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庭浮沉录（304） -我的七十五年的生涯回顾

罗家融

第3章 沉重的青年时代（304）

1978年我在“文革”前已是念到了高二，基础还算不错，郭济凡帮我到县二中找复习资料，还要我到他的宿舍复习功课（因为我的农机三厂宿舍是没有电灯的草棚），晚上还要为我做晚宵。姐姐也不厌烦地把学校里的各种科目模拟考卷寄给我，我做完了之后再寄回去，她找人改，错误的地方做成错题本寄给我。经过这半年的强化训练，我的数理化水平又搞高到了一个高度。考试的前夜，我们几个相熟的应考生，不管原来是初中生还是高中生，都集中到了郭济凡的小单人宿舍里，围绕文理几门课的复习题互问互答，靠最后的临时抱佛脚来加深印象，又各自猜了些作文题目，互相交流了写作的思路，挤在小床上迷顿了不长时间，天就大亮了，上街饱饱地吃了早餐，就一起去到设在固镇一中的考场。自己印象中，当时面对所有的各科考题，能回答的，不作什么思考就可回答上了，八九不离十。不能回答的，真的是不懂，或是没学到的，再怎么想也是白搭，只有放弃。在考数学时最后一题解析几何我居然做错了，要知道我当时自认为是数学最强的，这下我失去了信心，准备放弃剩下的考试目时，郭济凡劝我说既然已经准备了这么多时间了，继续去考吧。

高考结束后，我就进入了焦急的等待中，大约在7月初公布了考试成绩，并开始填志愿。我其实考得还不错的：数学76分，化学98分，物理95分，政冶55分，语文64分，总分388分，以这个成绩我的第一志愿填了合肥工业大学，第二志愿填了上海工学院。大约一个月之后发榜，逐步公布录取名单，很多人都先后都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可我却迟迟没有等到任何的消息，再等等，再等等，小郭安慰着我，你肯定会取的。我估计大概又是成分的问题，不能够被录取了，心里在想就继续做临时工吧，反正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一点都没有打算考虑会被大学录取。可是奇迹发生了，在8月初的某一天，小郭匆匆的跑到我们车间里，来对我说你的录取通知书来了,被录取在安徽师范大学安庆教学点物理系。我的录取通知书是发到了曹老集公社，因为我们队长的一个弟弟，在曹老集邮电局工作，他看到了通知书以后，就打电话给小郭通知我。那时候可不像现在有手机，连有电话的单位都很少。当时我是非常的激动，这次是彻底告別农村了，根本不管它是什么教学点不教学点。

该教学点前身就是“安庆师范学校”，文革之前就有了，是所老资格的中等师范学校，而现在挂上了安徽师范大学的名牌，提升成为大学级的师范学校。学校的级别名正言顺提升了，但学校的条件一点都没有改变，皆维持着现状，原因都很简单，浩劫之后，百废待兴，人力财力，难全其有，只得靠自己挖潜补缺，从场屋校舍到师资教材、软硬并施，尽力满足“新大学”的需求，解决各方面的困难，以达到省里部署的办学标准。

我开始办理离开农村的手续了，第二天回到了曹老集，先去邮电局拿了录取通知书，拆开反复看了几遍，不错是我的。接下来我就去公社知青办公室，夏坡兰主任不在，只有与我较熟的知青办邱科长在，我向他汇报了我的录取情况，他很高兴地说好好好，你知道我为什么在去年春节要你回来，去县农机三厂吗？我说是你关心我呀。他说我们办公室里为你招工的亊讨论过许多次，我也曾多次力挺你。但夏主任给我看了你的档案后，我就知道你是完全沒有希望上调了，所以力争把去县农机三厂当临时工的机会留给你。我说谢谢您。他接着又说你是我公社成份最黑的三黑子女，沒有之一。你父亲是不法资本家，反党的右派急先锋以及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有这三顶黑帽子，你是不可能被招工的。他的这一席话听得我吓了一身冷汗，我是真的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了，还好新的招生政策挽救了我。

这一年的年底，家中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进门以后他就掏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委员证，自我介绍说，他叫张传章（音）是黄浦区民盟主任，市政协委员。他来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帮助我的父亲平反。他说你父亲他们的一系列案子，彻彻底底是个冤案。作为当事案子的旁观者我很清楚其中的细节，但是我不能作为上诉人，要求案子复审，必须由当事人提出上诉，由于你们13个当事人当中现在只有两个人还活着（家父以及胡安甫），希望你们两个人能站出来写上诉材料，要求法院重新审理。上诉材料一份交给法院，另外一份交给我，到政协会议上去，作为一个典型的冤案提出。我们听了以后当然是很开心，父亲翻案有希望了。而母亲则平淡的说：这个事情你父亲早就跟我说过了，他在62年就曾经写过上诉书，但是被退了回来，大约还是很难的。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总要试试吧，后来父亲根据回忆，把当时的真实情况写信告诉了我们。我们根据內容把它写成了上诉书形式，由大姐进行了抄写，送到了法院，并且把副本交给了那个政协委员。是祸是福只有耐心等待了。

