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的习俗文化及其历史成因初探

国光

作者 陈秉荣 周少卿

制作 张国光

河曲河神庙戏台后面黄河

“走西口”，又称“走口外”、“走场子”、“跑口外”。它指的是长城以内的晋西北、雁北以及陕北地区的贫苦农民在旧社会到长城以外的内蒙古西部打工谋生的社会活动。它尽管涉及到这么广大的地区，但最普通、最具代表性的却是河曲、保德人的走西口。有民歌曰：“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挑苦菜。”河曲、保德人除打工种地外，还从事以生产、经营中药材甘草为主的商品经济活动，所以史称他们“耕商塞外草地”①。这种漫长的社会经济和社会实践活动，产生了相应的习俗文化，它是既有别于家乡，又有别于客居地的一种特殊的习俗文化。

河曲县城北城

走西口的习俗

(1) 行旅

“走西口”唯一的行旅方式是步行。河曲的走口外者，从城关或其上游的河湾、梁家碛渡口过河后，经内蒙马栅、府谷县的古城，然后进入鄂尔多斯境内，经纳林、马场壕、达拉特旗，到达包头，稍作休整，再分散到各地去。这一段路，“快五(天)慢六(天)”。在这段旅程中，进入库布其沙漠最令人毛骨悚然。大漠荒凉，本无所谓路与不路，只能瞅着零星的骆驼粪，凭着感觉与经验在沙包和蒿草中探索前进。一旦迷路，就有倒毙的危险。人们视其为“鬼门关”，有的人索性先给自己烧了“离门纸”，再踏上路程。走西口者每日约行60—80里路，风餐露宿，走到哪里天黑了便在哪里歇脚，一般是“就水不就店”。

“走西口”的行装极为简单：扁担一条，一头扎捆简单的行李，一头扎捆行路用的食品。更有贫者，连铺盖也没有，只有一件穿了多年的烂皮袄，白天做衣，夜间做被，“铺前襟，盖后襟，两只脚蠕在袖圪筒。”扁担除挑行李外，还有三个用途：一是对付饿狼和野狗的袭击，二是在露宿搭茅庵时当梁架，三是初冬返回老家过黄河时冰冻不实，横架扁担可防止掉进冰窟。

如果能和拉骆驼的同行则是天大的幸运，驼队可供水，宿营时睡在两峰驼中间，既暖和又安全。

河曲走西口路线图

(2) 住宿

“走西口”途中的住宿叫“打路盘”。因荒漠之中极少村落，偶尔有，穷人也住不起店。于是在天黑人乏之后，就地选择一块平坦而又杂草少地方，稍加清理，将铺盖或皮袄一铺，头枕上自己的鞋子，就算宿营了。这种方式，必须人多势众，结队而行，否则就会成为饿狼的野餐。

到了打工的目的地之后，也多无房屋可住。因草原辽阔，本无村落、房屋可言，蒙古民族又是游牧方式，逐水草而居，相隔数十里往往才能见到一个蒙古包，所以全凭自己“安营扎塞”，另起“房舍”。这种“房舍”，是一种自己临时搭的茅棚。它的建造方法是：选择一个土质较好的小丘，开一个豁口，叫“马口”，进深约6尺许，宽窄最多可容纳3人，高低以人可以猫着腰进出为度。然后在“马口”上架上扁担，盖上草席，四周用土压住，地上铺些竹几或沙蒿，便是一个“卧室”。在这里下榻的受苦人，潮湿不说，晴天可了见星星，雨天则外面大下，里面小下，风沙覆面更是常事。许多人由此得了腰、腿疼病。草地蛇多，常有人蛇同眠现象。更可怕的是如遇流沙，则有被活埋的危险。这种居所，在以掏甘草为业的“草场”上几乎普及。

草场上最好的居室是场方的“柜房”，那是一种以白布做顶篷，用泥土夯实做墙的居所。在草原上，这简直就是“天堂”，只有掌柜一类的人才可享用的。

(3) 饮食

“走西口”的人在途中所带的食品分生熟两种，生的是小米，熟的是糠炒面——用炒熟的黄豆、谷糠磨成面制成。遇到有人家的地方，借锅灶做点小米粥；如果没有人家，饿了就吃点糠炒面，到了有水处用手捧起喝几口了事。他们编顺口溜描述说：“吃上糠炒面，喝上爬爬水(冷水)，进圪肚里瞎日鬼(指肚疼)，管它日鬼不日鬼，担上担出一身水。”苦难的穷人，只有用这种重活出汗的办法来减轻病痛。

