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庭浮沉录（302）-我的七十五年的生涯回顾

罗家融

第3章沉重的青年时代（302）1969年1月23日这是一个刻骨铭心，使人难以忘怀的日子。这就象金榜题名、洞房花烛一样令人融入血液的日子，但对我来说，这是一段苦难日子的起点。从这一天起，我的户口就被迁出上海，这个全国数一数二的繁华都市，而踏进我们一无所知的安徽淮北农村，去接受新的老师—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晚上，北上的列车停在老北火车站的北区，宝山路入口，站台上挤满了送行的亲友与同学，黑压压的一片。说不完的嘱咐语，道不完的离别情，站台上大家依依惜别，强抑留恋与悲痛的情感，强作笑颜，故作轻松。当七点多钟，发车的预备铃响起時，人群开始骚动，列车上的人与送行的人，车上车下紧紧拉着手，舍不得放开，列车缓缓地开动，站台上送行的人跟着列车奔跑，同時车上车下爆发出一阵悲惨的哭泣声，惊天动地，这就象是生离死别的场景。火车到了固镇县城，有部分知青在这儿下车，然后，火车又折回到了曹老集。这是津浦线上的一个小站，位于蚌埠以北约20公里。曹老集也是公社机关所在地，公社干部告诉我们分在杨家大隊。插队的村庄距公社约2公里。大件行李还未运到，乡亲们用牛车把我们随身携带的被褥和少量食品送到了我们的第二故乡---杨家大隊。我与丛英武，石兆云和吴安法（他们三人均是新光中学，现延安中学西校的67届初中毕业生）四个光郎头被分在了东王生产队。在这一年中我们必须要过五关斩六将，才能独立生存。所谓的五关就是下放农村必须掌握的基本生存的能力：（1）寒冷：1969年是淮北历年来最冷的一年，连续一个月的大雪，温度降到零下25度。在透风的牛棚里，雪花不断飘进厔里，听着屋外呼呼的北风，加上连冷带吓，久久难以入眠，早晨醒来，只見屋沿下挂着根根白色的冰柱，而棉被上靠近我们头部，已把我们呼出的热气，冻结成一层薄薄硬硬的冰。（2）挑水：我们来到东王后，很快就同井打上了交道。吃惯自来水，习惯拧拧龙头，自来水就滚滚而来的我们，要自己从井里打水、挑水了。生产队帮我们置办了一口水缸，挑满它要三担水，也意味着从牛棚到水井，约100多米的路，要来回走3次。而这个路又是田间的小径，並且经过雨雪水的浸泡，泥土既粘又滑，即使空手走路，稍不小心也会滑倒，更不要说挑着满满二桶水走路了。（3）和面： 我们这批在上海饭来張口的人，要一日三餐自己打理了，确实是一个难题，再加上我们集体户四个光头，谁也没做过饭，更不要说做面食了。和面是关健，它要面光，盆光和手光，过了1年多才马马虎虎学会和面。（4）如厕：在上海，我们用的是抽水马桶，这里连自来水也沒有，会有抽水马桶吗？一个大破缸埋在屋后，周围用高粱杆围一下，就算是厕所了。上面是没有顶的，到冬天去如厕是件非常艰难的任务，必须从速介決否则你的屁股可能会冻僵。到了夏天，苍蝇蚊子围着你转，使你实在无法专心如厕。这样的如厕条件，我们从城市里来的人，需要经过一年半载的时候才能够适应过来。（5）蚊子：淮北的气候特点是冬天很冷，夏天非常热，摄氏40度是家常便饭。一到晚上我们就把床搬到最通风的地方休息，但是蚊子是多如牛毛，承蒙政府的关心，在临下乡前发给我们买蚊帐的票，使我们每人都有带了一顶蚊帐。这能马马虎虎地抵抗蚊子的入侵，但是我们床的底部是几根绳子，尽管铺上了席子，但蚊子还是不断地入侵。由于白天劳动实在太疲倦了，倒也能进入睡，第二天早上总能发现在帐中了几十个吸满了血的蚊子。