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张舜夫

《问教余秋雨》吴拯修 著 金城出版社

　　我在图书馆的书架间逡巡，一本以“问教”起首的书引起我的好奇，难不成，请问讨教如今可以被浓缩成问教二字？问教的对象是余秋雨。余先生写的书我看过好多本，很喜欢。时隔十几年，其作品中有四件尤其印入我记忆。一件是个词组：阳明医院，被城外的农人误认为是养命医院。一件是段场景：童年余秋雨随长辈到上海走亲戚，表哥在安静地练钢琴，他在旁边看；若干年后，他进到上海读书工作，表哥退到乡下务农。一件是篇文章：《十万进士》，他显摆国家財产之文化精英十万，其豪情略与万户百年千禧相当。一件是本书名：《文化苦旅》，这是我最早领教余先生的媒介。问与教互联，恰似苦同旅相伴，引人关注。于是，我把书抽出，借回家去细品。

　　综观全书之后，我发现自己误会了，原来问教二字在这里作咬嚼解，且咬嚼的不是独体的文或合体的字，咬嚼的是余先生的人品人格。吴拯修先生写下六十多篇四百余页，思其原委，我捋了一下，就一句话：都是“苦旅”惹的事。苦旅的反义词是美差。正因为是苦旅，余先生大概不会有秘书跟着，也不大会带着本字典去旅行，那时也还没有百度。于是，余先生在把旅途苦思所得挥洒成文时，遇到打嗝楞处，为了不留下空白，凭着记忆，凭着自信，采取八九不离十的笔法先写下去，然后……。然后，文责“他”负，许多人在余文中找错，越找越兴奋，尤其是在“自从被上海官方册封为大师之后，余秋雨精神抖擞，继续向前进发。这个国宝级大师的下一个目标，是世界级的大师。”（摘自吴先生书的第一辑第一篇第一自然段）之后。余先生光凭一句“老师后退一步是大师”的谦辞，那足以抚平各方人士的心潮翻涌？若自嘲，来上一句打镲，说堪舆、打卦、唪经者，也不乏被人尊为大师的，岂不拂了教育局在教师节为其工作室挂牌的美意？唉，做人难哪。

　　找错是件细巧活。我学生时代看过叶圣陶先生《评改两篇报道》。其中有一篇介绍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六百来字，被改动九十处。我看后心悦诚服，受益匪浅。陶先生就错论错，意在提高学生写作水平，却并不列出作者名字，唯恐给人留下个比作者高明的印象。

时过境迁，有人为《咬文嚼字》杂志而咬嚼，咬嚼出余先生几本散文中的126处错，还为此写下20余万字。有许多对文学史地感兴趣的，也在余文中孜孜不倦地找错，多的能找出200多处，其意在提高余先生写作水平否？古人云：交浅而言深，是乱也。想来，这些找错者与余先生并不相熟，何为找错，找错者何为？搞不懂。

这本书教会我如何找错，为何找错。

　　散文看重的是见解、意境、文采，写人写事是可多可少的形，情感体验是不散的神。典故误用往往是和散文情感相伴生的。好比早餐的大饼包子偶尔会夹着些未熟的粉团，那是“匆忙”的赠品。又好比足球场上有些犯规不被吹罚，那是“流畅”的默契。每一个典故都核实清楚了，感悟恐怕就溜走了。有一个词叫致仕，被“文史基础薄弱”的余先生误用作“做官”。我试着了解误用的原因。一本一千五百多页的《现代汉语词典》，只能指引我得出与余先生相同的结论。有把握的答案，我是靠着二千元一套，九大本的《漢語大字典》得出：致，归也。致仕，还禄位于君。这和大部分人初接触致仕一词时的猜测相近：致仕约等于退休吧？我相信余先生也查问过，只是被导向岔路去了。

