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空军通信总站，的故事》之后

孙培新

背景音乐：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主题曲

　2022年11月11日，人民空军成立73周年纪念日。这天，历时8个月之久的《空军通信总站的故事》一书，送到了在京的战友手中，大家欣喜地翻阅找寻着自己写的、熟悉战友写的文章；外地的战友奔走相告，期待着尽快看到原书。

一段时间以来，已经习惯了，每天早上5点左右就起床。先前有书稿在，忙忙碌碌，现在完成了，突然感到空落落的，好像无事可做。掀开这部沉甸甸的书稿，一篇篇一页页，都是那么熟悉，改动过的每一处都历历在目……

疫情防控静默期间，观看世界杯之余，将这部书的前前后后整理出来，发到群里，或许对阅读战友们的文章有些帮助，或许对没有看到这本书的战友有所吸引。

起因和编委

这件事的起因并不复杂。3月初，我在整理一些资料的同时，看到许多部队的同志编写了部队的作战史、回忆录，大都是当年部队干部战士退休之后完成的作品，许多内容鲜为人知，也有许多细节为官方史料提供了重要线索。特别是看到北京退役军人事务局出版的《军休之友》杂志，多次刊登吕东风回忆通信总站话务连的文章，很受启发，我就想为什么不能将我们通信总站的故事写出来，出一本书呢？这样，既可以把一些凌乱琐碎的记忆重新整合，又可能以书稿形式流传下去，为后人包括现役的部队官兵，提供一份学习的参考，还能圆一些年事已高老同志的梦想。

我这个想法，第一个倾述的人就是王友才。他是我的副中队长，我被提名提干，支委会分工他找我谈的话，后来他从空司军务部调到总参军务部，推荐我到了空司机关，2006年他从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副院长职务上退休，这些年一中队老同志聚会，他是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所以出书的想法一定要先得到他的认可和支持。果然，他给予了很大鼓励，提出了包括书的名称，稿件的作者、内容等许多具体意见。之后，我又征求了一中队朱铁权、郑树院、王鹏等人的意见，还有同年兵许建国、庞阳洋，以及住在军休所前后楼的俞抗强等人的意见。

俞抗强，与我同年入伍，在一号发信台任调配员、技师、分队长，总站政治处干事、股长，营教导员，空军机要研究所政治处主任，通信总站政委，空军航侦总站政委，空司军代表局政治部主任等职，曾经在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学习，政治工作经验丰富，擅长写作，热心助人。第一次与他谈出这本书的事，在电话里交谈了22分钟。他不仅表示大力支持给予很多鼓励，而且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建议，后面的工作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些意见展开。他还主动帮助一些老同志撰写文章，不厌其烦地修改其它稿件。本书的成稿，俞抗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许建国是非常热心战友活动的人。原本计划这部书在郑州排版印刷，联系出版商、实地考察、谈价格等，全部工作就依仗许建国。虽然后来情况有变化，但他义不容辞地承担起经费的收支管理，联系战友、发布通知、收集购书款、登记收件信息等，日夜操劳，付出了极大辛劳。

庞阳洋是1968年河南郑州入伍的，在电话站工作多年，复员后在郑州电信局工作，对部队对战友一往情深，微博微信美篇成为她寄托情感、联系战友的平台，她的号召力、感染力极强，文采飞扬，经常发表一些佳作，还有些小诗等，都是信手拈来。她对我提出的意见建议，回复都是热情洋溢，鼓励多多，从不推诿、怠慢。

卢长水是这部书“序言”“后记”最初撰文者。他在总站后勤处当保管员，提干后任司务长，后来调空后财务部工作，退休前任空军审计局局长。看到他积极投稿后，想让他帮助起草“序言”和“后记”。一天，遇到曾经在空司管理局财务处工作过的金伟建，说起写书的事，金说：“卢长水文笔很好，当年在财务部，他可是机关‘一支笔’！”果然不负众望，他草拟的初稿征求意见时得到了广泛好评。虽然后来“序言”和“后记”几易其稿，但基本的框架和主要内容、文字表述等，都彰显了卢长水的构思和笔迹。

还有一位是柴英。在机关工作时，就在《空军报》经常见到柴英的文章。她的文笔好，高产户，而且退休后依然耕耘不止，意气风发地活跃在文坛。她是银河阅读网站的主编，积极报道、刊登退役军人及其亲属的事迹。她听说要写通信总站的故事，很积极，提供了7篇文章，篇篇精彩。这段时间，因为她在通州带孙子，忙里忙外，经常是夜深人静时才与我交流，对各方面的问题发表意见。

尹激和我是一个分队的，对他我是知根知底。他退伍后经历丰富，善于营商，在吉林工大和北京交大期间，他干得都很出色。他是本书的第一赞助者，首当其功！

正是有了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我才下决心组织这件事。

3月4日，征文启事在战友群里公布，拉开了这本书的帷幕。最早几位倡导者、战友群里的活跃分子、几个连队的代表就成为本书的编委。

　这里顺便说一下文章的排序。在征集稿件伊始，就想到了文章的排列应该有章法，按照投稿时间还是按照作者姓氏笔画或文章内容，显然都不是最佳方案。我想到了一中队聚会时到会人员的排序，完全可以参照。于是，我提出文章按照作者入伍时间排序，入伍早的排在前面，入伍晚的排在后面，“论资排辈”这是当兵的规矩；同期入伍的，按年龄大小排，年纪大的是兄长排在前面，年纪小的是兄弟排在后面，没有职务上的高低，退休之后就更没有必要论职务了。这样排列，大家都能接受都不会有意见。

另外，关于作者介绍，只列出到通信总站第一任职和离开总站时的任职，以示大家都是总站的人，讲的是总站的故事。

最初的稿件

征集稿件一开始，王友才告诉我，他最想写的有三个人：收信台台长于先正、副台长潘润仁、同年兵老乡顾献玉。可是军休所对退休的军队高级干部写的材料有严格要求，他的文章最终没有写成。但他想到的三位，在这部书稿里都有。书中第一篇关于报务员李天民的文章，作者之一就是潘润仁。顾献玉的名字出现在俞抗强总站整编的文章中。王学惠、张允强《最后冲刺》就是专门报道于先正事迹的，1995年8月12日刊载在《空军报》。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了却了王友才的心愿。

收到的第一份稿件，作者是收信台二中队的沈鸿雁，时间是3月6日13:00。他在稿件前面写了一段话：“尊敬的编委:感谢您给我机会写一篇在我心中蕴藏已久的部队生活的文章，我写的是一篇回忆、抒情散文，文章里写的都是真事真情，有不当之处请修改并提出宝贵意见。”原文标题是《通信兵的情怀——回忆军营里的小楼》，以散文形式通过对22号值班报房记述，表达对个人军旅对青春对战友的怀念。

