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 关中牛和他的《半阁城》 邹彩虹

关中牛★作坊

　　陕西当地有两样叫得响的物产。一曰，关中驴，二曰，秦川牛。在农耕社会里，牛和驴绝对算得上是农家的宝贝。它们虽然同为这片土地而生的苦虫儿，但如果试着将人们约定成俗的称谓调换了定语去称呼——“秦川驴”或“关中牛”，却会给人有点故意找别扭的感觉。不过，有人就喜欢给大家找这个别扭。如果你有兴致试着从百度上去搜“关中牛”这一词条，刷、刷、刷，登台亮相的全是一个名叫“关中牛”的人。世界何其大啊，而这个人竟然欢呼雀跃地霸占了整个词条。究其原因，这个称谓实在是太“唯一”了。这位牛人，正是因写小说令东府人眼亮的村庄作家。

文学世界里的关中牛，在现实生活中真名叫谢天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他出生在合阳乳罗山下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用他的自传体散文《梦中的村庄》里边的原话讲，无论从出生年代、还是家中排行老三等诸方面因素来论证，他的出生都很有些“不识时务”。这个念小学时跳过级的“高材生”，高中毕业了，背诵得最熟烂的精妙文章也仅仅局限于“老三篇”。为了走出被他视为虎穴狼窟的那个山沟沟，此人于一九七六年二月当兵去了。那个年代，无工可打，要逃出农门只能当兵去。

一个农家子弟，出门走天下，行囊里不但装载着自己的生死荣辱，也背负着改换门庭的重大职责。能赌一把的本钱，只有一个十八岁小伙儿的青春年华。在部队，他先后当过喷火兵、汽车驾驶员、文书、班长、团油料保管员、政治处通讯报道员、师战士业余演出队创作员。在部队上完全取消了从战士提拔军官这一制度的无望日子里，他硬是凭着在省刊发表过几篇小说的事情，被兰州军区作为“军队两用人才”从而破格提升军官。这件事情，全军区共四人还上过当时的《解放军报》头版。接着，他担任了坦克十二师政治部宣传干事、坦克四十六团汽车连指导员、师战士业余演出队队长兼教导员、一三九师装甲团副政委、兰州军区政治部创作员兼任话剧团副政委等职。可以说，这个人在部队后来这一切还算是一路青

云。

需要提说的是，二十三岁还在当汽车驾驶班长的他，却于一九八〇年在《飞天》杂志发表了他的小说处女作。这个小小的尝试，也完全扭转了他的人生坐标。从那个时候起，一发而不可收，他先后在《昆仑》、《青海湖》、《陇苗》、《飞天》、《战斗文艺》（即《西部军事文学》前身）、《电影评介》、《长安》等军地文艺刊物上发表了中、短篇小说十数篇，并创作了大量的舞台小品话剧。随之，西北边陲的军地文学界也就知道了“关中牛”这个有着绕口笔名的人。

应当说，有关这个名号，他本人当时所看重的也只是“牛”这个主语，至于是“关中的”，还是“秦川的”，给牛嘴上套哪个笼嘴合适，本人却并没有在意。但是，自从牛头上挂上这个名号以后，这个人便渐渐地显出异象、“牛”事不断。

其一，这位牛人在被兰州军区破格提拔的前三个月，作为油料保管员，因失职被组织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一次。这次处分，距离兰州军区对他“两用人才先进分子”的表彰、所在团队给他记的第二次“三等功”的时间，也仅仅只过去了三个多月。接着，在荣誉和处分面前，他又一次被“军区政治部直接点名提干”这个天掉馅饼不幸砸中。在一帮好友的怂恿下，他们私下去喝酒“庆祝”。结果，喝完酒后，一个醉鬼骑着三轮去送人，却不慎掉到桥下被摔了个半死……事情发就这么接连发生着。这个还未领取军官工资的“准军官”，正式任命书下达时先被暗中“降”了一职。军区政治部的电话通知记录上明明白白写着“拟提升为二十二级副连使用”，而他本人领到手的却是“二十三级正排”的薪水。直到九个月后，其职务才重新被提升为副连，但相差八元钱的行政工资却永远没能给他“补”上去。

