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那不一样的爱

草重

　　父亲离开我们已整整二十年了。岁月如梭，思念却从未褪色。那份独特而深沉的父爱，始终铭刻在我的心底，历久弥新。

父亲曾是一名光荣的抗美援朝老兵，1958年退伍后进入三明钢铁厂工作。虽然只读过几年私塾，但他勤奋好学，不仅文采斐然，毛笔字更是遒劲有力，很快便晋升为厂里的中层干部。然而，父亲性格刚烈，做事缺乏耐心，为人处世也颇为固执。常言道：“性格决定命运”，这一点在他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尽管担任领导职务，但他很快就发现协调各方关系、管理团队并非易事，渐渐感到力不从心。于是，三年后他毅然辞去领导职位，转而重操旧业当起了汽车驾驶员，毕竟在部队时他就是一名技术精湛的汽车兵。每当提起这个决定，他总是自豪地说：“当驾驶员多好，不用看人脸色，全凭真本事吃饭！”

　　父亲对我们的管教近乎严苛，任何过错在他眼中都如同眼中钉、肉中刺，必定会招来他声色俱厉的训斥。童年时光里，父亲的责骂声成了最熟悉的背景音。他对我们的学业鲜少过问，可一旦考试成绩不理想，便会暴跳如雷。每当母亲不在家时，我们与父亲相处总是战战兢兢，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沉默。

在单位里，父亲性格耿直，说话从不拐弯抹角，这种直来直去的作风无意间得罪了不少同事。因此他一生，真正交心的朋友屈指可数。记得有一次，他去老乡家喝酒，老乡借着酒劲炫耀道：“我俩同时进厂，如今我是副处级，你还是副科长。”父亲勃然大怒，一把摔碎酒杯，掷地有声地回敬：“我有四个儿子，你只有四个女儿。论荣耀，你比得上我吗？”说罢拂袖而去，从此断绝往来。所幸母亲性情温婉，善解人意，常常主动出面调解，化解了不少这样的矛盾。

我始终不解，父亲的脾气为何如此暴躁？直到后来观看二战题材电影，了解到许多欧美士兵战后都患上了“战争后遗症”，症状包括焦虑、抑郁、易怒、社交障碍等。这让我不禁怀疑：父亲是否也深受这种战后创伤的困扰？

　　高中毕业那年，我遭遇了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挫折——平时成绩优异的我，竟在高考中意外失利。在那个将“成功”简单等同于“考大学、找好工作”的年代，待业青年不仅要承受内心的煎熬，还要面对旁人异样的眼光。父亲对此怒不可遏，整整一个月都对我冷眼相向。

第二年高考时，父亲执意要我改报中专，我坚决不从，父子俩爆发了激烈争执。父亲脸色铁青，双目圆睁如铜铃，厉声呵斥：“混账东西！好高骛远，再考不上你怎么办？”后来，我自作主张参加了一单位的招干考试并被录取。起初父亲嗤之以鼻，直到深入了解这个单位后，态度才渐渐缓和下来。

　　参加工作不久，我迎来了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获得参加全省培训的机会，并有望调往厦门工作。那时的厦门刚被中央批准为经济特区，处处涌动着蓬勃的生机。我满怀憧憬地向父母报喜，却没想到父亲的态度异常犹豫。他忧心忡忡地说：“要是被分配到岛外怎么办？”年轻气盛的我，只觉得他目光短浅，当即激动地反驳：“爸！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您知道厦门未来的发展前景有多广阔吗？”父亲勃然大怒，拍案而起：“混账！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这番粗暴、无礼的回应，让我既失望又愤怒，我直接挂断电话，之后也拒绝接听他的来电。最终，在母亲的百般劝说下，我勉强接受了回乡工作。

岁月流转，厦门的发展如日中天。每当亲友们提起父亲当年的决定，他总是倔强地保持沉默，但我分明看到他眼中闪过的一丝落寞。而这件事，就像一根刺，始终扎在我的心头。

　　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父亲开始不动声色地为我张罗对象。他特别中意一位医生的女儿，虽然不明说，却总在我面前反复夸赞：“那姑娘模样周正，性子又温婉。”平心而论，这位姑娘确实条件不错，但我对父亲这种含蓄的干涉格外反感。每当他把话题往这上面引，我就故意插科打诨，或者干脆借故离开，留下父亲独自站在客厅里，脸上的笑容渐渐凝固。