最可怕的是蚊子会传染疟疾，它会使我们间歇性的寒战和高热。估计所有下放到农村的人都曾经得过疟疾，也不知道它有沒有后遗症。所谓的斩六将就是在农村必须学会的农活：（1）人力犁地： 在淮北插队期间，我们代替牛作过犁地的活，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做牛做马吧。实际上，这也是无奈之举，生产队地广人稀，只有几头皮包骨头的瘦牛，要靠它们去完成犁地、耙地、播种、运输等繁重任务，简直不可能，怎么办？只能以人力代替畜力。（2）插秧：曹老集公社领导仗着公社有电灌站，不按自然规律要求所有大队插种水稻，于是每年冬天就要维修水渠，每年要投入很多劳力，但由于此地土质比较松散，从电灌站引来的水有很大一部分要流失，属于得不尚失。插秧是最痛苦的一件事，通常是左手拿秧把分秧，右手插，时间一长，老弯腰受不了，于是半蹲，左手搁在左大腿上权当支撑，夏天淌汗，手脚贴在一起处容易溃烂，好像每个人的左腿上都有一个“疤痕”。要种水稻旱地变水田，就会引来了蚂蝗，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有被蚂蝗叮咬的经历。吃了这么多苦，但是到头来还只能收到一点点的稻谷，这就是不遵循自然规律的结果。（3）栽山芋： 山芋是当地的主粮，由于可耕层浅，通过人拉犁，把土犁成一陇一陇的田，就在陇上隔半尺，用短锄头刨一个小坑，从田头的小水沟挑水，用葫芦瓢盛水，往小坑里浇半瓢水，然后把培育好的山芋藤栽在土坑里。虽然经过冬天挑水的锻炼，我们已能胜任，但一天挑上百桶的水，也压得我们肩头又红又肿，又酸又痛。（4）锄草： 到了夏季，除草是重头戏，春播下去的旱作物逐渐長高了，期间要多次除草，以免杂草丛生，与粮争肥，而土本来就贫。一般想来，锄草是个技术活，下锄的力道必须拿捏住:太重，则费力，且把草与泥块一锅端，草依然依存泥土活着，太轻，则仅刮着地皮，草根没除，也就是没有斩草除根呀。而锄草時间久了，由于动作不协调，也是腰酸背痛的。锄草的最佳時间，则是艳阳高照的時间，只有这時才能迅速把锄下来的草，晒干晒死，正是锄禾日当午呀。在不通风的高梁玉米地里前行，也是热得汗流浃背，累得够呛。（5）割麦子： 这里地广人稀，广种薄收，成百乃至上千亩成熟的麦子，必须在短期内收割完毕。人站在垄沟一侧，右手握镰刀柄末端，开割时，先将镰刀伸出用刀头勾住前方的麦子，使之向自己倾斜，再用左臂夹住钩过来的麦子，然后镰刀贴地面刀刃与麦子呈45度角用力一拉，一棵棵麦子就纷纷倒下。似乎割麦并不难，我甩开膀子劲头十足地往前割，干着干着胳臂开始发软，脚步开始变乱，一会工夫已是大汗淋漓，握镰刀的手不住地打滑，脸上手上被麦子划出一道道小口，让汗一蛰如针扎般难受。我急了，挥动镰刀拼命地割起来，由于不得要领，刀磨得不快，又急于往前赶，镰刀运作已全无章法，东—下西—下，有些麦子不是割下的而是连根从土里拔出来的，完全变成了—种蛮干。就在我心急火燎地胡割乱砍之时，手中的镰刀一滑，没割断麦子却割在我的胳臂上，顿时胳臂张开一月牙形口子，血流出来，我忙按住血口。此时露水汗水湿透全身，更糟糕的是握镰刀的手打满了大大小小的水泡，且有的已破口出水。伤口的疼病，浑身的湿漉，极度的疲惫，一起向我袭来，浑身所有的力气几乎用尽，我挺不住了。看看前方，漫长的麦子地一眼望不到尽头。这时我感到割麦哪里一件轻松的活，它简直太累太难了，我恐怕坚持不到地头，索性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不干了。突然，听到远处有人喊，小罗加油啊，快到地头啦!