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渠”前“谢公渠”

谢家宝树文化

谢燕颉

（一）

被誉为“人工天河”的河南林县红旗渠，堪称“世界第八大奇迹”。其总干渠长达七十多公里，干渠以及分干渠总长度三百多公里，而支渠总长约五百多公里，斗渠总长近七百公里，农渠总长度竟达二千五百公里。

沿红旗渠所修筑的水库近五十座，沿途大大小小的各级水电站、提水站，不知其数。为了充分地利用了红旗渠这一来自不易的水力资源，从而配套形成了“引、蓄、提、灌、排、电、景”功能齐全的大型水利体系，从而不仅彻底改善了林县人民吃饭靠天的生存环境，而且为人民创造了美满的幸福生活，故而又被人民称为“生命渠”、“幸福渠”。

难于想象的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个非常的历史时期，林县人民在物质极端匮乏的条件下，又在极其恶劣的各种环境下，顽强地战斗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之上，逢山凿洞，遇沟架桥，苦战十个春秋，终于创造了人间奇迹，建成了“引漳入林”的这项空前浩大的系统工程。

大凡一项划时代的惊人创举，它的均具有丰富而扎实的诸多孕育和催生因素，既包括历史因素，也包括精神因素。红旗渠的胜利建成，同样具备某种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精神源泉。仔细想来，应该包括四百年前所建的“谢公渠”。在历史的长流中，古渠水冲新渠成，水到渠成，水急渠宽。

“谢公渠”曾经穿过整个洪谷，发源于上游众多喷源涌泉。这里“谢公渠”全渠均用凿成槽形的整块石头铺砌而成，少有泥沙，渠水清澈，两岸百丈高崖壁立，山谷气候非常凉爽。溯流而上，可发现在洪谷里沟瓮峪处，屹立的一块大石之上豁然题刻“明代谢公渠渠首”几个大字。

在渠旁不远处，还有“功昭后世”四个大字的摩崖石刻。这是在修建红旗渠时，由中共林县县委第一书记杨贵所题。其意义所及有二，“谢公渠”已功昭后世，“红旗渠”将功昭后世。

后来杨书记说：“建红旗渠之初，我去看过谢公渠。在那样的社会制度和生产落后的情况下，谢县令还能办点造福人民的事，在社会主义制度的今天，我们共产党人更应该为民所想，为民所急，办更多更大的实事。”看来，“谢公渠”曾经是他以及他所领导的人民，战天斗地力量的源泉，此处，是一个父母官决心造福一方的策源地。

（二）

“掘井数十仞辄不及泉，是以汲水者猬集相待，间有弱者，至终日不获举火”。有史以来，严重缺水一直困扰着生活在这里的人民。全县人民均遭受着水资源严重缺乏的痛苦，就是县城也同样面临生活用水的严重困难，只有城北附近凿井较为容易，而其它区域则苦于取水，而县城南关尤其艰难。

人们只好从林县西北的黄华山、西南的天平山引来水蓄入池，以改变县城生活用水状况。自元朝至清代，林县地方官员也无不承前继后地带领民众凿池蓄水，修渠引流，以解决生活用水问题，这项工作一直是历任官员不得不解决的重要事务。

早在元代至元五年（1339），知州李汉卿就开始率众凿渠，导引天平山之水，自西南方向流入护城壕河，让民人汲饮甚便。

明弘治十七年（1504），提学副使王敕则率众凿渠，导引黄华山之水，自北引入城壕，与天平山之水汇流，注人蓄水池，为此取渠名“永利渠”，池称“广会泉”。

明万历十九年（1591），分巡河北道李廷谟乃开渠凿池于旧南池之右，以引天平之水以注入之。

然而这些水利设施的作用，都非常简陋而有限，难于满足人们的生活的基本需要。万历十九年（1591），知府何鲤又将黄华之水分渠引入，除沿途灌溉用水占了十分之一外，池中用水已占十分之九。他还曾经张榜公布过新的修渠举措，要自源头开渠至城外西北隅。途中修建两座引水渡槽石桥，并购买了民地一亩，凿池蓄水，便于城西居民汲水，从此“广会泉”分为南北二池。尽管如此，用水问题尚未真正解决。

时至万历二十一年（1593），新任知县谢思聪以经过大量调查勘察研究，发现这些蓄水池又狭又浅，且沿途渗漏非常严重，于是无私捐献自己的俸禄，对所有蓄水池加以扩建，将引水渠加以浚通，特别是把池渠改为块石铺砌，还抹上石灰浆灰以防渗堵漏，从而使池中蓄水保证基本长期不干涸，特命名为“阜民池”，从此县城居人民才基本取水便利了，生活也就相应富裕了。

