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庭浮沉录（303）-我的七十五年的生涯回顾

罗家融

第3章 沉重的青年时代（303）

1973年小姐这一年终于脱离了大田，被调到星⽕农场第四⼩学任教。很奇怪的是在68年之后下放到农场的知青可以招工到上海工作，但是像小姐这样65年下放的知青就不在招工的范围之内。这个时候我的堂嫂给小姐介绍了一个男朋友，他们两个一见钟情没过多久就结婚了。至此我的两个姐姐全部都结婚了，大姐夫姓方，小姐夫姓纪。这个可能是命中注定的，我的父亲原名叫罗泰贤，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改名叫罗季芳（纪方），好像在改名时已选好了女婿的姓。

小姐和小姐夫纪安全的结婚照。 大姐和大姐夫方慰堂当时没拍结婚照，这是从一张风景照中处理获得的。

这一年父亲回家探亲，记得当时是有我的二哥去火车站接父亲回来的，巳经分别15年了，我已完全不认识我的父亲了。母亲看到父亲后，第一句话是：哦！沒想到我们还能再见面，而父亲则回答一句：我对不起你们，这二句话变成了我永恒的记忆，在脑海里永远挥之不去。沒有报怨，沒有哭声只有两颗互相信任的心。

在探假的一个月内，父亲从沒表达过在青海劳改期间艰难的生活状况，其中的辛酸苦辣只有已在农村插队4年的我能想象得出来。而母亲也从末向父亲描述过，这15年是如何度过的，这些日子我是耳闻目暏和刻骨铭心的。

事后我曾问母亲为什么不把我们受的苦告诉父亲？母亲淡淡一笑说：“告诉了又有什么用呢？除了加重你父亲的思想负担之外。”另外她还对我说可能你父亲吃官司是冤枉的，不知道有无翻身之日，估计父亲在探假期间向母亲告之了实情。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朴素的真情流露，互相信任，互相爱护让他们最终走过了70多年的婚姻生活，一生守候不仅仅是一句海誓山盟，而是真正的携手共进，同舟共济，相濡以沫，作为子女的我们，要向你们学习。

父亲探假结束之前，我们请我的堂兄罗家樑到我家拍了一张‘全家福’。

1974年 离我插队的村子4里多路，就是曹老集公社所在地，那里很多设施都是有的，比方供销社、食品站、卫生院、兽医站、中小学、粮站、邮电局和饭店等，并且还是津铺线上的一个小站，每天有八班列车在此停车，因此每天都是比较热闹的。但是最热闹的还是每月逢集的日子，食品站要多杀一头猪，饭店要多准备些酒菜。附近的乡民赶集可是村民们的一件大亊，因要把粮食、素菜、鸡蛋什么的拿来卖，然后称一点盐，打一瓶酱油回去。
当然也有些剩男们，趁赶集去饱饱眼福。我在下乡时就曾听到五队的楊XX（五隊有名的剩男）对我说，赶集嘛就是去饱饱眼福，看看人家姑娘和新媳妇。我说那有什么看头，他说可用挎篮去磨磨她们呀。还有如家中的大人有亊无法去赶集，那就会叫家中的丫头去，这可是姑娘们的一件大亊了，她们会翻箱倒柜把所有的衣服都在身上试穿一下，对着家中的小镜子选一件自认为最漂亮的一件衣服，脸上抹上自己尽有的一点点雪花膏去赶集，在集上办完亊之后东看西瞅的，什么都感到新鲜。这也就是这些渣男们的阴谋能得以实现的原因。
我们知青生活太无聊，无事就经常去赶集，不一定买东西，看看热闹。知青到集上，行动路线就几条，去邮局寄信领包裹，去粮站买粮，去供销社买盐打油买香烟，去生猪收购站买肉，然后就是闲逛闲谈。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是去邮电局看有沒有家信，尽管有邮递员会送，但家信嘛早一天看到更安心呀。
曹老集镇北头有个饭店，门朝西，三间门面。通常我们去赶集，如果有点钱，嘴又馋，我们到饭店去改善一下伙食，其实只是吃一碗粉絲湯而己，关键是平日家中无油味，那湯是用猪油、丸子、海带和白菜等一起烩制的，可能是那时营养不够，我总觉得粉絲湯非常美味。 这一年又有好几个知青上调去了工厂，现在留存在大隊里的知青已几乎沒有红五类子女了，大家都比较悲观，于是有人就长期滞留在上海，有人找门路去投亲插队，更有甚者为了早日脱离苦海不惜远嫁到他乡。我沒有任何办法，只能在农村里继续混，毫无上进之心。

