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庭浮沉录（301）-我的七十五年的生涯回顾

罗家融

第3章 沉重的青年时代（301）

1964年母亲在这种情况下认为我还有两个小孩，应该还能在这个记录上再添加两个大学生。但是政冶风向变化了，在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只重出身不看材的年代里，我母亲的梦想破灭了，19号的大学生不会再增加了，再出大学生要在14年之后了。

基于家庭的经济条件，我在初中毕业时曾想报考技校或中专，但母亲坚决不答应，同时二哥和大姐都表示家中的生活你不必考虑，我们来承担。为了你求学的费用，我们可以推迟结婚甚至于不结婚，兄弟姐妹的情义可见一斑。谁知风云突变，这一承诺变成了他们的15年的沉重负担。

在中考的成绩还不错的情况下，由于出身问题沒有机会进入重点高中，还好国家给了我读高中的机会，进入了京西中学。同班的高材生只有3个进入了重点高中，乐景彭考取了复旦附中，后来一直在上海发展，进入了上层领导曾任市发改委主任和金山区的区长等职；徐爰平考取了交大附中，后来在上海自行车厂任厂长；胡聿峰考取了向明中学，后来好像犯罪了，一个有希望的人材又倒下了。班上的才女朱家言好象也是为了由于出身问题，只能去委屈地留在了京西高中部。看来在那个年代国家可能是损失了一些优秀的有潜力的人才。不过有失有得，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冲破了国际上的封锁，我国拥有了原子弹和氢弹，使国际上的列强不敢轻易地欺负即将飞腾的东方巨龙了。

这一年二姐在复兴中学高中毕业了，其高考的结果毫无悬念，在只过分数线的条件下只得落榜。于是二姐就回到了19号，此时母亲又被服务站辞退了，我家的经济又发生了问题。

这时候家住在庚庆里的刘家好婆伸出了援助之手，把她的好友-住在静安別墅的顾家好婆仅6个月的外孙-文予冬，送到我家要我们帮助抚养。因为她的女儿在天津工作，而女婿在青海西宁工作，无法照料小孩。顾家是大资本家，出手很大放，给出的抚养费要高出市场价很多。

我的母亲也是把他当作孙子来抚养尽管很辛苦，由于这个小孩是附近邻居中第一个第三代，加上这个小孩又很聪明，非常让人喜欢，经常是小座车放在门囗，不知谁把他推去玩了。在当时毛泽东时代，冶安状况非常良好，绝对沒有拐骗小孩的亊发生。

住在隔壁的舅妈（比我大24岁），由于自己沒有小孩，更是把他当作掌上明珠。我的二姐当时也是非常苦闷，不知自己的前途在何处，就把逗小孩当作介闷吧。

在众人的帮助下，很顺利地把小孩抚养到3岁。当我们把白白胖胖的小孩亲手交给他的母亲时，他母亲激动万分。我记得他们还加付了一个月的撫养费，并且还留下了很多小孩玩具。

正是由于我们的细心的照料的结果，顾家的邻居张家也把他家的孙子-张凱送到了我家，这一照料又是3年。这亊说说简单，但是快近60岁的母亲付出了少个不眠之夜。母亲呀母亲你为家付出太多太多了，真不知道如何来回报你的恩情。

上图是摄于1980年母亲和与我母亲亲如姐妺的舅妈与四个小孩的合影，左一是文予冬，右一是张凱，前排是我的外娚女方琪，后排是我的侄子罗轶民。这四个孩子都是在19号长大的，是母亲和舅妈共同帮助下抚养的结果。母亲和隔壁舅妈是亲如姐妺的忘年交（舅妈比我母亲小11岁），在那段时间里给了我们非常大的帮助，他把我的侄子罗轶民当作自已的孙子来帮助照料。福康里拆迁后，她迁移到无锡居住，我的二嫂和侄子曾多次专程到无锡去看望她。

这一年三哥的单位来信告之，他们的单位又接到了到河南洛阳某厂去安装设备的任务，可以到洛阳报到了。这时尽管三哥的无线电维修部已在附近小有名气了，不断地有收音机送来维修，生意还是不错的。亊实上当时他的户囗是在口袋里的，称作为袋袋户囗，如果坚持开他的维修部，完全有可能走另外一条道路，尽管这条路是非常之难的。但考虑到还是铁饭碗重要，就去洛阳报到了，历史就是这么书写的，沒有如果。