其二，此牛人后来因在河西走廊的二十一集团军某坦克师战士业余演出队创作成绩斐然，被故乡驻地的四十七集团军在军区调演时相中，后被“策反”到辖下的一三九师担任演出队长。年余，他个人的职务在新单位还被提升过一次。到了此时，这厮居然还不认识主管宣传工作的副政委。在一个礼拜天的酒后，他错把“顶头上师”当成师长，还煞有介事地向其列队报告，这头队伍一解散，手下士兵便满场大笑……

这样的奇葩“人才”，在这支红军师部队六年间居然三次被提前提职使用。其因不明，令人喟然。或者，提携他的那些恩师们一个个都兼有

辨识“歪才”的异常嗜好。

二〇〇〇年十月，四十三岁的关中牛从兰州军区创作员（兼任战斗话剧团副政委）一职转业到了渭南市总工会。刚上任的苏天顺主席，看见报到来的这位复转军人还算有点人样，给其谈话，拟定让他担任办公室主任一职。这个在部队给人写讲话稿写怕了的笔杆子，立马转脸失色，当夜和老婆拿了一袋水果去上领导家“求情”，声言坚决不当办公室，理由是自己不会电脑打字。其实，他心里清楚，团职军官安置反正比地方同级干部高调一级工资，当不当那个办公室主任，到手的钱一分又不少。直到一年后，才被机关选举担任机关工会主席这一闲职。不仅给了他这个军转干部个小脸面，而且与同期转业的同级军官相比，他每月还能多拿四十元的手机费，听起来很体面，也不需要天天去坐班。

可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半阁城》正式出版后，省作协组织的研讨后建议他扩写再版。为了专心闹这件事儿，他突然心血来潮，居然于二〇〇六年八月正儿八经地给当时的市委书记梁凤民打了个书面报告，“恳切要求”辞去机关工会主席一职。

此异常之举，曾惹得组织部门以为这个老军转因为长期在高原服役而闹得脑袋“缺氧”了。因为，党委市政府两院机关此前不但鲜有人打报告要求自辞其职的人事，就是为了芝麻粒大的“职务享受”和组织闹死闹活的都大有人在。于是，组织部专门来人对他“调查”了一番。最后，才知道这厮因为无心坐班看报纸、经常熬夜写作捞取“个人名利”，二天早上到单位上班只会打瞌睡。这种“吃官饭放私骆驼”的做派，尽管在当时的机关单位，只要不是在外边折腾得出格被派出所逮住，这些都不算事儿，然单位新领导不知咋的看着此人便心情不爽，他也大咧咧挖苦说人家是“提溜着条死蚯蚓耍大龙”……鉴于此种情况，组织部最后还是批准其辞去机关工会主席一职。接着，事情急转直下。二〇一二年度，老牛接受了陕西省委宣传部和陕西作协共同策划的“西风烈”丛书的邀请，成为当年陕西签约作家。此后，更是如鱼得水，整日笔耕不辍。东跑西颠、乐乐呵呵，活像焕发了第二春，自我感觉还相当地好。

可以说，一个人如果在冥冥之中觉得自己应该对眼前这个世界有所担当的话，那他就有勇气、也敢于摒弃一切身外之物。在一个作家的创作盛年，他自我选择退出闲赋生涯而去做精神苦役，这不失是一个明智之举。十年心血，他终于完成了这部叫做《半阁城》的厚书。

这是关中牛的长篇处女作。据他说，这个题材在部队时他就有了腹稿。二〇〇〇年十月转业到地方后，他利用负责修建单位职工住房三年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写出了初稿，随后又修改了三年。二〇〇六年，他终于整理出四十六万字的第一稿，并由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不久，陕西作协、陕西文学评论家协会、陕西柳青文学研究会、渭南市文联、渭南市文学评论家协会共同为该书在西安举行了研讨会。陈忠实、雷涛、王仲生、薄厚、畅广元、李星、孙豹隐、赵熙、晓雷、邢小利、柏峰等十多位陕西文学界的大家都对这部小说做了肯定发言，并提出十分中肯的意见，殷切期望该书能扩容再版。