顺治十七年（1660），知县王玉麟在此基础上，率众修浚黄华旧渠，重修过水渡桥，以引水入北关，注于城下壕河。

顺治十六年（1659），知县洪寅引桃园之水，经元都观前东流，注入南关“阜民池”，再引水入南门，经过县衙注入学宫泮池，流出之水再入东门城壕。

（三）

在这些为民操劳的父母官中，人民最为感恩戴德的，是全心全意、切切实实为他们造福的谢思聪，虽然事过近二百年，在清乾隆五十年（1785），林县人民自发集资，建起了一幢带有檐廊的“谢公祠”，以专门祭祀谢县令。

“谢公祠”大门前撰有楹联一幅，上联是“追慕谢公甘棠遗爱”，下联是“远存县令惠民恩德”，横额是“万民拥戴”。

甘棠，出自怀念西周为民造福的召伯的政德的诗，据《史记·燕召公世家》载：“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诗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祠内、祠外均有他的塑像，这实不多见。屋前立像，五十开外，面目慈祥，身着明代官服；祠堂坐像，两旁有童子侍立，一派仙风道骨。

祠内保存了一通大字碑刻，铭文为谢思聪亲自所撰：“彰德府郡守史公、司理吴公公议修渠建桥，源头活水（以下缺）”。

从这些残留的文字看，谢思聪虽然主持修建了“谢公渠”，却把此等无量的功德归于彰德府府官，不居功亦不自傲，待人处事格外谦恭，怎不令人感慨万千。

年代久远，海枯石烂，因碑下半部已被岁月触毁，全文难于细辨，但估计刻石时间大约在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

他主持修建石砌水渠原名“共山渠”，深约三尺、宽约二尺，全长约九公里，引洪谷山之水，东至辛安村，途经杨家庄、椒园、小傅街、青林、圪道、拐头山、木纂、豆家庄、北山、马军池、辛安等村，十一公修共管，至今有已四百余年历史。

该渠通水后，有效地解决了沿渠四十余村的人畜用水问题，受益百姓感其恩德，因为建起了“谢公祠”，从此将“共山渠”改称为“谢公渠”。

后来林县人民又将谢思聪入祀于县内“名宦祠”内，在民国《重修林县志·宦绩传》内，明代仅选五人，谢思聪即为其中之一。

“谢公祠”内至尚存明清及民国时期碑刻达十二通，大多是歌颂谢公渠的效益和谢知县功绩的。

清咸丰元年（1851）所立修渠碑上，就清楚地记载了“谢公渠”重修情况，阐述了水利工程乃“前人不能复修而后人修之，后人修之而不继之，何以使后人复继后人也”的道理。于是，“按村庄之远近，地亩之多寡，酌量捐输，共成厥事”。由此可见，当时修渠办法，是“谁受益谁负担”。

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所立石碑，八字形碑额中书有“修渠碑”三字，铭文：“县西‘谢公渠’，其源出于瓮峪，下注城西南之辛安池，为辛安等四十余村炊及所资。乃前明万历丙申谢邑侯创筑，邑人感德不忘，即以谢公命渠，并建祠以祀，感也……”

1939年，民国期间所立抗日军民修复“谢公渠”的石碑，则由国民抗敌自卫团副司令徐靖远撰文，林县县长张守魁书写。

碑文说：“今年夏，倭寇陷林，盘踞无旬。余从邑中诸贤指挥于外，相得益彰，相成益切。其时，数过谢公祠，辄悠然遐想，曰：‘大丈夫当生有益于时，死有闻于后，如谢公者，方不负儒者入世之观。’”

在此作者大力歌颂了谢思聪的历史功绩，也表达了深厚的敬仰之情，以及决心抵御倭寇、为民奋斗终生的志向。

徐靖远（1901——1942），原名九范，又名国经、大同、经原，山东省寿光市人，是著名爱国抗日将领之一。1923年考入东北讲武学堂，毕业后任黄显声旅参谋，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任北伐军某师政治部主任，曾原任国民党河北民军参谋长，抗战时率领部队转战太行，抗击日寇，后为特务暗杀。

以上碑文凸显了谢公及谢公渠的深远影响，也教导历代为官为宦者怎样才是造福黎民百姓。

（四）

明朝初年，朝廷将全国所有县份分为上、中、下三等，以按等级高低决定征粮课税数目，林县当然属于后者。谢思聪深知林县县情，知道给林县人民带来世代贫穷的是干旱，因此十分重视水利建设。

急人民之所急，为解决百姓吃水困难，他在林县南关旧南池西侧新开大池。因为旧池狭浅淤塞，渗漏严重，他对新开大池甚为重视，先是带领懂水利技术的刘勋等察看地势，并委之以具体负责，绘图概算，拟出施工方案。

