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隆迪，我的好兄弟》

太阳海（金讯波）

选自散文集《天露》作者 金讯波

刚到非洲第三天，我就赶到坦桑首都医院——Muhimbili医疗中心报到，院长把我介绍给外科阿隆迪大夫，初次见面，就受到了热情的接待。

阿隆迪四十多岁，中等身材，在黑人中肤色不算太黑，一头毛绒绒的卷发，理得很是整齐。

作为中国援坦医疗队专家，我的任务是帮助并指导工作，阿隆迪是我的第一助手。

上学时，他曾在德国留学两年，是坦桑尼亚仅有的几名高层次医生之一，又加上他谦虚和蔼，很受周围人爱戴。

Muhimbili医疗中心，是坦桑尼亚国家最大的医院，也是东非大学附属医院，位于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市中心，东临大海。医院面积不知多大，反正里面除了门诊病房，还有足球场，银行，加油站，教堂，图书馆……，应有尽有。

我每周一看门诊，其它时间在病房查房，或在手术室做手术，我和阿隆迪一个病房。

经过近半年相处，我俩之间，几乎无话一谈。工作之余，经常在医院操场边上，那棵巨大的芒果树下聊天。

他说，等今年芒果熟了，他想到中国去看看。

正当我顺利开展工作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阿隆迪开始莫名其妙地“别扭”起来。

有一天，我正在研究一个手术方案，阿隆迪突然通知我，手术由他来做，让我在台下指导。

出于礼貌，我没有放在心上，按理讲，我是他的上级，他无权随意干预我的工作。

国内同事也劝我：“算了，不必这么认真，更何况，我们来这是援助他们工作。

后来，阿隆迪看出我有些不高兴，几次邀请我到他家坐客，可每次都被我用各种话题支开了。

最后一次，是1996年元旦前夕，在他家的晚餐桌上，我得知他非常喜欢汽车，一心想攒钱买辆高档奔驰轿车。

看得出，他的家庭很幸福，他和他的妻子，是在德国留学时相识的，现在已有两个女儿，还打算再生个儿子。

阿隆迪的父亲，曾担任过坦桑尼亚政府高级官员，多次访问过中国。在他家客厅的墙上，有他父亲跟随他们当时的尼雷尔总统，接受毛主席接见的照片。

一晃，在坦桑尼亚工作快一年了，因工作需要，中间我回国近二十天，当我返回Muhimbili医疗中心时，再也没见到阿隆迪。

据说他病了，至于什么病，没有打听，我想不会是什么大病。不过他一病，我的工作量增加了一倍，每台手术都得亲自上手术台。

后来，我渐渐发现，又有一个下级医师暗地里“别扭”，动不动就把我安排的手术给停几个。

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心想，“给病人治病是大事，私下里，怎么说停就停了呢？”

我找了一个机会，对着那个下级医生，狠批了一通。

要不是他一声不吭不加申辩，我真想把他交给院长。

时间在一天天过去，芒果树长出了新的果实。

一天，突然听说阿隆迪去世了。

“他不是仅仅病了吗？”我心里暗自思忖，“怎么会死了呢？”

后来听说是自杀，并且消息，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简直不可相信，这么一个风华正茂的优秀年轻医生，怎么会说离开就离开了呢？他可是当地很有前途的青年。

阿隆迪的追悼会，是在医院内的教堂里举行的。

那天下着小雨，有几百号人参加了追悼会，我也去了。

路上，遇见了那个下级医生，只见他泣不成声，对我很冷淡。在我多次追问下，他才诉说发生的一切。

坦桑尼亚是艾滋病的高发区，人群中，百分之四十是该病毒的携带者，在医院里，其比率会更高。

按常规，手术前的病人，都要被检查HIV（艾滋病病毒）是否阳性，只要阳性者，在其他医院是被拒绝手术的。

而在Muhimbili医疗中心，根本没有费用支持这项检查。

那位下级医生说：“阿隆迪用自己准备买车的积蓄来普查需要让中国医生做手术的病人”，这中国医生当然指的是我。

“只要阳性，均由阿隆迪自己做手术，不让中国医生接触。

而手术难免要与血液接触，在一次手术中，阿隆迪就是这样被传染上的。”说到这里，他哽咽了，“在他发病期间，让我接替他继续做这项工作，并保证不让中国医生知道。

“但他不应该自杀啊！”我不解地问。

“他是一位非常有自尊的人”，“他不愿忍受艾滋病的折磨……”

听到这里，我走出教堂冲进雨幕，来到那棵巨大的芒果树下。

“阿隆迪，我的好兄弟”，我头倚着树干，用手猛力捶打着树干。

我恨自己，恨自己怎么能麻木到一点都没有察觉到，更悔恨自己在他生病期间，竟然一次都没有去看望他。

“阿隆迪，我的好兄弟……”

此时，雨越下越大，周围雾蒙蒙一片，凄风吹落片片湿透的树叶漂在水中，一阵阵闷雷从云中滚过。

我忍不住，再一次悲痛地大声呼喊：“阿隆迪，我的好兄弟。”

没有回音，只有浓密的树冠在风雨中摇曳，仿佛要把枝头上的每一个正在成熟的芒果抖落掉，它知道阿隆迪去不成中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