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霭林：一位对中国社会主义音乐事业有贡献的音乐理论家

敏达

王霭林：一位对中国社会主义音乐事业有贡献的音乐理论家

——《王霭林音乐文集》三卷学习笔记和体会

近日再读《王霭林音乐文集》三卷，由衷感到王霭林教授是一位敢于坚持真理，有胆有识，勤于实践的优秀音乐理论家。
1958年， 音乐界关于音乐艺术民族化的道路的讨论如火如荼。时年24岁的王霭林在上海音乐学院学报发表万余字长文《关于民族化的几个问题》。该文在对当时界内三种主要态度进行归类分析的基础上，坚定地提出了民族化问题是音乐艺术为谁服务的问题。对“化”民族还是民族化做了详细阐述，即“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注定是要民族化的，并且也必定会走到国际水平”，“我们所说的达到国际水平，繁荣民族的文化艺术，提高全民的文化艺术修养，正是我国文化艺术达到国际水平的雄厚基础和不可缺少的条件。而今天少数人和将来更多的人参加国际比赛正是繁荣民族文化艺术的标志和结果。这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建设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民族化文化艺术正是我们的根本且也是全民的文化艺术水平达到国际水平的根本道理。”另外，关于音乐艺术是“为个人主义还是为社会主义”的问题，青年王霭林在文中也给出了有力回答，那就是“党把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根基与组成部分，文化艺术民族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把文化艺术引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宽广道路上来。”文章最后还对音乐教育做了热情地展望，“愿我们的音乐学院成为繁荣民族音乐艺术的坚强堡垒，愿我们的音乐学院出现繁荣民族音乐艺术的中国民族的‘强力集团’”。
这篇长文不仅展示出王霭林的理论“天赋”，激发了他的理论研究兴趣，更奠定了他一生深耕社会主义音乐事业的基调。一名音乐理论家的价值观和音乐观由此逐步形成，并在日后逐步清醒自觉，为社会主义音乐发展建设的事业不断添砖加瓦。
时下，理论研究和发声环境不尽理想，几十年前，报刊常见观点碰撞的学术争鸣栏目，如“批评与争鸣”“刺猬猬”等，如今凤毛麟角。王霭林教授也每每感叹自己声音微弱，甚至有些主张还被误解。尽管如此，他不惧人言，尽其所能用好活动发言，刊发文章等机会，对重大音乐历史节点中的争论，对音乐民族化、继承与创新关系，对中国歌剧模式现状与发展，对音乐家作品与表演艺术家音乐实践等都提出了有价值的观点和艺术见解。这些对中国音乐发展历程的思考和分析，给后学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素材和精神滋养。

重温王霭林教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写就的文章，如：《从24万张选票想到的》《肃清用音乐“造神”的影响》《“心红音准”辩》《“高、强、快”的辩证法》《也谈“高、响、快、硬”——与鲁沂同志商榷》等文论，文采斐然，令人赞叹。其间闪烁着一个音乐理论家的敏锐洞察力，彰显着理论思考的光辉本质。作为教授的学生，我在敬佩先生理论才华的同时亦感惭愧，未能如先生所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今恰逢先生九十诞辰，微末本领实不足以评述先生的理论成就。然求学之心仍在，如此谨就先生出版的三本文集，梳理成一学习笔记，聊表敬爱，聊慰师恩，顺与诸位分享。
三本文集收录成稿于1965--2012年的文章94篇，时间跨越近半个世纪。其中理论思考及杂文38篇，对音乐家（包括音乐理论家、作曲家、表演艺术家）的评论43篇，对重大演出及作品的评论13篇。因篇幅所限，先生著述尚有遗珠未录入文集。本文开头提到的在上海音乐学院就读时发表的文章就不在其中。
这些文章集中体现了王霭林的价值观、音乐观，展现出一个音乐理论家的高度政治自觉和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那就是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邓小平文艺理论和习近平同志围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从现实音乐生活中发现问题焦点，从有利于社会主义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建设角度思考著述。

一、注重把握正确的理论导向，有胆有识有作为，积极推动社会主义音乐事业蓬勃发展。

理论导向的意义在于它可以通过哲学式的思考，对事物进行从历史到现代的多角度的反思，揭示问题的本真状态，找到真理的足迹，不偏不倚地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王霭林作为一个音乐家不辱使命，发挥所长，自始至终坚持把研究观察到的音乐现象与音乐生活，联系到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音乐文化发展建设的实际中来。不跟风不随潮，敏锐探索，审慎研究，有胆有识有作为。

