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属于我母亲的“毕业歌”（副本）

jianping

年轻时候的妈妈。

文革期间，母亲被打成走资派。从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零年间，母亲经常被人强令交待她的历史问题。于是，写自传成了她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母亲去世后，我们在她的柜子里发现厚厚的一迭在文革期间写就的自传。其实，我们也要感谢那些逼母亲交待问题的专案人员，否则，母亲那里有这等闲心，细细地回顾她的一生，给子孙后代留下这些难得的文字。

在这篇关于母亲参加革命工作过程的回忆里，绝大部分的事实都是来自于母亲在文革时写成的交代材料，同时还补充了一些母亲在生前讲给我们的小故事和轶闻趣事。

母亲的大学年代是个动荡的时代，民族忧患意识加上迫切要求摆脱封建家庭的束缚，使她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她在大学时，很少过问政治，经常钻在实验室和图书馆里，她的用功在北京女大是出了名的。有一位姓庞同学的丈夫，常在北京图书馆见到母亲。后来，他与妻子谈起，才恍然想到，在图书馆常见到女学生就是妻子提到的那位最用功的同学。

母亲的朴素和勤奋，与女大一些打扮得花花哨哨的同学形成对比。她的肤色好，不化妆也红润健康，有的同学常向她发难，不相信她从不抹粉，要搜她的宿舍。结果，她们从来就没在她的房间里找到粉盒。

学生时代的母亲在自己居住的小院里留影。

学生时代的妈妈

大学毕业后，母亲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成为社会的幸运儿。外公对她都另眼相看，使她更坚定了走科学救国道路的决心。她很想到德国留学，于是开始学习德文。

母亲的德文程度进步很快，很快就能够阅读著名的德文小说《茵梦湖》。后来，她花钱请了一位外国侨民的妻子教德语口语。母亲曾向外公要钱，想着自费到德国留学，但是被外公很坚决地拒绝了。一九三六年夏天，她在大舅的帮助下，回到家乡河南，投考公费留学生。

那时，中国很贫穷，在河南几乎没有象样的现代化的旅店。大舅担心她找不到安全、卫生的住处，帮她联系了“中国旅行社”的连锁服务。这家旅行社优质服务给母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惜，她的出国考试很不成功，德文笔试就没考好。到口试时，由于无法听明白那位德国人问话，母亲感到狼狈和无奈，勉强应答了几句。谁知这位考官竟然夸她考得不错，鼓励她明年再考。

一九三五年，母亲大学毕业，随后留在女大做助教。同年，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爆发。她在思想上支持学生，但不敢参加活动。学生罢课后，学校当局曾让教员动员学生复课，被她拒绝了。

解放后，妈妈与同父异母的妹妹们团聚，是家中很受尊敬的大姐。她的弟弟妹妹们 ，后来不约而同都走上了革命道路。

大学毕业后，母亲曾经有过一段快乐日子，常用自己挣来的钱请侄女们看电影、吃冰淇凌。她还自己花钱学习水彩画和中国花鸟画，她的国画老师是中国著名画家吴作人的夫人肖淑芳。

在学校里，昨日的同学忽然成了母亲的学生，恭恭敬敬地称她为王先生，让她感觉很不习惯。但是，她开始工作后，看到东北丢了以后、华北又日益危急，思想很苦闷，感到国亡无日。现实让她做学者、读书救国的想法开始动摇，萌发了为民族和国家献身的想法。

这时，母亲和外公的关系进一步疏远。她向来怕自己的父亲，对他没有感情。虽然，在表面上，外公很买好她，花钱给她做讲究的出门衣服。但是，母亲一直感觉到，他对家里几个没妈的孩子另眼相看。长期的封建教育及外公对母亲的严格控制，使她有些软弱。但是，母亲内心是强大的，只要是自己看准的事情，就敢不顾一切地去做。在不愿做亡国奴的大道理影响下，在北平、天津沦陷后，她放弃了二十七年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上等人生活，毅然地从家里出走了。

