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保定军校走出的我军将领

铁甲骑兵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是中国近代史上成立最早、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备、学制最正规的全国最高军事学府。从保定军校包括其前身走出了吴佩孚、孙传芳、蒋介石、邓演达、顾祝同、陈诚、白崇禧等中国近现代史上叱咤风云、举足轻重的人物。同时，保定军校中一部分优秀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一部分起义参加新中国建设，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9年9月23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在北京举行宴会，专门宴请程潜、张治中、傅作义等26名国民党起义将领。席间，毛泽东几次举杯，庆祝到会的原国民党军将领举行起义和响应人民和平运动的功绩。毛泽东说：“由于国民党军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这次宴请中的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张治中、傅作义、黄绍竑、李明颢、吴奇伟、张轸、何基沣、左协中、黄琪翔等12人就是出自保定军校的。

保定军校生与红色中国之一

从保定军校走出的我军将领

◎ 韦英思

从保定军校走出的我军将领首推的是叶挺。叶挺是保定军校第六期工科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1924年到苏联留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中，他率领的“铁军”使敌人闻风丧胆，被誉为北伐名将。南昌起义出任前敌总指挥，广州起义时任起义军工农红军总司令，抗日战争中又任新四军军长。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军委两次确定的36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之一。

其次是宁都起义中诞生，以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为代表的将领。

赵博生是河北黄骅人。保定军校第六期步兵科毕业。曾任十四军参谋长兼特种兵旅旅长，兼西安城防司令。1931年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时，被调至江西“剿共”。他坚决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于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利用部队要求回北方抗日遭到蒋介石拒绝的机会，于12月14日与董振堂、季振同等率所部1.7万名官兵在宁都起义。赵博生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第十四军、第十三军军长，军团参谋长和副总指挥，率部参加赣州、漳州和南雄水口、建（宁）黎（川）泰（宁）等战役。红五军团成立一周年时，荣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一级“红旗勋章”。1933年1月8日，在江西南城黄狮渡战斗即将结束时，红军弹药用尽，与敌人展开激烈的肉搏战。他在距敌只有百余米的地方指挥作战，不幸右额中弹牺牲。为纪念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将宁都县改名为博生县，命令全苏区于1月21日举行追悼大会，并在瑞金建立博生堡，朱德亲笔题写了“博生堡”三个大字。

董振堂，河北新河人，第九期步兵科毕业，起义后任第五军团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1932年5月升任第五军团总指挥（后改称军团长）。1934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了长征，并担任全军后卫，获得“铁流后卫”的光荣称号。他指挥1.1万人，掩护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渡过湘江后，红三十四师已被敌军重重包围，最终包括包括师长、政委以及5000名战士全部阵亡。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五军团改称红五军，仍任军长。1936年10月所部编入西路军，奉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渡黄河西征，年底任中革军委委员。1937年1月，红五军一举攻占甘肃高台县城，后被敌马步芳等部约2万余人包围，经过9天9夜的激战，董振堂与3000多名红军将士全部壮烈殉难。敌军把他的头颅挂在高台县很多天。后来叶剑英等人特意到高台寻找过其尸体，但没有找到。毛泽东曾深情地说，路遥知马力，董振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

季振同，河北沧县人。第五期步兵科肄业。先后任团长、手枪旅旅长、代理师长等职。1931年，在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第七十四旅旅长的任上，被调往江西“围剿”红军。他明确反对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方针和“剿共”政策，领头联名给蒋介石发电报，要求回北方与日军作战。第二十六路军起义，任改编后的红五军团总指挥。1932年1月，由朱德、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部队很快成为中央红军的一支劲旅。参加赣州战役、东征福建漳州战役。在水口大败广东军阀陈济棠部。1932年8月，受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被误认为反革命分子并判刑。中央红军长征前夕，被错杀于江西省瑞金县叶坪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昭雪

2009年9月，董振堂、赵博生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从宁都起义走出来的开国将军有30位，其中上将1位：李达；中将5位：孙毅、孙继先、李雪三、韩振纪、王秉璋；少将24位。此外，新中国成立后，还有4位首任外交官：王幼平、边章伍、姬鹏飞、黄镇；6位担任副部级以上领导职务的高级干部：姬鹏飞、黄镇、刘向三、周骏鸣、孟谦、袁血卒。

保定出身的我军将领中，还有两位中共特别党员，他们便是在淮海战役中立有大功的张克侠、何基沣。

张克侠，河北献县人。第九期步兵科毕业。1927年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经周恩来批准，吸收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后任西北军张自忠师参谋长。1933年5月，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张克侠任同盟军高级参谋、干部学校校长。“七七事变”时为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参加了卢沟桥抗战。此后，担任第六战区高级参谋、副参谋长，第五十九军参谋长，第三十三集团军参谋长、副总司令等职，转战山东、河南一带抗日，对当地抗日救亡活动和抗日军队给予大力支持。抗战胜利后，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1948年11月8日，与何基沣率2.3万官兵在贾旺、台儿庄防地起义，使淮海地区东线的国民党军防线出现了一个大缺口，我华东野战军主力乘虚而入，直捣徐州，切断黄伯韬第七兵团的退路并歼灭。后参加了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战役，任人民解放军三十三军军长，兼任上海淞沪警备区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常委、林业部副部长、中国林业科学院院长等职。1984年在北京逝世。