草场上的掏草工，只有在场子里水可满足供应。外出干活，必须一次喝足一天的水，否则外出掏草时便只有干渴。为了应付这种困难，人们尽量少吃加盐的饭食，而以小米粥作为主要食品。掏草工一般一天只吃两顿饭，第一顿在柜房里吃，第二顿为野炊。这种野炊很别致。如果作业点有水，他们就带着锅去干活，饿了时挖个坑，支起锅，拾点沙蒿、干牛粪，熬点粥喝。如不带锅，也有办法：他们把生米装进一个小布袋里，用麻绳系住，在水里浸湿，在火上烤，湿漉漉的口袋烤得直冒热气，待布袋烤干了，再浸湿，如此反复多次，米也就被蒸得半生不熟了。他们称这种夹生饭“耐饥”。在没水处干活，就带小米冷饭，或和个面团揣在怀里，想吃时捏成饼，放在锹头上烤熟。还有的人，将小米泡透，装在布袋里，到了草地，埋在湿土里保水，饿了时挖坑燃火烤至半熟即可食用。由于长期饮食不正常，染上胃病的人很多。

(4) “草场”行规

草场是指专门经营掏草、收草、做草(铡剁、分类、捆包)的经济实体。其规模大者有千人，小者十几人几十人不等。草场主即等于资本家。它的组织，一般是掌柜一名，俗称“大头儿”，负责全场事务。二掌柜一名，俗称“二头儿”，负责甘草质量与价格的评估。“先生”一名，负责往来帐目。“草头”一至二名，负责提秤收进甘草。保管一名，伙夫一名，打米面跑外的一名，铡草工若干，隶属掏草工若干。

草场主在每年农历正月十九日各旗开印之日，赶到目的地，向蒙古王爷、各庙喇嘛拜年、送礼，商定好包场范围。然后在指定范围内搭起帐篷或茅庵作柜房，其作业半径一般在40华里以内。柜上支付给掏草工的锅、铁锹、米面、苇席(3人1块)等，在结算甘草款时扣除。

掏草所用锹头狭窄而长，为的是能够深挖。甘草沿地面平行匍匐的根子叫“串”，与地面垂直的根子叫“栽子”。人们一般只掏“栽子”，当掏挖到一定深度，不能再往下挖的时候，便铲断了。不掏“串”的原因有二：一是“串”质量不好，二是为了保护资源，留着它，让它再往出长“栽子”。有经验的掏草工人识别能力很强，发现草苗四五支生长在一起的，大部系粗根甘草，于是就从周围往下挖，以防铲伤根皮。

售草过秤时不是用通常使用的数字，而是一套近乎“黑话”的行话。如：平地起圪堆——溢(1)，隔沟叫人——呜(5)，墓圪堆上添土——溜(6)，平地起罗卜——拔(8)，老汉背娃娃—一大一小(11),两杆子不够(19)，三杆子不够(29)，裤裆烂了(35)，雨洒庙门——寺湿(40)，王八腿上拴绳子——绊鳖(50)……当时通行的秤是16两1斤，而草场用的是20两进位1斤的秤，并且这些秤均是场方在一根木棍上刻些道粗制滥造的。提秤的又多是场主的爪牙，五大三粗，臂力过人，又多做手脚，工人们有苦难言。

草场收草的价格压得很低，交草时，只记数量不开价，待收到一船草(3万多斤)的8成时才开价。因开价早了怕工人不交草。收回的草，场方要专门雇人“做草”，也就是铡草。按粗细分类，铡成50至70厘米长短，分类打包，以便起运。其名目有“天粉”“奎粉”“条粉”“河草”“通草”“毛草”“节草”“圪瘩头”等。其粗者截面直径有3厘米左右的。

(5) 互相同化了的习俗

走西口使蒙汉人民长期共同生产，共同实践，从而促进了文化习俗的互相同化。如饮食方面，蒙古人原来只有“白食”和“红食”两种，“白食”指奶制品，“红食”指肉类食品。随着时间的推移，谷子、小麦、玉米也成了他们常用的食物，像作为茶点用的炒米及“章侧”就是农产品。他们吃的酸菜和醋是地地道道的山西风味，而有的地方甚至吃起酸饭来，就更是把河曲人的特色学到家了。而汉民煮砖茶时加盐，喝茶时泡炒米，吃大块大碗牛羊肉，喝大碗烧酒，则完全是学自蒙古同胞。