对于沈鸿雁对于22号报房，我不陌生。作为第一位读者，我想，他的文章肯定要收录，不仅因为这是第一份稿件，而且22号也是我军旅生涯起步的地方。但我感到他的文章好像不完全是我想要的那一类，看不出特点，更看不出除了“物”还有哪些“人”。

我不知道如何修改他的文章，想了几天，找到一位正在读军队外语专业研究生的现役军官，她写作文笔很好，曾经是《解放军报》特约记者，我把沈鸿雁的稿件传给她，请她帮助修改。一周后，她退回稿件，改了几个字和标点符号，说对当年通信兵不熟悉不好改。

　我看着稿件就想，如果我写，我会写些什么？咬牙下手，在尽量保持原文的风貌的同时，大着胆子增添了一些人物和事，与沈鸿雁多次沟通，4月9日，完成了第三稿。我留言：“这一稿，把小楼内外结合起来，战友加兄弟，有武有文，有比赛有吃饭，还有司务长，这些都是真实的记录，都是来源于生活。这样，更显得内容充实，有可以回味的地方。也正是如此，你才那么怀念小楼。”沈鸿雁表示赞同。我在微信里又写了一段：“夜深人静时，远处可以隐隐约约地听到小楼里传出的无线电信号声……小楼的周边，栽了十几棵桃树。桃子成熟时，成为值夜班人员猎取的目标，也不洗，摘下就啃，搞得浑身瘙痒不说，还拉肚子。”沈鸿雁说“挺真实”，但我看风格不一，没有加进去。

除了看到征文启事后主动投稿的，更多的时候是“约稿”，就是想方设法动员更多的战友投稿。

最早动员投稿的人，也是出书最受启发的是吕东风，她曾是话务连技术尖子，担任过话务连连长、指导员，离开总站之后到了总后机关，在部队退休。多年来她勤于写作，在《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等军内外报刊发表多篇文章，写过几本书，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她的文章如果被收录，不仅丰富了书稿内容，在文字方面也是闪光点。联系到吕东风以后，她听说是写通信总站的故事，表示出极大的热情，将她多年前发表过的相关文章悉数传给我，让我挑选。她还对我提交的其他战友的文章，一丝不苟地阅读并给以点评。

对于吕东风，我只有一件事感到后悔。我曾请她动员更多的战友参与投稿，她答复：“试试看吧。”说完之后，我后悔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动员写稿，谁比得了，谁还敢写？

事实上，我们不是搞作文比赛，用不着自愧和攀比，战友们的文章就是真实、朴实，写的就是身边的人和事，讲的是自己的故事，而吕东风的文章更好看，更多些细腻、生动，有味道。

王国强退休前任空军第七研究所政治委员。4月13日上午他与我联系上的，下午就从微信发了一篇《西山酒话》，字里行间充满深情。国强的文笔很好，只是他用手机输入个别字和标点符号难免有误。文章用了一个典故“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我看后，给改成“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国强为人很好，非常尊重他人的意见。他回复：“问号提前，可以的。”但他越是这样我越发感到不安，仔细查看原文，发现结果应该是“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告诉国强，这句话中间好像不应该有标点符号，但为了停顿，特别是作为京剧台词，加逗号也是可以的。国强回复：“对，这是符合京剧念白的节奏，属于个性表达，每个人因时因景都可以自由发挥。你够认真的，为个标点还深入探究。”

　其实，对于王国强、柴英、吕东风这样文字高手，还有李海光、孙迎春、李颖等，他们的文章我真没有必要做修改，说实话，我也改不了，充其量也就是看看错别字，纠正不规范的标点符号。

楼培龙的事迹是从九十年代的《空军报》上发现的。他是总站对空台报务员，自学成才，写了200多首诗歌终于感动了记者，并被《空军报》选登。如果能找到他，讲一讲自己的故事，应该很生动。在百度中发现楼培龙是浙江东阳人，浙江作协会员，我就通过原空7军我的司机吴林康（浙江湖州人），联系上楼培龙。他写了两篇稿件给我，一篇是关于他由写武侠小说转变到写军旅诗歌的过程，一篇是他处理青春朦胧爱情与事业关系的，两篇文章都没有标题，看起来确实是临时动议、即兴发挥的，我建议他“二合一”，标题为《我的青春之歌》，他接受了。其中第一篇文章中，对他影响最大的那位管理局军需处副处长，因为时间太久，具体名字已经记不得了。我核实后告诉他，这人名字叫宋万甫，后来曾任空司管理局局长、空司直属工作部部长、空军工程大学副校长，空军少将军衔。对此，楼培龙深表感谢。

帮助联系动员战友最多的是王守忠。他离开总站气象中心站后，在空军气象部门工作多年，恪尽职守，兢兢业业，服役44年，军队高级职称退休，之后又被空军机关返聘、被中央气象台聘为顾问，建党90、100周年分别被空军司令部、北京市朝阳区评为优秀共产党员。测报连、气象中心站的战友在他的召唤下，踊跃投稿，讲述了总站气象分队曾经的故事。

从《空军报》等刊物上寻找有关通信总站的文章，是收集稿件的又一种渠道。

开始，为了写收信台台长于先正，要寻找相关资料。我到档案馆，在牺牲病故人员档案中，没有查到于先正的档案，估计是搁置在什么地方而没有送到档案馆。我想起当年《空军报》就曾经刊登过于先正的事迹，对其中的一段话（说他扎根山区40年）还有看法，印象极深，如果能找到这份报纸，可能会有帮助。

我找到空军报社副社长刘鹏越，他很热情地答复“尽力帮助”，之后没有两天，他就提供了《空军报》1995年8月12日第3版王学惠、张允强著的《最后冲刺》，报道了于先正的事迹。刘副社长后来又提供了十几篇刊载在《空军报》的文章，其中有已经去世的孙源源、潘润仁、刘绍文的文章。能够收录已故领导、战友的文章，表明战友们对他们的怀念，这对他们对他们的亲属，都是极大的安慰。

帮助老同志撰文

帮助老同志撰写回忆文章、修改他们提交的征文，说实话，我有些“班门弄斧”。我入伍前只有初中二年级文化，到部队后也没有经过院校培训，到空军机关后也就是跟在老同志后面写一些公文，基本上不会写“故事”类文章。2001年7月，我写了一篇《亲历南宁大抗洪》，在空7军宣传处同志的鼓励下投稿《空军报》。空军报社高庆华社长听说我要投稿，撂下一句话：“军务干部写的文章，可读性太差。”这也成为我后来写文章时的力避。愿望和实际总是有差距，真正动手写起来，很难！撰写、修改其他战友的文章更难。