一九三七年七月，日寇攻陷北平，母亲尝了一个来月的亡国奴滋味，实在受不了，就逃到了天津。然后，她偷偷地和两位大学同学乘船到了青岛，再经过济南辗转到了南京。母亲从家里出来时带钱不多，出来后又不幸遭窃，经济上颇困难。到南京后，母亲原来计划找原女大化学系主任杨伯琴介绍工作。那时，他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工作。不料，她扑了空，没能找到他。恰恰在这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六部正要开办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到南京前，母亲对国民党的期望很高，以为由国民党领导的抗战准备工作一定搞得很好，她的抗战热情一定会受到欢迎，工作也一定可以得到解决，那怕让她到医院做护士也行。

到南京后，她才知道，国民党对日本军队的进攻毫无准备，早早就准备放弃南京了，国民政府的很多机关都已转移了。虽然，这让她感到很失望，但她要求参加抗战的决心还是很迫切的，于是，顺理成章，她就报名参加了国民政府举办的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

这个训练班原来计划要分为军事、政治和技术三个队，实际上并没有分。训练班在十月十日开学，开学后，天天有日机轰炸，最多时一天三次，有时还有夜袭。训练班的课程有国际法、防空防毒、总理遗训、侦察技术（特务）、领袖（蒋介石）言行等。训练班学员上午上课，下午进行军事训练。

战地训练班的主任是陈立夫，除了听过他对全体学员一次训话外，母亲没有再见过他。他说了什么，她都记不得了。母亲记得训练班的学员们曾讨论过民族问题，由于她以前很少看政治书籍，根本听不懂别人的讨论，更不能做任何发言。有一次，上特务课时，母亲第一次听到盯梢这名词。还有一次，教官在讲授“领袖言行”时，说到蒋介石在西安被捕后，坚决不吃东西，后来饿得不行了，才吃了一点点，引起了学员们的哄笑。在南京时，汪精卫还来到训练班讲过一次话。母亲记得他讲话时，会场周围都支上了机关枪，但已记不起他的讲话内容。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海失守，南京危在旦夕。训练班学员们不得不在十一月十一日在撤出南京，先坐船到芜湖，又步行到丫山，约一个星期后，再步行景德镇，最后到了南昌。

抗日流亡时期的妈妈，照片上的年份是妈妈亲笔写下。

母亲活了二十几岁，从来没有深入到社会中去，想法很天真、学生气很浓，对中国当时的政治知之甚少，连共产党在陕北都不知道。到南京后，她对共产党的情况才开始有所了解，听说到毛泽东这个名字，但没听到什么具体的情况。此时，她已逐渐感到国民党抗战的决心并不大，训练班对南下的大学生并不信任，甚至还防范男女同学的接触。

母亲在训练班内，既不与进步的同学交往，也不与落后的同学交往，更不与男同学交往。除了常和与她同时逃出天津的女大同学呆在一起，很少与别人接触，同学们组织的课外活动也不参加。

在景德镇，训练班女生队曾发生一个要求归队的运动。在行军到景德镇途中，母亲原属第一期的女生队与第二期的女生编在了一起。这时，母亲听说训练班原定三个月的期限有延长的可能，就要求回归第一期。但训练班拒绝了她们的要求，并训斥她们了一顿。学员们回到宿舍，抱头大哭，感到很委屈，千里迢迢、离乡背井出来抗战，反要受这些当官的气。

不仅如此，训练班还撤出一切工作人员，对要求返回第一期的女生们实行经济封锁。于是，第一期女生队的同学便组织起来，自己凑钱买米买菜并做饭，站岗放哨，坚持了几天，训练班负责人只好让步，答应了她们的要求。这个运动对母亲的教育很大，让她看到群众运动的智慧和力量。与她同一中队的女生都比她年轻，资历也比她浅，但她们的才干却令母亲很佩服她们。