在语言方面，有些汉语单词直接引入了蒙语，如“油糕”“海棠”“包子”“班食”“扁食”“灯”等。而河曲民歌中的“得儿赛”中的“赛”字就是蒙语中的“好”。

而“二人台”“蒙汉调”，则应视为蒙汉两族共同创造的文化，它们在内蒙古的流传之广，超过了山西。晋剧、北路梆子在内蒙所占的市场，仅次于山西。这不能不与走西口有着血肉般的联系。

历史及成因

(1) “走西口”的历史

清初，统治者实行了一条割断蒙汉民之间交往的政策，沿鄂尔多斯部落南边的长城北侧划了一条南北宽50华里、东西延伸2000余华里的禁地，人们通称为“黑界地”,以此为界,禁止蒙汉人通过。《钦定理藩部则例》②规定：凡蒙古官民招汉民去种地的，要受扣发俸禄、罚没牲畜、打皮鞭、戴木枷等处罚。汉民则发配充军。所以在清朝初年，无走西口一说。

据归化城(呼和浩特)先农坛石碑记载，汉民到口外种地，始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③。清同治版《河曲县志》载：“自康熙三十六年，圣祖仁皇帝特允鄂尔多斯之请，以故河保营得与蒙古交易。又准汉民垦蒙古地，岁与租籽。”可知“走西口”，是在清朝开禁的这一时期。清雍正、乾隆年间，多有允许汉民到内蒙垦荒的记载。如《准蒙档》④002册第11页载：“乾隆五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河曲知县衙门来文，催准旗速报境内务农的汉民，以备汇总呈报太原府兵备道吏、神木部郎、保德州官。”《大清会典事例》记，嘉庆二十年，仁宗皇帝言：“近年蒙古渐染汉民恶习，竟有建造房屋、演戏听曲之事，此已失其旧俗。兹又留邪俗，尤属非事。”可知此时走西口已进入盛期。不少汉民携带家眷，进入蒙区，由“雁行”发展至定居。

1900年庚子赔款后，清政府财政枯竭，便采取由官府放垦蒙荒增加税收的办法，弥补财政的不足，任命兵部左侍郎贻谷为钦命蒙旗垦务大臣，这就是历史上的“贻谷放垦”⑤。这又掀起了走西口的第二个高潮。从此以后，政府再也没有对“走西口”进行阻止和干涉，这一活动，一直延续到建国初期。

(2) “走西口”的特定地域环境与其习俗形成的依存关系。

“走西口”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产生于以下特定地区：晋西北的河曲、保德、偏关三县，雁北的朔县、平鲁、左云、右玉、山阴五县；陕北的府谷、神木、榆林、横山、榆林、靖边、定边六县。别的县也有，但为数极少，形不成规模。为什么“走西口”集中于这些地区呢？这是由其特殊的地域环境所决定的。

① 恶劣的生存环境迫使农民不得不靠“迁徙”维持生存。

上述地区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地区，沟壑纵横，植被鲜少，土壤贫瘠，降雨不足。90％以上土地为丘陵和山地，水土流失相当严重。据考查，河曲县197万亩总面积即有162万亩水土流失严重,土壤侵蚀模数为16500吨／平方公里,洪水含沙量达48％。由此造成土质低劣，有机质含量仅为0.35—0.47％，含氮量为0.22％—0.45％，含磷量在0.05％以下⑥。平均亩产在合作化初期仅为30—50公斤。农民辛勤一年，粮食仍不能自给。

这一地区同时也是灾害严重且频繁的地区。由于地处内陆黄土高原腹地，处东亚季风北部边缘，北邻内蒙古沙漠，东南暖湿气流又为太行山所阻挡，因而形成了风沙大、干旱严重的大陆性气候，自然灾害频仍。有民歌曰：“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遇上一年收，又把蛋蛋(冰雹)丢”。据记载：保德县从1464年到1972年的508年中，有303年旱情严重，平均1.6年一遇⑦。河曲县从1958年至1983年的25年中，只有3年未发生雹灾⑧。这是晋西北、陕北恶劣自然条件的典型代表。对没有抵御自然灾害能力的小农经济来说，这种接连不断的灾害，无异于一种灭顶之灾。为了摆脱饥荒，只有另觅生路；而“走西口”就成了他们最佳的选择。

