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荣鸿琪老师委托，为其《知青岁月》专题征文《雨后复斜阳 关山阵阵苍》制作本美篇。

谢谢

作者：荣鸿琪(半秦人）

雨后复斜阳 关山阵阵苍

　　1964年，我17岁，在西安市33中读书时初识“关山”二字，是在中学课本上的诗句中——南北朝辞《木兰辞》中有曰：“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毛泽东词《菩萨蛮•大柏地》：“赤橙黄绿青兰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老师讲：“关山”就是处于“关隘要道”的山，或者就是“一道道关，一座座山”。自己似乎也就明白了。但正如俗话说：“纸上得来终须浅”， 我自小生长在关中平原大城市中的工商富裕之家，在小学、中学读书12年，却对农村生活特别是山村状况一无所知。在21岁下乡前，既没有见过崇山峻岭，又没有经过战火岁月。对于什么是“关山”？在“关山”中生活是个什么样子？当时是不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并有切身体验的。加之自幼因生活动荡不安，体弱多病；青年时空有一腔热情，但认识社会及自立生活能力很差。

1968年11月5号，我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到了1969年4月，我做为在陇县八渡公社党家河二队知识青年,以“民工”身份到“陇马公路”修战备公路。在辛勤劳动两个月中，“住窝棚”，“吃野菜”，“炸山抬石”，就在如今的“5A”级旅游风景区“关山”之中。 今天的关山，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全国唯一以高山草甸为主体的西北内陆地区的省级风景名胜区。据旅游资料介绍：该景区纯朴自然又不失壮观，享有“小天山”之美誉，而且历史悠久。早在西周初年，秦人先祖非子在渭河之滨为周王室饲牧养马，“马犬蕃息”，功绩卓著，周孝王8年被封为食邑，建城于陇县牙科乡磨儿塬。……1958年，陇县建起“国营关山马场”，培育出具有“汉唐宝马”外形的“关中马”。陇县关山处于陕甘交界，汉唐时“汉匈”（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交界之关口，山即是关，关即是山，故名“关山”。但在51年前，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只知道由于“马场”与县城交通条件在1969年“备战”期间急需改善，“陇马公路”的修建也就以“战备公路”的名义列入当时全县工程的重点。县委、县政府在各公社征集民工（每天补助0.40元并在生产队记工分）修路，我也因此第一次走进“关山”。在那个地方，自己和十几个知青民工(均来自八渡公社)在公社干部的监督下，每天路边炸山抬石，窝棚安身，野菜充饥；有一次天雨路断，近一周在山中几乎与世隔绝，当时不可能认识什么“良辰美景”。每天在历史的进程中奋斗，并不知未来结果。每天流汗劳累，抬石杠木（园木），全然没有什么诗情画意。有一天，在山中劳动休息时偶然想起中学时所读之“关山度若飞”、“关山阵阵苍”诗句，感到已是“在那遥远的地方，自己少年无知的梦想”。当时，我的父母被扣上“漏划资本家”等帽子，在西安被批斗，关入牛棚。我被“红卫兵小将”（也就是我的同学）赶回家“只有先革老子的命，才有资格参加革命。”下乡了，我是一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黑七类子女（狗崽子）”，以后返城无望，读书无望,入党,提干想也不敢想。只有在山村靠劳动挣工分求生存。至今半个世纪的岁月过去，我又到了四川省工作与生活，已经以中国人民银行干部身份退休13年,但51年前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上山下乡“知青”光荣证照。是在作者第一批主动报名下乡8个月后，西安市政府以西安市革命会名义发的证明。当时作者在陇县下乡，并不知此事，是其父母收下，保存至今，已有51年历史。

今日之陇县关山风景区照。照于2017年，此时作者由陕入川37年了。这是在网上搜出翻拍的照片。

　　 一、窝棚安身

1968年11月6日，我从西安到陇县下乡，和其他4位同学住进八渡镇党家河村一座破庙（二郎庙）中；尽管破庙四处漏风，但毕竟还有墙、有顶；当地人给知青盘了灶，置了擀面条、蒸馒头、切菜所用的大案板；将大庙用墙隔开，供男女知青分住两侧。到了深山，只有自己动手用园木、野草搭草棚为房，在地上铺麦草为床；盖上自己带去的被子睡觉。好在当时已是春末初夏，白天不太冷；到了夜晚，劳累困乏一天的我又年青，每天低头走进窝棚,躺在草铺上就睡着了。一觉睡醒，也不知寒冷孤独，更不会想东想西。第二天一早又要去炸山抬石，在公社干部监督下，除了吃饭稍停之外，每天从日出干到天黑。当时，我的父亲住“牛棚”，我住“窝棚”,无论条件如何，还都有安身之处。