1979年。二哥由于工作出色，被单位作为重点陪养对象拟送至国外访问学习。三哥已学完了全部大学的电子信息专业的全部课程，业务能力有了一个质的飞跃，考虑到要专心辅导儿子，又一次放弃了进入大学的可能性-报考硕士研究生。大姐的努力工作得到了回报，被提拔为物理教研组组长，小姐有希望在1980年可以抽调到上海工作，而我则已彻底跳出了农门，看来我们家真是要触底反弹了。其实主要是在四人帮被推翻后，国家的总政策发生了变化，发展经济作为了主要的战略目标，需要大量的人材，而我们作为潛在的人材也初步得到了重用。

1968年12月，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一指示的发表，标志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发展为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大运动。到1978年年底，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进入第十个年头，全国下乡与支边的知青总数已高达2000万人，实际尚在农村或边疆接受再教育的还有1000万。1978年云南知青的集体抗争事件拉开了全国知青大返城的序幕,最后以云南西双版纳农场知青大罢工和绝食的非常事件为契机,使国家高层改变了主意，同意所有尚未招工和招生的知青可返城。国务院批准了知青办的一个包括“六条”办法的请示报告，于1979年1月下旬下达各省市自治区。这个六条一公布, 全国知青和家属一片欢腾, 轰轰烈烈的大返城开始了。一开始只是符合上面6条政策的知青返城，后来，已经结婚的知青，离婚以后也返城了，再后来，已经抽调到工矿企业的部分知青, 利用关系搞退职也返城了。

这件事应该和我们已考上大学的曾经当过知青的人是没有关系的,但是知青可以返回原地的情况还是非常吸引曾经是知青的大学生们的。从农村考到我们学校的知青, 主要是安庆的知青, 还有少量的合肥和上海知青。安庆和合肥的同学思想上基本沒有波动,上海的同学都蠢蠢欲动了，因为那时候大学毕业以后是统一分配的，而不像现在可以自己找工作，也就是说这样一个地方性大学,在大学毕业以后是不可能有人被统一分配到上海的，因此要想回上海，只能另找门路。当时上海知青考到我校的共有7个人,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像我这样头戴多顶黑帽子,同时上海家庭居住条件又相当困难,根本就沒有考虑退学回农村后返城的想法。数学系的上海知青胡飞龙也与我有类似想法, 认为回上海只能在街道工厂工作, 还不如在安徽当个老师。三个外语系的同学，由于是从企事业单位考入学校的，他们担心退学以后，在企业再退回农村是不是会产生问题，所以也就打了退堂鼓。最后只剩化学系的一个同学和我们物理系的朱白桦退了学返回了上海，据说朱同学回上海后，她的安师院经历对她是有用的，可以免试在夜大之类的学校继续学习，后因表现好留校工作，并分配在关键部门-人事处工作，实现了她的梦想。另一个化学系的同学返城后，据说顶替了他父亲的工作，最后也担任了领导的职务。另外5个上海籍的同学，除了一个同学在美国定居以外，其他的同学都陆陆续续在1999年以前，都通过了各种办法调回了上海，而我则是在2004年最后一个调回了上海。其实人生的道路就是弯弯曲曲的，只要在正确的政策指引下，通过努力拼搏，你自己所追求的目标都是可以达到的。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真是一个颠簸不破的真理。

在10月1号前夕大通路外公70大寿，只有他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为他祝寿，他有两个儿和两个女儿，大儿子很早就去世了，小女儿姚爱娥居住香港，她的丈夫-应鹤林是我父亲早年派往香港的，由于国内的政治局势，两个人当然不敢回到内地为父亲祝寿。

左一鹤卿舅舅，左二大姨夫，右一家母，右二外公 左一姚家堂姐，左二大阿姨，左三我的外婆，右一徐康行二姨夫，右二表姐潘承安，右三姚家堂姐 大通路大阿姨和我的二姨唯一的一张合影 我的二姨夫与大通路鹤卿舅舅珍贵的合影。
这一年隔壁的老舅妈购买了19号里第一台电视机，由于老舅妈的好客，19号里的很多人早早地到舅妈家的客堂里坐好，等待“大西洋海底来的人”的电视连续剧的开播。当然最受欢迎的还是越剧，老舅妈最喜欢看的是金采凤的碧玉簪，其中三盖衣和送凤冠更是百看不厌。为了使老舅妈在那里不寂寞，在这里特附上她最喜欢听的金采凤，陈少春和周宝奎的送凤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