直到这个时候，省作协雷涛书记才了解到，这位军旅作家此前从未参加过地方各级的作协组织。他亲自讨问过关中牛，是不是本人对地方作协的一些做派有什么看法而不愿入会？老牛肯定地说，没有，绝对没有。只是这么多年他真的不了解一个作家要达到写作几“级”才能批准入会这些“程序”。等他了解到自己认识的那个半辈子也没写出几行好文字的同行，十多年前人家已经是堂而皇之的“中国作协会员”的真相后，他才理直气壮地加入了省作协。因了需要先加入基层作协，同时，渭南市作协也推举他为作协理事，后在换届中被选举做了负责长篇小说创作的副主席。

《半阁城》在《渭南日报》连载，有朋友郑重其事地向我推荐该书，让我认识了在渭南蛰伏了十五年的这位同乡“牛”人。不久，因为小说，也因为酒，牛老师和我爱人成了铁杆酒友，他们可谓相见恨晚，臭味相投，两家人因此也就走得比较近。接下来，几乎在一年时间里，我被老牛“隆重委任”为第二版《半阁城》的“坐堂先生”，对他扩版增容后号称百万字的《半阁城》进行粉饰和针砭。面对这一份沉甸甸的托付与信任，我很不情愿地接受了。牛老师说，我是最早一个和他长谈过长篇小说观感的热心读者。当时，我只觉得《半阁城》这个题材好，作者也倾注了很真挚的创作激情，小说的故事和语言亦相当精彩，应该听取专家的意见重出这本书。就这样，我那一年的大部分空闲时间，都被二版《半阁城》这叠百万字的书稿蚕食着、纠缠着。我一字一句地修正，一个标点一个段落地分析。从人物的出场、情节的设置，到语言的规范、方言的净化，都事无巨细地跟作者本人斟酌。那段时间里，为了这本书，在我们之间，商讨和争执是在所难免的。修改定稿后，我们又一起抱着书稿去找晓雷老师。

最终，二版的《半阁城》被陕西省委宣传部列入重大题材“西风烈”精品书目重新出版。

一部《半阁城》，倾注了关中牛半生的

心血和智慧，吸纳他几十年的人生思考和生活积累。

这部百万字的长篇，隐藏着作者最拙朴的创作匠心。这部书中的人物姓名，开始都是村庄里有真名实姓的人，这是老牛对付长篇的“笨”办法。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让小说中的每个人物在自己脑海里清晰起来。只要提起一个人物的设置、一件事的着墨、一个小情节的嵌入，他都会告诉过我，他想通过这部《半阁城》向人类诉说什么……于是，我觉得，作为共同见证一部作品诞生的知情者，有必要说说自己对这部作品的直观感受。

（一）《半阁城》的意味

“半阁城”描写的是黄河岸边一个北方村庄，书名也是作者随手拉起当地一个现成的村名。这个现实中的村子，距离老牛出生的村庄只有三公里路程。为了能让一个大部头作品有个响亮的名字，晓雷老师一直劝说作者应当改个像《平凡的世界》、《秦腔》、《白鹿原》那样有寓意的名字。这个时候，老牛才说出了自己选用这三个字做书名的初衷——“人民公社”这个曾经在中国广大农村存在过的最小的行政机构，二十余年后，却成了个真正的半截子工程，这也是当局已经默认过的失败实验。反映这段历史背景下人们的悲欢离合，“半阁城”这三个字更能给后世留下最为真实的记忆。至于用一座“城”做村名是否会让人感觉不伦不类？关中牛认为，在中国农耕社会，最初的“城邑”实际就是一个不大大的村庄。他们当地那个半阁城村，事实上只是一个百十号人口的小村。而且，毗邻的“渠西城”“长洼城”“肖家城”“杨家成”“渠西城”等村社，在当地，也属于小型村庄。从这个意义上说，“半阁城”这个村庄已经不单单指某一个地方，它已超越了狭隘的地域概念而涵盖了中国大地。

后来，李星评价说：“这部长篇无疑是个成功之作，很厚重。它记录了最苦难、最凋敝的岁月。它的题材本身很具价值。”关中牛也曾说出过自己在这方面的担心。这个很具有价值的“人民公社”题材，也是许多作家刻意回避的题材。辛辛苦苦写出来，能不能公开发表在当时

