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东营房大院回忆之六 ——部队卫生队作者 缪国茹（GR）

缪

走进北京丰台区东高地附近的东营房大院，沿路向东，走过家属院那栋二层楼房，再进入一个家属院连接部队营房的小门，穿过半个篮球场（只有一个篮球架子），可以看到，在东北角儿坐落着一处红砖瓦房的院落。那就是我们北京卫戍区警卫四师12团，番号4883（后为16团，番号51106）部队卫生队所在地。

卫生队的正门向南开，门上方呈人字形造型。打开两扇木门，来到卫生队的门厅，一股消毒水的味道会扑鼻而来。这里每天都进行消杀，里面显得简单、干净、整洁。

我团在北京八达岭长城脚下时的卫生队旧址

　　门厅东面是药房，向西一条走廊的两测各有十来间房子，白底黑字的木牌分别悬挂在两侧每个房间门外。记得有值班室、门诊室、治疗室、换药室、注射室、化验室、X光室等，最里面是卫生队长办公室和医护人员食堂。

　　门厅向北有二十多米的廊道，其间东侧有两个卫生间，西面有个小门，可到卫生队的后院。廊道尽头向东是卫生队的住院处以及医生、卫生员的休息室、宿舍。往西是卫生队病号食堂。在这里住院的病号不多，主要是传染病人或是训练受伤

一般情况下，我们院里的家属、孩子生病都在卫生队看病。

听妈妈说，生我的吋侯没来的及去医院，我出生在大院宿舍的家里，是卫生队的军医将我接到人间。

平时看病，如果官兵以及家属病重或病情诊断不明，卫生队会定时安排一辆卫生车将这些人转送到北京军区的262|院作进一步诊疗。

有时，我们看的病在这里没有科室(比如牙科)，卫生队的军医会给我们开转诊单子，我们持单子自己到262医院去看病，看病没有费用。

说到费用，那时，在部队大院，不论大人小孩，每人每年交三元多人民币，就能办一个医疗包干证，一年看病、吃药和生病住院（包括病号饭）都不用再花钱，真是太实惠了。

看病，在卫生队是最方便的，无需预约、挂号，直接进相应科室等候就行。门诊室设施也很简陋，只有两张办公桌，桌上有一个高40厘米左右浑身画满穴位的硬塑料医学人体模型，有血压计及盛放温度计、压舌板的器皿。桌旁有三两个方凳，墙角有一张铺着白床单的单人床。

为了节省家属们看病时间。每天早晨，卫生队会派一名卫生员带着一个棕色带有白底红十字图标的皮质小药箱，到有需要的家庭去给大人、孩子打针，送药。

我小时候身体有些弱，曾因低烧打过针。那段时间，每天早上，还没有起床，卫生员就来了（我家离卫生队最近）。打针时，卫生员一边说着放松，一边轻按上臀部，错开前一天打针的位置，很快就打完了，一点也不觉得痛。

除了给干部、战士及家属们看病，卫生队也负责部队营房和家属院生活区的病毒消杀以及我们家属院孩子打疫苗，发放预防药物（如治蛔虫的塔糖）等工作。

每年夏季，为改善我们家属院的卫生环境，减少蚊虫，我们常可以看到戴着口罩，身穿白大褂的卫生员，背着个绿色的立体长方形铁制喷雾器。一只手扶着把手向下压着，另一只手握着一个长的带喷头的铁棍儿，在家属院及楼道里喷药、消杀。

对于打疫苗，印象深的是种牛痘，我们胳膊的三角肌上种的牛痘，都留下像雪花样的痕迹。还有印象很深的是有一年，卫生队给我们大概是打结核疫苗，不知是疫苗出了问题，还是啥原因，我们每个孩子或左或右小手臂中部都起了一个大脓包，脓包结痂后，每人胳膊上都留下了一个明显的伤疤。

记忆中，除了看病，我还曾两次因意外去过卫生队。接诊的医生们都和蔼可亲，问题处置很及时。

记得大概是在我五岁时那年夏季的一天，妈妈给我在家中洗澡。我嘴里含着个金属的雨衣扣子，一边洗澡一边吹，妈妈往我身上用毛巾撩水，我一仰脖子，就把扣子吞了下去。

妈妈担心出意外，匆忙带我来到卫生队。医生看我当时没有任何异常，一边说应该问题不大，一边让X光室给我拍了张片子，X光显示扣子已经到达胃里，医生告诉我和妈妈，无大碍，扣子会经 过肠道随大便排出体外，没有危险，我们虚惊了一场。

医生随后嘱咐我们以后吃东西或嘴里含东西做事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一些。否则，异物进入气管会有生命危险。

还有一次，也是在夏天，我和小朋友们在大操场比赛看谁勇敢，能把一个架放在一块砖头上的玻璃瓶子用脚踹坏，结果我用力一踹，瓶子碎了，一块玻璃茬子从凉鞋侧面插入了我的右脚心，顿时我的脚下鲜血直流。小朋友都被吓坏了，我也哭了起来，还好妈妈及时赶来，把我送到卫生队。

大概因为是部队卫生员，他们处置外伤非常有经验，消毒、上药、包扎一气呵成，还给我打了预防破伤风的针。

对卫生队的记忆还有就是每年的夏、秋季节，卫生队的卫生员们会用竹筐在外面平台上晾晒山楂、红枣之类的中药材。我们这些孩子经过那儿，总会从篮筐里面拿一点儿吃，解解馋，但有时会引来院子里的狗叫，把我们都吓跑了。

当时在大院，卫生队医生家属有条件随军的，就成了我们的邻居。我们家住的楼房的前一排就是卫生队医生家属宿舍，最东边平房的第一家就是卫生队队长杨医生一家。第三家是任医生家。任医生在杨队长转业后接了卫生队长的班，后来他又调到四师师部卫生院任院长。

70年代中期，我团换防到北京八达岭的长城脚下。卫生队也随之搬走了，原来大院的卫生队由我师炮团接管，卫生队长姓蒋。

从那时起，我们经常看到营房外的癫痫病人在家人陪伴下，慕名到卫生队看病。据说，炮团卫生队有医生对此病很有研究，对此病的治疗效果很好。为此，他们的事迹还上了《战友报》。

我团部队走后，为方便我团留守官兵和家属看病，我团卫生队在家属院保留了一个小诊所和一名卫生员。

我们去军人服务社购物时会路过那个卫生所，因为经常见面，大家跟卫生员混的很熟。

卫生员是轮换来值班的。我印象深的有两位，一位是杨队长的儿子名叫杨军，十几岁就到部队当了小兵，那是我们的发小，熟得很。

另一位姓于，是个相貌英俊，身材高挑挺拔、阳光帅气的大男孩儿，他很会哄孩子们开心。熟悉以后，我们这些孩子经常假说嗓子痛，闹着要治嗓子的口含片儿吃，他总会满足我们小的愿望，每个孩子给几片。忘了为什么，也忘了是谁最先给他起了个外号儿，叫“小看人”。反正后来大人孩子都叫他“小看人”。

有意思的是这位“小看人”后来被团里派往北京的一所医科大学进修，回来不仅成了军医，还成了我们团长家的大女婿。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当时大院的人们早已各奔东西，当年的孩子们也都已退休或临近退休。当年的大院以及卫生队随着时代的变迁，都不存在了，但这些点滴珍贵美好的记忆却永留在我的心里。

我团子弟2019年到我团红一连(现称红十连)参观留念

备注说明：照片除标注的两张，其余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