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半个多世纪前的涛雒小市

玉树金蝉

亲爱的朋友们，你可能赶过大集，进过农贸市场，但是你不一定赶过小市。因为"小市"是在一些特殊的村镇才有的一种市场交易形式，所以它并不是人人都有机会赶的。涛雒街是个很早就有"小市"的地方，所以涛雒街的"小市"给每一个涛雒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下面是我对五十多年前涛雒街"小市”的回忆，请您拨冗一观。但愿能引起您的兴趣或者是美好的记忆与共鸣。

涛雒街的“小市”起于何年己无从考究，但是他却是我童年记忆中的一道亮丽风景和永不磨灭的深刻记忆。时至今日，那五六十年前，在后街赶“小市”的情景仍时时想起难以忘怀。

“小市”本来是在主大街的南街上摆摊的，可是每年春秋海货、青菜丰盛的季节，它的市面就会拓展延伸到水产门市部的门前，有时甚至再向西、向南继续延伸。现在想来，那时的“小市“之所以不向北而向南拓展延伸到这条街上，应该与涛雒大集有密切的关系，“小市”向大集市靠近这也是人们习惯成自然的行为规律。

涛雒街的“小市”一般是每天赶两次，早市从清晨到九点之前；晚市从下午三点之后到天黑。所以我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多半会从“小市”上穿过，因此那熙熙攘攘热热闹闹的市上风景便会尽收眼底，饱览无余。

要说涛雒街“小市”上是最大的“市”要数海货市，用母亲的话说那叫“一街两行”。海货市又分干货和鲜货两部分，卖干货的都是固定摊位，好像多是我们村里坔水井附近的几个陈姓贩海货的人，他们就住在小市的街边。所谓摊位只是他家门口的固定地段而已，卖货人坐在马扎子上守望着，吆喝着。周围那规格不同的蒲包里装着大小不同、颜色各异的虾皮，新晒得是粉红色、发过包的呈黄色；小干虾、大虾壳、虾米；还有不同种类、不同淡咸、价格差异很大干海货。比如软体类就有：葡萄鱼子、小籽乌、大籽乌，茄乌、板乌等；咸鱼有两三毛钱一斤的小靠鱼、青脊子鱼、睁眼子靠、黄脊子鱼、大头靠；也有几块钱一斤的甜晒细麟鱼。还有装在木桶或瓷缸里的海蜇和泡在鱼露里的白鳞鱼。那些干鱼虾们散发出的鲜香味道，每次都会引诱我驻足在他们的摊位附近闻上一会，我喜欢它们散发出的味道。

“小市”上卖鲜货的人有的挑着竹编的大四系子筐；有的挎着大小不等的竹篮子；卖鲜货的人多数是蹲在后街东部的路两边卖的。卖海沙子的人偶尔有推车的，听说那海沙子是从江苏青口那边推过来的，推车的有马扎子可以坐一坐。挑四系筐的多数是“贩鲜”的，他们有超好的体力，有利索的腿脚，还有精明会经营会算计的头脑；他们筐里面装满了多是刚刚从船上卸下来新鲜鱼货。

那银光闪亮的大刀鱼；金光闪硕的大小黄花鱼；体型优美光滑闪亮的大鲅鱼、台鲅鱼；浑身被鳞片包裹的大鳘鱼；芭蕉扇一样的黄粉鱼；还有那会爬的大蟹子，能蹦的大虾子；还有乌贼、八帯鱼，长稍、地瓜子鱼等。一般说来四系子筐挑来的多是比较高档的鲜货，好像是从大渔船上贩来的，这些鱼货价位比较高，本大利厚可以多赚一些钱。但是偶尔他们也会挑一些大路货 ：比如黄脊子鱼、大网货、小青鱼，面条鱼什么的。

那时上学沒有现在这么紧张，空闲时间还是挺多的。所以下午放学后，母亲有时让我替她赶小市，于是我就在有些摊位前转悠着看景。听人问价讲价，看人称称算账，有时我也会给有些我认识的人算账。因为有的买主不相信卖家，总认为卖家会多算钱而对他们算的账不放心，看来这就是买卖者的不同心理。每当我算的和卖家算的钱数相同时，买家们便会干脆痛快的付钱，端货离开。所以卖鱼的人很喜欢我站在他的摊前帮他算账。我为他（她）们的相信和喜欢而有点沾沾自喜和小小的自豪。