一直还是个大问题。可是，他认了。决心下笔去写，而且，初稿很认真地写了三年。他心里暗暗提醒自己，即使自己有生看不到它出版，也要给儿女把这本书稿留下来。有关中国农村的这段历史题材的小说，如其让将来的晚辈去“苦思冥想”地来创作，不如亲历者来记录。然而，这本书却被省上负责“西风烈”选稿的副总编党小绒女士相中，被二次出版。而且，若干年后，太白文艺出版社还将其作为重点作家重点作品列入第三次出版计划。

（二）作者的创作思想

关中牛是一个农民子弟。对上个世纪北方广大农村“社员”的生存状况有着切肤的体会。如果说，这个十七岁就当过一年生产队会计的年轻“村干部”，当时对人生有多么深刻的思考，那也委实有点谬夸。但是，自从当兵之后，关中牛这个来自农村的战士，时刻挂念着生他养他的故土村庄。跟在家的父母兄妹比，他不仅端着“公家”的饭碗，每日里有衣穿、有饭吃，月底还能领到六元钱的服役津贴，洗衣服时竟然还能用上肥皂！而他那些在家的弟兄们，虽然常年累月辛苦地劳作，可生产队一个“劳动日值”只有一两角钱（甚至还有几分钱的年份）。那样的收入，对一个农村青年来说，别说想讲究地用牙膏刷牙，就是破衣遮身、糠菜果腹的日子也常常难以为继。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这个庄户孙已经开始痛苦地思考了。

“愤怒出诗人”，这句俗语也正是关中牛这类文学青年在当时的生存状态下的思想情状。

关中牛在八〇年发表的短篇处女作《山村喜事》，写的就是一个在“文革”中因参加武斗而被劳改，拨乱反正后又被释放回村的“光棍”主动跳出来“竞选”生产队长，然后带领社员脱贫、最终赢得邻村一个年轻寡妇青睐而喜结良缘的故事。这个老套的小说，却有着许多在今天看来依然很“新锐”的亮点。当时，全社会还没有人敢公开地站出来否定“人民公社”那段历史，但关中牛这个“牛”人却已经在文章里大大咧咧地针砭时弊。那时，他的文字虽尚显幼稚，但却牛气冲天，在驻地文学圈里，“关中牛”立时名声大噪！这件事足以说明，在那个穿了三年军装的年轻军人的内心深处，

他还是一个完完整整的农民。他的《荞麦开花的时节》，写的也是农村的一群女人。即使是他的首篇军旅题材《欢腾的处女地》，被军区刊物破天荒地以首篇位置刊登在一些专业作家之前、并被赫然打印“战士作家”的“轰动”之作，其中的主人翁依然是农村子弟。

李星在作品研讨会上谈自己感受时说，“谢天祥替中国农民记录了过去。路遥写过苦难，天祥用这么大的篇幅写，全国很少见。分寸把握也好，貌似‘大反动’，实则‘大忠诚’。”

晓雷老师在《半阁城》的序文里写到“这委实是一篇关于土地的诗篇。这诗是关于土地的灿烂与凄苦，关于土地的广袤与深远，关于土地的蜕变与新生。这是一首长歌。长歌当吟，让我们回味无穷。”

杨乐生在正式出版的评论文章中把《半阁城》作为陕西文学近两年的重大收获来定位。他越过了“土地”这个命题，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社会底层以及若干个不同层面的人物的生命本真，在作者笔下都不同程度地得到艺术表现。其中的酸辣苦甜，只要翻开《半阁城》，便会久久令人难以释怀。”

与其说，作者十余年呕心沥血写出的《半阁城》是一本书，不如说这是一个有责任的作家对社会的苦苦追问状。关中牛在《梦中的村庄》中这样表明自己的心迹——“如果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仅仅只是为了自己的生计而随波逐流，几近丧失了对一路结伴、相濡以沫的同类所经历的悲苦的深深的怜悯，那我们将如何面对他们？如何面对自己的良知？如何面对历史的拷问？”一个作家，如果失语于自己生活的时代，那他就不是一个有责任的作家。从这个角度看，关中牛的艺术反思和历史追问，便自然而然地体现出了一定的历史、社会、人文、伦理价值。关中牛的文学创作，不仅充分体现了他心忧天下的人文情怀，而且还使他的作品具备了史诗性的思想品格。