二、凉拌野菜

我祖籍江苏无锡，喜食大米饭及甜糯点心；自小又脾胃虚弱，在西安家中很少吃又咸又辣又酸的西北生冷凉菜。但下了乡，进了山，每顿饭能有菜吃就是好的了。山中不种菜，到县城去买要花钱用车；我们是“民工”，不可能有那种待遇。但每天还是有菜的——种种野菜，用水一煮，撒上盐与干辣椒（没有油）面，就是每天都有的菜了。我们每天吃的都是什么野菜呢？主要是“椿芽”（到了5月份，椿叶已经不是“芽”了），“野韮菜”—鹿儿韮，背韮等。尽管如此，当时年轻，每天劳累，饥不择食。何况还有白面大馒头（半斤一个），玉米粥；公社通知：当时按每人每天2斤粮食标准要求每个“民工”自带到山中工地，因此每天三顿饭还是吃饱了的。但是近两个月中没有肉吃。吃饭时，10个“民工”蹲在地上，围着一盘野菜，每人手中端着一大碗玉米粥，抓着一个大馒头，那种狼吞虎咽、饥不择食的情景和我在西安家中生活有天壤之别。但是在两个月中，居然没有生病；身体似乎还壮实了一些。

知青小组照：这幅照片反映了那个年代，但不是作者在陇县下乡知青组的照片。作者当时是知青组组长，全组5人，三男两女。当时陇县山区没有照相机，故不可能留下照片。

　　三、炸山抬石

我当“民工”，每天劳动的内容主要是“炸山抬石”；然后由石匠将大石凿开，砌入公路边，形成路两边的斜面—这样公路就可防止坍塌和雨水冲刷。“炸山”，就是将炸药贴在石壁上，点燃引信，迅速躲开——当然在点燃前要将过往行人挡住（实际上，当时在深山人很少）。有一次，我点炮后，转身跑开；没想到山中马场有一群马奔驰而过，炮一响，马跑散——不过山中只有一条道，马也就很快归了群。当一匹又一匹马在我面前跑过时，我被吓得心惊肉跳，躲在山侧中一动也不敢动。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奔驰的骏马。又说“抬石”，及抬木头，是两个人或四五个人用铁链粗绳将石头、园木绑紧，从山中抬到路边。抬的路途也不是很远。当时我仅22岁，看起来还是年轻小伙，公社干部安排我和另一个人抬一、两百斤石料。当时我体弱，更重要的是从小就没有干过重体力活，肩膀红肿手磨破，又从来没有一个人会关心你的劳累（因为自己当时只是一个民工，来修路就是出苦力的人），只有拼命干。而且，在抬石，木时，越抬不动就越会被重压---个子大的人抬的高，重量就往低处压，压在个子矮力气小的人的肩上。这种现象在几个人抬园木时最明显。有一次，我和几个民工一起抬一根几米长的园木，用粗绳一绕，几个人抬；我抬不动，重量偏往我肩上压，当时，不仅肩疼，连腰也直不起来。但在那种场合下，有进无退，只有硬挺起来抬着石头（木头）向前走。就这样抬了一个月，手臂肩膀，似乎也有了些力量。由于整天与石、木打交道，与石匠打交道，渐渐也真像一个出力的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书生样一点儿也没有了。当时，我们最盼老天下雨，下一天睡一天，工分照记，补助（每天4角）照有，我要靠自己劳动生活，下乡劳动每天能挣9分工（满分10分，能分4角5分钱），再加上“补助”这4角钱，就能自主生活了。每次睡时，还常高呼：（希望老天）“天黑了不要明，雨下了不要停。”（陕西方言，意思就是每天到天黑后就不要天亮，每天下雨后就不要停歇——这样就可以一直呼呼大睡。由此可见，民工疲乏劳累后的程度）

四、不通音信

下乡到陇县生产队了，我寄一封信要走10公里的山路——从生产队到公社去寄；到了深山，每天又抬石头，坐下来就想睡，没有精神与时间写信；寄信更难，要走30里路才到邮局。在那个年代，我每想起在西安被批斗的老父母，想起远在渭南下乡的小弟，想起分散在几个省的哥哥、姐姐，想起在“10年文革”前在家中，在学校的“好日子”，也很想写信与他们取得联系，说说自己的近况，但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同时也无处说。每天只有低头干活。那时和现在不能比，不要说电视、手机，就是固定电话，在深山也没有。再说下笔写信开头难，说什么呢？在那种情况下，所谓“生活”就是“生存”，就是能够“活着”。没有想到以后能够回城，更没想到能再读书。当时“阶级斗争为纲”，对我们的父母以及像我这样的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口号”是：“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剥削有罪，罪该万死”。我下了乡，到深山当修路民工，虽然辛苦、艰难，但凭劳动吃饭，没有人要革我的命，也不用每天早晚“请罪”。因为看不到报纸，听不到广播，也就不知天下事。那个时候的天下事，不知道也好。不过，经过那一段岁月，我确实感到自己对自然世界，对实际生活，在下乡前，进山前了解的太少了，太浅了。切身的体会加上那时候比较冷静的对比思考，我也确实悟到了很多人生的道理。其中最实在也是最深刻的道理：“走进关山，流汗吃饭。”自己靠劳动，还是能够活下去的。父母“剥削有罪”，我靠劳动生活，应该是“无罪”之人了吧！