　　

但是我也就只能是看看，因为母亲只给了我一毛五分钱，五分钱买韭菜，一毛钱买海沙子。母亲还嘱咐我要买坐地扒的海沙子，不买从青口贩来的。我当时并不知道那不同地方出的海沙子有什么区别，只是按照母亲的吩咐去做就是。 回家后，母亲把海沙子洗净煮熟，倒在大黑陶泥盆里，用大铁勺子不停地碾压，不一会那白汤的海沙子就变成黄黄的了，母亲倒上清水搅拌后，端起大盆将那海沙子肉和黄汤淘进另一个盆里，依次两三遍，直到大盆里只剩下海沙子皮。那是我家当天晚上下面条要用的，这一毛五分钱让全家七八口人，吃到了鲜美可口终生难忘的美食---涛雒海沙子面。

如今五十元钱也吃不到一碗那样鲜美的面条了，因为那是我娘亲手擀的面条，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母亲做的面条美味可口，也是我们家的待客饭，每次家里来了亲戚，或是我领来家同学，母亲都会做面条给大家吃。

记得那是一九六七年春天的一天上午，我带着陶来敏、丁立芬、王延华（初中同学）三人到我家玩。中午饭母亲不但做了好吃的面条，还给做了一盆很好吃，可是她们几个人却叫不上名字的鱼。原来那是母亲赶早市卖煎饼，回来的路上顺便花很少的钱买来的一条 “安康鱼”，母亲叫它“嘚瑟鱼”，它还有一个更不雅的名字叫“私孩子鱼”因为它有个奇大无比的肚子；那年代虽然生活清苦，可是人们对这种鱼还是嗤之以鼻，所以它只有不到一毛钱一斤。但是我能干巧手的母亲却能把它做成可口解馋的美味。让我的同学们品尝到了她们十几年人生中的第一次不同口味的美食。善良好客的巧手母亲把做好的鱼和面条放在盆里盛在碗里，再和二妹一起给我们端到堂屋里，她俩就回前屋了。

▽ 图中后排左一是二妹

　　

小市”上挎提篮卖货的人一般家里有下海弄船的人分的，自己家里不舍得吃，或是吃不了而挎来换取零花钱的，因此小市上这样的卖货人很多。还有一类卖货人就是我二妹那样的，拿着母亲给她买的几盒烟，到靠岸的渔船上去换，或者说是讨要来的，她要把换来的鱼再换成钱，再买上烟再去换鱼。

记得那是六十年代末春天的一个早晨，我和二妹到早市上去帮她买可以换鱼的东西。春天早市上的菜是一年中既丰富多彩，又新鲜水灵的季节和时刻。涛雒街里人不种菜也无菜可卖，所以“小市”上卖菜的多是西乡、南乡、北乡来的，他们多喜欢赶早市，天刚蒙蒙亮，乡下的菜农便会推的推挑的挑，带来他们凌晨就采摘打理好的各种时令鲜菜。

所以早市的菜市是非常繁忙热闹的，那吆喝声、叫卖声一进南门就能听到。因为菜市就在山房门前往东的街两旁。那一街两行的菠菜，茼蒿、韭菜、芹菜，小白菜、葱、姜、蒜等等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可是这些都不是我们要买的，姐俩寻寻觅觅终于找到了我们要买的红萝卜也叫水萝卜。这水萝卜有两种，小的圆的叫“羊角康”，一般是大人买来哄孩子的。小时侯母亲偶尔买一把大约不超过十个，姊妹几个每人分两三个可就当了宝贝。用指甲掐出几个白点，用拇指和食指提着那细长的根捻转起来，那小圆萝卜在我眼里就俨然成了漂亮的艺术品。一个萝卜可以玩耍半天丝毫不觉得乏味，反而觉得情趣盎然幸福满满。