那是队长在喊，那声音是鼓励也是鞭策。我猛一激灵，又站起来，心想，要顶住，别人能干到地头，我也应该干完，可不能给咱下乡青年丢脸。我用衣袖缠住伤口，咬紧牙关，忍着疼又操起了镰刀……我究竟是怎样跌跌撞撞地割到地头的，已记不清了。看着老乡们弯着腰，遥遥领先的身影，想想前几天，还在为我们评工分，仅为强劳力的八折，而愤愤不平的情景，不觉有点脸红。（6）打秫叶：打秫叶是一个苦活与累活，淮北的热天非常热，只要连着刮几天西南风，温度要在在40度以上。高梁与玉米長得一人高，枝叶茂盛，密不透风，俗称青纱帳，进了帳内真是又闷又热，再加上必须長衣長裤，否则秫叶边缘的锯齿，会把手臂与脚割出一条一条的血痕，又肿又痒，还会发炎溃烂。你想象一下，全副武装的"防化兵"，进入蒸笼似的秫秸地，还要一手把秫栉下部的老叶剥下，一手挟抱着，总算到了田头，人简直要虚脱了，真象出了炼狱一般。我们经常在小说或影视剧里可以看到在高梁地里有浪漫事情发生的情节，其实这只是沒有经过真实经历的作家想象出来的，现实生活中人已快虚托了还会有什么浪漫的情节。只有过了五关斩死六将，才有可能独立生存。想想小姐真是可怜，在奉贤农场的大田里生活了8年，尽管不须过五关，但斩六将是必须的呀！但是每次她回家总是笑眯眯地告诉我们,在农场里过得很好，她是怕家里人为她担心呀！这可能与她13岁就离开了母亲的怀抱，尽管外婆小姨和舅舅待她很好，但一个豆蔲年华的少女只能在母亲的面前撒娇，总不能在小姨面前也撒娇，很早就陪养了独立生存能力有关吧！1970年 春节回家正好8号里的大伯母生病住院在南京西路黃陂路交叉口的静安区中心医院，她只有一个独生子，正担任着上海机床厂的重要任务，无法分身承担照料母亲的任务。最后这个任务落到了只有22岁的乡下人侄子身上了。还好经过了一年在农村的锻练，我已初步从一个不懂亊的小孩成长为青年了。经过一个多月的住院治疗，大伯母终于被医生抢救了回来。出院后大伯母逢人就说我这一次从鬼门关回来，多亏了我的侄子细心照料啊！其实我也没有多少细心地照料，仗着年轻精力好能够多熬夜而已。麦收之后，好消息传来，知青安置建房经费下拨了，这也意味着，我们的牛房生活，即将划上句号了，我们也将告别牛棚，迁入新居了。记得，我们 4 人是分得 0.4 方木料，160 元现金。农村造房很简单，一般多是就地取材，除了房顶上的大樑，因为这里缺少大树。建造知青房，木料是国家专门供应的，造房的劳力就是队里的老乡，算出工，由队里给记工分。起墙当日，以我们知青名义请参建者吃“开工饭”，当中好像为抢工时还另外专管过几次饭。先期虽已完成了脱坯，但仍另要从较远的田间取土，将麦穰泼水搅和其间，堆垒为墙。到上梁时我们又张贴红纸，燃放鞭炮，完全按照当地习俗做。扎把子上顶，选麦秸缮草，然后便是泥墙、上门、平地，整个过程我们参与始终，或打下手，或看热闹，或学几招，也算是有点成就感的了。于是，在选好的造房地点，用车运土，堆上厚厚一层土，並把它擂实，用石滾反复碾平压紧，这就是平房的地基与地坪了。由于是为我们造房，我们四个人，个个赤膊上阵:一会儿拉滾碾地，一会儿光了脚和泥，一会儿铲泥拖土坯，一会儿递水递烟……。没几天一排新房建起来了，虽然墙是由土坯垒起的泥墙，窗是泥墙上留了二个大方孔，中间用土坯略加遮挡，房顶是在高梁杆上铺上茅草，但我们从此有了自己的家，有了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小窝。年轻一些的贫下中农子弟们愿意到我们新房里来凑热闹，闲拉呱，听收音机里的样板戏，磕磕烟袋，卷卷纸烟，我也就从那时候起学会了吸烟。 