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自我》之一：归零与重启

我心飞翔 6503055

1980年的年底，我从生活、工作了十二年的内蒙古哲里木盟大草原调回了天津。

天津有我的童年。而我的小学、中学是在北京上的，也是从北京插队到哲里木盟的科尔沁草原，但我没能再回到北京。是姑姑托关系把我调回了天津。三十岁的我没有“而立”，却转了一圈回到了我出生的地方。

这是我刚回天津不久，在1981年春天桃花盛开时，与姑姑在天津水上公园的留影。



姑姑家住在五大道一座联排别墅其中的一所。姑夫早年是美国哈佛大学双博士，回国后任河北大学教授。文革中姑姑家抄家后被赶到了地下室。这所楼先是作为中药厂的一个包药车间，其后住进了一位解放军上校。文革后期落实政策，就在已经腾空整所楼房，准备装修一下再从地下室搬出时，姑夫去逝了。

我回津后由于没有住房，姑姑就安排暂住二楼通往平台的一间小屋。

1981年的天津市区，经过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还在满目苍夷的状态，临建遍地，处处危房。还好姑姑家的房子很结实，仅是二楼的屋檐掉了一个角。

这是我与姑姑及三位表姐妹的合影。多年后，表姐担任了一所大学的老师，两位表妹一家移居加拿大，一家移居英国。而当时我们都在同一条人生起跑线上，也都还没有起步。



我调回天津后，进入了天津牙膏厂，这是一家属于一轻局的国有明星企业。当年的“蓝天牙膏”获得国家质量金奖，正值红得发紫。那时牙膏厂的厂房分两部分，一部分在六纬路，是工厂总部及灌装成品车间，我所在的制管车间在海河边。我的工资从重工业类的三十九块五降到轻工业类的三十八块，但每月都有三十到四十块钱的奖金，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是很不错的待遇了。

但制管车间分配给我的工作却是“辅助工”。这是一个辅助生产的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工作。

从来到牙膏厂的第二天起，我就穿上工作服，戴上手套，开始了辅助工的工作。车间是四班三运转，工序是将铝板冲成铝料，即圆型中间带孔的铝片，再摇料去刺，送到制管车间冲成铝管，再在里面喷涂，涂上一层防腐的稀料，然后外面喷油墨，分为底色和彩色，烘干后戴上牙膏帽放入百只大盒，送到灌装车间灌膏。制管车间内有八条生产线，我就是第六生产线的辅助工。我的工作是，在班前要将一筐筐铝料拉到冲床前，把空的百支大盒放到拧牙膏帽的工人后面。根据每条生产线每班大约要生产两万只铝管的计划，班前我要准备五到六筐铝料，两百只百支大盒，四桶油墨和两桶酒精，班中要入库铝管，直到下班要全部入完。中间若是铝料不合适（有时会与冲床的磨具不太配套或摇的铝料太生）就要换料，直到合适为止。下班时除去入库，还要将所有流水线周围的下角与垃圾收到大筐拉到院内废料堆。因为我的工作不论拉管料还是拉百支大盒都用的是平板的小车，所以我的天津牙膏厂工作是从推小车开始的。

这项工作与我在通辽当检修钳工时的情况迥然不同。当我看着曾经的“同行”拿着扳子改锥修理设备时，心里非常不是滋味。为了能够继续发挥自己的钳工特长，我向车间主任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请求，就是将来一旦有机会，还是希望能够干检修钳工，毕竟积累了九年的钳工技术可以为牙膏厂多做贡献，领导点点头同意了。

半年后，佑兰母子于1981年年中也调回了天津，娘儿俩就在娘家挤着住下了。佑兰进入了同属一轻局的友谊罐头厂，从此开启了我们分居的一段时间。

回到了久违的天津，我们发现生活回到了原点，在通辽时代的一切努力已经归零了。我从拥有技术的检修钳工变为车间的辅助工，而佑兰从工会干部变为车间工人。工资都是最低的二级工资，没有自己的住房。

 这是我们一家三口在海河之畔的留影。

因我与佑兰都要上班，孩子不能推给岳母，我就找牙膏厂想办法。厂里的一位女副厂长很同情我这样的回城老知青，居然帮我解决了幼儿园整托的大问题，她签了一个条子，就把轩轩送进了一轻局保育院，而且费用全额报销。保育院地点就在八里台，离佑兰工作的友谊罐头厂很近，原来是解放军的将军楼，后改为保育院。这里环境幽雅，还有一个大院子。孩子只需每星期接回来一次。



这是佑兰抱着轩轩的合影，佑兰很瘦，她比我晚回津半年，一个人带着孩子，可见是吃足了苦头。她说有一次突然发现孩子不见了，急的到处寻找，直到发现两岁半的轩轩一个人跑到了厂外的马路上，佑兰一把把轩轩搂在怀里，眼泪哗哗的流下来……。

她们背后的挂历显示着“1981”年。这是我俩去科尔沁草原插队与选调十二年后，回到天津从头再来的打拼元年，我们的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