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庭浮沉录（401） -我的七十五年的生涯回顾

罗家融

第4章 翻身的中年时代（01）

1980年2⽉6⽇春节前一个重大的消息传到了我们家中-小姐在奉贤农场“奋斗务农”15年之后，终于被上调到上海市城建局排⽔管理处技⼯学校⼯作，我家两个萝卜头的农民终于都跳出了农海。在70年代初期,由于小姐是1965年下乡的，不在当时1968年之后下乡的上调政策范围之内，只能再耐心地等待时机。但对当时已是25岁的大姑娘而言，终身大事还是需要考虑的，所以她就经过我的堂嫂介绍，与在华东电力局工作的后来是我的姐夫开始谈恋爱了，当时讲好确定恋爱关系，等上调之后再结婚。谁知风云突变，一年多之后华东电力局出了一个政策，即已婚夫妻可在市区分配住房，要知道当年能有独立的住房是每个适龄男女梦寐以求的心愿。他们两个决定先去登记，成为合法夫妻把房子先弄到手，确实后来就分到了闹市中新昌路的一间房子。那知半年之后，上调政策变了，即1968年之前下乡的知青也可上调，但已婚的不属于此范围。小姐的两个闺密都如愿地上调到上海工矿了，小姐为此哭了几天几夜，小姐夫动用了很多关係去说情，但是毫无效果。小姐夫为此很是后悔，认为是自已的失误造成了我姐的前途渺望。确实熊掌和鱼翅是很难兼顾的，不能认为是小姐夫的失误。还好1978年云南知青的集体抗争事件拉开了全国知青大返城的序幕,最后以云南西双版纳农场知青大罢工和绝食的非常事件为契机,使国家高层改变了主意，同意所有尚未招工和招生的知青可返城。国务院批准了知青办的一个包括“六条”办法的请示报告，于1979年1月下旬下达各省市自治区。这个六条一公布, 全国知青和家属一片欢腾, 轰轰烈烈的大返城开始了。一开始只是符合上面6条政策的知青返城，后来，已经结婚的知青，离婚以后也返城了，再后来，已经抽调到工矿企业的部分知青, 利用关系搞退职也返城了。就是在这个政冶大背景下，国务院的六条政策阳光也照到了我姐姐的身上，在当年2月6日收到了调令，开始在城建局排⽔管理处技⼯学校会计室⼯作，小姐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努力工作。期间任会计主管、 ⼯会委员。⼯作成绩显著，多次评为先进⼯作者。

当年拨乱反正最大的任务就是平反冤假错案。我的父亲在这个大背景下，也获得了平反，摘掉了头上的右派分子的帽子，在1958年被捕时戴上的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现行反革命帽子，也在八零年初被摘除了。经对历史的调查发现，我的父亲并不是不法资本家，而是对革命有一点贡献的民族资本家。至此沉重地戴在我头上的三顶黑帽子全部被摘除，但是这仅仅只是自我感觉而已，社会上对我的看法还是没有任何的变化，大约在十年之后我工作单位的党委书记，看我的工作表现还可以，就建议我写入党报告，可能在这个时候我才彻底扔掉这三顶帽子，但是我自己认为我还不符合党员的标准，就婉转地拒绝了，仅管我对共产党还是认同的。

