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学者有体面</p><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谈钱对文人学者来说是俗事，但陈寅恪对此其实并不避讳。</p><p class="ql-block">1944年，时任北平图书馆馆长的袁同礼(守字和)请陈寅恪为馆刊作文，陈氏自定稿酬标准为一篇一万元为平均价目。袁氏复以三百字一千为酬(本为千字一百五十元，破格加倍)。陈氏遂告以“实不敢应命”。同一时期，四川大学邀陈寅恪演讲，而陈氏开出的万元一次让川大为难，陈氏对友人直言:“四川大学之贱买，亦不能应命，因弟只能演讲学术问题，须预备稿子，仍与作文无异也。”</p><p class="ql-block">陈寅恪为什么坚持自己确定的演讲和稿酬标准，乃至在朋友袁同礼的邀请下也不通融?是否显得对物质利益过于看重?陈氏自陈:“不能贱卖以坏信用。”这句话说得很重!但在经过现代学术训练的人眼里却太平常不过了。陈氏看似不近人情的言行，传递的正是这样一种清晰的信息:学术有尊严，学者有体面。</p><p class="ql-block">一方面是“不能贱卖”，另一方面则是“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1936年，因为无法分身专任其职，陈寅恪在给傅斯年的一封信中即希望辞去史语所第一组主任的头衔，信中说:“弟史语所第一组主任名义，断不可再遥领，致内疚神明。请即于此次本所开会时代辞照准，改为通信研究员，不兼受任何报酬。一俟遇有机会，再入所担任职务。”因为接受了兼职的聘书，领了一份兼职的薪水，竟致于“内疚神明”，这样的用语让人震惊。</p><p class="ql-block">而在1945年1月，陈寅恪又为争取部聘教授的应得待遇而致信傅斯年:“寅恪虽在私立燕大授课，希望能如其他之部聘教授分发于国立大学者同样待遇。除正薪外，尚有薪水加倍，生活津贴及食米等等，由教部拨与燕大转发。……且寅恪意既有部聘教授之名义，更愿名实相符。”</p><p class="ql-block"></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