大人物；朱君呢，是冲锋陷敌的勇将了；张君却是筹备辎重的要人。他们三人联合起来，就能成为艺术界的一支生力军；分散了，也不失为艺术界里的重要战斗员。”

《艺术界》周刊版权页

《艺术三家言》对于民间、民俗文艺的关注是有积极意义的，正如民俗学家钟敬文在当时针对某些学者对《艺术三家言》以及徐蔚南序言的非难，撰文声援该书说，“民间文艺与风俗的搜集、讨究，原是民俗学者的专门工作”，三位作者在书里“所表现的一些关于民间文艺与风俗文字的成绩，显然对将来中国民俗学者取得大成功是会有相当的助益的”。

徐蔚南为《艺术三家言》作序

但是后来，朱应鹏、傅彦长后来与王平陵、黄震遐、叶秋原等人发起“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发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极力主张“民族主义文艺”，逐渐形成与左翼文艺界的对垒，被鲁迅和沈雁冰等人批判。那是在《艺术三家言》出版之后发生的。

徐蔚南和张若谷并没有参与这场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但是，因为徐蔚南与右翼文人走得太近，也受到一点牵连。1931年10月6日，朱应鹏、谢六逸、徐蔚南、傅彦长、张若谷、邵洵美、杨昌溪、汪馥泉、赵景深、萧友梅等27名作家发起上海文艺界救国会，本来是爱国行动。鲁迅马上写了一篇《沉滓的泛起》，矛头直接指向他们几个人：

“‘上海文艺界大团结’了。《草野》上记着盛况道：‘上海文艺界同人，平时很少联络，在严重时期，除各个参加其他团体的工作外，复由谢六逸，朱应鹏，徐蔚南三人发起，……集会讨论。在十月六日下午三点钟，已陆续到了东亚食堂，……略进茶点，即开始讨论，颇多发挥，……最后定名为上海文艺界救国会云’。

‘发挥’我们还无从知道，仅据眼前的方法看起来，是先看《两亲家游非洲》以养力，又看‘爱国的歌舞表演’以兴奋，更看《日本小品文选》和《艺术三家言》并且略进茶点而发挥。那么，中国就得救了。”

上海报纸报道文艺界救国会成立

对民族主义文化运动与左翼作家联盟的论争，鲁迅余怒未消，不仅提到《艺术三家言》，还直接点名徐蔚南。

就是因为徐蔚南有一段时间与个别右翼文人的交往，即使并未参与“民族主义文化运动”，但仍被鲁迅“错杀”。建国后文学界有意无意回避提到徐蔚南，这就是历史原因。反过来说，历史也证明徐蔚南不是右翼作家。他在世界书局工作时，明知沈雁冰、杨贤江等共产党人被国民党“通缉”，避难于日本的情况下，敢冒风险接受和出版他们的著作，先是出版物被停刊，后来还被上海警备司令部以“通共嫌疑”逮捕，后经蔡元培、褚民谊、刘大白等人保释才得以解除拘押。

蔡元培、褚民谊、刘大白等人为徐蔚南担保的报道

在民国时期文坛上，被鲁迅“错杀”的文人不止徐蔚南一个。例如邵洵美，徐蔚南跟他也很接近，时常在邵主办的《金屋月刊》《狮吼》《论语》等杂志上发表文章。邵洵美在新诗运动、文化出版等方面影响很大，毕生倾尽家财创办报刊杂志，在新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鲁迅在《拿来主义》一文中讥讽他说：“某些人……因为祖上的阴功，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女婿换来的……”，而后出版人在这段话的注释里这样写：“这里讽刺的是做了富家翁的女婿而炫耀于人的邵洵美之流。”使邵在建国后也一直被“埋”在地下。