史通都是最早提交长篇稿件的人之一。他第一稿的题目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好一号》，内容分为基建篇、生活篇、战备执勤篇、好人好事篇，每一篇还有1、2、3、4套小1、2、3、4，全文1.8万字，更像是在写工作总结。在俞抗强的帮助下，一分为三，将一篇文章改成三篇文章，每一篇的主题比较集中，读者可以“各取所需”，同时按照记叙文的格式重新组织了内容。史通都欣然接受，并一字字输入微信，传给了我。

我也力所能及地帮助一些老同志完成他们的文章，这些老同志是：郭来光、王凤岐、张栋君、赵自成、朱恩成、栗维、赵新敏、张立寅等。

第一位帮助成稿的人是张生北，他与我同在一个中队，曾经一起去嫩江农场劳动，他退役后我只要去大连，基本上都与他联系。所以，当他提出新兵时参加了“五一”天安门庆祝活动是他军旅生涯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想写一篇文章纪念，而那一年我也参加了天安门的庆祝活动，对当时的场景记忆犹新，因此写起来并不感到吃力，几乎是一气呵成，帮助他写了1000余字的文章。他很感动，在微信语音留言中说了不少感谢的话。

　郭来光老首长可能是这部书作者中最年长的一位。俞抗强向我推荐了他，说他退休后凭借着网络平台，回忆整理了《我的人生，我的路》，其中有很多在通信总站期间的故事。我与郭老建立了微信，他传来了手写的文字，又在微信中讲了他的经历。我感觉他执行“九一三”之后看管任务很有特点，可以独立成篇。于是，他早上4点多钟就在微信中留言，把他在空军学院执行任务的事想到什么写什么，我帮助他梳理，有的人名记不清楚了，我就找资料或其他老同志核对。如他提到的一同执行任务的同志，我找原空军通信兵部、高炮部、雷达兵部等单位老同志一一核实，弥补了原先的空白。虽然征文启事里有“文责自负”，但既然写到了这部分内容，就要尽可能清晰、准确，尽可能完整，少留遗憾。其中，涉及到“九一三”事件的相关内容，我是参照了2015年版《空军大事记》。我之所以能接触到《空军大事记》，是因为自去年（2021年）10月到今年8月，我参与了空军参谋部的年鉴编写，每天按时到大院上下班，有这个便利条件。当然，既要完成机关交给的任务，又要组织稿件，一段时间起早贪黑是不言而喻的。

王凤岐老领导是仉现光推荐给我的。王凤岐年过八旬，有些耳背，但他很活跃，喜爱PS照片。他口述了战备值班中的经历，包括战备值班情景再现，雷达情报的99方格报，同时受到毛主席接见的还有董家耕、邢燕子、时传祥等，十分详细。我又将他参加大比武的情况加进去，以后又补充了三中队的历史资料。为了把这个由防空军与空军合并后的连队历史搞清楚，我多次与原空司通信部处长王文少联系，王文少提供了很多很有价值的资料。5月25日，王凤岐的文章形成初稿后，发到群里，好评如潮，柴英第一时间回复：“这篇文章太有分量了，真棒！还有这样一位老同志啊！深入挖掘，有价值的东西越来越多。”她提出要将王凤岐的文章发表在“今日头条”或银河阅读网站。

　要是说起张栋君的《尖子报务员王桂宝》，那纯粹是王友才等老同志敦促的结果。王桂宝是一中队的典型和骄傲，他的事迹在连队相传了几代人，但手里有关他的资料实在太少，况且他几年前已经去世，很难写出些内容。有一天，我到空军档案馆查档案，那里的工作人员对我很熟悉，知道我干的都是为他人树碑立传的事，所以经常给我提供方便。我在空军通信总站的历史档案中，发现了1964年底总站的军事训练总结报告，其中提到了参加全军（空军）大比武的情况，各单位评选的“郭兴福式教员”等。我认为这是十分珍贵的资料，有的可能当事人都记不清楚了，有必要整理出来。我就将这部分内容，加进了文章中，这样不仅宣传了王桂宝，同时也把那个时代总站各连队的业务技术尖子都带出来了，许多老同志看到后一定会很感慨很欣慰。

帮助老同志撰写、修改文章，最为耗时最为艰难的就是马成贵的《战斗在嫩江农场》。因为1973年我曾在嫩江农场劳动一年，觉得值得写，而前面李海光、韩建中、柴英等都写过嫩江农场的文章，马成贵的这篇写什么，怎么写，困扰了很长时间。有时晚上想了很多，早上起来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有时几天也写不了几个字。后来，我干脆不写，转而寻找采访当年农场的战友。联系最多的是王瑞田场长，每次与他通话都是1小时以上，为了便于整理，我还将他的通话录了音，然后转成文字。其中盖房子、打井，基本上是引用了王瑞田的原话。我还找过在农场工作过的战友朱世顺、文以俭、聂玉琢、于世强、闫万锁、李军、平俊和等，他们为记录下当年农场官兵的奉献提供了大量生动的素材。尤其是在整理王瑞田处理儿子淹亡那段时，数度被感动。6月14日晚，完成第一稿，马成贵又提出许多细节问题加以修改。

帮助赵自成写文章，是从发征文启事时我就想到的。赵自成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在空军南苑干休所副所长的职务上退休。从2019年起，他眼睛黄斑病变，逐渐失明。他说要讲总站的故事有很多，但是最有意义最有意思的要数在《智取威虎山》剧组。我按照他的口述，查找资料，整理文字，成稿后一字一句读给他听，后来用电脑语音播放。他反复收听，极其认真仔细，稍感不顺就提出意见。最终形成了现在这一稿。这也是这部书中，唯一盲人写的文章。在赵自成的文章中，还加进了剧组里两位小姑娘黎红、翁楚燕，她们是我小学同学的妹妹，前者是原北空副参谋长崔国庆的夫人，后者曾是空后机关幼儿园的园长。她们也曾经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见证人。

　朱恩成的文章是所有作者中，递交比较晚的一位，8月27日晚完成第一稿。他只是在电话里口述，没有提交一个文字，但从他的口气中听得出来，他是很期望有一段他讲的故事。

为了帮助栗维修改《招飞》文章，我通过陆航，辗转找到了女飞行员李文珍，请教了原空军招飞办主任隋国胜，原济空招飞办政审科长孙迎春（1977年济南入伍，原通信总站一连战士），查了《中国空军百科全书》等资料。期间，栗维对参加招飞政审的时间记不太清楚了，他只记得是提干的那个月参加招飞的。但是，仉现光等对这个时间也提出异议，说栗维那时正在培训连队的新报务员，不可能在那个时间参加招飞。我问当事人李文珍入预校时间等，确认是1970年9—10月的事。但是，栗维参加招飞政审和训练新兵的时间问题还是没有搞清。偶然，翻看我1970年日记，发现那一年新报务员下老兵分队的时间是6月，栗维7月参加招飞，时间上没有冲突。告诉栗维后，他说这就对了，了却了一桩心事。这个发现，也完善了仉现光有关文章的内容。

