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镇文革第一枪

郑卫东

郑卫东回忆录（八） 文革武斗初期，造反派没有枪支弹药，而保守派却有。距吉镇较远的马家圪陀村，也是造反派的天下。头头马军经常利用集会，组织队员数十人，手持纸筒喇叭，臂带红袖章，高举红旗，在吉镇街上游行示威。所以马军成了绥德县保守组织“大联司”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其死地而后快。“大联司”派出持枪队员欲行刺马军同志。 1967年农历10月12日，马军照例带着队伍在吉镇街上游行完毕，欲返回村庄时，刚走到吉镇南沟老爷楼洞的木板桥上，突然，人群中钻出几位大联司持枪农民，追上马军，在距马军很近的地方，一位农民向马军开了一枪，马军腿部中弹，倒在河里，被同伙救起。与此同时，有几个保守派农民在魁星楼点燃引爆了土炸弹，这是有预谋的里应外合。集镇上枪声爆炸声一响，人群立刻炸了锅，乱作一团，凶手趁着乱哄哄的形势，逃的无影无踪。但许多人看清开枪的人是上刘家沟村复员军人刘步发，小名叫“官”。后来“官”死于佳县城外的一次战斗中。 马军被送到绥德县医院救治，虽然保住了性命，但成了残疾。绥德县成立革命委员会时，马军被选为县革命委员会委员，兼吉镇公社革委会主任。
打马军的这一枪，是吉镇武斗的第一枪。从此拉开了吉镇武斗的序幕。在长达三年多的文革武斗中，吉镇公社先后有12人在武斗中丧生，其中上刘家沟村死了3人。
吉镇文革打响第一枪，两派正式进入武斗阶段。从此，文革开始枪炮武斗时期。

我校造反派武卫队打到县城，住在绥德县党校，党校在一座山顶上。那时，我很想去党校与他们会合。我和66届学生刘荣（和我同村）商量后，决定离家出走，去绥德县城。但吉镇通往绥德县城的道路被保守派“大联司”占据，我们只能先去反方向的米脂县城，再从米脂县城坐车转往绥德县城。文革期间，不管你走在哪里，只要遇上同派性的人，就是战友，亲如兄弟，有难必帮，吃住方便。

我和刘荣带了介绍信，瞒着家人，徒步翻了几座山，来到米脂县姬家岔公社，找到当地造反派，他们高兴地安排我们食宿，并答应第二天安排我们坐车到米脂县城。我们看到了姬家岔有名的一个造反派头头，叫高二丑，腰里插着两支盒子枪，非常神气，号称双枪手，能双手打枪，立过不少战功，我们对他敬慕不已。后来，武斗结束后，他被新政权镇压枪毙了。听说，枪毙他时，他高喊口号，壮烈而死。

晚上，我和刘荣被分别安排在两农户家里睡觉。第二天天刚亮，我就起床走出窑洞，奇怪的是，我父亲从坡里上来了，他看到我，高兴地说：“啊呀，终于找到你了，赶快跟我回家。”我说：“我不回，和刘荣一起到绥德县城去。”我父说：“刘荣早被他哥接回去了，我在路上看到了。”可想而知，我父亲和刘荣哥走了一夜的山路，好不容易找到了我们。我父亲并没有责骂我，只是对我说：“现在兵荒马乱的，枪子不长眼，出去很危险，等过一阵子，形势好转后再去绥德县城。”我只好跟着父亲回家。 过了一段时间，吉镇通往绥德县城的路打通了，保守派武装支队跑的无影无踪。我再次离家，来到绥德县党校，找到我校造反派的武卫队。他们看到我来了，非常高兴，说革命不分先后，你来了就好。还有的人责怪道：“你才来，还不如女的，几个女的早就来了。”是的，张素芳、白效良等几位女学生已来到党校好多天了。有的人关照我说：“你没枪，等再打仗时就靠你自己夺了，我们的枪都是从敌人手里夺来的。如果有机会我再夺到枪，就送给你。”这战友的情就是不一样。 我校68届的一位男生叫马永钢，外号“傻大个”，脸红的像高粱饼，嘴歪的快到耳根下，两只眼睛小的像老鼠眼，经常衣衫不整，走路有点东倒西歪。但打仗却毫不含糊。他常在女生面前吹牛，说打仗有什么可怕的，枪响了，你不要急，只管坐在战壕里抽烟，等敌人到了跟前，你再扔手榴弹、射击，保准撂倒他几个。有一次，他和我一起去无定河游泳。游完后，他背着枪，敞着衣，摇摇晃晃走在城中街道上，走着走着，他卸下枪拉枪栓，但怎么也拉不开，气得他骂着娘把枪撂到当街上。顺手捡起一块石头，狠劲砸枪栓，但无论使多大劲，枪栓就是不开。

他这人啊，真有意思。常常晚上很晚才回宿舍，常常害的同宿舍的人睡不好觉。有一天晚上，他又回来很晚，我们都睡着了，他狠劲砸门，但没人给他开门。他知道我是新来的人，心眼好，就在门外不停地叫：“郑卫东呀，你是我爷爷，我是你孙子。我的好爷爷，快给孙子开开门吧。”我只好给他开了门。