② 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促进了农民的贫困化。

除了自然环境恶劣之外，农民的贫困化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原因——土地兼并。这一在旧中国所共有的社会现象，在北方这一块最贫瘠的地区更为严重。以河曲县1942年的调查为例⑨：全县农户共11254户，地主有674户，占5.98％，而占有的土地则为全县的51％。这个县前大窊村共有耕地1282垧，其中4户地主、7户富农即占有995响，占88％；而70户贫雇农仅占有耕地41垧。无地少地，自然少衣无食，不得不受地租、雇工、高利贷等剥削，加速他们的贫困化乃至破产的过程。这自然也成为导致“走西口”这一悲剧的主要原因之一。

③ 内蒙古的地域环境为“走西口”者提供了良好的谋生市场。

与山西及陕西一水相隔的内蒙古西部地区，地广人稀，土地肥沃，资源丰富，交通闭塞。既是官府统治鞭长莫及的地区，又是正处在开发时期急需劳动力的广阔劳务市场。这种宽松的社会环境与广袤的土地资源，吸引着大批的“投工者”。再加上蒙古族人民善良、敦厚、好客的本性，他们又不事农，将广阔的土地让与汉民耕种，于是使“走西口”者有了生产或打工的市场。这里付出同等劳动比“口里”收益高出数倍，故而成了众人心目中养家糊口的“理想”去处。是以“走西口”愈来愈形成了一种大规模的生产和社会实践活动。

清道光十年本《河曲县志·风俗》载：“河邑山多地少……或赴蒙古租种草地，春去冬回，足称勤劳。”同治十一年本《河曲县志·风俗》云：“河邑人耕商塞外草地，春夏出口，岁暮而归。但能经营力作，皆足养家糊口。本境地瘠民贫，仰食于口外者无虑数千人。其食糜米、麦面、牛乳、牛肉，其衣皮革、毡褐，其村落曰‘营盘’，蒙古语曰‘达子话’，凡出口外耕商者，莫不通蒙古人语。”

据《河曲县志》载⑩：民国八年(1919年)河曲县总人口为120231人。到1940年河曲解放，总人口为81348人，加上河西尚未解放地区约1.3万人，也不过9.4万人。而120231人，21年，年增长率以2％计，为182230人。这就是说，河曲县到1940年，人口总数比正常应具有数少了8.8万人。而其间又无大的战事或疫病流行。这些人口，除了“走西口”之外再找不到更好的解释。

到内蒙定居的河曲人主要聚居在包头、临河、固阳、五原、土左旗、土右旗、乌拉特前、中、后旗等地。在有的地方，如乌拉特中后旗的双美圣乡、石哈河乡、郜北乡、此老图乡，大多数居民是河曲人；固阳县的红泥井乡有72个自然村，村村都有河曲人，最多的村子河曲人占到了总人口的80％。

贫困化的农民大批向内蒙进军,由自耕农转变为“打工仔”，靠出卖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为生，因而使劳动力成为买方市场，“走西口”者不得不接受雇主苛刻的待遇与剥削。如以大秤收购，缺斤短两而不敢言声；受最繁重的体力劳动而得到很少的报酬；结算不付现金而付代金券“帖子”，只能在雇主开的商店购物；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必须向厂方赊借，最后结算时再受一层剥削。

由于“口里”的贫困和在“口外”受到的剥削，使“走西口”者始终摆不脱贫困的困扰，所以他们的吃、住、行始终都维持着最低级、最原始的状态：住地窨、睡草滩、盖破衣、吃生饭……有一首河曲民歌形容其出卖苦力的惨状：“上杭盖掏根子(甘草)自打墓坑，下石河拉大船驼背弯身，进后套挖大渠自带囚墩，上后山拔麦子两手流脓，走后营拉骆驼自问充军，大青山背大炭压断背筋，高塔梁放冬羊冷寒受冻……”由于其苦力繁重，所以“走西口”者皆为40岁以下的青壮年，其中30岁以上者不达五分之一。他们到内蒙，同时也把家乡的许多风俗习惯带到内蒙，所以即使是今天，河曲保德人到内蒙，无论语言上、生活习惯上，都无陌生感，就象回到了家乡。当然，其它地区“走西口”的人也不例外。故“走西口”的习俗，便是在“走西口”的长期社会实践中产生并形成的一种特殊的风俗习惯。