郑树院的文章，基本上都是他自己手写的，手机拍照后传给我，我再整理成电子版。有一天，他的女儿郑颖在电话中说，老爸最近像着了魔，在廉租房有空就写一段文字，回家做饭接孩子抽空时不时又写一段，太投入了，很多年没有见过他这样。

郑树院的第二篇文章，我在空军档案馆找到了完成施工任务后战士戚志源、肖永双立三等功，补充进文章。

张争平的《我的正班张克礼》是最早完成的稿件之一，所有细节，都出自张争平的亲身经历。因为去年就写过张克礼的文章，包括战友王友才、王鹏对张克礼的回忆等，都是去年稿件的内容，这次稍加修改就成稿了。我主要补充了张争平与张克礼请假外出，干部、老兵要为战士、新兵买单的那一段。真实情况是，1964年江苏盐城入伍的老兵杨万红与我一起外出，杨万红同我讲的那一段话。我把它“移植”了，用到了张克礼身上，因为张克礼集中了所有正班的优点。加这一段，也是为了把当年连队的风气记录下来，是后来一些连队干部、老兵揩战士、新兵的油的鲜明对照。

张立寅关于教导连的文章，基本上都是他提供的素材，包括贺国正扛桌子，马宁司令员到教导连等，我扩展充实了内容。由于对连队的干部比较熟悉，所以基本上对每位都有发自内心的客观评价，尤其是讲到副连长张栋君的任职，反响不小。

　第133篇文章，也就是全书最后一份征文稿件，是孙继先的《回忆军医严余富》。他手写了一段文字，有了基本内容，但不够充实丰满，我询问了与严余富同时在卫生队工作的丁丙寅、张瑞霞、刘爱丽、王东乔等，并把战友群里回忆严医生的留言，整理后补充到孙继先的文章里。

艰难的修改

修改战友的文章，是最不好下笔的事。说实话，战友中专业写作高手的确为数不多，这一点在阅读时多少都能感受到。尤其是收到征文初稿时，发现多数文章写得很“随意”，想到哪儿写到哪儿，看不出到底要说些什么，也不考虑读者是否愿意看，有没有价值。如果不修改，照稿刊登，很可能影响整部书的效果；如果修改，势必要得罪人，而且大家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能写一些东西已经很不容易了，太较真了不好，伤人伤感情。如何处理，很纠结。好在，多数战友对修改意见很尊重，没有出更多的难题。

刘传明《送夜餐》的文章，原稿比较凌乱，没有交代为什么要送夜餐，也没有讲他送完夜餐去了1号坑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而其它枝枝叉叉的内容不少。由于当时我和传明是一个分队的，有些情况还比较了解，又咨询了时任警卫连指导员霍风顺（现在河北邢台居住），就大刀阔斧地修改了传明的文章，突出了因为送夜餐后私自改道会老乡，让连队干部和分队老同志虚惊一场，表明军人需要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表现了官兵情谊。

还有韩军的文章。那时韩军与我同在一连，他是副连长，我是副指导员。在他的前一篇征文中，最初对安置张战军只是一带而过，我建议他抽出来单写。于是就有了《战友张战军伤残之后》。开始文章重点写的是“安置”，但是缺乏详实的内容，时间久了，很多情况模糊不清。征求意见后又多方面收集资料，补充了副中队长王友才守候在301医院协助抢救，张学海陪张战军到洛阳治疗，王贞会到老家寻找偏方，郑树院、赵玉铭等到张战军家乡联系安置等，体现了连队干部战士对张战军极大关爱，还通过战友李东山、梁彦峰等找到了张战军的亲属和时任民政局领导的信息，充实完善了文章内容，进一步阐明伤残战士只有妥善安置才是最好的归宿，才能落实国家、军队对伤残军人优抚、对基层连队“减负”的政策和要求。

印象最深的还数陈纪宪的文章。

陈纪宪，总站三号发信台机务员、文书，退伍后在重庆电信系统工作，曾在重庆移动存续企业负责后勤服务及物业管理工作，主持制定中国移动物业管理规范化制度和标准。5月初，他提供了3、4篇文章：一篇三号战友参与抢险救灾，两篇是在连队经历“九一三”事件，一篇是在连队经历了周总理逝世。

我对这几篇文章提出意见后，陈纪宪回复:“谢谢你的指导和关心！我对这次征文活动非常看重，因为我珍惜当兵的那段经历和荣光！下面就我写的回忆文章作几点说明：

首先，我写这篇文章是2020年参军五十周年纪念战友聚会后写的，其初衷只是为了回忆和纪念。我都奔古稀之年了，已经释怀人生得失和江湖恩怨，所以文章没有所谓情绪，只有当时的真情实感和客观认知。至于有些所谓‘事迹’，不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所感，所以我不好写进文章。

其次，当初我刚满17周岁，文化程度就是个小学生，好多事还懵里懵懂的。抢险时我面对强大肆虐的自然力而大哭，并不是我懦弱和恐惧！而是我预感到战友们可能遇险而我又无力帮助的焦灼与绝望！这是我当时最真切的状态。所以‘大哭’是对一个少年的纯真的证明。

第三，至于文章要从政治标准方面提升，我不太赞成。当初救灾时人民军队救民于水火的精神和出发点是不用质疑的，但是，我们从安全思想到预案措施、从人员专业素质到救灾装备都很不到位。可以说当时的抗洪救灾行动就是莽撞行动，没有出人命就是万幸。

　基于上述三点，我认为总的来说文章的内容和情感都充满着正能量，反映的情况属实，这就足够了。”

我在微信中回复：“首先，你对征文的看重是对的，这次机会难得，以后确实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无论是文章的组织、下一步的排版印刷出书，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不可能再有了。

第二，无论你何时何地写的文章，要符合文稿征集或出版单位的要求，只能‘投其所好’，不能随心所欲，这是我们一部分战友在写征文时的不太注意的方面，所以需要调整角度。

第三，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是有区别的，不能把抢险救灾实况原封不动地搬出来，毕竟现在的文章已经不是你17岁时写的日记了，要有现在的思考，不能还是那么‘年轻’，否则要给读者的是什么，是组织者的缺点和错误，还是你的焦灼、绝望、纯真，希望给予你同情？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当年在洪水来临时，三号发信台同志们的奋不顾身、英勇无畏。这个不是用8个字来表述，而是通过你和你的战友的表现来展示的。也许这就是‘政治标准’。