在临去洛阳之前，维修部来了一个西装革履的老克勒，要求三哥修他的美国RCA收音机，由于机器太大要三哥去他家修理。于是三哥就到泰兴路中华新邨他的家中去修，好像是14号，我的初中同学呂乃均住16号是他的邻居，由呂乃均的担保他很放心地让我三哥修理。这收音机完全无声，由于三哥只有一只指针式的‘万用’电表，根本无法判断故障所在。于是聪明的三哥把家中的收音机拿去，以替代法找到了原因。原来是最后一级的功率放大管坏了，三哥建议用苏制或国产的替代，但是老克勒不愿意，坚持要用美国的RCA功放管。沒有办法三哥化了三天的时间跑遍了牛庄路和虬江路的所有商铺，终于找到了这种功放管，修好了收音机。老克勒非常满意，给了我们两倍的维修费，这使我对三哥是五体投地。

在三哥临去洛阳之前，我们又去拍了一张‘全家福’。

1965年傻呼呼的我也知道了，仅有学习成绩好是沒有用的，于是也想在政冶上要上进，去找了班主任蒋唯冰（一个在1949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表达了我要求争取入团的心愿。但是她冷冰冰对我讲了一句使我刻骨铭心的话，使我落到了冰窖里。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象你这种三黑子弟，给你上学已是党对你的最大的恩惠了，別再想入非非了。听了这句话我才真正地明白三顶黑帽子的分量了，它将永远压在我的身上而无法翻身，当时真沒想已是黑云压压城城欲摧了，我的苦日子还在后面呀！

街道干部天天到我家，要小姐去新疆建设兵团，我们釆用拖延的战术，但是毫无用处。最后在9月去了上海奉贤县星火农场当了一名‘光荣’的农场职工，可以初步自给自足了。可悲的是小姐在农场一直待了15年，其中的辛酸苦辣只有她才能知道。

二哥在涂料研究所由于工作出色，所领导不怕风险把他提拔为课题组长，这时爱情之花也落到他身上了，出身于红五类的我后来的嫂子不顾家中的反对，不顾我家的政冶背景和家境贫寒坚决与我二哥谈恋爱，在那个政治高于一切的历史年代，这种亊情是罕见的。

三哥由于技术出类拔萃，被提为电工班班长，这时他感到光有实践知识是不够的，必须要有足够的理论知识，于是开始自学大学课程，准备全面地提升自己能力。

大姐由于在初中数学的教学中，发挥了自已有雄厚数学基础的背景，教学任务完成的非常好。教导主任认为应把她调到物理教研组发挥更大的作用，大姐终于回到了她所喜欢的物理学科，主教初三的初等物理。

1966年3月在洛阳工作的三哥乘出差到杭州机会，获得了一次公费旅游的机会，留下了几张照片。

1966年5月16日以后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全国各地都成立了红卫兵指挥部，矛头直指地富反坏右和学术权威。造反有理的囗号响彻祖国大地，当然我家是首当其冲的，在6月的某一天晚上，土产公司的红卫兵组织冲到我家实施抄家，其时我家己是一贫如洗了，当然沒有什么东西可抄到了。突然有一个红卫兵高声叫道，你家还保留了国民党党旗，还要反攻倒算吗？与母亲亲如姐妹的钱家姆妈听到句话差一点从椅子上摔下来，隔壁老舅妈听听这句话，她自言自地说：“三师姆侬还留迪种墨士做啥？”。我也感到很奇怪，我怎么从来也沒看见过？走到那个红卫兵小将面前，一看啼笑皆非，原来他发现的是一个介放前的铜板，上面铸有国民党党旗。红卫兵小将们折腾了两个小时之后，一无所获只得悻悻地离去。其实我母亲已把所谓的有价值的东西，已转移到了二姨家，这是因为二姨夫是正宗的工人阶级，不可能受到冲击的。

隔壁舅妈与家母在1980年的合影。

自从文革开始以后我们已经停课了，同时造反有理的口号响彻校园，所以我从不到学校去。在7月的某一天，突然有人要我到学校去，原来京西中学红卫兵组织的头头要对黑九类子女进行“教育”（实际上是训话）。到学校一看操场上黑压压的一片站满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一开始要我们低点认罪，尽管我们都不知道犯了什么罪，但都齐刷刷地一拱到底向毛主席像请罪，后面还讲了很多训斥的话，时间长了也记不清了。但是这一幕情景始终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知道了什么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混账儿混蛋的真正含义了。

1966年8月5日，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不点名地指责刘少奇，明确地提出党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炮打”“炮轰”中央各党政部门和各省市各级领导机关的浪潮由此而起，最后变成了派系之间的斗争了从此就沒有人再来麻烦我们了。

