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春秋 情系侨务 ——先父洪干堂东山县侨务工作回忆录(一)

紫藤坞主人(德章)

<p class="ql-block"><b>四十春秋 情系侨务</b></p><p class="ql-block"> ——先父洪干堂东山县侨务工作回忆录(一)</p><p class="ql-block"> 洪德章整理</p><p class="ql-block">题记:我父亲洪干堂,建国后曾连任八届东山县侨联主席,本文根据我父亲四十年来的工作日记整理而成。文稿中有些章节,因涉及到一些人一些事,与父亲在工作中亲身所经历的事件和个人有必定的联系性,日记中有些段落也流露着他对侨务工作的理解与感情和经验,所以采用第一人称,以日记的时间记实写作,以便更能客观真实反映事件的内在关系与真实性。此资料可以说是东山侨联史重要组成的一部份,也反映出东山归侨在不同时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发挥的特殊使命与作用,但他们的事迹却鲜为人知。</p><p class="ql-block"><b>解放前的东山侨团</b></p><p class="ql-block">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向反法西斯同盟国宣布无条件投降。东山县旅居海外的乡人,在侨居国同样经历了14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他们不畏艰难险阻,回到魂牵梦绕的祖国,参加战后的家乡建设。解放前的东山侨团组织,也是在这非常时期应运而生。初名为“东山县华侨公会”,会长许岳东(铜陵人),系新加坡归国华侨,会址设在桥雅街(具体方位今无从查考)。该公会宗旨是团结联络接待回乡的归侨,为他们回乡创业及生活上困难给予帮助;另一方面以华侨的名义,办一个名为“华侨合作社”的营业性机构维持公会费用。但因抗日战争刚刚结束,人民流离失所,经济低迷,以致经营业务搞的不够好。后来会长许岳东又要出国,接任的会长是新加坡归国华侨陈清波先生(铜陵人,解放后任首届东山县华侨协会的理事,在土改时被戴上“地主帽子”),再后来是黄绿桥先生接任(铜陵人),当任时间极短。</p><p class="ql-block">抗战胜利后,海上交通逐渐恢复。1946年9月12日(农历八月十七),我由砂拉越州拉叻动身到诗巫,转乘轮船至新加坡,于10月31日晚安全抵家。与阔别多年的家人相见,其情景可谓悲喜交加!特别是这十多年来通讯及侨汇中断,家中亲人过着战乱、饥饿、孤苦无助的贫困生活。其时我的父亲已经逝世五个年头,我都没能返梓尽孝,心中烙下了终身最大的遗憾!当晚我情不自禁含泪写下一首五律《游子归来晚》:“游子归来晚,粗肴薄酒温。三杯消积愫,骤雨洗风尘。妻病儿羸弱,父坟草绿茵。难将家国事,一一话艰辛”!</p><p class="ql-block">我刚回国时,华侨公会的会址己经移至大庙头(现门牌:顶街后门追693), 不久又因人事变动,将会址移到东坑(城关粮站粮食仓库后面的陈氏祠堂)。接任的会长陈清波年富力强,踌躇满志,把“东山县华侨公会”更名为“东山县海外华侨协会”。当时侨会因工作需要,吸收刚回国的曾启昌先生及我参加。曾启昌先生负责经济,我搞业务,协会并聘任我为总务。东山县海外华侨协会当时归属于县政府民政科领导管理,没有拨给经费,均由华侨协会自收自支。</p><p class="ql-block">1947年3月,美国援华救济物资(主要是面粉、奶粉,还有少量布匹、棉被、服装,鱼肝油等药品)运抵东山,这些物资在县民政科的主持下,邀请华侨协会派代表参与发放给贫困的乡民。华侨协会参与的代表有陈清波和我二人,东山商会等民间组织及政府机构的人员也派员参加。</p><p class="ql-block">1948年解放军进抵长江,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当时国币日趋贬值,民不聊生,商场多不能够维持。3月,我与侨友合资的“侨昌行”(侨昌行是东山第一家用“侨”字命名的商铺)也不例外倒闭了。 当年7月,祸不单行,我的原配陈贵鸾(砂拉越归侨)因体弱多病,又因急性肠炎救治无效病逝。生意上的失败又刚丧偶,让我雪上加霜,精神极度痛苦与悲伤,一方为生计发愁,而更为前途彷徨。</p><p class="ql-block">1949年,国民党的再生部队洪伟达的军官团进驻东山,抓兵抢劫,无恶不作,一时社会动荡,侨会不得不停止一切会务活动。此时,侨会只剩一个烂摊子,准备等待新的人民政府接管。侨会的一些办公用品从东坑(陈氏祠堂)的会址搬到后街原“鼎成兴”商店楼上。</p><p class="ql-block">春雷一声天下响,拨开乌云见太阳。1950年5月12日东山岛解放了,这一天是我值得庆贺的人生转折点。我也从此获得新生。