1975年为了使我有机会，尽快的脱离农村。我的姐夫在出差蚌埠的时候，顺便到我下放的地方去了一下，送了两条大前门的香烟和一瓶酒给我们大队书记。希望大队书记能不能照顾，尽可能的把我早一点抽调上去。大队书记说，像你们这种成分很困难，除非你能够帮我搞一辆解放牌汽车。那么我就可以想办法，把你的弟弟尽可能早的抽上去。要知道，汽车当时可是统购统销构产品，国家严格控制的。一般老百姓是不可能有这个路子可以搞到汽车的。我估计书记大概是认为我这个成份是不可能抽调去工矿的，所以才狮子大开囗。
经过多次的推荐我这个反革命的子女是没有希望上调了。大隊里认为我是个高中毕业生，就安排我从1976年起，当起了大队小学的民办教师，享受每月10元的补贴，並基本上不需下大田劳动了，与赤脚医生一样，是农村的脑力劳动者，是靠知识获得工分与补贴的，当时这二项工作是仅次于招工的美差，是知青在无奈之中的优选。当然当民办教师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不仅上海下放知青，还有本地回乡青年中的高初中毕业生，都瞄着这个位子。还好，在选拔民办教师的过程中，更注重学历与能力因素上，这可能是教育部门的硬杠杠吧，也可能是当地干群的朴素感情与智慧吧。难道让蠢师，来祸害自己的子女后代吗？另外我估计，我的姐夫送那两条大前门香烟和一瓶酒的作用吧。
1976年 这算什么学校呀，既无围墙，也无校门。学校只有三间草房，泥土垒的算是书桌，土墙上用锅灰刷的一块黑板，学生上课自带小板凳。一年级到五年级全有，教室和教师有限，只得上复合班。我这个民办教师是很有趣的，全科全年级，说穿了就是扫盲工作者，直到1977年才离开。
我开始教1～2年级的拼音。“泥屋子，泥台子，教出一个泥娃子”，低年级教室里用土坯搭起一排一排“课桌”，那时的学生，上课去时，挎着书包（自家做的布书包）带着弟妹，还要拿个小板凳或者小马扎。教室里只有几排土坯课桌，那些留着一圈毛、留着一把鬏或者干脆剃得光溜溜“马蛋”的小脑袋们，挤挨在课桌后面蹲着或跪着，“ a,o,e,i,u,v ……”孩子们有口无心地跟着念，时不时的有个把小脑袋鸡啄米似的点着头，再一看，睡着了，你也拿他没辙。农村的大孩要带小小孩，乖一点的，小小孩也在教室后面趴着玩，调皮一点的，小小孩在教室门口，窗户边转悠，说是窗户，却是有窗棂无玻璃。下课时间，大孩小孩一起玩。本地的老师教书也用方言，而且读书如同唱歌，有高有低，俩字、三字或四字一断句，每次学生读课文时，你会以为他们在上音乐课。

农村的小孩还是很报恩的，在2004年我返回插队地方时，刚走到村口，就听见有人叫我罗老师，我回头一看根本不认识，他说他曾是我30年前的学生（好像是张民早的儿子），当时很顽皮，我曾耐心地教导过他，到现在我还没弄明白，这个学生怎么能在30年之后还能认出我来。说来也很奇怪，这一段时间的经历补全了我的教学历史--小学（杨家小学），初中和高中（桐城中学实习），大学本科（东华大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以及博士后（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和东华大学）。

其实此时大家认为我已完全沒有上调希望了，村里的大嫂大婶们就说小罗啊，城市里有什么好啊？不像我们这里样样空气好，什么都好，吃的新鲜蔬菜对身体健康有帮助，你就在农村找一个过过日子吧。就这样，这些大嫂大婶们就热心地寻找合适的人选，给我介绍对象(当时我已27岁了，这个年龄在农村应是一个5岁孩子的父亲了)，王元科老中医相中了一个赤脚医生，要介绍给我，尽管我根本不想在农村成家,但不想得罪老中医，只得勉强答应试一试。没想到王元科老中医与那赤脚医生一提，得到是一口拒絕，说反革命子弟怎么可以谈恋爱，气得老中医一个星期不理她。此亊对我打击极大，出身不好沒资格恋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赤脚医生是我今后成长的一个动力！

当时知青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就是“病退”了，“某某已病退回城了”，“某某正在办理病退手续”的传闻强烈地震撼着我的心。那一年我已28岁了，生产队原有的四个知青，经招工后只留下我二人，另外一人吴安法长期滞留在上海，形单影只，无奈地守着知青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单调而窘迫。依我的家庭出身，恐怕只有扎根农村干一辈子了。