谢县令不忍心加重人民负担，在算出方案物料费用后，他自己捐上了俸禄。新池修成之后，又将旧池拓宽辟深，并疏浚水源，导引桃源渠水注入新池，工程竣工，两池争溢，涟漪荡漾，从此往来打水人流，络绎不绝，谢公目睹盛景，又衷心祝福县富民阜，欣然命名“阜民池”。

在林县为官谢思聪尽心尽责，当他看到纵贯林县西侧的林虑山瀑响千岩、悬泉飞洒，珍贵的水资源怎能白白浪费，于是他组织人力物力开发洪谷山泉，修成“共山渠”，解决了沿渠四十多个村庄人畜饮水及农田灌溉问题。修渠是艰难的，必须充分调动人力、物力和财力，为此他广泛发动了群众。

“共山渠”开工不久，谢思聪到乡下察看筹资情况，就看到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太太，带着一个头缠孝带的小孩，手拿一副银手镯向社首说：“儿子、儿媳都已过世了，我人老了，孙子还小，干不动活，家无长物，只好送上这副手镯，请你们把它当换，以供修渠之用。”知县看见此情此景，很是感动。

修渠需要大量资金，自己俸禄并不多，并且已捐过了，于是回到县衙不惜又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铜砚台，交给差役拿去当了，捐钱修渠。

因砚台一角刻有谢县令的名字，当铺老板得知内情后十分感佩，以高价把砚台收下了。渠修通后，社首带领老百姓敲锣打鼓到县衙送上一块匾，上面刻着：“誉县令当砚台之举，铭谢公兴利之恩。”此时当铺老板也来了，他还用红布包着谢思聪当年所当之砚，交回于他崇敬的这位谢县令。

官民之心为水通融，情深意长难于言表，百姓中至今还流传这个“谢思聪当砚台”的故事。

（五）

有史料记载：

万历《林县志》八卷（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刻，清顺治间增刻本。谢思聪修，郝持、李若杞纂。谢思聪，字崇谋，号联塘，山东滋阳县（今山东允州县）人，举人，万历二十年（1592）来任知县。后升陕西巩昌府通判。郝持，字敬之，本县人，进士，授直隶顺德府邢台县知县，升南京行人司司副、南京工部营缮司员外郎郎中，万历二十一年（1593）降山西平阳府赵城县县丞。李若杞，本县举人，学问博雅。

谢思聪来任四载，慨县无志，搜得邑名绅藏马卿志稿二册，将稿交与李若杞增辑，又请郝持再加精审，数月而成。正欲授梓，谢思聪调任去，遂搁置；知县孙梦柱来任，志乃得刻板印行。原刻本今已不存，唯存一帙是顺治十三年（1656）杨声焕续增本。杨只在原刊后，增职官等数版。此版志书已不全，缺一至二卷与卷首。所存目录如下：卷三志宫室 公署、学校、街坊、志田赋 田、赋、户口、兵制、土产；卷四志祠祀 祠庙、陵墓；志官师 官师、名宦、志人物 人物、孝子、义民、隐逸、节妇；卷五志选举；卷六名宦、艺文；卷七艺文，卷八志杂 灾祥、仙释、遗文、遗田、遗事。

按其内容，以明代为主，于明以前或略写或不录。公署、建置、学校、田赋、户口、兵制、灾祥均只载明朝，资料颇可观：万历二十一年（1593）曾开稻田四顷七十四亩四分；户口有洪武至万历二十年（1592）七次统计数额；土产分列常产，其中药类达132种；艺文中关于水利的记述不少，皆是有价值的资料。本县万历三十五年（1507）以前明代资料由此得以保存。

顺治杨声焕所续或另起行标续志，或字迹刻板不同，明显分辨出其增刻之内容与万历志无淆混。此志仍为明代志书的本来面目。

是志为现存最早的林县志，后志称其为林县有志自此始，可见其书之价值。

是书残存为三册，藏北京图书馆，存卷3—8。

由此年来，除了兴修水利，谢思聪还十分重视当地文史建设。上任伊始，得知林县历史悠久，却未有一本正规的县志，甚感遗憾。于是他找到马卿所著的《林县志稿》上下二册，通篇批阅后，认为体裁结构合理，文辞尚好，只是内容不够充足完备。

他遍游山川，广征博采，在马卿稿件基础上亲手纂成《林县志》初稿，并聘请文人李若杞修改完善，还特地把文士郝持请到县署，倾听他对修改志稿意见，并要求他再进行充实整理。

郝持经几个月的加工润色，一部持论公允、章法规范的县志成稿。正当县志筹备完毕之时，谢思聪已荣升任陕西巩昌州通判。后任知县孙梦桂来到林县，继续请郝持再次修订，将志稿分成四册，称为《万历林县志》正式问世，此为林县有史以来第一部县志。