</p><p class="ql-block"><b>解放后东山县首届侨联</b></p><p class="ql-block">东山解放的一星期后,东山县人民政府召开庆祝收复舟山群岛胜利大会,我作为归侨代表受邀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上台发言。同年12月3日被选为“东山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驻会副主席(任期5年),专职负责人大常委会的日常工作,主席是县工委书记郭丹。今天,我由商转政,成为新中国的干部,心里非常感激党对我的信任。会议结束后,我写下一首七绝:“投身革命立新碑,自愧才疏蒙见知;海外归来怀祖国,丹心永继少年时”。</p><p class="ql-block">1950年12月底的一天,县工委书记郭丹找我谈话,他说:“老洪,根据上面精神,你出来组织一个华侨会,以便领导全县的侨界工作”。郭书记说,党的侨务政策发源于延安时期,由于抗战需要,提出了建立包括爱国华侨在内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中国成立了,百业待兴,人才奇缺。为了更好地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党十分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并积极动员海外华侨知识分子回国报效国家。现在成立组建华侨会,是一件首要头等重要大事。我当场表示十分赞成。</p><p class="ql-block">华侨会筹建伊始,一无财力,二无人力。我感到困难重重。但在郭书记的大力鼓励关心支持下,多次询问工作进展并协助一些难以解决的具体问题。新中国的成立,不但提高了海外华侨华人的地位,也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使我增强了组建侨联的信心,我暗暗发誓再苦再累也要咬着牙根挑起这个重担。</p><p class="ql-block">使命使然,在很短的时间内,便组建完成“侨会筹备委员会”,我为负责人,并推荐高尚真先生(商人、归侨),翁奇达先生(教育界、归侨)等为筹备委员会成员。我也深知,将来华侨会一旦成立,面临便是经济上问题,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p><p class="ql-block">时间过得很快,倏忽间已进入1951年的春天了,这时的筹备工作大体成熟,县工委书记郭丹及县委领导同意把侨联的班子搭建起来。</p><p class="ql-block">2月下旬,在县政府的同意领导下,由我主持召开了首届全县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当时县政府的驻地在城关(今铜陵),会址就在做帆埕三角窗前面(上世纪八十年代修团结路时被拆掉,现为公路)。</p><p class="ql-block">当天到会的各乡区代表人数约有80余人(其中归侨69人),县政府有关领导也列席参加会议。大会由我主持并报告筹备的过程及宣读拟好的《东山县华侨协会章程》,继之提出如何合理推选候选理事名单。各乡区代表一时颇感困难,因为各代表之间,大都互不相识,都是首次聚在一起,特别是不同乡区的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经过大家热烈的讨论,最后决定把代表按第一、二、三区分组提出理事会候选人名单,每区推荐4人,计12人,(当时城关人多,名额6人),然后由代表们在候选人名单中选出理事9人,监事3人。并确定侨会全称为:“东山县华侨协会”。</p><p class="ql-block">代表们经过认真的选举,选出第一届理事会组成成员,名单如下:</p><p class="ql-block">理事长:洪干堂 (铜陵人,归侨)</p><p class="ql-block">常务理事二人:</p><p class="ql-block">何学敏(前何村,中学生,归侨)</p><p class="ql-block">曾二三(铜陵人,曾启昌之父,商人,归侨)</p><p class="ql-block">理事六人:</p><p class="ql-block">陈清波(铜陵人,建国前华侨协会理事长,归侨)</p><p class="ql-block">翁奇达(铜陵人,教育界,归侨)</p><p class="ql-block">高尚真(铜陵人,商人,归侨)</p><p class="ql-block">林 琛(教育界,归侨,现居新加坡)</p><p class="ql-block">林土保(白埕村,归侨)</p><p class="ql-block">林伯俊(张家村,归侨)</p><p class="ql-block">监事三人:</p><p class="ql-block">彭柳塘(铜陵人,归侨,曾任工会会长)</p><p class="ql-block">林成杰(下湖村,归侨,军队代表)</p><p class="ql-block">杨水冬(美山村,归侨)</p><p class="ql-block">1951年2月27日早上9时。