这本字典告诉我“致仕”是怎么回事。

　　1992年《文化苦旅》面世，十多年后的2006年，吴先生退休有了闲暇，才消遣起余先生的书来。说起来，像个路人甲，路遇一群人在找错，而余书中的很多说法，吴先生极不认可，“尤其惹我不爽的是`谎`”。于是回到家乡求证后，写下了第一篇文章，《一个离“谱”的谎言》。吴先生出生在江山，所以，余文中“毛泽东主席的祖辈也是从浙东到湖南去的”被认为是余的慌言，是余架设的让祖母余毛氏通向伟人的时空隧道。虽说江山所属的衢州在唐朝有过四五番折腾，一会儿浙江西道，一会儿浙江东道的，算是史实，但是吴先生有一股子争气，并未被转晕，一句“现代人余秋雨为何要和我们说唐朝话”，那是相当的给劲。再一句“把江山说成浙东，著名学者的地图是倒着看的”，也必是极度的解气。百度云：钱塘江因河流曲折，称为之江，又称浙江，省以江名，简称浙。我把地图背着看，浙江的流向确如翻转180°的“之”字，杭州西湖正对应之字上的一点。钱塘江有北南二源，北源新安江，南源马金溪。南源右汇南北流向的江山港，（这个港不是港口的港，指江河的支流。在我们上海，蒲汇塘与漕河泾交汇后往下流的一段叫龙华港，最后流入黄浦江。它并无港码头，却曾有一座桥约百步长，故名百步桥，1982年时，我在宛平南路龙华路西侧看到过半人高的桥名碑立在墙体的凹处。)，流过衢州叫衢江，流过金华叫兰江，与新安江交汇后叫富春江，过了杭州总算叫成大名钱塘江。所以，事实上，现代人余先生说的不算错，毛氏远祖居住地确在浙江南源向北流经过的右岸；情感上，吴先生发火也不算莫名其妙，他一直自认是浙西人，怎可被人说成浙东。不过，清漾村在哪？石门镇在哪？江山在哪？知道的人恐怕不会多。说浙东，至少让人知道大致方位。何况，江山若与湖南相对，怕是要被叶圣陶老师提醒，是否考虑一下用词的搭配、程度、轻重？更何况，江山初置县时属越州总管府衢州，而越州，又会让人联想到浙东。余先生的叙述或许离毛氏宗谱之谱，但要说余言为谎，言重了。

红圈所围的开化县莲花尖，是钱塘江南源马金溪的源头。

　　吴先生的书出版于2010年。隔了十多年，无意中我当了回路人乙，有意地读了浙西吴先生的书。风轻云淡，找错的热闹早已散去，静心的思考尚可继续。我发现吴先生用五分之一的页面篇幅，深究余先生文革经历方面的谎言。其实，有些时期，不堪回首，各有回避，那么，少提为妙；有些事情，感受不同，结论迥异，不妨，多闻阙疑。书中写道，余说的当年参加过多所高校联合教材编写组一事，是个谎言。吴认为余为自己辩护，参加的一定是“石一歌”，一个专写大批判文章的十一人小组，少不了写些大批判文章，并称有物证人言为据。两造具备，师听五辞。路人乙听下来，不就是几所高校凑了若干人，组成后的两个小组办公地相近，人员或有借调，可使用同一个图书馆，都遵命写些应景文章糊弄糊弄该被糊弄的人。到后来，一个小组的任务较单纯，不被追责；一个小组的任务太不单纯，被秋后算账。路人乙不知道而想知道的是，这些人的工资由谁开，奖金相差几毛。此番问教，我忽然觉得余吴两先生很有趣，眼前浮现他俩一起出游的情景，余走在前东瞧西看，时不时地说着“这个可以有”，吴跟在后连连摇头，说“那个必定无”。可惜，余先生抱定“有争气者，勿与辩也”（荀子《劝学》）的宗旨，不给吴先生追谎辩论机会，还说“我以无言的方式，把他们锁定在他们的等级里”。好不气人，吴先生定是这样想的。

吴先生的这份证据，反而证明余先生与石一歌是并列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

吴先生的又一证据，余写《胡适传》采用了锻炼钩距的手法，所以是大批判文章。其实，此批判非彼批判。余先生挑的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个对象写应景文章。虽属无意，却因关联祖籍同乡，对吴先生也算是一种冒犯。

　　吴书中另有六分之一的篇幅涉及汶川地震后的捐款，说余是诈捐，心口不一。误会来之于余先生捐款不走正规渠道红十字会。余承诺的捐二十万元在当时很是不少，但余先生和经办的人似乎并不了解二十万元可以办成什么事，学校、图书馆、还是图书？害得吴先生在正规渠道好一通追问，但没有人正面明确答复老吴，哪能不义愤填膺？于是，受捐方都江堰的一个副局长出面打圆场，代表63万人民感谢上海，被吴先生认为主客体不恰当，要与其谈心，“老夫好歹在官场混过多年”。好事多磨，如今捐款一事已落实，余先生还“捐”了十个字，“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在去景区的路上随处可见，而上海人因为是对口支援方，享受着当地景区门票的特别关照。好事暖人心。