　　五、打蛇吃肉

有一天，我在抬石时，在石头缝里发现一条2米左右长的“乌梢蛇”（毒蛇）。当然，我不知道这条蛇有毒，只知道小时候在家听父母讲过，广东人吃的一道名菜，名叫“龙虎斗”，就是将蛇肉与猫肉一起红烧，因此，蛇肉是可以吃的。于是就和知青伙伴一起，把蛇打死剥皮（当时胆也大），在锅里煮一煮，加了一点盐就吃；连肉汤也喝光了。结果心脏跳动加快，头脑中一阵阵轰响，显然是中毒了。中了毒也只有坐下等一会儿，毒性过了也就好了。幸亏只是“乌梢蛇”，不是“眼镜蛇”那种剧毒蛇，而且几个人分吃，每个人也没吃很多。在当时的情况下，饿急了，只想吃肉，就不管那么多了。

六、下河洗澡

走进关山，山高皇帝远；在初夏大晴天下河洗澡，太阳暖又暖。当时出民工的知识青年不少，讲卫生唯一办法就是在深山中下河洗澡，大家在河中赤身裸体，洗后躺在大石头上晒太阳；大声唱着从农民口中学来的粗俗民歌，畅谈今后的理想生活——大都是“娶几个媳妇，生几个孩子”之类的百姓生活。洗澡时也会顺便洗衣服，每天被汗水打湿了又干，干了又被汗水浸染，留下一点点、一道道白痕，反复侵湿的破旧衣裳；虽然洗不干净——也没有肥皂、洗衣粉，但信奉“干净，干净，干了就净”的知青民工大都如此；反正都是干活出力的民工，穿戴上根本不配讲究。

七、传说很美

陇县境内有个镇，名叫“娘娘庙”。当地方也有一座“娘娘庙”且香火很盛，被当地称为“送子娘娘庙”。我插队的地方是“二郎沟”，居住的庙叫“二郎庙”。“娘娘”是谁？“二郎”又是谁？走进关山，劳动间胡吹乱谝；倒听到了一个美丽的传说；古代在华山侧有一名秀才刘彦昌进京赶考，因下雨躲在庙中，遇到天上下凡的三公主即后人所称三娘娘，生下儿子刘沉香；三娘娘之兄二郎神杨戬是“法海”一样的护法者，施法力将三娘娘压在华山下。沉香长大成人后，“劈山救母”。然后，携母到陇县，二郎神又赶来，分别被安置在陇县“娘娘庙”与“二郎庙”中。八渡公社的郭家河、党家河，故名“二郎沟”。两庙都有不少信徒进香，分别代表对三娘娘及二郎神的不同信仰。这是历史故事《白蛇传》、《天仙配》在北方山区中的翻版。另外，当地老百姓俗语中还有天下万物中有“四硬”，“四软”，“四香”等民谣，这些民谣中必有一句是说男女间事，例如“四香”——“鸡的骨头，羊的髓，天明的瞌睡，新媳妇的嘴”。这些“传说”、“俗语”，也是我在城市里书本上学不到的民间文艺。这些民谣代代相传，在山区几乎人人皆知。倒是我们这些知青，对此闻所未闻。听到后这些很美、很俗的民间传说，当时好像发现了“新大陆”。