镜头1： 1981年，“长春音乐会”学术研讨会。王霭林作题为《当前音乐生活中的几个问题》的发言。（据本人回忆，此发言稿经省音协主席和辽宁代表团审阅通过。当时，东北三省音乐界有一个约定：三省共同主办音乐节，音乐节期间有多台音乐会、学术研讨会以及宣传快报等。三省轮流在当地作为承办单位，辽宁省命名为“沈阳音乐周”，吉林省命名为“长春音乐会”，黑龙江省命名为“哈尔滨之夏”，以此达成相互交流学习，共同促进音乐事业发展的目的。遗憾的是东三省之约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坚持，只有黑龙江省还在一直坚持在做本省的“哈尔滨之夏”。）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正值我国拨乱反正初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开展思想解放运动，纠正“左”的错误，批判“左”倾思想危害，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至此我国迎来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坚持与发展，迎来了社会主义改革与开放，社会主义建设包括文学艺术的建设开始了繁荣发展。文集第二册最后部分 “学界论谈”，是根据王霭林70诞辰从艺58年研讨会（2004年）上的部分发言整理集结而成。下面摘录若干音乐家的发言片段，借此再现王霭林当年积极参与音乐理论实践的胆识与成绩。
魏煌（原沈阳音乐学院副院长、辽宁省音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音乐理论家）在文章中介绍道：“《当前音乐生活中的几个问题》是1981年“长春音乐会”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的。他是在改革开放继往开来的新时期之初，大胆地从理论高度深刻批判极左政治路线，长期禁锢扭曲音乐艺术的一篇十分有分量的文章。文章观点鲜明，文风犀利，鞭辟入里。由于文中的一些观点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属于超前的言论，好比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当时的音乐界尤其是音乐理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和激烈争论。王老师本人一时也被卷入一场论争之中。”
王卓（原辽宁歌舞团团长、作曲家）在文章中说：“他针对当时音乐界领导左的保守的思想倾向，辩证地指出了音乐界的大好形势，深刻地阐明了音乐的本质，同时也尖锐揭露、批判了极左路线干扰破坏音乐事业的种种谬论和严重后果。……霭林不惧压力，不怕风险，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立场，据理力争，直到各种报刊不再发表他的文章，不再让人们听到他的声音，他都没有低头，没有屈服。……我们说，认识真理、发现真理是需要思想、需要智慧的，宣布真理是要冒风险的事，需要胆量、需要勇气的，而真理是必须公开宣布的。只有公开宣布真理，才能引导、鼓舞人们去为真理而斗争。”
魏宝贵（原沈阳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词作家）在文章说：“当港台歌曲在内地开始流行的时候，有的人感到愤怒，有的人感到担忧，甚至视为洪水猛兽。而霭林同志则以为，港台歌曲有些方面可以借鉴。当时，在有些同志看来，港台歌曲的影响无论多少，无论大小，都可以称之为右的倾向，都可以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于是乎，大喊大叫地加以讨伐……霭林同志说：‘其实这是左倾思潮影响下形成的一种过敏反应和习惯动作。’他顶着把港台歌曲“奉为至宝”“盲目地跪倒”……的压力，坦然地讲到：‘我们应当把港台流行歌曲所表现的生活内容和思想，从它使用的某种艺术和某些方法区别开来。我认为港台歌曲的选材具体、角度多变、语言通俗、形式短小，是可以借鉴的。’我想没有一点儿勇气，在当时是不敢说这些话的。”
魏宝贵还写道：“霭林同志的胆来源于他的识，他的识，来源于他对党的文艺政策深刻的理解和把握，来源于他对我国文艺状况的本质认识，来源于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的文化底蕴，来源于他对我国音乐与时俱进的准确的分析。而他的胆，在识的基础上，又来源于他坚持真理的信念和无所畏惧的坦荡胸怀，来源于他经过战火的洗礼所形成的坚韧的战士性格。因此，有胆有识的霭林同志在他的音乐论文中也敢讲真话，也敢讲别人不曾认识或想讲又不敢讲的话。”

镜头2： 上个世纪1979年8月，省音协召开的理论座谈会上。林成敦（原《音乐生活》编辑部主编、编审，作曲家）文章介绍道：“1979年8月，在省音协召开理论座谈会上，王霭林发言题目是《肃清用音乐“造神”的影响》，对冲出禁区，打破禁锢，为创作扫清道路起到很大作用，向来将歌颂领袖视为天经地义，后来愈演愈烈，致使创作题材形式风格单一化，思想僵化。在社会变革和正确的理论引导下，不久，创作和表演出现了新面貌。” 可见王霭林较早地觉醒到音乐界要解放思想，就要冲破“左倾”束缚。并且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在业内起到积极的正确的引导。林成敦作为王霭林早期共事的同志（1962年王霭林在省音协工作），敏锐地感受到王霭林的思想变化，以及在这种思想的导向作用下，音乐实践活动所发生的改变。这不是简单地变化，这是需要高瞻的见识和坚毅的胆略，是对党和社会主义音乐事业的忠诚，是一个理论家的高度社会责任感与担当。
方萌（原《音乐生活》编辑部副主编）在文章中介绍道：“我同霭林的认识和了解，始于理论会上的交流和交往。他心直口快，坦荡豪爽。因此，每逢理论研讨，他常是领头发言，会场有了他，就显得异常活跃。他讲话幽默中带有几分哲理，很能引人深思。对于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他能谈出一套有见地的看法，并坚持己见。有人说他固执，我倒认为这种勇于追求真理的精神值得提倡。” “不久前，他在《音乐生活》编辑部举办的音乐评论笔会上。以《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形而上学》为题的发言也引起与会同志的关注。他说，‘目前我们一方面要着力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另一方面也要防止片面性和形而上学。这么多年，我们在思想方法上有个严重有害的倾向，那就是形而上学。往往把好的事情推向极端，弄坏，再从头开始，一轰而起，一轰而散，绝对的肯定，绝对的否定，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地，反复折腾。事物的正常运动，包括人的认识，应当是螺旋形上升。我们要从历史的曲折中。吸取新的营养，使认识达到新的更高的境界。’这是他的一颗赤诚之心，由衷之言。”

