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江北川散文二集》

扬州江北川

序《江北川散文二集》

王乃森

徐润群先生的散文二集即将付梓，嘱我作序。润群是我的表弟，老家也是邻县，相去不远。儿时便相与嘻戏，成年后亦常相往来，甚是亲密。多年来润群常以其诗文相赠阅，所记述的人和事我都很熟悉，读来亲切无比。作序之说虽未免过于抬举，但是谈谈一些读后感想，我也不能推却。
徐润群的文学创作有一个历史的大背景，这就是近 20 多年来里下河文学和作家群的兴起。中国地域广大，山川地理、民俗风情各具特色，由此孕育出不同的地域文化和文学。江苏的里下河地区是指京杭大运河以东地区，范围涵盖了高邮、江都、宝应、兴化、泰州等市县。这一地区河网密布，水乡泽国，独特的地理风貌形成了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孕育出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近 20 多年来，高邮人汪曾祺先生以家乡生活为题材的文学创作，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好评如潮，也激发起家乡很多文学爱好者的创作热情，优秀作家和作品纷纷涌现，里下河文学渐成气候。徐润群的乡土文学创作也在这股潮流中应运而生，先有小说集《故里人物》，再有散文一集、二集，还有其旧体诗集，在里下河文学中拥有一席地位。
汪曾祺先生以家乡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常为人称道的是描绘出丰富的家乡民俗风情画卷，这一点也正是徐润群作品，尤其是其散文二集的鲜明特色。由于是散文集，文笔自由灵活，比小说中的环境描写更为方便和充分。举凡水乡风光，文物古迹，割麦插秧，日常饭食，逢年过节，婚丧嫁娶，读书上学，拜师学艺，乃至小儿争斗，老人洗浴，都被作者以细致生动的文笔，描绘得形神毕肖，简直可以说是里下河地区民俗风情的清明上河图。都说文史相通，这样的文章，的确既可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也给后人留下这一段历史的真实记录。 里下河风光 里下河地区的水乡风光是作者特别着力的地方，也尤其能够显示作者的文学才华。例如首篇《悠悠故乡情》中对家乡樊川板桥塘的描写：
板桥塘的傍晚，三五成群的渔船陆续归来，喧闹了一天的板桥塘慢慢平静了，晚霞、渔火映红了青黛色的塘面，映红了英姿勃发的船家少女。稍焉，月出东皋，波光粼粼，清风徐来，风送箫声，一曲未尽，水调飞来，箫在桥上，歌在塘东，不见其人，只闻其声。箫声歌声在板桥塘的上空和鸣、回旋，久久不散！
歌者的小名叫“二妹子”，不知道她现在何处。
弄箫人就是我的老伯父，他的名字叫滕箫。
这一段描写，恍如苏轼《赤壁赋》。末尾还特意交代，歌者的小名叫“二妹子”，还说不知道她现在何处，毫不掩饰对当年的这位小女子的惦念，真是妙趣横生，性情中人的本色。

对家乡劳动生活的描写也极具水乡特色。里下河地区地势低洼，许多农田终年积水，不能种麦，只能种水稻，因此最具特色的农活就是车水和插秧。在《开秧门》一文中作者写道：

栽秧，凌晨 3 点钟左右就摸黑就到秧池扯秧，天大亮后才吃早饭。小伙子、男人挑秧把，姑娘、妇女栽插。栽秧时节，河边车水号子连天，栽秧手们在“领头趟”的带领下也打起栽秧号子。领头趟不是人人都能领的，能领趟的必是出众之人，必是一等一的高手，不单栽秧手快，还得有一条脆生生的好嗓子，满肚子的栽秧号子张口就来。栽秧号子也不是整天都打，一般多在中饭前晚茶后，有解闷鼓劲之功，也叫做不栽哑巴秧。太阳快躔土了，领趟的秧把一上手就亮开了嗓子：
“一根（么）丝线牵是么牵过了河（虐）”
众人跟着吆道：“一根（么）丝线牵是么牵过了河（哎）”