到南昌后，母亲曾与叶群，还有另外一个女生住在同一个小房间。她每天都躲在房间里看书，很少出门。出门也是和同来的两位同学一起。叶群那时才十七岁， 她虽然不漂亮，但是个聪明外露的女孩子，已经显得较成熟。

在南昌时，由于当地有新四军的驻军，抗日气氛比较浓厚，在书店里可以买到一些抗宣传抗日的小册子和进步读物，如介绍延安的小册子、毛主席和斯诺的谈话录等，训练班里一些学员还观看过新四军宣传队的演出。过去，母亲对共产党的了解都是抽象的，虽有好感，但不知道好在那里。她读了一些介绍共产党的小册子，特别是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她将共产党的言行与国民党的言行作了对比，自然而然对共产党产生了景仰，认为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战的、革命的。但母亲尚未从学者梦中清醒过来，经常做梦回到实验室工作。她认为国民党政府是合法的，只有跟着他们才有希望继续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工作。

出于这个想法，她和同来的两位女大同学在第一期训练班结束后，都留在了训练班。其他的学员，有的服从分配留在南昌工作，有的人自谋出路，有的人到了延安，约有上百名男生被分配到了军队。

这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使母亲的学者梦清醒了不少。在毕业前，母亲和两位女大同学曾写过报告给训练班，要求分配到技术部门工作。训练班的黄副主任接见了她们三人，了解她们原来毕业的学校，做过什么事情，将来希望做什么工作。事后，他却向其他人表示，她们还是大学生呢，连说话都不会，他的意思是说这三个大学生连马屁都不会拍。

一九三八年春节，母亲随着训练班迁到长沙。当时，她以为不脱离训练班，也许还有机会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

当时，尚未分配的学员们都住在长沙的一所中学里，这里仅有训练班的一两个职员在管理生活。他们可以自由出入这所中学，也无人来训话，生活很散漫。母亲和几个女同学每天吃完饭后，常去逛长沙的书店，只看不买。她们过了一个月这样的生活，在这个期间，长沙日日有雨，只有一两天是晴天，使在北京生活多年的母亲对这里的天气很反感。

她们在长沙闲住一个月后，训练班宣布需要人员做难民工作，征求她们的意见。母亲和两位女大的同学商量，觉得既然做专业工作已经没有希望，不如暂时留在长沙工作。就在她们接受了工作分配的时候，母亲听到一个坏消息，她大哥的长子，从北京出来后，听从她的建议曾参加了训练班第二期学习，但不久与教官吵架，擅自离队。他回到河南老家，拿了一笔钱，住在武汉训练班留守处。由于他年幼无知，在武汉被人骗去钱财，弄得连吃饭都有问题。母亲决定到武汉去看他，试图把他带到长沙。后来，母亲因无法找到负责训练班的官员请假，只好放弃到武汉的计划。

这位就是母亲在自传中提到的大哥长子，走了与她相同的道路，却在艰难困苦中夭亡。

一九三八年三月，母亲开始在长沙做难民工作。她们是代表一个团体到难民收容所组织妇女和儿童识字班，并协助难民建立自治组织。然而，难民收容所负责人却想尽一切籍口阻绕她们做工作。当时，做难民工作的除了她们所代表的团体，还有其他团体，如基督教男青年会，长沙的青年知识分子组织的难民工作团等。

母亲在长沙遇到一位来自清华大学的研究生，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位男生放弃了重回清华学习的机会，留在家乡，做难民工作。他联合几个做难民工作的团体，协同工作，交流经验，组成了一个难民工作委员会，开了几次会，却引起国民党的注意。难民组织开会受到政府监视，母亲对此感到又气又害怕。

在这个时期，母亲的思想感情有写变化。一是不再坚持要求做专业对口的工作，二是懂得为了抗战、为了民族利益要牺牲个人的喜好，甚至个性。她过去很讨厌小孩，对家里的弟妹们从来是避而远之。但在工作中，她对那些难民的孩子产生了感情。