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遵循音乐艺术发展规律，高度自觉地弘扬社会主义音乐文化的人民性与民族性。

社会主义文艺是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文艺的概念，追溯它的前身应该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发展与资产阶级矛盾的日益突出，无产阶级孕育了从被动反抗到自觉斗争，从罢工游行到争取自由解放的情怀抒发，向资本主义阶级制度发出了求解放、爱自由的呐喊。特别是1871年在法国爆发的“巴黎公社”起义，其指导思想就是科学社会主义。诗歌及其他体裁形式的艺术成就日益突显，显耀着“人类从阶级物种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社会革命的曙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页）。社员们为铸造人类车轮，摧毁剥削阶级，塑造了不畏牺牲勇往直前的浩然正气。《国际歌》成为巴黎文化的光辉代表。其产生的庞大而久远的精神，堪称一座伟大的丰碑。这是自觉地把科学社会主义理想与反映无产阶级革命现实统一起来的代表作。它给人类文艺发展带来希望与光明。行文至此，不由想起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它与《国际歌》的诞生如出一辙，与人民大众共命运，与革命时代同呼吸，共同发出劳苦人民的革命呼声。
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艺成长发展历史来看，社会主义文艺的诞生不是偶然的，是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必然产物，是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创造的，焕发着集体主义、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时代精神。《黄河大合唱》到歌剧《白毛女》，《义勇军进行曲》到歌剧《沂蒙山》等音乐精品，都是鲜明的无产阶级革命倾向性和时代精神与相适应的艺术形式完美结合的产物。也因此赢得观众的喜爱，获得艺术上的成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
王霭林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文艺的脉络与精髓，他在1965年撰写的《从国际歌的创作谈起》中写到：“《国际歌》对于革命无产阶级发生了巨大的动员作用、组织作用和教育作用。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它的作者与钢铁一般的诗句和火焰一般的曲调，塑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光辉形象。而作者之所以能够做到这点，主要是因为作者本身是革命无产阶级的一个成员，他们与千百万无产者一样，从资产阶级的残酷压迫中懂得了革命斗争，又在革命斗争的血泊里锻炼了自己，而这一切又铸成了生动、感人和高大的英雄形象。由此，我们又想到，有志于歌曲创作或正在从事歌曲创作的同志和朋友，应该像《国际歌》的作者那样，英勇投身于伟大革命斗争的洪流，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一方面努力改造自己，另一方面有观察、研究、分析一切阶级、一切人、一切生动的斗争形式。然后再进入歌曲创作。只有如此，才可能期望我们创作的歌曲被群众接受、欣赏和欢迎。”
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总书记深刻阐释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文艺需要人民，人民需要文艺。文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唯一审美的鉴赏者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
作为11岁参军，在部队文工团成长起来的“红小鬼”，作为经过战火洗礼、受党培养多年的知识分子，王霭林早已把“为人民讴歌”的音乐观牢牢地扎根于心。文集中的94篇文章，无不折射出他对党的热爱，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服务的情怀，对社会主义音乐文化事业的倾情作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王霭林长期研究教学所坚持的立场，观点和高度。他坚信音乐艺术为人民服务，这不仅是社会主义音乐文化的必然，也应该成为音乐家的最高追求。原省音协主席、沈阳音乐学院院长丁鸣在王霭林第一本文集问世的序言中写道：他的理论文章的“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他始终把视角的焦点和笔锋的指向，瞄准我国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音乐文化的发展建设实际。”王霭林始终不渝坚守的社会主义文艺观、音乐观由此可见一斑。