这就是我们的小窝，摄于1972年，那个猪就是我们所饲养的名为小出佬的猪。北京有几所大学已开始招收经过劳动锻炼，经基层推荐的所谓工农兵大学生，有关部门也决定:工矿企业可以招收经过二年下乡劳动锻炼的知识青年。这样，每年全国有近百万的城市知青，继续不断地下放到农村，同时也有少量的知青开始被推荐招工或入学，进入县城或其它城市。当时还在文革期间，极左思潮盛行，讲出身论成份是主流，虽然也有"讲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说法，但首先是有，其次是不唯，第三才是重在表现，孰轻孰重，不言自明。地富反坏右是黑五类，资本家小业主是剥削阶级，知识份子是臭老九，再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会道门，黄色工会，国民党三青团童子军，海外关系等等，只要把档案袋翻一翻，名单就出来了。经过生产队，大队推荐、把关，5队的女知青邱静华毫无争议被提为上调第一人，她是红五类出身。但不知什么原因我队的石兆云也在名单之中，最终他们两人高高兴兴地抽调到淮南工作去了。招工刺激了我们，让我们看到只要好好干，我们并非脱离不了农门。但农村的活并不适合正在发育的我们，况且我们又没有正常的营养，只好在自己认为尽最大努力情况下劳作。参军是农民孩子解决自己困难的唯一出路，复员后，至少找对象比没当过兵的容易些，所以知青当兵就非常难，我们大队九年里就5人当兵了，当然全是当地人。1971年 三哥在重庆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的三嫂，两人一见如故，就准备来春节上海结婚。可能当时有些情况我三哥沒向三嫂介释清楚，于是发生了一些误会，好在我三哥的脾气好，把误会介释清楚，他们两人又和好如初了。二嫂大度把她9平方米的媧居作为三哥三嫂的临时婚房，当时我家的条件根本是无钱办婚宴和拍婚钞照的（好象时局也不允许），就去照相馆去拍了一张双人照作为结婚照。 1971年 6月13日父亲刑满释放，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提出了，就是刑满释放以后去那里，当时的政治时局下，回上海绝对是不可能的。而宁波老家我们也没有房子了，所以无法回宁波，所以大家最后只能作出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决定，暂时留在青海农场，以后择机而动。可能这是一个正确的决策，在1980年平反的时候，当时一起被判刑的13个人当中只有两个人看到了自己的平反判决书，其余的大部分在回到了故乡之后都被折磨得病死了。这一年的秋天，天下着雨，我和小吴在我们的小窝内休息下棋，村里的几只母鸡在我们门口避雨，“搞不搞？”“搞！”，撒点麦粒，一只鸡进来了，我们悄悄掩上门，屋里顿时暗了下来，小吴很温柔地抱起鸡，一声不吭地把鸡给宰了，鸡血就滴在灶灰里，起火烧锅准备烫鸡，外面有人拍门：“蛮子能啥来？开门啊！”下雨天，人家想来玩。“不着，俺们要烧水洗澡……”。小吴搞吃的还真是有一手，利索，干净，很快白水煮鸡完成，我和小吴一人一半，鸡杂全归他。那半只鸡真是美味，而且记忆犹新，在惊恐和兴奋陪伴中蘸酱油吃鸡，真叫一个香。过几天我们去赶集，走到半道，顺手一扬，把用塑料袋包的严严实实的鸡毛撂到了南面的塘里，我们许多知青兄弟，窃的本事比我们高，但善后处理太差，老乡仰唤鸡不见了，他们发誓毒咒没偷，结果在他们门口的粪池里找到了一团鸡毛！现在回想起来真对不起父老乡亲，这个母鸡是他们每个月的油盐酱醋钱，我们却把它宰了，正是缺德。