1967年7月22日，江青向造反派提出“文攻武卫”的号召。所以文革中的两大派都用“文攻武卫”这个理由进行武斗。有一次，驻党校的吉镇造反派武卫队突袭吉镇上刘家沟村。因我是上刘家沟人，所以没带我去。他们从山上一边往村子里冲，一边乱开枪。在村里驻扎的保守派“大联司”武装支队听到枪声，从后山跑了。造反派武卫队扑了空，就在村子里乱抓人。当知道小学教师郑维忠是大联司“小教造反兵团”的团长时，立刻把他抓住绑了起来，准备毒打一顿解气。这时傻大个上前问他：“你叫什么名字？”“郑维忠”。傻大个一惊，接着问：“你和郑卫东是什么关系？”“是亲兄弟。”傻大个听了一拍大腿说：“坏了，你是郑卫东的哥，我打了你，回去怎么向郑卫东交待。快松绑！”就这样，我哥幸免一难。傻大个还是一个讲义气的人。 武卫队路过冯家岔村时，顺便抓了冯家岔村的一名队干，外号叫“狼”，带到绥德党校关了起来。有一天晚上，几名武卫队队员把“狼”带到我们宿舍拷问。几个人拳脚相加，乱打一阵，未把“狼”打软。有人气急败坏，使劲一拳打在“狼”的前腹阑尾处，只听“狼”哎吆一声弯下了腰，顿时脸色刷白，额头汗珠直滚，“狼”支撑不住了。打手们一看打坏了人，心虚了，随便审问几句，送“狼”回“禁闭室”。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打人的情景（我未动手）。第二次是在绥德县综合厂（在辛店）。我校的几名武卫队员住在综合厂。有一天，武卫队在党校集合上卡车，我也跟着爬了上去。但在什么地方干什么事，我根本不知道，只觉得是去打仗，我特别想打一仗，好夺一支枪。于是就稀里糊涂地坐车到了马家川的一条川道上，下了车，又爬到了一座山顶上。我校老师任焕军和机枪手留在山顶上作掩护，因我没武器，让我也留在山上，其他人蜂涌向山沟里冲下去，到了村庄乱搜一阵，最后抓到一人带回来，关在县综合厂，这人可能是综合厂原厂长。 贴大字报，下面贴满了，往高处贴。 过了几天，武卫队的人手脚痒痒，便把抓到的这个人揪出来在院子里开始打起来，用拳脚、枪托、棍棒。打得那人在院子里乱跑，几个武卫队员追着打，其中一队员用枪托打时，枪断为两截。宝贝枪打坏了，这名队员更生气了，所以打得更凶了。最后把那人追到一间破房子里，围住乱打一阵，那人渐渐不行了，脸色刷白，虚汗直冒，央求道：“给碗水喝”。打手们停止打人，舀了一碗凉水递给那人，那人咕嘟咕嘟一口气把一大碗凉水喝干，又给一碗又喝干，连着喝了几大碗凉水，还喊着要喝，打手们怕把人喝坏了，再没给他喝。我当时怎么也想不通，人挨打后为什么喝那么多水。 我第三次看打人是在绥德师范学校，那是师范学校的造反派学生打一个人。后来，打人看的多了，也就不稀奇了。
有一段时间，绥德“十大指”的造反派支援延安地区的造反派打仗。我随我校的武卫队来到永坪油矿。油矿的造反派对我们热情招待，好吃好喝，每天除了吃、睡、玩之外，别无他事。这样住了几天，我们这些人呆不住了，说我们是来打仗的，可来了几天，不见保守派的踪影，我们住这有何用。油矿的人说：“只要你们住在这里，保守派知道‘十大指’的人住在这里，他们就不敢出来捣乱。你们没来时，他们经常来抢油。所以请你们多住些日子，保你们吃好喝好。”原来油矿让我们给他们当保镖。 又住了几天，突然听说清化砭有大仗打。我们住在油矿职工医院的七八人怎么也呆不住了，就跑到公路上等车。我们的另一拨人住在油库，他们坐一辆卡车开过来了，我们招手，车没停，开了过去，我们这一拨人生气了，举起机枪和步枪就朝汽车扫射，上面站着的另一拨人吓坏了，都蹲在车厢里缩着脖子，车跑得快，没打着。我们这一拨人又朝河滩上乱扫射一通，司机听到枪声，明白开枪的人和车上坐的人是一伙，才把车停下。我们故意慢腾腾地走到汽车跟前，气呼呼地上了车，两拨人都生气，谁也不说话。司机也生气了，故意将车开的乱颠。 车快到清化砭时，看到打完仗的造反派坐车返回来了，车一辆接一辆，车上人很多，都兴高彩烈，对我们说，别去了，仗打完了，我们胜利了。可是我们还是想去看一看战场，所以继续往前走。胜利的消息使我们都高兴起来，司机也消了气，把车开的又快又稳。到了清化砭，我们争先恐后跳下车，满街乱窜，看到打了胜仗的造反派都获得许多战利品。有一人背上挂着几支俘获的步枪，肩上挂一个大黄帆布包，里面装了满满一包缴获的子弹。我们这伙人向那人讨要枪，那人不给，我们说枪不给，给些子弹吧，那人大方，从包里抓了几把子弹散给众人，我们这伙不讲理的人一拥而上，伸手抢他包里的子弹，地上撒落了不少子弹，那人害怕子弹被抢光，挣扎着跑了。由此可见这一仗打得有多大。路旁地上躺着七八个保守派的伤员，有的伤在头上，有的伤在腿上或肚子上，虽然伤口都包扎着白布，但有的地方还在流血。这些灰头土脸的伤员，老老实实地躺在地上。我们看了一阵子，坐车返回永坪油矿。遗憾的是，我们去迟了一步，没能参加上这次的战斗。这次战斗死了多少人，我们不清楚。 文字原创：2009年10月

美篇制作：2022年11月

图片来源：网络

谢谢朋友们关注、欣赏、评论、点赞！ 作者简介：郑卫东 男，中国铝业公司青海分公司退休职工，高级技师，青铝文学爱好者协会会员，摄影爱好者协会会员，初中文化程度，原籍陕西省绥德县，在新闻媒体发表文学、摄影、视频作品100多篇（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