我的父亲是在1958年被捕的，被判13年。于1971年刑满释放，当时政府给出了两个出路：(1) 自己寻找一个可以接受他的农村去落户。(2) 作为普通的职工留在原改造的青海劳改农场。由于我们早就从农村迁移到了上海,所以宁波老家是无法回去的，尽管此时父亲已57岁了, 但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了第二条的安排。这样父亲在青海劳改农场又待了9年,直到1980年初接到了平反通知书以后才被准许回上海, 此时父亲己是66岁了。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正在上海度寒假,2月12号接到父亲的电报告之, 他己平反将在除夕(2月15号) 坐西宁到南京的火车, 在正月初二到南京, 而后在初三可到上海 (当时西宁到上海是没有直达列车的)。我们全家为此都非常高兴，做好了迎接父亲回归家庭的准备。但是事情并非沿着原先的轨道前进, 在2月14号早上收到了, 该劳改农场驻西宁办亊处的来电告之, 罗季芳(父亲的名字) 在从农场到西宁的途中发生了脑溢血, 现病危希家属尽快前来处理。得到了这个消息以后，我们全家就像当头一棒，家中处于了极端混乱的状态。但是我的母亲还是非常的冷静, 她叫我去青海处理这件事, 同时立刻托人（好象是邻居阿月通的路子）去买到青海的火车票,另外一方面马上去买几件新衣服，为父亲的后事做好准备。我在当天晩上坐上了去南京的火车，在次日凌晨抵达了南京下关车站, 在候车室蹲了8个小时, 于15号的上午踏上了去西宁的火车,由于当时的通信设备非常落后，所以我在这四天三夜里面一点也不知道父亲的基本情况,焦急的心情使我在这段时间里基本上没有睡觉。在17号上午到达了西宁站以后, 我立刻坐公共汽车去劳改农场驻西宁办亊处, 好像在11点多到达了办亊处, 工作人员告之你父亲己四天四夜昏迷不醒, 仍处于病危状态, 现在青海第一人民医院, 你快点去可能还可以见上最后一面。于是我中饭也沒有吃, 大约在12:30左右赶到了医院,去病房看了我的父亲。经过医生的介绍,由于当时沒有CT之类的设备,只能用X光片来诊断, X光片上显示在左边大脑有一肿块, 到底是脑溢血还是脑梗无法确定,由于脑溢血和脑梗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冶疗方案,只能采用血管造影的方法来加以确诊，而这种方法有可能失败(失败的可能性是50%),将使病人在手术室死亡。我当时也不敢决定,立刻用医院的电话打电话到上海, 尽管我家沒有电话,但是还好有公用电话可以去叫我的家人来接,我记得好像是二哥来接的, 他也不敢决定,立刻回家问母亲。母亲非常清醒地说:“做！死马当活马医，即使失败, 也总归算有小儿子为他送终了。”于是我立刻找到医生, 这个医生是从上海支内去的, 他非常同情我父亲的遭遇, 他说做还有希望, 但不做肯定是等死,我用颤抖的手在病情告知书上签下了我的名字。由于要做手术前的准备工作, 决定在第二天上午9点进行手术。其实从现在来看,当时只不过类似于现在用钡剂造型的一次增強CT诊断而己,绝对不象当时医生所说如此危险的情况。但在当时使用钡剂造型术是一项新的诊断方法,所以医生才会如此紧张。在10点半左右护士出来告之,手术已成功地结束了,非常神奇的是当把钡剂造型液体被注入到你父亲的脑血管里以后,原来在X光片上面显示的肿块不见了,估计是梗块比较小,而被增加压力的液体冲散了,估计几天后便可以醒了。父亲在全昏迷两个星期之后，奇迹发生了，他居然醒了，当时还有些语言不清，但是命总算是拣回来了。之后我在西宁继续照顾了父亲一周，由于我还要回校求学，因此大姐和二哥到西宁继续照顾我父亲，几天之后二哥接到通知，要去参加上海化工局的出国人员外语选拔考试，只得提前返沪。考虑到家父还处于日夜需要护理的状态（当时可沒有现在可以很容易在医院中找到护工的情况），所以由在重庆工作的三哥去西宁接替二哥。基于当时我家的经济情况，住旅馆开支太大，这时住在上海的老邻居，又伸出了援助之手。福康里12号的新达印刷厂，已支內迁移至西宁更名为新华印刷厂，我家老邻居周子卿（我们叫他老娘舅）也随厂迂至西宁，他在厂里有一单人宿舍，于是三哥白天护理，晚上与老娘舅同宿。而晚上则由大姐护理，白天到宿舍休息，釆用了息人不息马的策略，度过了一个多月。想象一下这段时间我的大姐是多么的辛苦！尽管那时她才40岁，但连读一个多月夜班护理，多么地伤身体呀！直如俗话所说的女儿是父亲的小棉袄！

直到四月上旬父亲康复得比较好了之后，才从西宁返回了上海。说来也奇怪，父亲的这次脑血栓居然一点后遗症也沒有，为了健康他放弃了多年喝酒和抽烟的习惯，一直活到了96岁，直至2010年由于身上器官的老化而去世。另外有一点可能是关健，即他的心情非常开朗，从不怨天怨地，总是说邓小平救了我们一家，全然不追究假错案的原因，当然与家母的细心照料也是分不开的。

二哥在如此困难的背景下，通过了教育部的英文考核并名列前茅，教育部决定资助他公费留学。考虑到德国的Stuttgart大学与研究所的研究方向相近，拟去该大学进修学习，尽管他的英语水平很高，但是德语不懂的呀，只能参加了半年的德语培训班，43岁的他又开始了第二次拼博。