现在真想对他们说一下，对不起。偷菜，在当时插队的知青中还真不算什么事，没有钱买，还不会种，又想果腹，于是想出了这么个无赖招，只要没人抓住，还挺管用的。夏天的茄子冬瓜辣椒，秋末的白菜萝卜大蒜，都是我们垂涎的美味。小丛可是个高手。他个小胆大，天一黑了，他带一只旅行袋，一把菜刀走了。一会满载而回，而且已经过前期处理：冬瓜去瓤切成一块块，萝卜洗去泥，白菜去掉老叶。他床头有一个大纸箱，是放被絮的，上摞一个大皮箱，那收获的菜就放在纸箱里。第二天，被偷家的男主人一定会到我们屋里来“坐坐”，说说闲话，其实是用眼睛四处寻巡睃。我们就两间屋，外间：一堆柴火，水缸，案板，脸盆，面缸，几件农具；里间：四个箱子，四张床，床尾有时放着一个笆斗，盛着麦子，屋拐靠着一袋或两袋粮食，床下空空荡荡，散落着几双鞋子，怎么看都是一目了然啊！老头们说了会闲话，走了。后来听说几个干部研究过几次也没什么结果，说估计外来的什么人干的，但他们也吃惊这贼胆恁大，竟然在菜园里选菜、择菜、然后抱到井沿上洗菜，留下老菜帮、冬瓜瓤等物证，最后扬长而去的。有时，听着老乡在外面撅骂，大家还偷着乐，也不会从道德、素质的高度对照衡量自我。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偷窃行为有环境、生活、物资的匮乏和无奈，还有教育的缺失和行为的放纵。偷窃，还是让我们脸红的。1972年 春节回上海听大姐说他们准备结婚了，我就计划帮他们去装修房子，还没有开始动工，他们就发现我的眼底发黄。到医院经检查发现我患上了甲型肝炎，于是就在医院的隔离病房住了两个礼拜。由于在70年时我细心地照料了病重的大伯母，作为回报她要每月给我10元钱作为营养补贴，接受了一年之后我就拒绝了资助。不过每次我返回农村的时候，她还是送很多东西给我。回家后休养了两个月就返回了农村，因为想表现好一点可以早日上调招工，其实象我这种出身的人是毫无希望招工招生的，自欺欺人吧！尽管这时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皮肤晒得黑里透红也沒有用！这一年曾到公社的招生考试现场去看了一下。下面是考试现场的实况，曹老集中学的教室里，几个老师坐在课桌后面，知青考生走了进去。老师：你会什么？ 知青：我会无线电。老师拿过一个去掉后盖的半导体收音机：请说出里面各个零件名称，（电容、电阻、线圈、三极管、二极管）知青：……这个可能是电容吧？（他指着一个电阻）老师：你学过针灸？知青：对，我在生产队还帮人看过病呢！老师：那你说说，感冒针灸什么穴位？（凤池、风府、合谷）知青：好像？老师：毛主席的6.26指示主要指农村什么新生事物？（赤脚医生）知青：……我们在边上看了着急，有个同学假装自说自话：“不穿鞋的！”知青：不穿鞋的！老师翻了我们一眼。考过后，各种考题让我们大开眼界，不像考试更像智力竞赛。比如他不问为什么自行车前后轮钢丝为什么不一样？却问自行车前后轮子各有几根辐条？（当时标准答案是前36后40）不问犁铧面上的疙瘩起什么作用？却有问犁铧面上有几个疙瘩？还有很多农谚、生活常识类的，总之都和农村生产有关的。最后，通知下来了，公社有一个女知青被录取了，她碰到熟人就说，我都愁死了！怎么上学？下放到我们公社的知青中，有好几个小学都没上完就辍学了，我不知道上山下乡办公室是怎么把他们也卷裹到上山下乡的大潮里下来的？她写信还要靠别人代写呢！但是她家属于“根红苗正”的工人阶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