出版家邵洵美像

但是在抗战时期，邵洵美是第一个通过秘密渠道获得《论持久战》，并最快译成英文版，冒着风险印刷小册子。他还买了一把手枪护身，自己开车把文稿带到码头，通过私人关系送到国外发表，使世界各国人民第一时间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战策略。这绝非一般“纨绔子弟”所能做到。当然，这时鲁迅已经去世，如果他还活着，会如何评说呢？

第三节 出版有影响的两部著作

一、第一部专著《民间文学》

1927年6月，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我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史上第一部民间文学专著——徐蔚南著的《民间文学》。全书对民间文学是什么、民间文学的守护者、民间文学的价值、民间文学与文学、民间文学的分类、中国原始的民间文学、中国古代和中古的民间诗歌、记忆里的民间文学、山歌的戏剧化、民间文学的定义共十个问题，多个角度进行了解析和探讨。

徐蔚南的著作《民间文学》

徐蔚南在书中指出：“无知的文人以为民间文学比了文人作品总次一等，对于文人文学总是毫无影响的。岂知这是最大的错误！文人文学是最受到民间文学的影响的！”

鲁迅曾说：“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改为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一沾着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

对于研究民间文学的重要意义，徐蔚南与鲁迅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民间文学》目录

民间文学是中国民俗学发轫的序曲，1918年北大歌谣运动的核心就是围绕民间文学中的歌谣所展开。“民间文学”最早提出，是胡愈之在1921年《妇女杂志》所发表的《论民间文学》这篇文章中。胡愈之认为“（民间文学）创作的人乃是民族全体”。徐蔚南在《民间文学》中则认为民间文学是“属于无知识阶级，无产阶级的”，这个“无产阶级”，其实指的是底层的文学。

刘教授2019年1月7日修订后发表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刘锡诚教授说，徐蔚南的这个观点，大体被后来的学界所接受沿用。

刘锡诚教授通过对比和分析后指出：胡愈之对民间文学规定了两条标准，一是“创作的人乃是民族全体，不是个人”；二是“民间文学是口述的文学，不是书本的文学”。

徐蔚南是从民间文学与文学的分野这个“切入点”入手，而不是从民间文学与民俗学或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关系与异同为出发点的。他为民间文学与日常所说的文学的分别，设定了六个方面的不同点。如此全面地开列异同并加以阐述的，徐蔚南此书可谓首屈一指。他列举的六个方面是：

（1）从作品的产生方面考察：民间文学不是作家个人的创作，而是“民族的全体所合作的”。
（2）从作品所属的阶级考察：民间文学是“属于无知识阶级，无产阶级的”。
（3）从作品传布的方向考察：民间文学是“从民间来”的文学。
（4）从作品遗传的方法考察：民间文学是“口述的文学”。
（5）从作品创作的经过考察：民间文学是“随着时代，跟着地域，任那作品的守护者去改削，修正，所以是万人修正的文学”。
（6）从读者的持有性质考察：“民间文学的作品，流传只凭口耳，然而竟能传至几千几百年而不灭，并且有许多作品竟能成为后代一切文艺的泉源（例如神话）永不涸竭，为一切阶级所传诵。所以民间文学是最大多数的人民所爱护的文学。”

刘教授列出的百年民间文学理论著作要目中，徐蔚南的《民间文学》是第一部专著，在他之前只有一些文章或某个专题。

可以看到，徐蔚南一方面接受了胡愈之的观点，另一方面又有属于他个人的独创之处。徐蔚南的定义史称“六点论”。

八十年代，钟敬文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撰写“民间文学”词条时，认为民间文学具有口头性、集体性、变异性和传承性的特征，便是由胡愈之以及徐蔚南的观点发展而来。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

二、发表艺术哲学专著

徐蔚南在世界书局主编《ABC丛书》的同时，于1929年6月出版了他的《艺术哲学ABC》，首次提出“艺术哲学”的概念。

徐蔚南的专著《艺术哲学ABC》

艺术哲学与美学的研究范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叉相叠。《艺术哲学ABC》研究对象是艺术学和美学两个交叉的学科。这本书是“五四”时期最早一批艺术学和美学专著之一。