镜头3： 1985年，文化部和中国音协在武汉举办“纪念聂耳逝世50周年，星海诞辰80周年、逝世40周年——聂耳、冼星海音乐创作学术研讨会”。会上学者发言踊跃，坦率真诚，各抒己见。收到论文七十余篇。时任中国音协名誉主席吕骥、中国音协主席李焕之、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分别发表讲话。王霭林参会并发言，据发言整理的文章《坚定的革命音乐家，勇敢的音乐革新家——纪念聂耳逝世五十周年，星海逝世四十周年》中开篇写道：“今天，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来纪念他们。我以为对他们最深切最诚挚的纪念，应当是以新时期的远大的眼光，以广阔的开放的心灵，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科学地评论他们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结合新的实际情况，学习他们为人民大众而从事音乐事业的革命精神，学习他们为人民大众而创造音乐的革新精神，使广大音乐工作者团结一道，把民族的社会主义的音乐事业推向繁荣发展的新阶段。” 这篇发言开宗明义地提出要为人民创造音乐。聂耳、星海在他们的音乐创作中已经成功地把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历史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其特征就是音乐家怀着强烈的时代责任感，满腔热情地投身于人民大众的革命斗争行列，自觉地用音乐为人民大众的革命斗争服务，积极地帮助人民大众推动历史的前进。文章倡导在实践中要像聂耳、冼星海那样重视民族民间音乐，创造性地运用于艺术创作中，以此作为建设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音乐的主要途径。他还呼唤音乐工作者摆脱狭隘的物质利益羁绊，传承聂耳、冼星海的伟大精神，去建设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音乐，不负广大音乐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老一辈音乐家的创作语言、创作形式，以及大力传承民间音乐、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音乐理念，深深地影响着王霭林的音乐观，如一颗种子生根发芽，成为他矢志不渝为之奋斗的目标，最终引领他成长为社会主义音乐文艺事业的耕耘者、传播者、推进促动者，文集中多篇文章展示了这样的心路历程。在此仅举《论安波的音乐思想》一文，聊做引述。
王霭林在《论安波的音乐思想》一文中写到：“一个音乐理论家。通过音乐活动所表现出来的立场、观点、方法等等。归根结底，取决于生活实践。音乐领域里各种不同观点的争论，也总是直接或间接，明显或隐晦地反映着人们不同的生活实践。要想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音乐理论家，也必须亲身参加人民生活的实践，除去生活实践，还要参加音乐艺术实践。把这两个事件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使正确的思想、坚定的立场、崇高的感情转化为旗帜鲜明地全面深入的音乐艺术见解。长期以来，安波同志非常重视并参加了广泛深入的音乐艺术实践。他收集了大量民歌、说唱、戏曲、音乐。创作了大量的各种声乐体裁的作品。还写了许多诗歌、散文、话剧和电影剧本。有人说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才子，其实它更是一个刻苦学习、勤奋实践的人。”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讲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王霭林在文中总结“安波同志比较自觉按照辩证唯物论办事，既重视实践，又重视理论。在长期深入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的同时。又积极地、坚持不懈地进行理论活动，使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互为因果，互相促进，不断提高。他勤于总结经验，翻开他的大量论文和专著，就可以看出，在每一门类、每一时期、每一次重大的音乐艺术实践活动中之后。他很快就写出一篇或数篇总结性论文。这简直就像脚步和脚印，身体和影子似的不可分离，紧紧跟随。很明显，他是自觉地把理论活动当成实践活动的继续，当成这次实践与下次实践的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同时，“它又善于总结经验，他把自己创造的艺术成果当成社会产品，虚心听取同行和群众的意见。然后把这些意见连同自己的实践体会提高到理论高度分析认识，严格地按照客观社会效果给予恰当的评价。他重视成功的经验，也重视失败的教训，在一次艺术实践失败之后，他不甘于失败，总是细心地找出其中成功的因素，认真地分析失败的原因，然后吸取教训，为下次艺术实践准备胜利的条件。它在长期地实践与认识的循环往复过程中，逐渐成为一个成熟的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对于音乐创作，安波在音乐创作中提到必须解决的三个基本问题。“第一是如何去体现群众生活情感的问题。第二是如何去运用与创造群众的音乐语言问题。第三是如何把群众的特定的生活情感用群众音乐语言很好地组织起来的问题。学习创造群众熟悉的音乐语言，去反映人民的生活，表达群众的情感。这就是安波同志的音乐创作观。” 这种思想贯穿在安波27年的音乐创作实践中。
对于深入生活积极参与生活实践的态度，《论安波的音乐思想》有这样一段描写：“为了采集民歌，他跋山涉水，忍饥受冻，听到哪里有民歌手，立即就去登门拜师，毕恭毕敬，点烟倒茶，然后把民歌一首一首细心记录下来。他的许多作品是在旅途、在旅馆、在节假日、在会议期间写成的。他熬过千百个不眠之夜，洒干了汗水，耗尽了心血。” “他虽然身居领导岗位，工作紧张繁忙，却时刻不忘深入生活。只要有一段儿时间没到群众中去，他就会坐卧不安。有时他借工作之便，想方设法在群众中多呆几天。他在山乡、在工厂、在矿井，度过了无数个春节。他到了群众生活之中，就像鱼儿得水似的自由欢畅。见了农民称兄道弟，见了工人叫老张老李，群众干啥他干啥，群众吃啥他吃啥，很快就成了群众的贴心人。长期的生活实践，培养锻炼出对人民群众牢固深厚的感情。他做音乐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他努力探求的艺术方法，就是表现出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并且能够为他们所喜闻乐见。”
陈万仕（原沈阳音乐学院音乐文学班学员）在文章中写到：“王霭林的音乐文集以及他的整个音乐活动，自始至终坚持着社会主义的正确的文艺方向，它透过我国历史的复杂的音乐现象；从音乐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音乐家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社会生活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统一的标准，以群众是否喜闻乐见检验音乐艺术的社会效果等，观察分析音乐问题；同时，善于运用唯物辩证的观点，弄清我国各种音乐现象产生的生活根源，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在音乐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各种音乐现象相互之间的关系，把深刻的思想与具体的音乐分析有机结合起来，揭示出为人民服务的音乐方向与音乐实践之间真实的内在联系。”