正对前程感到无限迷茫与惆怅之际，有关病退的信息对我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针，升学招工无望，何不设法病退呢，病退与出身无关，一视同仁，天助我也！于是，我在劳作之余密切注视病退的信息，获悉病退是有条件的，并非凡病必退。能病退的仅限丧失劳动力或因病不适合从事农业生产，以及久病不愈，无独立生活能力的知青。可病退的病有肺结核和心脏病等，闻之不禁大为沮丧，这些病与我毫不沾边。

不过天无绝人之路，经冥思苦想，浑身上下找毛病，终于想到自己身上有一种病可以尝试病退，那就是阑尾炎。我17岁时割了阑尾，肚皮上留有几寸长的刀痕，现仍赫然在目。于是上医院咨询，结果令我更为丧气，医生称阑尾本是无用之物，割除反倒对身体有好处。我辨称每到阴雨天，刀口就隐隐作痛，有后遗症，不能下田或干其他农活。医生轻描淡写地说并无大碍，吃几片消炎片即可云云。

后来，病退的成功人士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各种“制造”病情的传言象野火一样在知青点蔓延，各种能“制造”疾病的、离奇的闻所未闻的秘诀和配方令人半信半疑，怦然心动，跃跃欲试。面对甚嚣尘上的病退浪潮，我采取了冷静的分析态度，通过对病退案例的收集调研对比，我发现病退成功率最高的是急性肾炎。有“前科”的知青介绍说，急性肾炎的主要症状是血尿、蛋白尿和腰疼。制造血尿和蛋白尿的“工艺”很简单：早上起床后在第一泡尿（据称内有病毒沉淀物）中滴上几滴血，然后将粘在蛋壳上的蛋清弄一点到尿中，搅拌一阵后装入小瓶内。待医生要验尿时，去厕所将其倒入医院的验尿器内即可。至于腰疼更好办，见到医生时作愁眉苦脸、万分痛苦状，诉说近日腰疼得厉害，直不起来，医生会叫你去验尿，一切都会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按理说，已有成功“制造”急性肾炎的实例，依葫芦画瓢，应是十拿九稳的了，实则不然，这其中有个“度”的问题，掌握不好就会露出破绽，漏洞百出。由于返城心切，我误以为血和蛋白的含量高一些，病情就会显得严重，就越容易病退。于是往尿里多滴了几滴血，多放了几丝蛋清，尿看上去好象淡淡的红葡萄酒。结果事与愿违，在医院里化验时露了馅。不知何故，医务人员要将尿倒入试管，放在酒精灯上烤一烤，还要晃几下，这样一来，试管壁上居然出现了一层薄薄的白色蛋皮。护士大声喝道：“谁的尿！谁的尿！”我一看苗头不对，赶紧灰溜溜地走了，假病退只得以失败告终。

1977年初我正在上海过春节，突然接到公社五七办公室的一份电报要我立刻返队，我就立刻返回了曹老集。原来公社五七办公室的邱主任，看我多次推荐末果，这次有个机会到县农机三厂做临时工（当时称为亦工亦农），每月二十多元，粮食由大隊供应，每月交10元给大队，年终按强劳力在大队分红。这当然比民办教师要好得多，我满口答应。由于在大队里印象比较好，大队里不要我交钱，并提供我全年的口粮，当然是不参加大队分红的。从此我又走上了另一条道路，由于成份的关系只能在农机三厂当个翻砂工，尽管劳动强度比较大，但总算是初步跳出了农门。

1977年10月21日，新华社发布消息：中断了11年的中国高考制度，重新恢复。高考的恢复才给了我改变身份的“转机”，对于“转机”我当时真的还没有想得太多，也没有想得太高，只是觉得参加高考乃是改变身份的唯一出路，但这“高考”，也只是给了个机会而已，能不能考上，那就要靠自己另外的努力和实力了。其实，从报名到考试，期间可用于复习的时间也就只有一两个月，当时，还没有高考复习班一说，也没有统一的复习资料，我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考出了二百多分的成绩，已到了录取分数线，但还是沒有录取，这时已到了我人生的最低谷，想想活着沒意思的想法占了上风，要想放弃目前的临工翻砂工，去参加冬季的修新汴河的工程，那里的工作强度高，可能会减少一些自已的烦恼，尽管体力消耗会更大一些。这时候彻底改变我人生轨迹的第一个人出现了,他就是当时在固镇县大众饭店工作的郭济凡（他曾与我插队在同一大隊，在1974年上调了），他说：“你有介强的实力，为啥不再考呢？我去开过河，生活是重得勿得了，侬肯定是吃勿消额。还是在农机三厂混混，争取明年再考吧！”听了他的一席话以及大姐来信的劝说，我放弃了原来的想法，尽管没考上，我发现了自己还是有一定的潜力。于是决心在1978年继续报考，我让家里把还能找出来的老课本，统统给寄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