这本书篇幅不大，共118页，分上编艺术的性质共七章、下编艺术品的制作共十一章，依据法国丹纳的《艺术哲学》第一编的内容编写，用科学的方法研究诗歌戏剧、图画雕刻，文学评论这些艺术品的特质，对其中的审美哲学进行概论，可视为丹纳《艺术哲学》的“改写”或“编著”。 徐蔚南在书中介绍丹纳的艺术理论时，能够做到深入浅出，对于一般读者的理解很有帮助。

《艺术哲学ABC》目录页

“五四”时期在国外艺术学的影响下，中国学界出现最早的艺术哲学专著，有黄忏华的《美术概论》、徐庆誉的《美的哲学》，以及徐蔚南的《艺术哲学ABC》。祁志祥教授在《文艺理论研究》杂志2019年第2期上撰文认为，徐蔚南明确提出“艺术哲学”这个概念并加以专论，具有开山意义。

祁志祥教授的文章《五四时期现代文艺学学科的诞生》

“五四”之后，我国的艺术学（包括艺术哲学和美学）研究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最开始是移植西方艺术理论，借鉴哲学的研究方法取代传统的感悟、体验以及经验的传承，使文艺理论开始向系统化、科学化起步。徐蔚南在《艺术哲学ABC》的《导言》中谈到该书的写作缘由时说：

“艺术与科学，从来以为是水火不相容的东西。艺术品是偶然产生的东西；艺术是超越科学的；艺术品构成是不能以科学来研究的。这都是主张艺术是神秘的艺术家们的说话。但是艺术作品明明白白是具体的存在。诗歌、戏剧、图画雕刻、评论小说，一件件明明白白放在我们面前。有着这样具体的存在的艺术，为什么不能运用科学来研究呢？”

这种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文艺，是分析研究的推理型逻辑思维，它建立在主客体的分离的基础上，通过对事物的客观、冷静的分析而把握其本质。

那么，徐蔚南作为以文学写作为主的作家，为何具备艺术哲学和美学研究的专业理论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徐蔚南是“五四”前后留学（考察）日本的37个作家中的一个。“五四”作家是中国文学史上真正“睁眼看世界”的一代，是对西方文学和西方文化不只懂得某些表面，而且了解内在精神及其最新发展趋势的一代人。他们对西方文学和文化已了解得相当深入。

第二，掌握几门外语也是他的优势，他不但精通法语，还掌握英语、日语和俄语。日本引进西方文艺理论较我国早，民国初期日本也是西方文化思潮进入我国的桥梁之一。

第三，他具有相对丰富的自然科学和历史知识，具备较强吸收艺术的能力，自小就喜爱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从他发表的文章和编著的书籍、教材来看，他对绘画（油画、漫画、版画等）、摄影、雕塑、雕刻（石刻、木刻）等艺术品具有很高的鉴赏力，而且是带有学术功底的鉴赏力。

第四，他爱好艺术，又擅长书法，尤其擅长草书，在当时作家中是草书写得较好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徐调孚在《闲话作家书法》一文中对多位作家的书法作出评价，说到徐蔚南时，他评论道：“作家中擅写草书的，殊不多见，除沈从文外，徐蔚南也是一个。沈氏多王意，徐氏则得力于孙过庭《书谱》为多。沈氏放纵，徐氏凝练。”

徐蔚南的草书《正气歌》

第五，他同大多数“五四”作家一样，关注人生，主张为人生的文学，因而对哲学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浓烈的兴趣。

第六，基于他对艺术与文化关系的深入研究。1929年他在真美善书店出版《艺术家及其他》一书，在其中《台湾生蕃的艺术文化》一文中，最早提出了“艺术文化”一词，学界认为他是最早把艺术与文化结合进行考察研究的学者之一。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