青年时期王霭林

镜头4： 三本文集中对民族声乐的深切关注，体现在六篇文论中。
王霭林继承了安波的音乐思想，把中国民族音乐的建设发展作为重要的关注对象和研究方向。仅就民族声乐这一领域，1987年写作《我的“民声观”》一文； 1988年写作《他的歌声飞向人们的心灵——记青年歌手刘辉》， 2001年写了《崭新的民族风格 时代的大众心声——评刘辉独唱音乐会兼论中国民族声乐学派》；1995年写作《声乐之路 教学之本——论民族声乐教学曲选》，亦是贺沈阳音乐学院民族声乐系编写的教材出版而写的一篇；还有一篇写作于2004年，当时中央电视台举办青歌赛，期间评委为选手打分差距悬殊，引发了一场学术争论。王霭林就此写作了长达三万字的文章《论中国民族声乐学派》。六篇文论充分展现了王霭林的民族声乐观逐步建立起来的过程。《论中国民族声乐学派》一文中一、二级标题提炼出了清晰的逻辑：
一、民族唱法的由来及界定
1. 拯救民族危亡的强烈情感，是新的民族唱法的灵魂。
2. 人民斗争生活的广大舞台，是新的民族唱法成长的摇篮。
3. 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歌唱，是哺育新的民族唱法的乳汁。
4. 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是新的民族唱法的前进方向。
5. 从新的民族唱法发生发展的历史中得出结论。
二、民族唱法的继承借鉴与发展
1.“土洋”之争激励了民族唱法学习借鉴和进步提高。
2. 新的民族唱法反映着新的民族生活，新的民族生活又推动着民族唱法的继承与创新。
三、民族声乐教育的民族性及科学性
1. 民族声乐教育一开始就从民族民间演唱中寻找自己的“尺度”性。
2. 民族声乐从“土洋”结合中找到了科学“尺度”。
四、民族声乐尚需进一步发展提高
1. 民族声乐应当更民族化，更个性化。
2. 民族声乐应当更深入地把握民族语言。
3. 民族声乐需要理论研究，提高理论素质。

三万字的文章，围绕王霭林一直追寻探索的问题，展开了有理有据有实践的论证，特别是对民族声乐理论建设方面提出了“民族声乐应该怎样处理个性和共性的关系？是多元化还是单元化？对民族性地域性很强的歌唱时保护它还是排斥它吞噬它？民族声乐教学是不是只要教师课堂一种方式，要不要深入到生活中去学习民族民间歌唱？一些民族性地域性很强的作品是否需要用方言母语演唱？”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及相关思考。他还尖锐地指出“至今还没有一部以通俗文字和现代美学思想诠释《唱论》的著作，严格地说，民族声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中国民族声乐学派的总体目标样式，王霭林在《崭新的民族风格 时代的大众心声——评刘辉独唱音乐会兼论中国民族声乐学派》中谈到，“中国的民族声乐学派坚定地立足于为中国人民大众歌唱，依托于广阔深厚的民族文化背景，首先从继承民族优秀歌唱传统出发，又逐渐借鉴融入了美声的科学发声方法，不断地结合运用于新的歌唱实际，并由一代代歌唱家和歌唱教育家们长期共同努力创造的。”文中指出民族声乐艺术在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演唱实践，“土洋”唱法之争孰是孰非，新一代民族声乐歌唱家刘辉的独唱音乐会是一个有力回答。“他的独唱音乐会受到听众热烈欢迎，非常成功。充分证明了经过半个世纪的实践磨练和一代代歌唱家、歌唱教育家们的艰苦努力，民族声乐发生了巨大变化，取得了长足进步。他从被否认到被承认，从被轻视到受重视，从稚嫩弱小到茁壮成熟，如今已成为中国人民大众家喻户晓的、喜闻乐见的强大声乐学派。”