（三）《半阁城》的叙事结构

操持巨幅长卷，最主要的是构架设置。《半阁城》别具匠心，通过“村庄的秘密”和“狗的故事”这两条线，以及贯穿整个章节的小标题，来叙述一个村庄里三个生产队中近百号人物半个世纪（重点是

人民公社二十年）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其场面浩如烟海，气势恢弘；其描述栩栩如生，如身临其境。

杨乐生对这种结构称赞说：“不仅见出作者的匠心，而且在蓄势上大开大合，读来叫人兴趣盎然。”

面对同为东府老乡的作品，老作家赵熙真挚地对本书评价说：“很大气，很真实，非常沉重，带有史诗性。是一部悲情、危难的斗争史。塑造的人物很活，情节也很生动。常常是大悲中凸现大喜，读着让人很是揪心。”

一部小说的框架，如果是墨守陈规的模仿，专家们一眼就能看出来。但如果运用得当，肯定会赢得交口称赞。即就是借鉴失败，也不过落个“邯郸学步”的骂名。但是，《半阁城》穷百万字在叙述大场面、人物众多的村庄事件上，采用的是关中牛自创的“糖葫芦”式的小说框架方式。这一表现手法，可以说前无古人，完全是作者的精心创造。

关中牛说：“每一条路都是人走出来的。如果一部小说仅仅为了迎合评论家的口味去写得酷类某个名著，这样的小说充其量是精妙的复制。我认为，即使样式的借鉴，那也是抄袭。中国作家采用中国式叙事的习惯写出的作品，才能称得上是中国小说，才是中国作家的中国式的文学创作。”

事实上，读过《半阁城》的人都有这个感觉：这部作品读来好像是由许多有人物关连的中、短篇“分块集合”起来的长篇，可是，故事的时间脉络、人物命运的衔接，却会一步步把读者带进一个村庄的宏大叙事之中去。阅读的中途，你可以“喘气”思考，但你却不能轻易掩卷。这也是作者赐予读者的阅读尊重，以及建立相互信任的大智若愚之举。

正如他的文友王文超的评价：“在一个个故事的叙述中，作者总是能够体现叙事与抒情的统一。他脱离开宣泄的樊笼，站在一个较高的角度，告诉我们事件的原委，使他的叙事显得不做作，不支离，饱含了作者对下层人民、底层社会深刻的思考和同情，表达了作者对正义的热情讴歌、对丑恶的无情鞭挞，对民族的殷切期盼，对生存的深沉思考。他的故事都是精心选择的，都是为了表现主题的需要刻意设计的。他不满足于简单的勾画，在故事的叙述中，处处透射出智慧的

光芒和理智的光华。它绝对是一部可以彪炳后世的扛鼎之作。”

（四）《半阁城》里的人物

《半阁城》里有近百个人物，最多出场的不过区区十数人。谢佑普、高运喜、谢舍娃、张义伦、詹木林、杨麦秀、窦桃夭、心香、谢有福等。但是，即使出场很少的某一个小人物，都鲜活得呼之欲出。

晓雷是这么评价这部书的人物描写的——“这部小说塑造了众多的人物，上至从这里走出去的省官、县官，下至在这里生生不息的子民百姓，他们无不带有这片土地的特殊气息。他们的行事态度，他们的生存处境，他们待人接物的方式，无不附有这方水土的色泽与品性。但这众多的人物，在作者的笔下，各有各的面目，各有各的性格。即使年龄相仿的姐妹兄弟、妯娌姑舅，或者同村元老，同族长辈，也都音容独具，并不雷同。但这些人物的精神、气韵、感情，又有着一种与我们相似与同一，让我时时有一种亲不亲故乡人的感觉。”

老评论家王仲生惊呼道:“读过《半阁城》后有个感觉，比西安地区近年来出的东西好。有两个‘藏龙卧虎’的感觉：一、没想到周边城市有这样的作家，真是藏龙卧虎；二、没想到《半阁城》有这么多鲜活的人物，也是藏龙卧虎。”