第四，前面我已经告诉你如何修改了，目睹和耳闻都需要。公社书记（实际是大队书记）牺牲，你不是也是听说的吗，为什么其他战友的事迹，就不能听说，就写不进去了呢？其实你只要调整一下方向，增加一些战友的行为（事迹），去掉一些‘零碎’，还是一篇可用的文章。”

在提出意见的同时，我帮助他查找到了洪峰流量、抢险救灾牺牲的大队书记的情况等。

经过俞抗强多次帮助修改，最终形成了《向险而行！三号子弟兵抗洪救灾遇险记》。

后来得知，陈纪宪已经患胃癌，胃被全切，修改文稿时正在化疗。所以，他文章的字字句句，都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

修改文章耗时最长的是一号发信台的秦登印，1985年退伍，现在苏州一家公司当机械工程师。

3月11日，他投稿《我的思念就是想你了》，后改为《我的思念是军中绿花》。3月31日，我回复他：“看了两遍你的文章。这次写的内容比较丰富，有当兵的过程，有到1号发信台，有到东北农场等，共计6000多字。我感到，你如果集中写一号那段到市里看病，遇到大雪天，徒步回连队，这件事就非常好，有情节有故事，关键是表现出一种正能量，表现出了部队的教育成果和个人素质的体现。至于农场那一段，没有非常特别的，就是看见了李德生。而参军那一段，散，罗列了许多人名，估计总站没有几人能认得他们，不知道你介绍他们与读者有什么关系。所以，我的意见，入伍这段，你个人收藏，就不一定收录在文稿里了。另外，前面一段的文字看似散文，但后面写的又是另外一种风格。请你再斟酌。”

　4月18日，秦登印对原稿进行了改动，其中标题改为《我的青葱岁月》。我在微信中留言：“你这次修改的文章，基本上没有完全理解我的意见，‘头重脚轻’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你的文章一共6999个字，但在我看来前面至少有4368个字是可以不要的。你的青春年华，不是在花鸟鱼虫中体现，不是在你当兵的过程中，或者至少不完全是在争取参军的过程中体现的，而应该是在部队，在军营，在你献身的国防事业中才能实现青春价值。当然，献身国防肯定离不开积极报名参军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于你对于你的家庭对于你的小伙伴，有异乎寻常的意义，非常值得珍惜和怀念，但如果是一个根本不认识你的人，或与你无亲无故的读者，他会愿意看你的这些吗？你讲的这些又能给读者以什么，能给部队给后人有多大的价值？这些，上次我好像就与你说过，但你好像并未理会。随心所欲，不是我们征文所要的。”

4月30日，秦登印说：“俞（抗强）政委同意了，自己又修改一下，原先5章节，改为标题章节，昨天上午发给俞政委，晚上8点多俞政委发过来。今天上午按照俞政委指定添加，删除。”我给他回复：“你的修改稿，昨晚俞抗强政委就转给我了。他的意见，好像你没有接受。我又看了你的这一稿，有些改动有些进步。修改自己的稿件是一件最难的事，但你应该尽可能接受大家的意见。”

针对秦坚持写参军的过程，我留言：“目前准备收录的75篇文稿中，没有一篇是写入伍那段经历的，虽然我们每个人参军入伍都有不同的故事，都很难忘怀都值得记忆，因为那是人生转折是步入社会的起点，但这不是我们书稿收集的内容，超出了《故事》范围，如果有人组织写《通信总站之前的故事》，那是最合适的。我还要告诉你，入伍经历比你精彩的战友有的是。通信总站电话站女兵庞阳洋，1968年3月，学校定兵时有她，后来被他人取代。她不甘心，乘火车到北京，在空军大院门口上访，5天，不离不弃，几乎所有警卫哨兵都认识她了，给予同情。最后军务部特批入伍，时间是1968年5月，比我入伍晚了2个月。她的这段参军经历，被广为传扬，但她没有写，甚至连一个字都没有在她的文稿中出现。她始终把‘故事’限定在通信总站之内。因此，如果你一定坚持青葱岁月保留入伍经历，那只能投其它书稿，《空军通信总站的故事》就不准备用了；如果你同意我的意见，拿掉入伍经历这部分内容，并下功夫写好其它相关部分，我看还是有可能收录。”

　在俞抗强和我的再三劝导下，并帮助他精炼了内容，形成了《风雪夜归人》。5月3日，秦登印认可。

后来考虑到秦登印对参军那段“耿耿于怀”，在文章的适当位置加进了“青葱岁月”“入伍抓阄”等字样，满足了他的愿望。

为了不使文章显得太随意，我在修改稿件时，注意对相关内容进行了归纳，如仉现光的《新报务员训练纪实》，刘传明的《卢同信“还乡”记》，刘新国、程卫国的《二号的小马拉大车》等，使战友们讲的故事有意思更有意义。

在马振海、王在平、魏清波的《通信总站的天津兵》文章中，我记得补充了一句话：“在……帮助下，他们与其它地区其它年度入伍的战友们团结一致,并肩战斗……”

没有收录的稿件

在100多篇投稿文章中，也有战友的稿件没有被收录。

第一篇未被收录的文章是庞阳洋的稿件《追思》，我阅读后，还在考虑如何回复，庞阳洋留言：“那一篇悼念小曾的文章就不考虑了。原本是一篇祭文，不好改动了，谢谢哦！”

其实，战友们都知道庞阳洋是个才女，她的这篇文章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战友曾平湘的思念，感人至深，催人泪下，但她考虑到征文的主导思想和原则，主动放弃了这篇文章。为了表示对庞阳洋的敬意，将她的文章附后（全文详见附件1）。

投稿最多的是赵晋渝。4月25日晚，他给我的QQ邮箱里一次投稿10篇。我发给其他编委和王友才看后，比较集中的意见有4篇，后来在他再三推荐下，我又选了《军营绰号趣谈》，一共5篇文章。赵晋渝写文章来得快数量多涉及面广，多才多艺，他不仅爱好写作，更擅长摄影，从部队开始学摄影，至今已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国家级），美国、英国、国际摄影家学会会员，获得国际国内摄影赛奖项400多幅，被重庆市摄影家协会两次评为重庆市最佳和优秀摄影家（只有8人入选）。国庆节前后，他的两幅摄影作品还在北京世纪坛展出。