鲁迅曾指出：“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 其实，传统就是我们的原创，没有传统哪来的原创。所以保护学习，继承发扬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才会有本民族的特色与精神。立足丰富发展民族传统，才会创造出真正具有深刻反映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文艺，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添砖加瓦。

与老战友《董存瑞》编剧董晓华合影

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努力揭示现实音乐生活中的问题核心，以期指导音乐实践。

理论评论工作既是理论抽象思维的过程，也是感性的审美鉴赏过程，它既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特性，又具有特殊的艺术性，专业性。普列汉诺夫说：“只有那种兼备极为发达的思考能力，同极为发达的美学感觉的人，才有可能做艺术作品的好评论家。”其理论观点与评论原创直接作用于社会效能，在音乐实践中发挥影响。所以社会主义音乐艺术的理论评论工作需要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武装，具有专业能力和业内有影响的理论家去开展这项龙头工作，使其音乐事业健康发展有保障。
王霭林教授正是这样一位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专业水准的理论评论家。这与他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王霭林早年从军，在行军路上与炮火声中长大。在党的教育下，牢牢打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军旅生涯铸造了他热情坦荡、不畏艰险、勇于承担的品格，而这正是一位理论评论家必备的素质。他在部队里学琴、吹单簧管、唱歌、演戏，后来做电台音乐刊物的编辑记者，做大学校长和教授，在60多年的时光里，历练了艺术工作的诸多领域。
王卓在文中介绍说：“他还特别注重学以致用，写什么学什么。每写一篇东西，总是能找到相关书籍、文章看个遍。给谁写东西，向谁学习，他把写作对象当成学习对象，每当给谁写东西，总是找谁谈话，详细地、不厌其烦地询问他们的体会、感受和认识。他有一个理论头脑，他善于把分散的归纳为集中的，把感性的上升理性的，把实践的抽象为理论的。各种分散的、感性的、实践性的材料，经过他的头脑加工，就会变成逻辑性很强、理论水平很高、表述很精彩的漂亮文章。”
在善于学习和总结这一点上，可从他的《论安波的音乐思想》一文中得以清晰可见。文中开始段在列出安波的作品后谈到“作为音乐理论家，他始终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勤于实践，勇于探索，善于总结经验，敢于向不良倾向做斗争，为音乐理论工作者树立了优秀的榜样。他以惊人的毅力写了40多万字的专著和论文，几乎涉及音乐艺术的各个领域，思想深刻，逻辑严密，文笔多彩，为社会主义的音乐理论建设留下宝贵遗产。”这何尝不是王霭林教授自己所追求的艺术观和价值观？他正是以安波等为榜样，继承老一辈音乐家的思想认识和方法论，在音乐艺术领域中不断扎扎实实地探索。