杨乐生在评论中特意对“谢佑普”这个人物作出评价说：“在关中牛的笔下，谢佑普是一个很难概括的人物形象。说他是个老农民不用讨论，说他是个老革命也属实，说他是一个杀人犯更不是夸张，说他是一个民间智者也完全够格，说他是几千年中国农耕文化造就出的既陈旧又新鲜的多种现代精神纠结成一团的一个复杂人物也丝毫不过分……在五十多年的日子里，谢佑普所经历过的光荣和沉浮、风光与屈辱、顺水顺风与坎坷离奇，都铭刻在了一个亲历者的骨子里。一个简单的类比是陈忠实笔下的白嘉轩。白嘉轩的时代谢佑普经历了尾巴上的后十年，而白嘉轩没有经历过谢佑普后来的四十年。假如白嘉轩在世，他肯定是煎熬不过去的。因为谢佑普遭遇的社会环境有关土地的矛盾更多、更尖锐，甚至说更要命！关中牛艺术地让谢佑普贯穿全书始终，通过这个人物透视了一个不好用语言形容的悲壮时代。”

我以为《半阁城》中最为巧妙的，还是安插了美国大兵詹木林。

　　“老詹”那一双具有全球视野的眼睛。让那一双眼睛观察，让那一双眼睛评判，整个小说的视野和境界也都因此得到了很大的拓展和提升。这个“老詹”，他不但拥有人类思想观念的精华——自由、平等的人文关怀意识，而且他还是一把具有世界文明标准的尺子。他的出现，既是那个村庄的异类，更是那段历史的叛逆。他的观感，也可以说就是世界文明对于中国那段历史的质疑和审判。

薄厚在发言中对《半阁城》的人物给与了这样的评价：“《半阁城》是一幅黄河流域关中农村的《清明上河图》。作者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他对农民、对土地有感情，描写得很自如，人物刻画有倾向，特别是高运喜。通篇天才地刻画出了生命的群体之美。”

可以看出来，对一些众多“配角”，大家们都没能去很好地关注。在我看来，四类分子“谢信仁”、疯子“谢武印”、瞎子“谢贵同”，他们的出场虽然很少，可是，从这些人物身上，我们一样能看出作者的苦心与匠心。

“谢信仁”这个人物的“恶”有两层含义：一个是人性之“本恶”，另一个是被扭曲后的“邪恶”。如果说此人在旧社会欺男霸女、倒卖军火那是本性深处的“原罪”的话，那么，解放后他被戴上“四类分子帽子”，在村庄上处处低人一等的处境，便彻底地扭曲了他的灵魂。人性被扭曲后的谢信仁，变得更加“邪恶”。他“诬告”村书记、放火烧麦田、被重新“解放”后担任革委会主任，奸淫妇女、毁烟苗……他几乎无恶不作。一个恶贯满盈的人，最终成为一条彻彻底底的疯狗，这难道仅仅是他一个人的过错么？

疯子“谢武印”，一个好端端的农村知识青年，为什么会疯？而且，他是“投井”死于村庄里吃水用的水井的……它想告诉了人们什么？

至于瞎子“谢贵同”，那简直比明眼人还能看清楚我们眼前的一切。这个民间艺人在炕头的说学逗唱，最后背离村庄沿街乞讨，闹出古怪的“诈尸事件”的字里行间，真的令人不寒而栗。

还有，一个叫桃夭的美貌女子，为了不再遭受娘家的坏“成分”带给自己活人的那份苦楚，嫁给一个性无能的老贫农，强装夫妻生活“十分完满”，“幸福”地做了十年夫妻，最后被村主任逼奸怀孕，投河而死……这个女子的音容笑貌，足以让每一个读者为她掩卷低啜。

　　还有那个村庄知识分子“高子升”，既要教书育人，还得动辄挨斗，在村庄所经历的人生屈坎，完全可以用他那些“歪诗”让人们去品嚼、去体味……可以说，充斥整部书的这些“小角色”，既充实和丰满了这部书的可读性，也全面再现了村庄在那个年代的真情实景。