何基沣，河北藁城人。第九期步兵科毕业。1933年长城抗战，在这场中国军队自“九·一八”以来第一次给予日军有力抵抗的战役中，即因战功卓著，被提拔为宋哲元第二十九军一一○旅旅长。1937年7月7日又在宛平卢沟桥率部抗击日军，八年抗战于此开始。经周恩来安排，1938年1月，已任师长的何基沣秘密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几次接见，并在抗大做报告。1939年被中共中央吸收为特别党员。1943年升任第七十七军军长。1948年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9月，晋升陆军中将军衔。11月，在淮海战役即将打响前，与张克侠率第三绥靖区五十九军两个师、七十七军一个半师的兵力起义，加速了淮海战役的进程。建国后，任三十四军军长、南京警备区副司令、水利部副部长、农业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1980年在北京逝世。

跟随张克侠、何基沣起义的还有刘自珍，第一期骑兵科肄业。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旅长、师长兼任北平城防队指挥、集团军参谋长、副军长、第三绥靖区办公厅主任。少将军衔。1948年任第三绥靖区干部训练团教育长，率干部训练团2000余名官兵起义。

此外，保定出身的解放军将领中，还有如下三位人物。

王长江，河北博野人。第九期步兵科毕业。1933年1月，日军侵占热河，营长王长江率部参加长城抗战。1938年12月，任河北民军少将副总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在与八路军冀中军区吕正操部取得联络后，率三个主力团战场起义。后任冀中民军司令员，与八路军部队合编后任冀中民众抗日自卫军司令员，冀中军区警备旅旅长。1940年2月，进入太行山参与作战，时任第一二九师政委的邓小平在战后赞扬警备旅“打得好，完成任务突出，立了功”。先后还任吕梁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率部参加百团大战等，是晋绥军区参战各部中战果最大的一支部队，美国记者爱泼斯坦还就汾阳战斗前往采访。抗日战争胜利后，率部策应友军收复归绥，继而调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校长、绥蒙军区副司令员、中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八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在西部与国民党军作战。1949年1月后，任第八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绥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平津卫戍司令部副参谋长，后又兼任开国大典阅兵副总指挥。1950年调任解放军第六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华北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1978年病逝，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韩振纪，河北高邑人。1924年保定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后，考入保定讲武堂第二期步兵科。1930年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参谋。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编入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红五军团第十四军司令部侦察科科长、第十三军参谋处处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1933年初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教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红军学校副营长、营长、副团长，公略步兵学校训练处处长。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任军委干部团作战科科长、参谋长。到陕北后，任抗日红军大学教员，抗日军政大学队长、大队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六八七团副团长，参加平型关战斗后升任政治委员。1938年任第三四四旅参谋长，参加了创建和保卫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斗争。1940年起任八路军第二纵队、第五纵队参谋长，参与指挥所部东进太行，南下华中，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后任新四军军工部部长，抗大第五分校校长，华中总分校校长。1942年任新四军第二师兼准南军区参谋长。抗战胜利后赴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后勤司令部军工部部长兼政治委员，东北军区后勤部军工部副部长。1948年任东北人民政府重工业机械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机械局局长，解放军总后勤车辆兽力管理部部长、汽车拖拉机管理部部长。1955年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被授予中将军衔。回国后，任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1962年至1965年任总后勤部副部长。1975年在北京逝世。

吴仲禧则是坚持潜伏12年，在各个时期屡建奇功的国民党少将。福建闽侯人，第三期步兵科毕业。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三十团代团长，指挥部队配合叶挺独立团攻占了汀泗桥。攻打武昌时，他指挥的团首先攻占敌守将刘玉春的司令部。1927年4月任第二十六师代师长，在临颖大战中趁夜奇袭敌人左翼，抢占了重要据点。这一战使武汉政府步入军事上最显赫的时代。中央红军长征前，与广东军政头领陈济棠有一份互不侵犯的“君子协定”。穿针引线的就是吴仲禧。1937年“七七事变”前，吴仲禧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长期隐蔽在国民党军队的高层从事统战和情报工作，并与中共地下党领导人潘汉年、王绍鏊一直单线联系。抗日战争期间，他在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部队中任高参、军务处长、韶关警备司令、军法监等职，掩护配合隐蔽在张发奎部队的中共特别支部（公开身份为战地服务队）的工作，暗中保护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的活动，并团结张发奎身边一批开明的高级军官。1945年任少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前后，他从白崇禧的“华中剿总”定期获取该总部编印的作战态势旬报。1948年夏天淮海战役前夕，吴仲禧以国防部附员的身份被派往徐州行营视察。当时徐州行营主任刘峙的参谋长李树带他去机要室看作战地图，他看到地图上详细标明了辖区内兵力、兵种、驻地及作战部署，但苦于李在身边陪同，只好默记了一部分。第二天又找借口去机要室，趁陪同人员外出迅速用笔记下主要的部署，再托病要马上回南京就医，赶到上海把情报交给潘汉年上报党中央。这是淮海战役前，我军获取的最早而又较为全面的情报，对全面部署淮海战役起到了重要作用。渡江战役前夕，他从国民党“京沪杭警备司令部”获得汤恩伯签署给江阴至芜湖一带江防10个军的作战任务和后勤补给命令。吴仲禧严守纪律进行单线联系。他的大儿子吴群敢（1950-1956年间曾任周恩来办公室秘书），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有一次组织派他为父亲传递情报，才知道父亲也是同路人。新中国成立后，吴仲禧任广东省人民法院副院长、代院长，省司法厅厅长，广东省政协副主席。1983年在广州逝世。

　　吴仲禧北伐时的老战友，解放军上将肖克后来在纪念文章中说：“他作为党在敌方工作的一颗‘冷棋子’，在斗争的关键时刻，果然发挥了人们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 ■

(作者系广西区党委组织部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 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