是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在隆重的气氛中宣告“东山县华侨协会”正式成立。</p><p class="ql-block">华侨协会属于民间社团组织,当时县财政没拨办公经费,只靠我们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着手爭取更多的经济来源,也是协会最迫切的头等大事。我们理事会几位对外较有联系的理事,分头写信到印尼、新加坡等国。不久便争取到第一笔旅印同乡一千余元的港币支援(当时港币每元等于人民币0.60元)。</p><p class="ql-block">协会初建时聘用几位的工作人员有林安祥、田芳洲、刘风仪、方振山等侨眷。他们待遇很低,每月工资只有十多元的人民币,依那时的生活水准看,是难以养家糊口的,但他们毫无怨言。他们平时的工作是抄写会议记录,整理文字材料,布置会务等;但重要的工作总结、报告、对外文书都是我亲自动笔。</p><p class="ql-block">当年9月我到龙溪地区(今漳州市)参加各县人大驻委联席会议,由地区统战部部长陈虹主持,这是我出席地区政界的第一次会议。</p><p class="ql-block">1952年10月,又到福州参加省召开的各地协商机关工作会议,张鼎丞省长出席会议讲话。首次到省城并参观鼓山、登于山。当天晚上,我激情满怀,填了一首《满江红 登于山,凭吊戚公祠》:小小山丘,它却是,英雄遗迹。逢暇日,登高凭吊,烈风未歇。百战刀光寒敌胆,一岗庙影凌天阙。望长空,叹宝岛河山,犹分裂。 炎黄裔,当团结,阋墙念,终须灭。愿回归早现,金瓯无缺。四海中青多俊秀,五洲贤哲钦豪杰。问苍天,此意待何年,群情切!</p><p class="ql-block">1953年7月16日东山战斗,我与一批干部坐牵风渔船撤退到列屿,又步行到云霄县城,战斗结束后又徒步回东山城关。</p> <b>首届东山侨联的工作慨况</b><br>新中国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不仅改变了海外华侨和归国华侨的命运。也让归国华侨和侨眷积极献身祖国经济社会的建设,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br>首届华侨联协会自1951年2月至1954年1月。历经三年的艰苦创业,终于成就一番事业。<br>侨协刚成立,为维护先一代华侨遗留下来的房产权和增加侨协的经济来源。我们把印尼同乡会早年购置在打银街的小店一间,以人民币300元赎回;另外在前街的安南(今越南)华侨公店一间,也被我会收回。越南公店的收回,是我会联系越南侨胞,经同意并以旅越同乡会的名义赠送侨联会。这二间店业,在1974年前后(县外事组组长林国生任内)卖给居住人。所得款项作为西埔侨联扩建之用。<br>自从我当选侨协主席,侨协主要工作我都要亲自抓。还有一摊县人代常委会的工作要做,常委会每三个月内要负责筹备下一次会议的事务工作。每次会议结束后都有近百份代表提案,这就要在会议期间,推动各有关部门执行提案,从而收集执行情况,在下次会议向代表汇报。又要经常下乡联系应届代表收集群众意见上报。这个时期工作非常紧张,但生活上非常充实。<br>1952年初,东山侨协开展了一次全县城乡归侨、侨眷、国外侨胞的调查工作,参加调查的工作人员有20多人,自带生活用品,整整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东沈侨眷多,我们住了三天时间才登记完成。 虽然调查的数据不能说是十分准确,但基本是不会差距很大。对于当地侨眷的年龄,多数人自己都说不清,以生肖代答。我们为了解决这一小难题,特地印发一张生肖年龄对照表,发给下乡的工作人员使用。<br>这次普查结果的数据,以后各时期均沿用这个调查报告。有一次,福建省侨联派陈水南等二位干部来各县了解情况,当看到东山的调查表格非常详尽,很满意我们的工作。因此,东山县侨协受到上级机关多次的表扬与重视。<br>1952年侨协为解决城关二百余户侨眷妇女的闲散劳力,集资在打铁街开办“华侨苎网手工业社”。集中采购原材料,专供侨户妇女织网,解决了大部份的侨眷经济收入,稳定了社会,广大侨户反映良好,拍手称赞说:“这是东山侨协会为我们做了一件大好事”。<br>1953年初,我协助县委在本县范围内作一次侨户在土改时划成份的复查工作。我和其他侨眷共四人(谢两裕、孙映雪、张有壬、还有山后的朱玉发),集中到山后学习,由县委宣传部部长王虎同志指挥分配工作。我负责古港、樟塘、下湖及山后等地,工作约20天结束,调查情况及时上报县委宣传部。<br>1953年开展全国普选工作,在西埔设立“东山县选举委员会”,我被召到西埔,负责选举委员会选举科工作,身兼数职,工作颇为忙碌。同一时期,侨协又创办一间“华侨缝纫工场”,吸收部份侨眷女青年入场学习。既解决生活出路也解决就业问题,解决了社会需求又发展经济,又为侨眷做了一件好事。<br>第一个缝纫工场开设在城关后街,后来又于西埔开设第二工场。到1958年各企业合并时,才并入手工业合作社城关缝纫社。