《半阁城》的人物都很有灵气，说明作者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十分熟悉，他们都曾经是作者的左邻右舍。一部小说，有如此众多的鲜活人物，也是近年来的同类题材作品里很罕见的现象。

（五）《半阁城》的语言

一部《半阁城》，杨乐生最激赏的是作者在这部书里边的语言。他在文章里说:“在语言尤其是渭北方言（以合阳话为主）的运用上，作者付出了较大的热情和努力，取得了难得的或者说罕见的阅读效果。对于一个作家来讲，这便意味着成功。谁都知道，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作品语言的成色，甚至可以被认为是作家本人的成色。同样是一部内容较好的作品，语言精致的作品会更受读者欢迎。我一贯认为蔑视语言就是蔑视文学本身！缺乏对语言的敬畏，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好作家。为了使自己的语言特立独行，关中牛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语言要好，是需要才情的。而要有才情，必然要经历艰苦、漫长的学习和孵化过程。”

李星也特意提到这本书的语言运用，发言中他深情地评价说：“此书的语言很有特色，大白大古，大俗大雅，大酣大畅，淋漓尽致。”

赵熙说：“《半阁城》的文字语言相当精彩，包容着淳朴和坦诚。”

庞进称赞《半阁城》是填补“反思文学”长篇空白的作品。他评价《半阁城》真本书，一是“特”，反思苦难用巨幅长卷，很特别；二是“苦”，用苦难构成史的品格；三是“美”，是一部升华关中方言之作；四是“趣”，本书有诗的品格。

晓雷老师甚至有点偏爱地撰文说，这部书——“特别是小说使用的语言，时不时让我击节赞赏。这是一种带有特殊泥土气味、麦草气味、甚至是蒿艾气味的语言，是这一方土地血脉流动的独特音响。他

使用的词汇组成的语句，说话时的节奏、语气，都是独特的。读人物的对话，就能看到人物说话时的表情神态。听起来土得掉渣儿的语言，但品起来又妙趣横生，魅力无穷。它生动、蕴藉、风趣、诙谐，比喻生动而鲜明，夸张极致而准确，风格大俗而大雅。它所使用的语言，是《诗经》中保留下来的语言，是唐诗中广泛使用的语言。至今，唐诗的合辙押韵，就是这种语言的发音。说这种语言是唐代的普通话大约也并不算太夸张吧。小说的作者正是忠实地继承、而又刻意地创造性地使用了这样一种语言。所以，作者的用笔行文与他所表现的生活内容和所描写的人物，形成了一种有机的协调与和谐，达到了一种水乳交融的境界。”

《半阁城》对方言的运用，是非常大胆、非常充分的。许多陕西籍的作家是没有这一份直面的勇气和可爱的“土”气的。这可能与关中牛的经历和性情有关。这个人往人跟前一站，就是不开口说话，也会有一种让人忍俊不住的幽默感。在一次饭桌上，文兄李宗奇给生人介绍关中牛时说，咱们眼前这位是秦腔名丑孙存蝶的弟弟，众人居然毫不怀疑地当真啦！大家捧腹、点头，再端详他的眉眼五官，从里到外，和孙存蝶还真是有几分像呐！这样一位长得很“陕西”的作家，写出很“陕西”的文字，应当在预料之中。

作为一个合阳人，听着他那土得掉渣的方言土语，就如同欣赏合阳线戏一般亲切生动；他的语言，除了“土”得有特色之外，另一个鲜明的特点是机智、风趣、幽默。听他的人物对话，仿佛听着秦腔名段《拾黄金》一样俚俗诙谐、有趣过瘾。但是，我也觉得，一部地域性太强、方言太重、乡土气息过浓的小说，可能会在广泛传播的过程中，因为语言的障碍和隔膜而有一定的局限，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汉语言的地域性，更具备其的“多样性”，而关中牛在创作中打的却是“独一性”的烙印。而且，他这种独具的写作语言，现在看来还算是个“特色”了。祝愿《半阁城》能走出陕西，走向全国，走入中国当代文学史。