赵晋渝未被入选的文章共有5篇：《从军路上》《岗哨》《军中盛开的“百合花”》《“花果山”下的守护神》《流星余迹通信试验》，每篇都是激情豪迈、洋洋洒洒数千字。其中《军中盛开的“百合花”》，是写山沟里的男兵眼睛里的总站宣传队女战士，更有青春期战士朦胧的初恋。文章创作于2012年，他曾经在战友群里发表，据说很受好评。他曾经多次询问为什么不录用这篇文章，甚至愿意用其它准备刊用的文章替换，可见他对这篇文章的器重。几位编委对这篇文章，意见出奇的一致：不太适合收录在我们的书稿中。反复研究后回复他：“你的《军中百合花》没有录用的原因：一是关于闫军峰事迹文章，时任分队长杨厚勤已有专文；二是涉及男女兵关系题材的文章，投稿有两篇，选择了楼培龙一篇，关键是此类题材作品书稿中不宜太多；三是你的其它题材文章录用5篇，而楼培龙的只有一篇。请你理解。”

郭渝新投稿5篇，只采用了其中3篇，没有收录的2篇：《入伍三步曲》《挨两刀》，从标题不难看出与书稿基本内容有距离。

通信总站三营一位1978年陕西入伍的战友，自我介绍现在是西安秦川文学院签约作家，投稿《我的军营纪实》。对他的文章，着实下了一些功夫，既要指出需要修改的地方，又不想得罪他，很难把控。转告作者修改意见后，他回复：“因农忙和身体情况，下半年以后再考虑修改文章。”之后，他没有再联系，所以这篇稿件未被收录。全文及修改意见，详见附件2。

　还有一篇文章未收录，投稿人是1972年12月河南洛阳入伍气象中心站的刘福生，文章题目《当兵无悔》。据了解，他退伍后在洛阳第一拖拉机厂工作，退休后在搞文学创作。他的这篇文章曾经在当地媒体发表过。

我针对其中几处有异议的内容提出了意见，他回复：“几十年后回忆部队的事，拉练的时间地点记不清了，凭想象带一些虚构。收回所发的原稿。”

无论稿件是否收录，在这里都要对战友道一声：“感谢你对征文活动的支持！你的军旅情怀，你对空军通信总站战友的深情厚谊和无尽思念，日月可昭！”

本书的亮点

经过广大战友、编委几个月的共同努力，《空军通信总站的故事》终于交付排版印刷。 纵观全书，我感到有不少亮点。

首先，空军原副参谋长徐心德为本书作序是最大的亮点。他任空军副参谋长后，曾分管军务工作，与我同在军务部组编处党小组参加组织生活，我也曾多次陪同他下部队检查调研，彼此都很熟悉。所以当邀请他为我们的书作序时，徐副参谋长欣然接受，多次畅谈意见，逐字逐句地修改草稿。

他曾在微信留言：“修改后的序，我又看了三遍，同意使用。你们做的这项工作很有意义。虽然大多数作者都是爷爷、奶奶级的年龄，但通过对某桩往事的回忆，似乎觉得岁月并没有远去，又回到了当年在总站工作的情景；战友情、姐妹情、兄弟情油然而生；成就感、充实感、自豪感自然而来，更觉得人生的价值；每篇文章对每个读者，会起到激励作用，对继承部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会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总之，你们做一件十分有益、功德无量的大好事！我作为一个空军老兵，谢谢你们！并致以崇高的军礼！”

看了徐副参谋长文章后，战友们欣喜万分，纷纷留言。

俞抗强：“当听说首长已经同意为《空军通信总站的故事》作序时，非常高兴。我虽然没在首长身边工作过，坊间特别是在指挥所工作的官兵中，关于首长的故事很多。如，首长是空中领航员出身，参加过西北核试验，是新中国成立50周年空中飞行梯队指挥长，参加过播撒邓小平骨灰等任务，经历过‘九一三’等重大历史事件。在空军机关曾任参谋、副处长、处长、副部长、部长，参谋长助理，空军副参谋长等职，是张廷发司令员‘三过磅’时期的‘笔杆子’。我听到过不少在指挥所工作过的官兵谈到首长帮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的事例。

作为曾经的通信系统、空军通信总站一员，看到首长在对通信系统、空军通信总站工作给予了如此高的评价，司令部的九个业务中，通信系统对贯彻落实党委首长意图、指示、要求，最认真、最完整、最彻底，不讲价钱，深感荣幸和自豪！首长对总站如此熟悉，这么多年了还如数家珍，可见首长对总站深深地感情！

　首长戎马一生，不但是一位空军作战指挥官，正直无私的领导，也是一位和蔼可亲、爱兵亲如兄弟的将军。首长能为《空军通信总站的故事》作序是众望所归。”

庞阳洋：“尊敬的首长：您好！细细阅览您为《空军通信总站的故事》所作序言，心中感慨万千！文章言简意赅、娓娓道来空军通信总站的发展史，使人阅后获益匪浅。记得有一句话这么说得：‘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该忘记历史。一个伟大的民族，必须铭记历史。’而空军通信总站的发展历史也是理应铭刻于心、不曾忘记的一部过往史。在时间线引领下的《序言》，通过层层引人入胜的叙述，使我们更深层次了解我们这个老部队的继往开来！在此，非常感谢首长的妙笔生辉，我们恍若穿越在几十年的时空隧道里，过去的、曾经的以及我们所经历过的，尽在眼前、感同身受。73年很短，不过是历史的一瞬；73年很长，可以是一个人的一生。尽管我们已离开部队多年，而我们这颗激情燃烧的心却始终为之而跳动、振奋，这就是作为军人忠诚的高度和昂扬的斗志的真实感受。尤其感谢老首长在《序言》中对我们的谆谆教诲及深情厚爱！”

柴英：“看了徐将军写的序言，心里感到热乎乎的，本来就特别敬佩徐将军才华的我，再次领教了您的水平。您总结的太精辟，太到位了。文章篇幅不长，短小精悍，却内涵丰富，感情真挚。您历数了总站的历史、成绩和辉煌，站位高，格局大，您了解总站，对总站有着深厚的感情，无论是对总站的工作，还是对总站的老人，都很熟悉，了如指掌，如数家珍，让人感到那么亲切。

您对此书的高度评价和肯定，热情，中肯，真实，令人感动。看的出，您是怀着厚爱之情，给予此书高度肯定，真诚的评价，让人备受鼓舞。您说:‘这本书的问世，无疑是空军通信兵部队建设中的一件大事，是赓续红色基因，发扬优良传统的一个侧面一段历史的记载与总结，是对空军通信兵的家国情、军旅情、战友情的一次大回顾、大聚叙、大交流，过去许多只闻其名、未见其人，熟悉而又陌生的战友，在这里获得了新的信息。’细细品味您这段话，再看看书的内容，就觉得和您有共同的感觉，这也是编者和作者的初衷。让人感到，能在总站工作过，非常自豪。感谢徐将军为此书撰写的这么精彩的序言。”