至今回忆,由该工场培养出的侨眷妇女最后成为正式职工有十多位。<br>1953年抗美援朝期间,东山县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开展轰轰烈烈的支前工作,成立“东山县抗美援朝分会”,我被任命为该会的总务。即着手深入城乡宣传发动归侨侨眷捐款捐资,奔走数月,成绩斐然。<br>侨联会的日常工作是多方面的。如在城关组织学习小组(读报、讨论时事、宣传党的侨务政策),每星期有二个下午,学习人数保持在15人左右。连当时宗教界(他们没有组织学习小组),也来侨协会参加学习。这个学习小组是长期持续数年,真是难能可贵啊!此外,为配合县委的宣传工作,我们还定期每星期出个黑板报,节假日要将黑板报集中到县委会给群众阅览(当时县委会在城关),亦有各单位竞赛评比的意义。<br>当时城关为了解决渔民劳资纠纷,成立了“渔业劳资纠纷调解委员会”,我任副主席,每次协商我都要参加,又增加了一份工作量。 侨协除了日常工作外,有时还要参与社会上的一些事务。当时人力少,于是加班加点,经常夜班搞通宵。我在任期间,虽然家在城关,也很少回家睡觉。晚上,把侨协的两只办公桌并在一起就是床铺,数年如一日也。这一点,我可以说对得起党和人民而无愧于心。<br>这届侨协受侨户的要求,调解了为数不少的纠纷事件。因此,协会为适应形势需要,成立了“调解股”“福利股”“总务股"“财务股”。调解股为法院分担了不少麻烦的工作,虽然各街道、乡村都有调解组织,但凡是侨户的事,都推到侨协来解决,而且侨户也非常乐意侨协的调解。<br>侨协的会议制度很巩固,每个月要召开一次。由于会址在城关,理事大都分散在农村,当时没电话,通知不能及时,这样会影响会议召开。于是,制定一套硬性规定,每月农历十五日这天一定要开(农历更容易记住),如逢大风大雨,则延期一天。所以每次开会都很顺利,人数达90%以上。<br>每次会议有几个重要内容:<br>1、各理事汇报本乡归侨侨眷动态。<br>2、公布本月收支帐目,由理事会 批准通过。(这一点财务公开,是非常重要的)。<br>3、传达侨务政策和讨论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会议一天结束,农村理事就得跑腿回家。<br> <b>培养靑年才俊至关重要</b><br>侨协理事会成员12人,城关有6人,因多种原因,他们很少参加活动。如曾二三老先生,年事己高,只能听听会议;翁奇达先生,中学老师,教务繁忙,从来没有参加过会务活动,挂职而已;高尚真先生,到广东航运公司当船务员;陈清波先生及彭柳塘先生是旧人员。侨协的工作缺少人手,有时开展工作真是一筹莫展,这是实际情况。除了僱用几个临时工作人员协助工作外,只有能者多劳了。当时,县民政科科员何光临、郑伟仪二位同志,非常关心侨会工作,经常来我会帮忙,并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br>然而,光靠我们这些人的力量还是不够的。于是,我在会员中发现人才,充分挖掘这些人力资源。如归侨高尚真、陈辉堂、沙振宗等;还有侨眷黄鸣东、孙桂心(女)、張碧珊(女)等。农村乡区又挖掘了一批侨批局会员,如:沈光烈、林受禄、唐文保、林登成、林玉藻等诸位先生。另外我们又与银行侨汇股配合,协助侨务工作。<br>为了工作需要,充分发挥一切可以利用的人力资源,以此来完成上级分配的各种任务。如:1952年城关“苎网手工业社”,侨协就委派积极份子高尚真当经理;“城关电灯厂”派陈辉堂当财务工作;“华侨缝纫工场”派侨眷杨梦兰负责具体工作,选举经理时,县民政科领导一直強调要我自当经理,那我也挂名当了经理。<br>此外,我们开辟另一条思路,培养一些归侨的知识青年才俊,在校学生有:方跃庭、张鸿珠、方若泰等,他们都是新马归侨。选他们当代表,出席人代会议,让他们在校园中和所在农村为我会宣传党的侨务政策,配合侨协各种活动。再后来方跃庭到外求学,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上海第八女中当教师;张鸿珠出国,今旅居新加坡;方若泰于1953年东山战斗国民党军队撤退时被抓去台湾。虽然他们最后的归宿没能够为侨联服务,但我们培养年青一代的思路是正确的。<br> <b>首届东山侨协结语</b><br>归国华侨,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爱国群体,自辛亥革命至今,为中华民族奋斗超过百年,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写就了一部伟大的归侨史。他们与新中国风雨同行一生,他们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永葆爱国的初心,他们作为时代洪流中的小个体,见证着大时代的发展和进步,是中华民族坚韧不拔、勇于奉献的精神缩影。<br><br> 2022年8月15日整理于紫藤坞书斋<br> 未完待续 下期内容二届至三届<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