（六）《半阁城》的民风民俗

《半阁城》是一部描写关中农村解放前后五十年社会变迁的“清

明上河图”，其中涉猎了不少关中农村的奇风异俗。在对民风民俗的状写上，本书也很精到。

孙豹隐认为“此书对关中民俗、历史文化的承袭有不可或缺的贡献。”

一部好的作品，其中必然有现实生活和历史事件的沧桑印痕。关中牛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和艺术技巧，用宏观的眼光对之加以观照，但又用细腻的心灵探查其文化底蕴。他精心地把生活进行聚焦、整合，以期把握相应的时代特征。在这一点上，他做得比较成功。一部《红楼梦》，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它不单是一个文学艺术作品，而是一部史诗。它蕴含着一个时代的人们的生活状态、精神诉求，蕴含着作者对时代生活的哲学的、人性的思考。无论是社会的、伦理的，还是生活的细枝末节，《红楼梦》都给世人留下了一卷当年的“风俗”画。如今，走遍北京现代的四合院，谁还能看见当年那座“大观园”呢？

《半阁城》里的民风民俗，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仅仅是一些对曾经生活过的村庄的亲切的怀恋。随着工业化的进程的加快，村庄将日渐没落、慢慢消亡。这个农业社会最后的文化聚居地的风景，将来也只能在书本上让后世去“欣赏”了。可以说，《半阁城》这部书里的这些“最后的村民”的身姿、语言、所遵循的风俗，在五十年后更具有史学研究价值！

同时，《半阁城》在涉及性描写的文字使用上，作者亦十分关照“村庄”里人们的性风俗，很精细，也很文雅，完全颠覆了那些为吸引读者眼球、为找噱头而露骨描写等方面的嫌疑。

关中牛的创作档案

用评论家杨乐生的话说，关中牛是陕西文学界杀出来的“一匹黑马，叫人振奋”；用晓雷的话评价说是：“俊逸天岸马，厚朴关中牛”。两代文学评论人对同一个正处于成熟期的本土作者如此厚爱，也是有其缘由的。

关中牛在《半阁城》这部小说的创作后期，还与人合写了一部现代秦腔剧《郭孝义》，得到公演。初涉电视剧创作，他与人联合编剧的三十一集电视剧《战火西北狼》在中央八套、十二套和全国各大卫

视播出。随后，他又受陕西考古研究院邀请，为世界著名人类学家、中国考古学泰斗石兴邦老先生撰写了长篇人物口述传记《叩访远古的村庄》，该书经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立即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

多年来，他不仅创作出了大量的散文游记，还整理出了四十年来发表的、未发表的中、短篇小说以及杂文共二百多万字的书稿。同时，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天藏》已经脱稿付梓，这种“井喷”现象，说明“关中”道的这头“牛”已经成熟。

一个作家，在文学艺术的行当内涉猎如此宽泛，这都源于四十余年来，他在部队所从事的舞台剧本创作的本职磨练。如果搬出他军旅舞台创作的获奖证书，就知道他之所以能走到今天，而且大作连连，只能说是水到渠成。

对于名和利，关中牛直言，他并不是一点都不在乎。但是，用他的话说，“一个作家的身后名，要比浮世的蝇头小利更能鼓舞自己去认真对待手中的笔所写出的文字。”

这样一来，你就会知道，他手头还有一部长篇《戏坊》为什么在被他“扔”了一年之后，这才又一次伏案修改的缘故了。

我觉得，以关中牛的勤奋和颖悟、毅力和气派，他还会不断地破茧蝉变、超越自我，再给我们一个又一个惊喜的！东府这块土地有理由不断出现一些写作大家，而不会就此断档。

　　邹彩虹，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协会员、渭南市作协副主席、渭南电视台高级记者。已出版诗集《白帆》《花开无言》《醉舞西风》《风过荷塘》和散文集《梦回故园》。先后被授予陕西省文联“德艺双馨”优秀会员、陕西省第二届青年文艺创作奖“青年电视家十杰”、陕西省“十佳电视艺术工作者”、陕西省“特支计划”区域发展人才、陕西省五一巾帼标兵、渭南市“三三人才”第一层次专家、渭南市有突出贡献的拔尖人才、渭南市五一巾帼标兵等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