　除此之外，本书还有几个亮点：一是杨厚勤的《我的英雄小妹》展示了舍身救火的女战士闫军峰的事迹；曹香甫的《誓言无声青春无悔》写了她以及战友王建成、田秀山，退伍后响应号召报名落户西藏的事迹。这两个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典型人物，不会因为岁月流逝而被人们淡忘，新时代依然有教育意义和作用：革命军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奋不顾身、舍生忘死，都要听指挥、敢冲锋。我在给她们的微信中说：“时代出英雄，总站有英雄。时代不同了，但英雄还在，英雄的事迹要继续发扬光大。”

二是扉页上首先出现了全体作者（战友）的姓名，然后才是编委会成员名单，这样的表达方式，在其它的出版物中是没有的，体现了战友、作者才是这部书的主人，是他们从一个侧面书写了通信总站的一段历史，他们撰写的文字将载入史册。同时还表明，这部书的成功，不是哪个人或哪几个人的功劳，而是全体作者和广大战友的共同努力辛勤结晶，编委只是为大家服务，每位编委对此都十分清醒。

三是特别邀请原成都军区空军军务处副处长刘永林为本书设计书的封面封底、页眉，他虽然不是通信总站的战友，但他对美术、音乐、文学等多方面都有造诣，精心制作过多媒体作品，是难得的人才。他非常痛快地接受邀请，真心实意地帮助设计，不厌其烦地进行修改。他的参与，体现了空军是个大家庭，通信总站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离不开这个大家庭，体现了空军战友的情谊，他的设计更为我们的书增添了光彩，受到总站广大战友的喜爱和称赞。

出版之后

11月11日，北京的战友相互帮衬纷纷收到了《空军通信总站的故事》，京外的战友通过快递也陆续收到。吕东风第一时间制作了抖音，在战友群里广为传播，引来许多战友踊跃购书；朱铁权等组织部分天津战友聚会，举行了颁发仪式，庆祝成书发行；一号战友群里有一段视频，老同志袁丙文躺在病床上，他的儿媳妇在床前给他读《空军通信总站的故事》，老人听得聚精会神。这段视频被战友竞相转发。11月17日，我代表编委会将这部书送给了空军档案馆。馆里同志十分欣喜，当即给我颁发了荣誉证书，上面写着：“您捐赠的《空军通信总站的故事》一书，已由空军档案馆作为图书资料永久收藏。感谢您对空军档案事业的支持。”

随着书稿发行消息的不胫而走，居然联系上了总站政治处副主任田林乔，还有于先正的女儿于平。

近日，一些文章还引起了战友们的热议。

围绕秦登印的《风雪夜归人》，一号的战友纷纷留言。

时任连长康发：“看了你写的文章，此事勾起我的回忆。一号地处北京偏远郊区，交通十分不便，去一次市里不容易，如果孤身一人还好说，找一找大院老乡战友凑合一宿，家属来队那就麻烦了，没地方住（南蜂窝招待所时有时无）。我清楚记得老技师袁丙文带着老婆孩子住过北京火车站侯车室，真让人心寒。这个问题营连没少向总站反映，无奈条件有限始终没解决好。”

张和平：“当时，部队有严格的纪律，限时归队，部队没有交通工具，地方长途汽车班次也很少，所以，我们那批兵，外出确实很不方便，都能理解当时部队的管理和处境。”

寇晓东：“说起这些事，那时你的确是个好连长，当时就那个条件，其实我和刘云峰，白学郎也是在大雪天从怀柔县城往连队走，半路想截个过路车都没有，几十里路踏着雪，确实很累，好在那时年轻，现在想起来觉得很有意思。”

赵晋渝：“1973年我母亲来部队看我，当时因为发大水，洪水刚退没有班车，我就从连队早上出发直到中午走到怀柔县城，再坐车去东直门。”

王显成：“那年我要探亲回长春，可是下了太雪不通车，只好从连队向怀柔方向走。张景德和我一样探家，我们俩一起走到黄坎附近拦了一辆拉煤解放车到桥梓，少走一些路，但是寒风刺骨我们穿大衣都冻透了，下车后又从桥梓走到怀柔，又转乘东直门车。真是值得回味。”

而更多的战友通过各种形式表达抑制不住的激动。

　张玉香写了一篇《读后感》：“自从有了智能手机，阅读的习惯就改成了电子书籍了，因为躺着、坐着，随手可看。久违了捧书阅读，且如饥似渴地看《空军通信总站的故事》，让自己都吃惊不小。133篇文章，逐字逐句地看也真没谁了，尽管老眼昏花，还是不忍丢下一个字。那么多熟悉的地名、熟悉的人名、熟悉的事件、熟悉的场景，哪一个不是历历在目。仿佛又回到了50多年前那火红的年代，多么怀念‘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的岁月。我佩服那些老战友的记忆，他们对战斗过的地方的一草一木都记忆犹新，对曾经一起摸爬滚打过的战友的名字刻骨铭心。我当兵这几年一直在空军大院和空后大院，真不知道那么多战友曾经是多么艰苦。在书中，我知道了一号、三号发信台在怀柔，二号发信台在海淀的温泉镇台头村，22号在昌平七里渠、550在门头沟 ，我这个北京人也从来也没听说过这些地方。我还知道了嫩江农场、东坝农场、花椒树小工厂等。当年如此荒凉的地方，现在早就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灯火辉煌了。

我还看到了刘传明战友那惊心动魄的肩挑面条送夜餐的故事。更佩服咱宣传队的老队长孙继先，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居然能把大家的名字记得如此清晰。老队长，我们也记得你，2019年9月在石家庄战友相聚，我也是一眼就认出了你。

时光荏苒，当年的事情也随着岁月流逝，但是我们一起经历过的会永远铭记心间。我们记得国庆20周年大庆在首都机场训练走方队，在天安门前接受毛主席检阅。孙培新老战友的受阅日记勾起了我对当年无限的遐想。我们记得1971年早春的那场野营拉练到平型关，让我想起了天山支队宣传队的几个战友，我们背着背包，左侧水壶、右侧挎包，手拿竹板，念念有词，像极了电影《英雄儿女》中王芳的姿态。

电话站的女炊事班历练了众多的女兵战友，多篇文章提到了参与过杀猪的女孩子们，大家都会把这一幕当做自己成长的经历。其实炊事班的每一样工作都是考验，现在的电话连已经把女炊事班记入了连队的史册。