镜头5：再次聚焦三本文集，发现一个理论家对音乐各领域细致准确评论的光华。
翻开三本文集，可以看到王霭林涉猎音乐维度之广，研究程度之深。有对音乐现实音乐生活、民族音乐发展方向的理论思考；有对作曲家创作过程与经历、作品特点的评论；有对声器乐演唱演奏家表演艺术特点的分析提炼总结；有对乐坛新秀的推介鼓励……每每读起这些文字，都能感受到他对各个领域的了解熟悉又精到，分析研究清晰又本质，真是一位难得的“懂行”理论家。
《艰难痛苦的磨练，无尽无休地追求》一文评论小提琴家靳哲走过的历程，可以生动地观察到一名对学琴练琴过程有着深刻感悟的笔者身影。这篇文章详细记述了靳哲从五岁学琴到成长为辽宁乐团首席演奏家的艰苦磨练过程。行内人经常谈论说，学习弦乐的人内心情感更加细腻，做事也非常严谨认真，因为细致就比较慢。王老师自己拉过琴，清楚细腻描述出在靳哲察觉到自己拉琴的声音、风格与整体音乐表现不足时，他看到世界著名小提琴演奏家斯特恩的演奏，那浑厚透明，极具穿透力，自由舒展优美流畅的声音是他痴迷向往的追求。在学习小提琴演奏30年后，靳哲克服困难，来到上海音乐学院与李克强教授学习。先生的细微讲解，耐心示范，让他听到了这就是自己梦寐以求的世界著名小提琴家们发出的那种声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靳哲要将养成了30年一整套系统的习惯改掉，再建立一整套的新习惯，确实难啊。但再难也得一弓一弓，一个音一个音听辨地练习。功夫不负有心人，毕业独奏音乐会上，靳哲以更娴熟的技巧、更深厚的素养和全新的声音演奏了《奥赛罗主题幻想曲》等曲目。这一段介绍，王霭林用了两千多字细细描绘，正是因为王老师本人深谙弦乐演奏的关键所在，行文运笔相较于没有乐器演奏经历的理论家就会更细致准确。的确，作为读者如我，通过这一段文字，也对演奏家靳哲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和钦佩。
文中还记载了靳哲的一段感人事迹。1985年靳哲在北京音乐厅举办独奏音乐会演出成功，引起了北京音乐圈内同行们的关注。中央歌剧院的领导派人来辽宁歌剧院商调靳哲到北京工作，允诺解决妻小户口，提供三室一厅住房。可是辽宁更需要他，领导没有同意他去北京。靳哲毅然决定服从组织，放弃了中央歌剧院发出的诚邀与优厚待遇，真正体现出“我是党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纪律观念，树立了舍小家为大家，忘个人为集体的模范榜样。
在这里，我之所以再复述，一是李克强教授为靳哲塑造了新的小提琴声音观念，传授给他获得小提琴本质声音的基本方法。这对于靳哲成为名副其实的演奏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靳哲发自内心诚恳地说：“李老师永远是我的老师”。 二是靳哲放弃优厚待遇坚守在辽宁的舞台工作生活。是因为这两件事情足以说明了靳哲是一个有理想、有格局、严于律己、知恩感恩的优秀演奏家。介绍宣传这样的音乐家就是宣传先进文化的代表，就是理论评论家所应积极倡导的对象。
《傅雷家书》中傅雷不断告诫儿子，要“先做人，其次做艺术家，再次做音乐家，最后做钢琴家。”傅雷说“我说的‘做人’是广义的，私德、公德都包括在内，主要是对集体负责，对国家，对人民负责。”这才是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思想。作为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是音乐家、音乐理论家，还是演奏家、歌唱家，所有音乐人都应该自觉弘扬我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胸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文理想。这不仅是对国家和天下应担负的责任感，更是璀璨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再现，象征着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值得我们继承并有责任传承下去。《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任担当；赵一曼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视死如归，慷慨赴义；江竹筠（江姐） “要革命还怕什么？革命本身就不是安乐与享受。我决定入党，就是决定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革命事业，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再到焦裕禄“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为民情深，这些都是共产党人家国情怀的生动写照，是每个党员干部以及音乐人都应该有的使命自觉。
王霭林教授第二本文集中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严”字刻出来的新星——为沈音附中张明，邹菲获奖而作》，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沈音附中的音乐家们胸襟广阔，眼光远大，深知自己的任务并不是炮制一味能弹会拉的‘小炉匠’，而是要培养一代有高度文化素养的艺德双全的社会主义音乐家。因此，特别是对于像张明、邹菲这样音乐天赋很好的学生，不仅要求他们学好专业课，更注重全面提高他们的思想文化素养，打下宽厚基础，为未来的发展积蓄长劲和后劲。张明各门功课平均90分以上，连续四年获一等奖学金。邹菲的学习成绩也很好，并且获全国百名‘赖宁式好少年’称号。” 在2000字文章里他也不忘导向的作用，念念不忘地对美好音乐观价值观的建立做好舆论上的必要传播。
特别是在与歌唱家、教育家丁贵文教授的访谈文章《今世来生•美味美声•CD录音棚》一文中，集中彰显了那一代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为工农兵服务的实践中成长起来的音乐人的情怀。文中说：“他把（指丁贵文教授）毛泽东关于文艺的话牢记在心：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他多次对我说，咱们参加革命这么多年，加入共产党这么多年，搞文艺这么多年，不就是要为人民服务吗？不为人民大众服务，还为谁服务？所以丁贵文教授说：“我想用美声为人民服务，我愿努力使美声民族化。”丁贵文和王霭林教授就是这样，把对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理解时时渗透在日常的工作实践中，坚定不移地贯彻社会主义的文艺方针政策，把握社会主义文艺方向。今天读起这些文章，坚定不移强调为人民服务的观点，顿觉心明眼亮，对坚持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繁荣发展的方向，备受鼓舞。