(3) 蒙汉文化的融合也是“走西口”习俗文化形成的重要原因。

“三北”(晋西北、雁北、陕北)地区，历来处于与蒙古族相邻的边界地区。通过年复一年的“走西口”，沟通了“黄土文化”与“奶茶文化”的通道。其融合的结果，便是“西口文化”的产生。

内蒙古流传的剧种，首推“二人台”；而二人台，便是“西口文化”最集中的代表。二人台以其产生及流传地区背景的不同，分为东、南、西、北四大流派：东派流传于张家口一带，南派流传于晋西北河曲一带，西派流传于陕北一带，北派则流传于内蒙一带。它究竟发源于何地？是打了好多年的“糊涂官司”：河曲、内蒙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这正好说明了蒙汉文化水乳交融的亲缘关系。这种融合源于以下两个方面：

① 河曲以及“三北”艺人与蒙古族艺人的合作。在20世纪30年代，河曲有一批小手工艺匠，“走西口”到了内蒙，其中有樊六(箩笼匠)、王半师(毡匠)、何三旦(皮匠)、李铁锁(小炉匠)等人，他们为克服语言障碍，用唱山曲儿及“打座腔”(二人台的初级形式)的形式招徕生意，愈唱愈盛，结果又有一些河曲人如“老白灵旦”(樊贵淖儿)、“芝麻旦”(菅二毛)等也立班演出。当时的二人台演出班在内蒙竟达到20多个，超过了在河曲本土的规模。这些人，后来竞相成为誉满内蒙的名演员，其中的樊六，还成为中国剧协理事，内蒙二人台的“头牌”演员。值得注意的是，二人台在内蒙的广泛传播，引起了蒙古族同胞的广泛兴趣，他们的艺人也纷纷加入到二人台演唱行列中来，如绰号叫“大脚二女子”、“荣双羊”、“老山羊”等艺人便是蒙族人，他们的加入，给二人台又注入了一种豪放、高吭的草原格调。同时，蒙古族的鄂尔多斯民歌在学习二人台之后也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蒙汉调”。这两种艺术形式，相辅相成，风格接近，它们是蒙汉文化融合的结晶。

②“走西口”的实践是二人台赖以发展的土壤。没有一种艺术形成比二人台和“走西口”的关系更为密切。“走西口”为二人台提供素材，二人台反过来生动地反映“走西口”的现实。二人台的代表剧目便是《走西口》，它的唱词中有：“头天住古城，二天住纳林，第三天翻坝梁，两眼泪汪汪。”把河曲人走西口的路线、店口说得非常准确。还有《打后套》、《水刮西包头》等剧目也俱是反映内蒙地区的史实。在二人台曲牌中，直接引入蒙古族名称的也屡见不鲜，如《马音杭盖》、《喇嘛苏》、《海那花》、《四公主》、《大青马》、《森吉玛德》、《敏金杭盖》、《巴音昌汉》等。

在长达3个世纪的历史中，走西口的人们和当地人民往来不断，和睦相处，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对增强蒙汉民族的相互了解和团结，对形成我们统一、伟大的中华民族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所以“走西口”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将始终是不朽的。

注解

①“耕商塞外草地”，见同治十一年本《河曲县志》风俗部分或1989年版《河曲县志》第549页。

②《钦定理藩部则例》中关于处罚一段内容，引自《鄂尔多斯史志研究文稿》第4册第21页。

③先农坛石碑记载这一内容，引自《鄂尔多斯史志研究文稿》第4册第24页。

④《准蒙档》：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的蒙文档案。

⑤“贻谷放垦”：引自《鄂尔多斯史志研究文稿》第4册第32页。关于这一内容，《光绪东华录》有较详细的记载。

⑥关于土壤考查资料见1989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河曲县志》第189-190页。

⑦平均1.6年一遇：见1990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保德县志》第44页。

⑧只有3年未发生雹灾：见1989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河曲县志》第104页。

⑨1942年调查：见1989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河曲县志》第139页。

⑩人口资料：见1989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河曲县志》第74-79页。

张成义胡秀珍《走西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