后来，我遇到了真正心仪的女孩。父亲见我心意已决，最终只是叹了口气，没再多说什么。多年后，我和妻子在阳台上喝茶时聊起这段往事，我握着她的手轻声说：“老爷子这辈子最开明的决定，就是成全了我们的姻缘。”

　　女儿刚上小学时，学校离家足有三站路远。我和妻子工作忙，尤其是我经常要出差，接送孩子就落在妻子肩上。看着她每天骑着那辆老式自行车来回奔波，还要操持家务，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父亲退休后，二话不说就把这活儿揽了过去：“接送孩子的事交给我，你们专心工作。”我看着他日渐佝偻的背影和那辆吱呀作响的自行车，实在放心不下：“爸，您身体不好，骑车也不稳当...”话没说完就被打断：“怎么啦？嫌我老了不中用？”

从此，无论盛夏烈日当空，还是寒冬北风呼啸，总能看到一个瘦削的老人，蹬着辆掉了漆的自行车，后座上坐着个背着书包的小女孩。雨天路滑，我特意请单位司机帮忙接送了几次，没想到父亲知道后大发雷霆：“公车是给你们这么用的？简直胡闹！”看着他气得通红的脸，我和妻子相视苦笑，只好由着他继续坚持。

这一坚持，就是整整五个春秋。那辆老旧的自行车，载着祖孙俩，也载着沉甸甸的爱，在时光里碾出一道深深的痕迹。

　　九十年代初，我遭遇了职场低谷，整个人像被抽走了精气神。父亲经常到我单位，见我忙碌转身就走；见我闲暇时便和我聊天。我知道，他来的目的就是想安慰我。然而，他谈不出什么人生大道理，总是笑眯眯地说：“今天天气不错，人很舒服哈，你也要心情舒服点……”阳光照在他花白的鬓角上，我突然感到，那些朴素的字句仿佛有了温度，像冬日里照进我心底的一束暖阳。

　　2002年的初春，一向硬朗的父亲突然病倒了。诊断结果像一记闷雷——肝癌晚期，那年他还不满七十岁。我们四兄弟围在病床前，忧心忡忡，眉头拧成了结。反倒是父亲拍了拍我们的手背，声音沙哑却坚定：“别愁眉苦脸的，阎王爷还收不走我！”

费尽周折联系上省城医院的专家后，我们兴冲冲地告诉父亲这个好消息。没想到他摇了摇头：“我不去。”我急得声音都变了调：“爸！这是为什么啊？”他望着天花板，半晌才说：“开刀化疗太遭罪...…我这辈子，最怕疼了。”我们轮番劝说，说有麻醉不会疼，说专家医术高明...…他却总是闭着眼睛装睡，像极了小时候跟我们怄气的模样，知道他脾气倔强，无奈我们只能依了他。

直到他弥留之际，老领导前来探望时问起这事，父亲才终于道出实情。他浑浊的目光缓缓游移天花板上，泪水顺着皱纹蜿蜒而下：“老伴走得早...…去省城治病，孩子们都有各自的家庭，耽误工作来照顾我..….”他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这病...…我心里有数，何苦让他们人财两空...…”话音未落，我们早已泣不成声。那一刻，才恍然明白，这个倔强了一辈子的老人，用他特有的方式，把生命最后的温柔与爱，都化作了对我们的成全。

　　我的父亲就像一坛陈年高粱酒，初尝时辛辣呛喉，让人皱眉咂舌。他那刀子般的言语，常常扎得人生疼；火爆的脾气，更似烈酒般容易“上头”。可当你慢慢细品，就会发现这酒的回甘绵长——那藏在锋利话语背后的关切，裹挟在暴脾气里的温情，都随着岁月沉淀出独特的韵味。

如今我终于明白，父亲那些或对或错的举动，那些紧锁的眉头与舒展的笑纹，那些疾言厉色的训斥与不动声色的关怀，都是同一种爱的不同表达。这份爱太过深沉，以至于我要用五十载光阴才能慢慢读懂，就像一本厚重的书，每一页都写满了他不擅长言谈的温柔，而我用了半生才学会细细品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