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人生局

戴晶

　　一场战争将我的战前人生局拆得稀散。我记得是在下阵地返回杭州后，师干部科的一干事对我说：大约在十个月前，我们收到过长沙警备区对你的《商调函》，当时部队正在老山上，我们已经回函拒绝了。你现在去长沙方向再联系看看，是否还需不需要你？——这还说个啥，人家地方部队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你回绝了他们，原来准备给我的位置早被人占了，算了！——战前我费尽心力操作的人生节点的局就这么黄了。

命运这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事。但是，经历一场战争之后，也真该重新布署我的人生经纬。

　　近2 5岁的人了，是该有个女朋友的时候。但是那时候这方面进展艰难缓慢。不是说我个人及家庭和事业等等的条件不好，反而客观地讲，我不算优良也没有多少人算是优秀了；也不是说我没与异性的交际缘，相反的是，我有一派女友人，我那些朋友们也给我介绍了不少女性。但是我在谈恋爱的问题上累累碰壁。

从十七八岁高考入军校，再到部队工作、作战，已经七八个年头。这段时间是人的“三观”成形期。军营是相对封闭的男人集体，也有他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这么些年我应该习惯、掌握和运用了这些。这些也或许与当时的市俗有些不同调，也就是所谓共同语言少。这是原因之一。

我记得那时探亲休假回长沙。与一些男女朋友聊天，总找不到共鸣的话题。我擅长和喜欢的他们都不熟悉，也没什么兴趣；我也还不太懂幽默，或者不会用社会的言语表达问题；也不喜欢嘻皮笑脸打情骂俏；大家一起聊着聊着便成了无聊。一女同学同我接触过几次后，去问另外些我的朋友：个扎戴晶是不是宝给哒（傻了的意思）？

确实，曾经蛮灵泛的长沙伢子此刻是有点不入流。我那同一隐蔽部出来的刘勇实习排长，在全国率先所提的一句口号：理解万岁！在我心里有特别的共鸣。要理解还真不是个容易的事。

这原因之二应该是接触时间短。那时，未婚军官的探亲假开始还是两年一次，后来才一年一次，每次也就二十天。要在这有限的日子里探明、发展、稳定一对情侣关系肯定不行。探明情况要几天吧，发展亲密也要个十天半月吧，稳定下来更需要时间，区区二十天对一初涉情场的新手就是很大的难题。在我受的教育和观察体会里，人际情感关系的发展就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没办法一蹴而就，得慢慢来，否则这里便有虚伪的因素，而两性的真诚感情最容不得半点掺假。

也是一儿时女玩伴，回长探亲时几次聚会，感觉蛮好，自认有发展的机会。一天，我约了个朋友一起到她单位去玩，无意间发现她寝室里的床上睡着个青年男子。这还怎么发展得下去？——别的没什么，关键在于耽误了我的时间呀！赶紧斢换目标，从头再来。时间进一步压缩，这又怎能达成目的？青春期的一年就这么过去了，折腾的时间成本太高，哎！

我这人天生有个毛病：见到女孩子时容易面红和语讷。所以与女性交往时，常常带上个男友做陪伴，调解些气氛，缓解些尴尬。但是，我这些男友就几个是真帮我的，也有几个是真真实实地损我。结交了些男损友也是恋爱受挫的另一原因。

我记得有次，与女友消除了尴尬，可以单独约会了。我那男友应该完成使命可以退场了。但是这货硬不下场．甚至是我去约会，他将我骑去约会的自行车给藏了起来。你看操蛋不操蛋？

这还算好的，更让我想骂娘的是：我好不容易栽下的树，日后的成果却被我这些男友明里暗里地收割了。我苦心培养的几个发展对象就是如此。带男友认识了对象人，满以为他会给我与对象发展感情添把薪火。回部队后，与对象鸿信往来也算频繁。第二年休假时再接触，就发现男友与对象的关系不是一般：我种下培养的果实早被男友收拾了。书信意境怎么也敌不过朝夕相处的空间美妙，我这朋友真的有点损！

更损的是，他们交际的土地空间无限，却执着地在我狭隘的地上将果子收得干干净净。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男玩伴，同我认识了我几女友后，就沉迷于同她们打交道谈感情。后来他结婚了，又将我那女友之一发展成了长期情人。以致于他结婚的夫人一直数落是我拉的皮条。真的悔不当初。

饥饿状态下的青春狼，对肉的渴望和追求根本就不会顾及什么规矩与道德。我那些损友太想吃肉，或者太想让我陪他们一起等肉吃。农民家存储的那几斤肉也没法对付一群饿狼。哈哈！

总结起来这些失策的核心点在于：我缺少交女朋友的空间和时间。当时陆一师严禁军人在驻地杭州找对象。找长沙的女朋友对我才合情合理。正为此，我也应该想方设法——回长沙！

　　我们这些湖南人在一军确实有点孤单。几万人的大部队，也就六九年时招收的兵留下的十几、二十几人，加上几个刚刚从部队院校分配来的，当时总计也没超过百人。不仅是人少，而且在官场的级别也低。三五个团级干部，其他都是营以下的。

坦率地讲，在军队里发展要有点人际关系，要有点相互提携，要有点感情交流，要有点情商。这其中最便捷的就是乡亲间的。

在一军的那五年，很难找个说乡亲话的聊伴。我孤独寂寞得很。

当然也没有什么人认识你赏识你，只能在最基层的岗位苦苦坚持，前途应该也不光明。

得想办法离开这里。老山参战前我通过先是湖南省军区的组织处长，后当长沙警备区副政委的一同乡，联系调动。好不容易搞到了《商调函》，却又因部队正好参战，此事黄了。

战后我从头来。这天，我去工兵科长家汇报工作。正好他们一群营团干部在讨论我们这些连排干部的战后安排问题。他们也不让我回避。科长首先问我：“小戴，你有什么打算？”

“我回长沙！”我想都没想地立即回答道。

“那我们就不考虑你了，将你编外。”科长也很坦荡地告诉我。

“行！你给我些假吧，我再回长沙联系下。”

就这么我编外了，也终于一心一意图谋回长沙。

先去长沙警备区联系，他们讲原来留给你的位置早没了，目前野战部队大幅精简，干部们都想往我们这里来，要再安排很难。我也只好断了念想。

再着，趁给战友家捎东西的机会，向战友的家长——原一军工兵处处长、当时长沙工程兵学院院务部副部长的唐建元首长，提出帮助调回学校的请求。这唐首长认真地浏览了下我带去资料和文章，拽着我的衣袖说：“走，同我一起去趟政治部主任家！”

在主任家我们谈得很好。但是，主任也讲了他的难处：现在全军精简整编，人员调动已经冻结。你等一两年再来。

也罢。这调动的路也只能算是以后的备选路了。

或许是条条大路通长沙。这天听说一消息：军里确定，凡作战伤残的人员都可以转业。也正巧的是，那几天我刚刚办理好了《伤残证》。立马向上级领导申请：我转业！

也没那么几个月，营里的教导员通知我，你被确定在转业人员名单里。我高兴得差点晕过去。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这样轻松地达成了目的——回长沙！

第二天我就乘车往长沙联系工作。几经周折后确定，以后在中共长沙市委组织部工作。

从此我人生的根深扎在长沙这块土地上。有长沙护佑着，我的人生如鱼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