与老朋友原省政协副主席沈显惠合影

王霭林还十分关注中国歌剧艺术实践，并对某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与见解。歌剧作为音乐艺术领域重要的体裁形式，自延安时期的歌剧《白毛女》到《小二黑结婚》《江姐》以及当代的歌剧《长征》《沂蒙山》等，是中国歌剧人几代共同努力所取得的丰硕成果。音乐家们在继承学习中国民族戏曲、民歌、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吸收西洋歌剧创作方法，一直在坚持走民族化的中国歌剧发展道路上不断发展实践，尽力保持内容与风格的中国化。目的就是讲好中国故事，搞好中国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同时，在探索实践中追求精品，使之创作的作品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力争提高对全民族审美起到推进作用。
那么，辽宁歌剧院的歌剧创作自然也不会背离这样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从建院初始至今创作了《草原烽火》《阿诗玛》《情人》《苍原》等多部歌剧。特别是《苍原》的创作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一面世就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赞誉。先后获得文化部“文华奖”、全国歌剧观摩演出优秀剧目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等多项国家级奖项。堪称民族艺术精品的典范。
《苍原》影响力大，相关评论文章也很多，王霭林教授也积极参与其中，写就《〈苍原〉的成功及其中国歌剧创作的启示》一文。他指出根据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和审美情趣在长期的戏曲艺术的引导和熏习下，对于外来的体裁形式演绎中国题材内容的艺术，必需在一些手段上下一番功夫，才会赢得观众的喜爱，同行的尊重。在此，剧作家与作曲家“很好地探索解决了中国歌剧的戏剧构成问题。它是以故事情节的叙述为背景，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展开浪漫抒情。”体现在题材内容所提供的主题鲜明，矛盾集中，并从矛盾的顶峰展开向人类心灵深处的开掘，“从民族去留存亡的痛苦选择到历经艰难险阻回归天山结束，矛盾斗争昭然若揭”。
其音乐上“达到了个性、民族性与戏剧性的尽可能的有机统一，这‘三性’是矛盾着的三个面，又是歌剧音乐必须具备的三个方面。”特别是对从道白到歌唱的过渡形式的努力探索上取得了很好地效果。《苍原》尽量减少道白和宣叙调并使道白有节奏和韵律，使宣叙调更具歌唱性，咏叹与宣叙结合，目的是整部剧歌唱自然流畅衔接，这样使歌唱顺畅完整地展现出一幅歌唱的抒情画卷。王霭林在文中还特别多次提到京剧《空城计》司马懿兵临城下，诸葛亮在城楼上大肆抒情，认为这才是典型的中国式歌剧抒情。
王霭林在音乐领域里涉猎门类诸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浓厚的军旅情怀。他坚守着一个音乐理论家默默地对真理的呼唤。在94篇文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评写辽沈地区部队音乐工作者以及曾经在部队生活工作过的音乐家。他满怀真情地去关心关注、介绍评论，以期感恩是党的培养和部队这个大学校的锻炼才使自己成长为今天的教授学者、音乐理论家。他更希望战友们不仅在硝烟战场上打胜仗，还能在和平的环境中用音乐艺术为人民立新功。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的《讴歌雷锋精神——评雷锋组歌〈永不陨落的星〉》 《革命之魂 民族之声——王卓〈声乐作品选〉》 《红色作曲家王卓的歌曲生活》《用满腔深情和民族音调酿成美丽的歌——为〈何林歌曲集〉作序》 《战士的心灵 壮丽的诗篇——评邬大为的歌词创作》 《战士情怀 民族气派——听〈铁源声乐作品音乐会〉兼谈他的歌曲创作》 《今世来生•美味美声•CD录音棚——我与丁贵文教授侃大山》等文章都是王霭林军旅情切切、战友意深深的真切写照。
对辽沈地区音乐界的代表性音乐家和音乐活动与出版等音乐事件，他更是关爱有加。《时代的歌声——读〈劫夫歌曲选〉》 《崇高的情感 壮丽的画卷——评郑律成谱写的毛主席诗词歌曲》 《新生活的热情赞歌——评辽宁歌舞团新作品》 《歌唱要为人民服务，歌唱要有民族风格》 《论中国民族声乐学派》 《声乐之路 教学之本——论〈民族声乐教学曲选〉出版的价值与意义》 《浇灌百花 高歌四化——读复刊的〈音乐生活〉有感》 《探索前进的脚步——读谷建芬歌曲的启示》 《美好情感的流淌——唱〈我和我的祖国〉有感》 《从必然飞向自由——听潘兆和新作的感想》 《敢唱心曲创新声——评男高音歌唱家鲍延义的演唱》 《崭新的民族风格，时代的大众心声——评刘辉独唱音乐会兼论中国民族声乐学派》 《美的艺术享受——听宫云香独唱音乐会》 《丁雅贤的艺术之路》 《广采博收结硕果——介绍我省著名笛手赵越超》 《歌唱家要有自己的曲目——听徐桂珠的〈摇篮曲〉有感》《锤炼自己 走向世界——听郎亦侬和塞缪尔合作音乐会有感》 《抒青年工人之怀——评平安俊的几首歌曲》 《打破禁锢 努力创新——〈从笑比哭好〉的不同看法想到的》等等文论，饱含着王霭林对他所生活的这块土地上音乐家的热爱和崇敬。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培育造就大批德艺双馨的文学艺术家和规模宏大的文化文艺人才队伍。”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深入生活、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的创作原则，在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再次学习王霭林教授三本文集的所有篇章，无不是坚定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自觉地通过音乐评论创造和营造有利于音乐繁荣发展的生动活泼、畅所欲言的环境，形成以文会友，直言不讳，最终达成或趋向对真理的共识的目的。先生的文集，定会激励后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真正担负起推介精品，引导创作，提高社会大众审美，引领社会文明风尚的历史使命，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健康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祝福王霭林先生健康长寿，继续为音乐实践活动提供有价值、有指导性的文论，为我国文艺理论事业发展增添新的光彩。

2022-11-23 于寓所 汪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