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逆之交

淡谈

左宗棠的性格刚烈，有点左；曾国藩性格迟缓，有点右。胡林翼好比粘合剂，湘军是出省而客军作战，在战场当地没有根基；没有胡林翼从中调和与劝导，湘军就是各自为战、一盘散沙，那么就会马上被边缘化，并且会迅速被太平军消灭！

靖港之败，曾国藩投水自杀的第二天清晨，好友左宗棠从长沙缒城而出，前往铜官诸舟中探望曾国藩，当时的曾国藩仅存气息，所着单衣沾满泥沙，痕迹犹在。左宗棠一向气傲，见此情景，也不免伤感颇多。

曾国藩一生有“四大惭”，但不限于“四大惭”。这次剿捻无功，他为此丢尽颜面；天津教案，世人称之为国贼。曾国藩一生也多次自杀过，写的遗嘱、上的遗折也不止一两次，但他还是坚持下来了。而他能够支撑下去，就在于他的内敛功夫，即信念不动摇。同时他那一群引为同志的知己的帮助，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曾国藩在《杂著》的“居业”一条中，把建立基业归结为两个必要条件，即规模宏大，言辞诚信。他痛恨官场的风气，为此，早在办团练时，就决心“引用一班正人”。

在当时情势危急的情况下，他四处网罗人才，但除了刘蓉、郭嵩焘、陈世杰、李元度、黄冕，章寿麟、罗萱等人外，也没有更多的有用之才了。

不过，这段时间里，曾国藩和左宗棠互相往来的信函较多，在对时局的判断上，达成了许多共识，曾国藩甚至会将自己所办之事请左宗棠拿主意。咸丰三年10月，是曾国藩生平几次艰难受挫的时光之一，他非常希望左宗棠能助自己一臂之力，便在写给左宗棠的信中，引其为骨肉之交，劝其相助。这次左宗棠虽仍未入幕，但对曾国藩取得湘潭的胜利，起到了重要谋划的作用。因而曾国藩在写给朝廷的奏折中，也多次举荐左宗棠的才略冠时。

其间，二人也有摩擦，一是曾国藩因为坚持湘军不受地方大僚指挥的原则，与王錱发生冲突。王錱本是曾国藩的下属，他们之间的矛盾，主要是作为中央派的大员曾国藩与作为地方实力派的骆秉章在实际利益方面的矛盾（条和块的矛盾，所以要条块结合）。而左宗棠在咸丰四年三月入了骆秉章抚幕，作为幕僚，自然站到骆秉章一边。另一件事情是宁乡发生的隆氏父子案，此案当中曾国藩与左宗棠的关系，也主要是因为曾国藩与骆秉章的矛盾。

这两件事情使曾国藩和左宗棠的之间发生了一些小纠葛，但主要还是曾国藩与骆秉章之间的矛盾，间接涉及了左宗棠。而曾国藩为了筹集湘军的银饷，向陶家勒捐这件事，则直接牵涉左宗棠，为此二人闹得不愉快。但这也不妨碍二人在大局上保持一致，其中胡林翼的调和作用非常重要。

胡林翼和左宗棠属于世交，又同在贺熙龄门下求学，又同为陶澍的亲家。胡林翼比左宗棠大4个月，二人相见如故，意气相投，成为莫逆之交，经常在一起谈古论今，论朝政腐败、官吏无能、民生困苦和西方各国的侵逼，都预感天下将要大乱。

在左宗棠和曾国藩闹得不愉快时，胡林翼曾写信给曾国藩说：“左宗棠为人忠诚，感情真挚而专一，他性情偏激的地方好比朝廷中有诤臣，家中有烈妇。平时虽有小的牢骚，到面临危难的时候，就知道其为人可靠。”又同时写信给左宗棠说：“国藩的品德，是我们湖南的第一位人物，名声太高，名望太深，那么他日遭到抱怨和诽谤也是不可预测的。国藩善于保全，不让自己蒙受千秋的诬陷。”

胡林翼青年时期一直过着颇为放荡的贵公子生活，但其岳父、父亲相继去世，仕途又遭挫折之后。早年受到的程朱理学教育、陶澍名臣的榜样在他身上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他一心要为名臣留名后世，以至于曾国藩将他称为“从豪杰到圣贤的人”。

咸丰四年二月，曾国藩奏请朝廷，留胡林翼在岳州附近会攻太平军水师，胡林翼遂隶属曾国藩部下。在咸丰帝的允准下随同东征，成为仅次于曾国藩的二号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