“哥哥哎，郎儿买个梳子姐呀姐呀梳（了）头（虐），哟咿哟嗬嗬，撒趟子撩在外。”
众人跟着吆道：“哥哥，郎儿买个梳子姐呀姐呀梳（了）头（虐，哟咿哟嗬嗬，撒趟子撩在外）。”
“一见（么）脸儿红（虐），哥哥哎，明呀明（个）白白就把相（呀）思来害（虐，哟咿哟嗬嗬）。”
众人跟着吆道：“一见（么）脸儿红（虐），哥哥，明呀明（个）白白就把相（呀）思来害（哎，哟咿哟嗬嗬）。”
作者的这一段描写，不但写出里下河水乡的劳动场景，辛苦之中不失欢快，还让人直接欣赏水乡民歌的本色，领略上古民歌“桑间陌上”的原始风貌，非常珍贵。原文的下面还有车水的汉子们与插秧妹子的对唱，相互挑逗，乐不可支，限于篇幅不能全引。现在人常常感叹汉族民歌的贫乏，只能欣赏少数民族的民歌，殊不知里下河地区的民歌民乐本来十分丰富，只是缺乏应有的发掘、整理和传播，十分可惜。在这本散文集中，作者还专门收集了一大批江都地区流传的秧歌、锣鼓车号子和器乐曲“邵伯锣鼓小牌子”。所收锣鼓车号子近百首，洋洋大观。作者还对“邵伯锣鼓小牌子”来历，性质和邵伯地区的演奏方式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据作者介绍，邵伯锣鼓小牌子起源于道教音乐，曲牌有《梅花三弄》《二六》《八段锦》《鹦鹉歌》《青阳扇子》《剪靛花》《柳青娘》等 30 余种。在邵伯地区的演奏技巧也有种种创造，如著名琴师颜琦的“堆字加花”，被誉为小牌子优美乐章的“华彩”。作者对里下河民歌民乐的发掘和整理，显示出作者敏锐的文化意识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让人钦佩。