▽ 图中后排中间是二妹，前排中是我

可是我们今天要买的不再是那“羊角康”而是水萝卜，因为这东西既可当菜，又可当水果解渴，是弄船人喜欢的吃的。我和妹妹从一个和我们差不多大的男孩筐里买了两扎红萝卜，妹妹拿着萝卜到海边去了。我则留下与男孩攀谈起来，原来他是下元村人，十六七岁的他挑着那么重的担子，走八九里路，那劳累应该是不轻的。他还说如果早市能卖了就可直接回家，如果卖不了，还得挑到大坨庄去换盐。

那天二妹很幸运，想来是那红皮绿叶的水萝卜给她带来的好运气，那水灵灵的萝卜赢得了渔民们的青睐，他们竟然没有要烟，只留下了萝卜，还让二妹装了满满的一篮子“鸡鱼”也就是“老鼠鱼”。那二十多斤鱼越挎越沉，二妹越走越累，她累的气喘吁吁了，可是二妹一条也舍不得扔，好歹把这大“金娃娃”们挎到了小市上，可那鱼只卖六分钱一斤！不知是啥原因，当时的人们不认那鱼，再便宜也很少有人买。中午的时候母亲炖了一大锅“鸡鱼”茼蒿，全家人美美的吃了一顿，那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开放的一顿鱼，有点够够的感觉。前几天同学请客，从涛雒花了近二百元钱，买了四条“鸡鱼”，看那大小不如当年二妹挎回家的鱼大，说是四十八元钱一斤。我真是有点瞠目结舌，不知道这八百倍的增长率该如何理解。

每年春秋天，“小市”上就有一种黄色带黑花纹的小蟹子在卖，母亲叫它“花旦”子，也有人叫它“花壳子”。这蟹子皮薄壳脆，适合于拤蟹酱，每到这季节母亲都会买上十斤八斤的用碓拤捣成酱，放上盐搅拌均匀，装在大罐子里，罐口蒙上一块纱布，用线绳捆住，搁在太阳地里晒着。母亲称这是“发着”。当晒够了一定的时间，本来咸腥的蟹酱就会发出诱人的香味。这时饭桌上就会添上一盘鲜香的蟹酱和一把碧绿的小葱，卷上蟹酱捋上小葱的煎饼让人越吃越爱吃，大有欲罢不能的势头。现在想来仍然有馋涎欲滴的感觉！

“小市”让我有说不完的回忆，它是那个年代人们生活幸福指数的一个补充和提高。当然“小市”虽小却连着大社会，所以“小市”上也经常会有不和谐的音符出现。比如短斤少两、小偷小摸、强买强卖、欺行霸市、打架斗殴。可这些旁枝末节改变不了它的发展趋势，和存在价值。但当时有一种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却彻底遏制了“小市”发展，取缔了“小市”的存在。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极左路线，把“小市”归类到了资本主义的苗里去了。

所以首先那些原来被称作是搞活社会主义经济的“贩子”们被禁止了，那些挑四系子筐的，和坐在家门口卖干货的被割了“尾巴”，不准再经营买卖了。只允许自产的土特产品可以进行交易，不准“投机倒把”。可是这个界限忒难分清了，于是“小市”上就出现了好多的巡查人员，轻则罚款，重则拿“称”。于是“小市”附近的居民家，便成了一些去“小市”卖东西人的避难所。水产对面那个老嫂嫂家的院子里最多的时候可到十多个人避难。

二妹的鱼再也不敢换了，那也算是“投机倒把”，因为我家不是渔民，她卖的鱼不是自己捕捞的。还有更严重的是母亲那辛勤劳累的推动最原始的石磨，用趴鏊子，烧麦穣烙出来的煎饼竟然也成了资本主义的尾巴，属于被割的对象。所以在卖煎饼的时侯不得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以免被人把“称”拿走。当然那些卖烧鸡、烧肉的，油条、大饼的，馒头、点心的，花生、瓜子的，甚至连煮熟的鸡蛋也都成了资本主义的尾巴，属于被割之列。

本来“小市”是农村经济运行的是润滑剂，它的交易本质就是搞活农村经济，方便人们生活，解决农家的燃眉之急，他们打墙盖屋、红白喜事等“公事”，都要依靠“小市”来交易买卖提供方便。从这意义上说，决策者们本应该很好地优化“小市”的存在环境，促进“小市”地繁荣发展。可是随着对 “小市”控制得越来越严，后来的“小市”基本上是不取自消了。再后来，随着我地长大也就不再赶＂小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