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中，5人来自湖北，3人出自黄冈

高山之上

【2022-01-08 11:24 关注】

【撰文 | 夏西】

　　一百年前，全国各地一共有13位有志之士齐赴上海，他们最大的45岁，最小的只有19岁，共同参加了中共一大会议，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也开启了中国红色革命的新纪元。

二十八年后，这些人中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又再次一起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而其他的人，有的已经为国捐躯，有的却走错了路。

在这13位代表之中，有5位来自于湖北，其中有3人出自于黄冈。

【第一位】董必武

湖北省黄安县（黄冈红安）人，在这13位代表中，年龄仅次于何叔衡。他本是清末的一位秀才，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投笔从戎，先是参加了辛亥革命，加入了同盟会，后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认为“中国的独立，走孙中山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必须走列宁的道路。”

于是，董必武和陈潭秋等人一起创建了武汉共产主义组织，把共产主义当成了自己终生的事业。无论前面的道路怎么艰难，他却矢志不渝，甚至在年近半百时，还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与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和吴玉章等人一起被同志们尊称为“延安五老”。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相继担任政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是新中国人民民主法制的先行者。

1975年，董必武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第二位】陈潭秋

湖北省黄冈县（黄冈黄州）人，他家本是书香门第，当地名流，可是到了其父辈一代，却家道中落，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陈潭秋兄弟八人，都还有钱去读书，他更是在武昌中华大学和高等师范学院读了大学。

在五哥陈树三的熏陶下，陈潭秋开始接触了进步思想，大学毕业后又到了董必武主持的武汉中学任教，随后共同发起成立了共产主义研究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南昌起义时，陈潭秋任江西省委书记，相继又任满洲省委书记、福建省委书记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为了党的工作四处奔波。

1939年，陈潭秋从苏联回延安，在新疆接到命令，让他就地接替邓发担任中共新疆地区负责人。于是，他化名徐杰，在天山脚下隐姓埋名，继续为党奋斗。

1942年，新疆局势异常严峻，中央电令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撤离。陈潭秋接到命令后，亲自组织人员撤离，却把自己列在了最后，还说：“只要还有一个同志，我就不能走”。

不久，军阀盛世才派人抓走了陈潭秋，先是将他软禁，又把他投进监狱，严刑拷打，要他公开声明“脱党”，可他却始终坚贞不屈。

1943年，盛世才恼羞成怒，派人杀害了陈潭秋，与他一同被害的还有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

近两年后，中共七大会议在延安召开，人们不知道陈潭秋早已牺牲，依然选举他做了中央委员。

【第三位】李汉俊

湖北省潜江县人，出生于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早年东渡日本求学，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回国后，李汉俊在上海工作，继续传播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还结识了由湖北来上海的董必武。

李汉俊比董必武小4岁，却是董必武的革命引路人，向他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和新思想、新文化著作。董必武看后，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称李汉俊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

1920年，李汉俊与陈独秀等人一起组建了上海共产党，任代理书记，又开始组织筹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会址就设在他和兄长李书城在上海的寓所里。

中共一大后，革命形势日益严峻，李汉俊四处奔波，教导自己的一部分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可他却在中共三大后自动脱党，随后又加入了国民党。

1927年，汪精卫叛变革命，大肆捕杀共产党人。李汉俊此时担任湖北省政府教育厅厅长，利用自己的身份，掩护和保护了一些共产党人。

不久，桂系军阀占领武汉，胡宗铎任武汉卫戍司令，以“赤色分子”的罪名逮捕了李汉俊，随即将他杀害。

【第四位】包惠僧

湖北省黄冈人，早年曾就读于黄冈中学和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来又考入了北京大学。

在中共一大代表中，包惠僧的身份比较特殊，他参加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却是受陈独秀的委派出席的中共一大会议，其代表资格甚至还受到了质疑。

北京大学肄业后，25岁的包惠僧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回到了武汉，做了一名记者。在此期间，包惠僧参加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任临时支部书记。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包惠僧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甚至还担任了黄埔军校第五任政治部主任（第三任政治部主任是周恩来）。

1927年，南昌起义前夕，包惠僧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到达南昌，可他却在起义后，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最后还恢复了国民党党籍，在国民党政府里出任一些闲散虚职。

1948年，包惠僧不辞而别，举家迁往了澳门。新中国成立后，他见中国共产党已经胜利，心里百感交集，又担心蒋介石的特务会找上门来，几经考虑，便向周恩来写了一封书信，希望可以回归祖国的怀抱。

1949年11月，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包惠僧一家人回到了北京，又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中来。

【第五位】刘仁静

湖北省应城县人，早年在武昌中华大学附中读书，接触到了一些进步刊物，点燃了心中革命的熊熊烈火，后来又加入了恽代英创建的“互助社”，在恽代英的关心下，迅速成长起来，随后又考上了北京大学。

在中共一大代表中，刘仁静年龄最小，也是最后一个离世的人。他的人生道路，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充满了风风雨雨、艰辛和曲折。

在北京大学期间，刘仁静在邓中夏、罗章龙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共一大召开时，他又被委以重任，与张国焘一起前往上海，出席了这次划时代的大会。

1923年，刘仁静当选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总书记，后来，因年少气盛，离开了团中央，由任弼时接替了他的团中央总书记一职。这是刘仁静第一次任性离职。

1926年，中共中央派刘仁静前往苏联莫斯科国际党校列宁学院学习。当时，在这里学习的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其中有蔡和森、董必武、吴玉章、王若飞等人。

1929年，刘仁静在列宁学院学习结束，还获得了共产国际的护照，可他并没有直接回国，也没有向中央请示，擅自离开了莫斯科，一个人前去寻找托洛茨基。这是刘仁静第二次无故出走。

同年8月，刘仁静回到上海，恽代英得知消息后，代表中央向他谈话，苦口婆心地劝他回头是岸，可他却始终不听劝告，最后被开除了党籍。

1935年，刘仁静在北京被国民党逮捕，又押送到南京判刑，坐了三年牢。刑满释放后，刘仁静找不到工作，便回武汉去找陈独秀，可陈独秀却不愿意再见他。

刘仁静无奈，先后又在重庆“三青团”宣传处做了一名科员，又辗转到了西安，在胡宗南的特务训练机关担任上校教官。

1948年，刘仁静受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陶希圣的邀请，来到国民党政治研究室工作，完全投靠了国民党，最终与他曾经立志奋斗一生的共产主义理想背道而驰。

　　一年以后，新中国成立，国民党败退台湾。刘仁静如梦初醒，终于又做了一次正确的选择，脱离了国民党，继续留在了上海，再次投入了人民的怀抱。他先是担任了北京师范大学教师，又在人民出版社工作，最后还出任了国务院参事。

1987年，突然而来的一场意外车祸夺去了刘仁静的生命，这位中共一大代表也就此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而他也是最后一位离世的一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