变成了逍遥派的我趁此机会开始学习桥牌，开始我们班的钱富荣，周式群和高二（2）的胥纪言，经常在周式群的家中四个人打。后来高二（2）沙毅中，小木匠（名字忘了），顾廷传以及一个初中同学（‘余光头’）也加入了。我们经常举行复式比赛，19号楼上钱家一桌，底楼我家一桌。到处去寻找桥牌专业书抄下来学，我与钱富荣是最好的搭档，配合得非常默契，还经常出外进行比赛。这段时间的经历使我有了比较好的桥牌基础，丰富了我以后的业余生活。沙毅中最后成了专业桥牌选手，代表上海参加了多次全国比赛，并获得了多次冠军，尤其是他还与桥牌皇后楊小燕同台竞技过，真是非常幸运。

周式群同学后来分配去崇明农场，3年后上调后分配在上钢五厂，据说一场工伤，居然在滚滾的钢水中断送了他的一生，真是悲惨之及。翻遍了照相薄，只找到了他在学生时代两张照相，粘贴于下以表记念。

1967年到处都在武斗，大部分逍遥派的人都返回了家中，外出的19号里人都返回了家中，于是就有了罗家，钱家和周家的下面这张珍贵的合影。 这一年二哥终于修成正果，准备结婚了。于家把前厢房一分为二，分出9平方米作为婚房，二哥和二嫂就在这9平方米的媧居中一直住了15年，并且以后还为了三哥三嫂以及我的临时婚房，二嫂一点也不在乎，充分体现了二嫂的大度气量，这种情况在现在完全是不可想象的。当时我家的条件根本是无钱办婚宴和拍婚钞照的（好象时局也不允许），就去照相馆去拍了一张双人照作为结婚照。 尽管不办婚宴，但还是邀请了亲朋好友吃了一顿，感谢大家在我们极其困难时伸出的援助之手。我记得好像办了三桌，前后厢房各一桌，在隔壁舅妈家也置了一桌。由于是19号里第一次办喜事，钱家姆妈和隔壁舅妈也大张身手，在当时物资很缺乏的时代，也算马马虎虎过得去。 还请罗家樑到19号拍了一张罗家与陈家的超大“全家福”。

1968年 在这一年我家第一个侄子诞生了大家都拿他当作宝贝，住在隔壁的舅妈，更是把他当作掌上明珠来对待。

三哥已被调往了位于重庆的西南铝加工厂工作，孤苦伶仃地在重庆的三哥，就把三姨的家作为自己的家，有空便到三姨家度周末，三姨除了做好吃的菜招待他，还积极地为他物色对象。后来三哥终于在重庆结婚生子，落户重庆。有时还带着上海籍的同事，三姨对这些远离父母来到陌生的重庆的青年人是同情的，总是给他们一些温暖，减轻他们的思乡之苦。久而久之这些青年也把三姨家当作自己家一样，不需要三哥带领，自己就会去，有时一去就是三四个人。后来我的姐夫方慰堂之妹在重庆工作的方兰萍也加入了这个团隊，三姨也不感到麻烦，充分体现了三姨的一颗善良的心。
这一年19号的所有大学生已全部完成了学业，在文革之前毕业的大学生全部专业对口：小姨分配学校从事教育工作，而后调至街道从事党政事业；双胞胎舅舅分別分配到虹口区学校和太原工学院从事教育工作；钱时英分配到一个化工厂；桑军则到昆明的一家军工企业。但在文革其间毕业的就沒有这么好的福气了：钱时荣一个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毕业的高材生，居然被分配余姚化工厂；而更为离奇的是交大毕业的优秀人材-钱时萍被发配到江西农场。确实文革毕业的大学生，作为人材是实实足足被浪费了5年。
我要准备高中毕业了（尽管沒上过高三的课程），对于66、67届的高初中毕业生还是比较幸运的，虽然断绝了考读大学的念头，但终究还有工矿与市郊农场的出路。我是一个黑五类子女，所以只有外地农村这个选择了，当然到了1968年12月21日这个大限，一切由不得你了，广阔天地已经向我们招手了。当時，江苏大丰农场是离上海最近的，但由于它以前是劳改农场，对家庭出身还是有一定要求的，我也只能知难而退了。其余可供选择的就是七个省区了，北方四个: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与安徽，南方三个:云南、贵州与江西，其中有军垦农场，也有插队落户。当時，思想简单，只想离上海近一点，那只有安徽了。而钱富荣由亍幼年时得过哮喘病，被划入了暂緩分配的人员，退回到街道。后来被分配到街道工厂，这就给他提供了一个机遇，为他以后发挥他的聪明才智提供了平台，最后成为了风叱上海滩的投资金融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