母亲过去对劳动妇女也是毫无了解。在工作中，她开始接近她们，对她们也产生了同情心。为了做好难民工作，她放下架子，再三再四地与那些她以前看不起的难民所小职员打交道。虽然，她在工作开展后思想感情有所变化，但仍然不愿放弃专业对口的思想。她对国民党在抗日工作中多方限制自由的做法感到不满和失望，产生要回避这些麻烦的想法，一心要找个吃专业饭的地方。正在这时，她听说女大已搬到云南昆明，合并入西南联大。她们便向学校写了一封信，表示想回校工作的意思。但学校根本不理睬她们的请求，只给她们寄来了二、三十元的遣散费，这使母亲的自尊心大受伤害，从此打消了回女大工作的想法。

不过，大家都认为长沙的难民工作做不长，纷纷在另作打算。母亲的两位女大同学是云南同乡，她们计划一同回云南老家。母亲则表示要到延安去，那时她感觉到依靠国民党做抗日救亡工作已无可能，成名成家的迷梦也破灭了，于是将希望寄托在了共产党身上。

母亲在长沙时，听过徐特立和郭沫若的报告，介绍敌后游击战争，同时也从一些进步杂志了解敌后抗战和延安的民主生活。她还看过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的主要内容摘录，对共产党产生了景仰，认为共产党真正有能力坚持抗日，也是有办法的。她感到，共产党对青年是信任的，作风也是民主的。

母亲和两位女大同学在长沙与徐特立会过面，他的耐心、和蔼的态度给她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那位训练班的黄副主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母亲记得，她们向徐老提出要到陕甘宁边区的延长县开发石油。他和气地劝告她们，还是留在长沙工作好，你们不一定适应延长县的工作环境。母亲对国民党的黑暗了解越多，就越希望离开国民党的统治区。但她对自己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生活环境又恋恋不舍，尤其是实验室的生活，甚至在梦境中还在做实验呢。而且，她担心，如果真的到了延安，就意味着要和家庭永远断绝关系。在表面上，虽然她去延安的决心挺坚决，但在实际上，还是下不了决心到延安去。

母亲在长沙做难民工作没几天，就听说国民政府嫌收容难民负担太大，要动员难民到湘西开荒。于是，她就籍口长沙不再需要自己，要求转到武汉去。这时，第一期战地服务训练班剩下的同学已不足五人，母亲女大的两位同学已借道香港回云南了。母亲在五月底到武汉，只停留了一个月。在武汉期间，她参加了妇女救国会组织的伤兵工作，到车站给他们送稀饭，还到过伤兵医院为伤兵读家信或写家信。但是，这些服务工作并不受伤兵的欢迎。因为国民党军队对伤兵 的照顾差，士兵负伤后，得不到及时治疗，仅放进没有窗子的车厢里运送，连医护人员都没有。伤兵在运输途中，痛苦呻吟，惨不忍睹。见了妇女救国会人员送去的稀饭，他们不但不喝，反而大骂一顿。由于屡屡不受欢迎，后来母亲就不再去妇女救国会做伤兵工作了。

母亲在武汉时，曾通过一位同学让平津流亡同学会开出一封到延安的介绍信。这期间，她又接到侄女的来信，建议她到重庆去，于是去延安的决心又有所动摇了。她想去重庆的一个原因是想到后方找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另外一个原因是要看看长江三峡。再后来，母亲又很快地将自己这些想法否定了。

六月中旬，母亲随一对姓叶的夫妇离开武汉到了洛阳，准备经西安到延安。到了洛阳，她住在第一战区政训处宿舍，见到许多训练班的旧同学，同时听到许多消息。有的传闻说，在通往延安的路上，国民党处处设关卡，抓到去延安的青年就关进集中营。有的传闻说，八路军在西安的办事处根本不接受去延安的人。听到这些，是否去延安，她又犹豫不决了。

恰恰这时，母亲听到政训处的人说有一支游击队正在征召政治工作人员。这支部队的番号是中央别动总队二十三支队。虽然这支部队打着国民党的番号，但该支队的司令是倾向进步的，他原是东北义勇军的首领，曾经到过延安，并接受过毛主席的接见。而且，二十三支队政治部的大多数干部都是从延安过来的。最近，这个支队准备渡过黄河到太行山。