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翻阅着《空军通信总站的故事》，为书中的每一个故事而感动。它是那么地令人动容。故事虽然过去半个世纪了，今天读来仍旧如此的新鲜，因为，有些事我们当时未能亲身经历，所以，读起来更是津津有味。有时是惊心动魄，有时跟着一起悲伤、一起欢笑、有时真的是感慨万千。

在通信总站的日子有如生命中一颗流星划过，不论时间长短，但它曾经是我们的家，有我们无限向往的军营，也是我们怀揣梦想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入团、入党、提干，站过岗，打过枪，流过泪，流过汗。今天，我们虽然都已经到了古稀之年，但回想起以往的岁月，仍旧激情满怀，豪情万丈，人生如果真的有来生，我愿再当一次兵。”

　　周慧芳在微信中留言：“这本书非常好，反映了通信总站那些年各个层面、方面的光荣历史，每篇我都认真地阅读，故事里的人和事常常把我的思绪带回到当年难忘的火热的激情岁月，那是我们的曾经！那是我们的骄傲！谢谢您和编委会的战友们，为通信总站和全体战友留下了这些宝贵的史篇！这是一本难得的、原汁原味、充满阳光和满满正能量的好书！值得留存！”

刘永林留言：“《空军通信总站的故事》收到了，虽然之前能想象到大体的样子，但还是感到比想象的要厚重，有份量，有品质。书的印刷很精美，装订很精致，没有瑕疵。封面设计与页眉小图形，修改调整后看来达到了预期效果。

翻看众多文字作者及内容目录，又一次感觉到书籍的文字浩瀚，编纂的工程宏大，总站故事的波澜壮阔，都可以用震撼来表达。请空军徐心德副参谋长作序，可谓是本书的神来之笔，老首长分管直属队，感情深厚，由老首长亲自撰文，不仅提升了本书的品位，也升华了老通信兵们的军旅情感。又想到你说过，蓝天出版社的领导对本书也给予了高度认可，不由得佩服他们的职业敏感和工作责任心，又觉得总站的故事不但精彩，而且精彩是可以延续的。

近年来的各种军旅回顾文章，散见于多种媒体，而像这样集结成书的大制作，将老兵的军旅情感进行‘物化’，这应该是最便于收藏，最经得起时光检验，最有利于经久传承，它也一定被摆放在老兵书架的最醒目位置。”

11月30日，赵晋渝也写了一篇意味深长的读后感，既有战友们对一件事的热议，又有对全书的感叹，不失为值得一读的好文章（全文详见附件3）。

这里还要说一说战友们的捐款和购书。

从征文初期，就有不少战友对出书的费用十分关注，多次询问资金上有没有困难，需要不需要赞助。因为前面已经基本有了经费保障，所有没有再动员战友捐助。但就是这样，贾莉、马振海、曹全明、刘岩、张兴权、李树林等战友还是先后捐款，以表示对出书的支持和战友情谊。这些捐款后来基本上用于一部分京外战友书籍的邮寄费用。更多的战友踊跃购书，以减轻赞助人的经济压力，其中购书10本以上的有赵晋渝、李瑞、俞抗强、张学海、肖永双、史通都、王国强、李海光、吕桂才、程卫国、柴英、吕东风、王建中、李四章、张旭明等。在此，对所有以各种形式对出版本书予以资助的战友表示衷心感谢！

终究的遗憾

正如本书后记中所说，无论如何还是有些遗憾。

首先，有的老领导、许多战友因种种原因未能投稿，许多更为精彩的故事未能收录。如夏广军，他是王法栋（原空军通信总站对空台台长，现住郑州）的儿子，1990年入伍，在总站一、二、三号发信台，西区连队等都任过职，二总站参谋长，通信三团副团长，保定训练基地副司令员等职。夏广军答应写一篇文章，述说两代人的总站情怀。但后来夏广军还是没有投稿，失去了一个很好的题材。

也还有一些感人的故事，没有记录下来。

成书之后，有一天与王国强聊天，说到了收信台台长于先正。于先正从1968年11月到1979年2月，任收信台台长（一营营长）10年之久，与几任教导员搭班子，为人正直，廉洁自律，无论干部还是战士，他都是一视同仁。1994年他因患癌症住院，王国强受领导委托去医院看望。于先正的夫人对国强说，老于都这个样子了还跟医生说，不要用好药，不要再给国家浪费资源。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于先正不好意思地说，就想喝一听易拉罐的可口可乐……王国强回忆起这段情景，心情依然难以平静。

赵自成眼睛看不见，只能靠旁人给他读战友们的文章。他对我说，编写完成的书稿中，没有把1969年10月到1970年初的艰苦写进去，有些遗憾。那时收信台进驻550东区，各方面条件很差，住的是工棚，四处漏风，雨雪顺着缝隙落在屋里，睡觉时棉被上盖着大衣，大衣上盖着雨衣，有一次刮大风把顶棚都掀掉了。伙食很差，没有油没有肉，老是吃粉条，吃的直恶心。由于缺乏维生素，男同志普遍“烂裆”，疼痛难忍，都不敢穿内裤。去看医生，见是女的，转身想走，医生喊道：“回来，脱裤子！别不好意思，我的孩子比你都大。”后来机关送来很多黄豆，改善了伙食，情况才好转。那时人都没有吃的，连队的猪更没有吃的，饿的直跳圈，满山跑。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战备值班由定时联络改为长守听，人员两班倒，照样完成了任务。

确实，更多感人的故事还有许多，而更多的战友在相互述说着记忆和记忆中的点点滴滴……

成书之后，有细心的读者已经发现文字有明显错漏，标点符号使用不规范等。需要勘误的文字有：

29、30页“歺”应为“餐”。

43页“福建空”应为“福空”。

47页“一不怕苦，而不怕死”，应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48页“通用勤语”应为“通勤用语”。

49页“接合”应为“结合”。

50页 “25名新兵达全部结业”应为“25名新兵全部结业”。

52页“翻越了一座又座大山”应为“翻越了一座又一座大山”。

152页“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 态的影响”应为“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事态的影响”；“就拍出错不能正确处理错”应为“就怕出错不能正确处理错”。

237页“军营”应为“响彻军营”。

337页“前入伍不会骑自行车”应为“入伍前不会骑自行车”。

随着时间的延续，还有一些错别字等待发现和纠正。

由于校对粗心，出现了这些不应该发生的问题，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响。在此，向作者和读者表示深深地歉意。

　最后，我想在这部书的结尾，应该写上一句话：

“谨以此书献给曾经在空军通信总站工作过的逝去和健在的老兵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