八、补充说明

写了这么多上山下乡时的点点滴滴的往事，在最后似乎还应补充说明一下我当时的家庭情况：“狗崽子缩在破庙里，老牛鬼站在高台上”。这是描写我与家父当时处境的对联。在“10年文革”中，1966年7月，造反派（他们自称“革命群众”）没有经过任何人批准，突然抄了我的家；后来在不同场合，造反派对我父亲“剥削罪行”展开“拼刺刀”——即面对面斗争。平时下放工厂车间监督劳动；节日被“关入牛棚”不准回家；又扣发工资一半，撤销“干部职务”，定为“漏划资本家”。我的弟弟荣鸿玮在渭南下乡，到了2017年，已经65岁的他写了一首诗：“回想四十八年前，陇县、渭南下乡苦，哥在深山修公路，弟在河坝运黄土。成份不好地位低，默默干活低头服。杂粮半年薯半年，吃饱肚子很满足。艰难经历难忘怀，更感今天真幸福”。他刚上初中，14岁即是“狗崽子”，下了乡才16岁，更是双重压力，只能艰苦劳动、低头不语；每天能吃饱饭就知足了。因为我家姓荣，家父母曾有“申新纱厂”股份，自己又开过小布厂。在那个年代，为了批判刘少奇的“剥削有功”论，造反派就说：我们“剥削有罪，罪该万死”。老子有罪，我们做儿女的自然生来就有罪，下了乡，就该老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如今，再进关山，思绪万千，51年前的知青民工的生活情景历历在目。看看关山，“山也还是那座山呀，梁也还是那条梁”，我们这些修路“民工”却从一个个青年小伙变成了暮年老人。关山成为国内外著名的风景区，我们当然也为之高兴。但我希望在介绍这个景区历史时，把当年知青民工修路的岁月如实介绍给游客尤其是青年一代。当年我们是靠步行背粮进山，又在修路时流血流汗。如今坐车行在“陇马公路”上，看着如诗如画的风景，很多人都会有不少观感。我的观感是：山河为证，历史为凭，知青岁月，“雁过留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同一场大的风雨，既将我们吹打的狼狈不堪，又让我们体会到生存艰难；在那个年代，我们从一个“洋学生”变成一个下苦力的劳动者很难，但又确实为祖国的建设献出了青春和血汗。当年在陇县下乡又参与到“陇马公路”修筑的人很多，仅八渡公社就有“知青”30余人，大多都是西安市33中的同学。如今，能够健在于世上的不是很多，能够撰文记叙当年岁月的人更少。但这是一群不容忘记的陇县关山风景区的建设者。

我从1969年春夏在陇县下乡当“民工” 到今天，51年过去了；回顾从当时（22岁）到今天（73岁）的人生历程，确实是“人生难料”。1970年，我被招为公办教师，离开了陇县农村；1978年，我在邓小平同志力主恢复“高考制度”后，考入陕西财经学院，毕业后分至四川银行学校（在成都）任教，后因为了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调入中国人民银行德阳县支行 （建市后成为中心支行）；1984年被任命为中心支行调查研究室副主任（主持工作），不久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98年被市委组织部选派到某大型化工企业任副总经理。2007年退休。现随子女长住在四川成都。从这51年的历程看，今天的自己与1969年的“黑七类子女”、“知青民工”相比，既不“黑”，又不“穷”，显然有天地之别了。不仅如此，我的家庭、家族亲友也都与在“10年文革”中状况大不同了。我的父亲在“拔乱反正”的进程中，恢复了民族工业企业“职员”成份；经省有关部门发文批准，享受国家“县团级干部”政治生活待遇。他当年所背负的“漏划资本家”等罪名都没有了；当年被“造反派”抄走的财产也象征性的退赔了；扣去的工资也补发了，老家的房产也归还了，父母晚年居住条件也改善了。江苏无锡荣家一族如今也都“无罪了”，他们在上海、无锡、武汉、宝鸡（陕西）的荣氏企业，故居还被认定为国家工业遗址，文物保护单位，我及已被评为高级技术职称的哥哥姐姐到这些遗址所在地去捐献文物，提供家父母“抗日西迁”当年史料，受到当地党委、政府热诚欢迎，当然很光荣了。我的子女如今也40多岁，各方面情况也不错。他们碰上了好时代，在安定生活中成长。既没有成为“狗崽子”，也没有成为“下乡知青、修路民工”。每当听到我讲起“下乡”尤其是“民工”历史，他们都将信将疑——“当年怎么会有那样的事？”

如今，已经进入古稀之年的我回到陇县，走进关山，在游客一片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自己看到已经成为“5A”级风景旅游区的陇县关山，只见风雨后苍松翠绿，关山雄伟，还是当年模样，心中不由得想起毛泽东的诗句：“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但在万丈豪情中也有些伤感：“深山闻鸟啼，声声诉衷肠”。

作者在四川德阳给银行青年同志讲课照：2017年作者70岁，以一个老同志的身份给刚入行的青年同志讲课。

2020.6.2

【作者简介】

荣鸿琪，网名“半秦人”。男，75 岁，祖籍江苏无锡荣巷，抗日西迁民族企业 “申新四厂”老员工荣泉源、张培颖之子。外公张崧生曾任早期“汉冶萍”公司萍乡煤矿总务处处长。生长于陕西关中地区。1980 年从陕西财经学院毕业后由陕入川。 现为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德阳市中心支行退休干部，中共党员，德阳市老科协社科组成员，四川散文学会成员，市老年读书研究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