听到这个消息，母亲很高兴，既然去延安不成，自己又一心要到敌后打游击，不愿回到大后方去。她想，这个二十三支队既有些进步的味道，又有共产党派出的干部，尽管不是直接属于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但将来还是有机会到敌后打游击，恰恰适合自己的要求。

我母亲就这样参加了二十三支队，这支部队果然在七月初过了黄河，八月初到了河南的武安县。母亲到二十三支队后，就被分配到民运科工作，支队到武安县后，就做了民运科长；后来，又被调到教育科。

其实，母亲对二十三支队的真实情况知道不多。有人说，这支军队接受了一个有苏联背景的国际组织援助款项。支队的正副司令都是东北人，副司令有些文化，能绉些旧体诗。

母亲刚到二十三支队时，听到政治部的领导说，副司令行军途中常做诗，要是有人能与他和和诗，也能做做他的工作。母亲听到后，便自告奋勇，写了首旧体诗吹捧他。她已忘了这首诗的前两句，只记得后两句是：“虎帐月明犹夜咏，从来儒将皆风流。”但是也有人警告她，一个女同志不要和这个旧军人拉得太近，这引起了她的警觉。一直到离开二十三支队，她对这位副司令都保持警惕。

二十三支队政治部实际上是在共产党武安县委的领导下工作，政治部的工作人员经常配合中共武安县委进行战争动员和组织群众工作。

在敌后工作以后，母亲的思想变化很快，看到了抗战的前途，同时，也有了加入共产党的想法。在部队没过黄河时，她对共产党的组织几乎没有概念，以为只要在共产党的统治的区域工作，就是共产党员。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三支队政治部一位从延安派来的党员同志直接与母亲谈入党的问题，她才坦诚地提出入党要求，并马上参加了组织，成为预备党员。那时母亲要求入党，不但有愿望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而且，还有对党组织的依赖心理。她感觉自己孤身一人，无所依靠，参加党组织，可以为自己找个靠山。

母亲在争取入党的过程中，曾出现过一些曲折。二十三支队的一位党员利用她迫切要求入党的心理，以替她转正为条件，胁迫和他的亲信建立恋爱关系，她很坚决地拒绝了他们。母亲说，如果我不够条件，到哪里我都不能入党，如果我符合条件，到哪里组织都不会抛弃我。

在母亲解决组织问题的过程中，二十三支队也有很大的变化。由于，支队人员发展过快，成份不纯，支队被另一支游击队打垮，仅剩下百十来人，基本都是老兵油子，政治工作很难开展。一九三九年一、二月间，二十三支队政治部的党员负责人请示中共武安县委后，决定全部撤出该支队。

母亲知道离开二十三支队，对她意味着什么。之前，她最后一次联络了家人，让大哥给她带来了两百块大洋，用这些钱换了一匹马和一支左轮枪。她想，参加革命总要有所表示吧，这匹马和枪就权当是对革命事业的献礼！

离开二十三支队，政治部全体人员回到八路军先遣支队政治部等待分配工作。当年三月，母亲被分配到黎城县工作，任黎城县妇救会秘书。到黎城后，她的党籍问题得到顺利解决。黎城县委的领导人高杨和王一伦积极地帮助她解决党籍问题，建议她另由黎城县委的一个同志介绍入党。由于太行区党委对母亲的表现非常满意，在同年七月，批准她成为中共正式党员，预备期从她到黎城县算起。这件事使母亲感动得落下眼泪，而那个强要与她建立爱人关系的某人亲信反而经受不住考验，偷偷跑回到后方，脱离了革命队伍。

母亲的“毕业歌”终于在一九三九年初正式参加中国共产党而曲终，她完成了由一个纯粹的知识女性到共产党员的蜕变。

根据母亲自传改写而成，2019年在美篇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