都江堰人民生活的地方。

大灾之后，余先生再度恭书此联，并感慨：拜水大仪竟如此暴烈，问道所答竟如此艰险；天道难问，天机玄深，人在天怀，不可造次，须秉百般善心、千般德行，以奉敬畏。

　　吴先生说过，“事实上只有我才是中国的咬余专业户”。好多人赞赏他的执着认真，还有人称他的文章“冷峻犀利，字字见血，句句刺心”，惊异于他目光之独到，思想之深刻，文笔之尖锐。吴某人看到余某人为谢晋墓写的碑文，“谢晋先生，浙江上虞人氏，东晋谢安、谢玄之后也”，立马指出这一句有错。因为两谢是叔侄关系，根据宗法，根据逻辑，是谢安之后就必定不是谢玄之后。此话是不错，不过中国人在说自己是炎黄子孙时，大概率也不会去想，是炎帝之后就必定不是黄帝之后。所谓某某人之后的说法，表达的是仰慕之情。谢晋号淝捷，仰慕的不就是在前线指挥、在后方统筹的先人两谢么，何必将他们分得那么清。吴先生还顺便指出“谢晋碑文显然已经成为上海文化之耻”，这一句欠妥。余先生虽说在上海学习工作，但根子上，他自认的是浙江人。他出生不久，就从绍兴人被划分成了宁波人；入学不久，又因为棉区置换稻区山区，从余姚桥头人被划分成了慈溪桥头人。所以最保险也最无奈填写籍贯的方法是填写成浙江人，和吴先生做一回两眼泪汪汪的大同乡。不过，从“城里养命医院”一说可以看出，余秋雨的城是余姚，他的文化之根在余姚。余姚出名人。严子陵，天子不能臣。黄宗羲，工商皆本的思想对宁波人影响至巨，开店列肆经商盈利与读书赶考金榜题名一样荣耀（经商不影响赶考，沿余姚江排列的余姚慈溪鄞县，在历史上曾同时跻身出产进士十大县之一）。朱舜水，学说被尊为朱学，龙泉山上有专为他立的中日友好碑。王阳明，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世人称其“三不朽”。余姚人的后代：倪桂珍，是“宋氏三姐妹”的母亲；黄楚九，他的滑头生意和噱头，让上海人津津乐道。余姚已足够让余先生自豪，没必要为他披上上海文化的外衣，再加一句“之耻”之类的话。

宝鸡炎帝祠。中国人立祠，表达对先人的仰慕。

　　吴先生对余先生的行文风格也颇有微词，所作的断语是全书最精彩的，“一连串的排比句，直晃得人头晕，素未谋面的词语犹如米饭中的沙粒，很是咯牙噎喉”。假如，吴先生读过周树人翻译的俄国作家作品，就能体会到咯牙，不是读者文功不到家，而是“绍兴饭”不一定配他乡人胃口。至于排比句，恰如军队的方阵，堂堂正正，排山倒海，气势十足，是有关方面最最喜欢用的修辞手法，吴先生既然在官场混过，想必常见排比句，说不定也没少用，怎么就被余先生的排比句晃得头晕了呢？

　　吴先生的书写到情急处，也会口吐芬芳，夹枪带棒，伤及旁人，可见他是个性情中人，有个性。比如这一句，“只要脑子线路没有发生故障，即便是余夫人马兰，恐怕都不会相信”。再比如这一句，“余弟是匈牙利傻子，急于打听坏消息（文革中余父被关想自杀，余弟每次出海归来都要问一句，父亲自杀了没有？）”。又比如这一句，“余的祖母听起来像巫婆，因为余的祖母说过：一个人让疯子也看不顺眼了，他就出道了”。对余则火力全开：余不要脸；某个批判余的姓余的人可能是余的十八辈祖宗；老年痴呆，弱智；连肚脐眼也没有；肠细如线的某地小男人。清代人张潮不妨也拉进书中助阵，他写过“春雨如恩诏，夏雨如赦书，秋雨如挽歌”，好巧不巧，借此一用。路人乙不禁佩服起吴先生阅读的广度和深度，也大约明白了吴先生所用问教二字究为何意。问乃斥问，教则是手拿戒尺在小儿头上“卜卜”敲打那么几下的训教了。请问讨教与斥问训教，主客体未变而身份易位。两位若是能穿越，又恰被陈寿先生惦记上，不知谁人可入文人传，谁人仅在他人的传记中留下一句念，“郗公，天下宁有是乎！”（此处“乎！”，在《后汉书》中作“邪？”，读ye,第二声。）

　　吴先生书中也有说余先生优点的地方，说余记忆力极好，在无准备情况下，在电视台脱口而出李绅、白居易是同年出生。只不过那是为了衬托余更多记错说错之处，从而认为余是存心的，是说谎的，为了某种目的。问荒文学，是吴先生自封的；大记忆文学，是吴先生封余先生的。此论倒也不乏中肯，很幽默，像是一堂问教课后写的教案总结，放在书末部分难能可贵。荒、慌与谎，同音不同调，常被吴先生混用，作为一种修辞手法。“问荒”一词，隐约在说，追谎行动虽然匆慌，还是能如拾荒者流，有所薄收。记忆前缀个大字，发人深省，让人联想到大吹大擂、大错特错、大跌眼镜、大放厥词、大惑不解、大谬不然、大言不惭等等，可谓举重若轻，好一个“大”记忆。而隔空受教者余先生，也不乏中肯，不缺幽默，说决定把石一歌这个署名正式接收下来，开一间古典小茶馆叫“拾遗阁”，开一间现代咖啡馆叫“诗亦歌”。看来吴余两位，都已有机缘各受教于幽默古人东方朔，读到过那句“明有所不见，聪有所不闻，举大德，赦小过，无求备于一人之义也”。路人乙且可道一声吴余珍重，煞笔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