谢思聪对此贡献之大，正如孙梦桂所言，“更三贤之手，赖谢君之力以底撅绩，而不佞桂毫不敢贪其功”。

（六）

上面的史料说谢思聪是山东滋阳县（今山东允州县）人，应是山东兖州。据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山东一载：“兖州府属州四，县二十三：嵫阳县附郭、曲阜县、宁阳县、邹县、泗水县、滕县、峄县、金乡县、鱼台县、单县、城武县……。”

滋阳，隋析行唐县置，以在滋水之北而名，在今河北省行唐县西。而行唐县地处河北省西南部，隶属河北省石家庄市。

东晋太元二年（377），谢玄曾出任兖州刺史、建武将军、领广陵相、监督江北诸军事；太元四年（379），升征虏将军；太元五年（380），升冠军将军、徐兖二州刺史，封东兴县侯。说明谢玄在兖州至少达四年之久，接着去指挥淝水之战，离开后定会在此留下部分谢家子弟，故谢思聪的祖先就是这样留在兖州滋阳的。

兖州市黄屯镇谢家村，地处镇北偏东，建于清朝初年。据该村《谢氏支谱》载，谢氏祖居滋邑城西北谢家楼，清圣祖时分支迁此建村。因谢姓来此最早，故名谢家村。

明朝另有一个谢思聪，江西人，据湖南宁乡碧塘谢氏族谱《宁邑（谢思）谅房支谱》载，其始祖谢智，字荛卿，号夷吾，汉钜鹿太守，家会稽。

传至四十世至谢义硕，世居江西安成辛里平都；曾孙谢忠烈于元末随从兄赴长沙教授任，自江西迁居湖南宁乡唐市。

谢忠烈之子谢孝暹，于明洪武时自唐市徙居二十一都碧塘村，生八子，谢思谅、谢思忠、谢思敬、谢思聪、谢思明、谢思义、谢思夏、谢思谦，繁衍为八房，其中谢思谅、谢思敬、谢思聪三派的后裔同在宁乡，于清道光30年（1850）建宗祠于碧塘。

江西安成辛里平都，或为今江西安福平都镇。据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七载江西五：“兴平元年，孙策始分豫章立庐陵郡。三国吴宝鼎二年，又分置安成郡分庐陵、长沙郡地置，治平都。晋因之晋庐陵郡属扬州，安成郡属荆州。”

“安福县府西百二十里。西至湖广攸县三百十里，西南至永新县百五十里，北至袁州府分宜县二百里。汉安平、安成二县地，分属豫章、长沙二郡。后汉改安平县曰平都。兴平中，改属庐陵郡。三国吴宝鼎二年，分置安成郡治焉。晋以后因之。隋平陈，郡废，改平都曰安成县，属吉州。开皇十八年，又改曰安复县。唐武德五年，置颖州治此。七年，州废，仍属吉州，寻改县曰安福。宋因之。元元贞初，升为安福州。明初，复为县。《城邑考》：县城晋永康中所筑，唐因之。宋祥符中增修。元至正十五年亦尝缮治，二十四年归于明。洪武七年增筑，嘉靖、万历间亦尝营治。今城周五里，编户二百三十四里。”

“安平故城县东南六十里，枕王江口。《志》云：县本秦置，属九江郡，汉属豫章郡。后汉永元八年，改曰平都。三国吴始移县于今治，并置安成郡治焉。今县治南百步有平都废县址。隋曰安成县，又曰安复县，县名虽更，而治不改。《舆地志》：晋永康初，朱居为安成太守，筑郡城，阔八里，辟八门，中有双阙，高数丈云。”

“安成故城县西五十里。汉县，属长沙国。《安成旧记》：张普封安成侯，国于此，筑城居之。相传汉县理西乡，即普侯国也。吴于东乡置郡，县亦移焉。晋太康元年，更名安复。刘宋仍属安成郡，齐、梁因之。隋平陈，省安复入平都，旋改平都曰安成，又为安复，仍旧名也。《寰宇记》：县东六十七里有安成故城，即汉安成侯张普所理。似误。或曰孙吴所置东乡城也。”

在此之前明朝还有一个谢思聪，曾任绍兴府经历。有史料载，明天顺六年（1462）九月，绍兴府经历谢思聪、山阴县知县吴琏、会稽县知县陈鉴等立，山阴韩阳撰文，曹甫山书。楷书。镌记明绍兴知府彭谊重修窆石亭事，并考证窆石来历。碑阴《窆石碑阴记》刻于明成化元年（1465）中秋后，罗周撰。现存的绍兴碑刻《禹陵重建窆石亭记》，位于禹陵乡禹庙东首窆石亭旁。碑高220厘米，宽90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