父亲冤假错案的复盘：

1 不法资本家：完全是沒有亊实依据的，反而在1947年批发给一个客商（亊实上是介放区的一个采购员）中药材时，夹带了一些西药，而这些西药最后还是救了不少解放区的人。

2. 反党反社会主义急先锋的右派分子：这更是一个莫虚有罪名，他仅仅只是在一次座谈会上，表述了外行不能领导內行的言论，给出的例子就是以前他们的科长为了增加外汇收入，把库存的全部中药材料全部出囗，而导致在次年天气灾害的原因无法收购到足够的中药材料，反而从境外进口导致外汇损失。

3.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現行反革命：就是因为那次科长的失误导致的外汇损失，必须寻找一个替罪羊，为此父亲在香港有分行的历史就成了一个突破囗。称父亲指使香港的代理人抢购此药材，但奇怪的是当时科长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我父亲正在隔离审查，无任何人生自由，也不知是如何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去指使抢购的，这个亊实在当时法庭上是记录在案的。但是最终还是被判有罪，可想而知当时所谓的法冶是多么的荒唐。那个黄浦区民盟主席因了介全部的过程，所以才有1978年底我家来希望我们当事人提出上诉，要求法院重新审理。上诉材料一份交给法院，另外一份交给我，到政协会议上去，作为一个典型的冤案提出。在第五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1979年7月）上提出的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必须重新审理的提案中作为一个典型的冤案例子。正是由于有这样一个历史背景，所以才有了1980年元月的重新审理，推反了原判，前后仅仅只有3个月。当我们去法院拿判决书时，那个工作人员对我们说，这13个人实在太冤了，你父亲还是很幸运的，能亲眼看到这张迟迟到来的平反判决书。

判决书第一页 判决书第二页 判决书第三页。

一张迟到了22年的判决书造成了多少个家庭的悲剧！这也只可能在那个时期才会发生，但愿今后在祖国的大地上不要再次发生如此的悲剧！

这张照片摄于80年10月，谁能相信家父在2-3月之间还处于全昏迷状态，经过半年的调理恢复得如此之好，确实全靠了我伟大的母亲经心照料的结果。

1980年我己32岁了，但是个人问题还沒有解决，于是在安庆有很多朋友为我介绍，但是由于有那个赤脚医生给我留下的阴影，加上头上有三顶黑帽子，全是有开始没结尾，核心还是成份问题。但是最后还是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在合肥工作的红五类的子女，在80年的10月我与同学胡孝列去与她相亲，居然她不在意我的出身以及贫穷，表示愿意与我交往，胡孝列也给我出点子说可以考虑，于是就开始通过几次书信交流。
1981年春节回家探亲就去拜访了我的末来的岳父和岳母，尽管我的条件与她相比是比较差的，但是他们也都表示同意。而后她也去我家拜见了末来的公婆和公公，我们家中是完全同意的，于是决定当年10月登记结婚，次年春节举行婚礼，这可能是属于闪婚吧！后来的亊实证明她就是我的第二个贵人，就是因为与她结了婚，我的人生轨迹再一次走上了正确的轨道。至此我家的五个子女全部介决了个人问题，只有二哥是通过自由恋爱的，其它四个都是通过介绍人介绍而认识的，这大概也是那个年代的时代特征吧！在这年的7月我们终于拍到了一张全家福，尽管当时我还没有结婚但是我的那一位贵人也同意加入到这张全家福当中。

这是一张真正的全家福，包含了多少的悲惨历史呀！在邓小平主席拨乱反正的政策下，我们家终于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了。当年9月底二哥将赴德国进行进修学习两年，在上海新客站拍了几张照片。 由于二哥是我家第一个出国进修的，在上海的亲朋好友均去车站送行。 那里我的侄子是笑得多么甜，他由于年幼不知他的父亲要在德国拼博2年。 此照片是翻遍了箱底才找到是一张破旧照片，摄于1981年10月爱娥阿姨返沪（由于当时的政局应姨夫不敢同行）时拍的照片。左一爱娥阿姨，左二洁珠舅母，左三家母，左四大阿姨，右一家父，右二大姨夫，右三鹤卿舅舅，右四大通路外婆。 这张照片是家父与大伯父有限的仅存的合影之一，摄于1981年10月。 这张照片是家父（前排右一）与大伯父（前排左一）以及13个受冤之人仅存人世的胡安甫（后排左一）和我的堂叔罗炳耀（后排右一）的合影，摄于198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