里下河地区河网密布，陆路交通很不方便，赶集购物，运粮卖猪，出门就要撑船，因而形成了水乡特有的生活方式。这里的迎亲送嫁，轿子没法行走，于是就用“轿子船”。作者在《轿》一文中描绘了用轿子船迎亲的场景：
听妈妈说，早先有钱的人家迎亲都是出动三条船，第一条船叫“六书船”，六书先生乘的，在轿子船前面引路，谓之“领亲”；第二条船是“轿子船”，船上放披红挂绿的花轿，轿门有对联：上轿千金小姐 下轿一品夫人；第三条船是“嫁妆船”，装女方陪奁的。我家大舅舅迎亲就是三条船。
这是作者听妈妈说的早先的事，而且是大户人家迎亲的排场，普通乡民的轿子船在我下乡插队时常常见到，那只是在一条农船上搭一个简单的棚子，挂两条红布，有些甚至连棚子也不撘，撑一条船来就将新娘子接走了。虽然船上没有轿子，但这船用来接亲，仍叫轿子船，水乡特色还是有的。 水乡地区的日常饮食也自有特色，作者在这本散文集中有大量述及，可以细看。在《闲话待客之道》一文中，详细介绍了他的外婆招待客人的两样名菜。
汪豆腐油润如玉、鸡血子红似玛瑙、蒜叶碧绿，盛大碗中，又浇一勺熟晕油上桌。用瓢子舀了吃，吃时要小心，不能性急，因为很烫。滚开的豆腐，上面又是滚开的油，吃急了会烫得嘴里起泡。白汤小㓠肉圆子汤似奶，比起鱼圆毫不逊色，鲜美可口。表哥们说：“你们来了，奶奶才做这个菜呢！”
另有一处写到农村人家的招待临时来客方式，就是请来客吃“蛋瘪子”即荷包蛋，称为吃蛋茶，碗里还要放一点白糖，很是珍贵。农村人家日常少有鱼肉，只有家中养的两只鸡下几个蛋，平日舍不得吃，只有稀客上门才用来待客。这吃蛋茶还有很多讲究，一只太少，两只也不合适，因为“两个蛋”另有不雅的含义，于是要让客人吃三只。此外，客人不应将碗里的鸡蛋全吃完，显得太“穷吼”，要留下一只给人家的孩子，这样一来讲究的人家碗里就要放四只。日子虽然穷，乡村的传统礼数却毫不含糊，民风淳朴。我在农村做教师的时候，曾有一次与一位同事去了一位学生家，人家捧出两碗蛋茶，8 只荷包蛋，
让我大吃一惊，这可要把人家积存的鸡蛋全吃光了，此后我轻易不敢上学生家里去。作者在这部散文集中多处写到当年的种种“吃”的情景，特别是孩子们对吃肉的渴望，以及偶尔吃一回肉的馋相，让人看了不免心酸。说明当年的里下河地区的民俗风情，并非只是田园牧歌。 汪曾祺对家乡民俗风情画的描写带动了徐润群等一批里下河作家对家乡风情的关注，但是，徐润群清楚地认识到，任何文学作品的重点还是人，是各个历史时期中人的生存状态，他们的喜怒哀乐和命运沉浮。他认为，汪曾祺作品中最重要的价值，是关注家乡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为他们立传。徐润群的散文集中也写出一批这样的人物。作者的生活经历十分丰富，有两个方面很突出。一是他出生于里下河乡镇樊川的乡绅家庭，早年受到乡绅阶层的文化熏染。二是他早早失学，十几岁就从师学艺做过多年木工。因此在他笔下，乡绅和瓦木工的人物形象特别丰富，成为里下河人物画廊中引人注目的亮点。 乡镇中的乡绅阶层是中国农业社会的重要支撑力量，包括乡镇教师，工商业者和土地所有者等等，在稳定农村的生产、民生和文化传承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父亲的三位老师》一文中，详细介绍了他父亲的三位私塾老师，和入学读书的过程，宛如鲁迅笔下的三味书屋的情景再现。在当年的乡镇，新式学校很少，更多的是私塾，许多旧式知识分子在私塾任教，使得乡村文化教育得以传承。这些塾师学养丰厚，人品也足以为范，学生对之毕恭毕敬。尤其感人的是多少年以后，有学生在街上遇到晚年落魄的先生，仍然恭敬有加，师生彬彬有礼，当年的传道受业，馨香犹存，令人感怀不已。
救困扶危，也是乡绅阶层的常见善行。作者的文章中多处 写到他家前辈悄悄资助贫苦儿童、接济贫困工友的往事。在《耄耋父母辈的外婆桥吉家厍》一文中作者介绍说，当年一位赵姓乡绅，家有田产和工商企业，曾经先后为自家的三位伙计娶亲，帮助翻修房屋，张罗媳妇，筹办婚礼，热闹非凡。 吉家厍桥北合影 散文集里还有大量的瓦木工的劳动生活场景，打家具，建房屋，修农船，造犁耙，由于是亲身经历，巨细皆备，在一般文学作品中难得一见，选材和叙说显然是受到高尔基的《在人间》和《我的大学》的影响。在《上梁说好》一文中作者详细描绘了农村造屋上大梁时的热闹情景。
那里的瓦木匠称上梁“说好”为“喊彩”。按规矩，上梁时瓦匠头在上首（东边），木工头在西边。凌晨四点，两把酒壶，年长的瓦匠头和我各执一把。先朝披红挂绿的中梁一挹，点一点酒入炭火盆，火苗窜起老高；再朝主家作挹；三是相互对挹。然后便是“喊彩”，即瓦木工头一人一句大声念诵吉祥祝语。还要比谁人喊得多，叫做“斗彩”。他用吴越方言，我用江淮方言颂起天无忌、地无忌……。谁知瓦匠头第一节说过，就到了“酒浇金梁头……”我方说了一小半，他没词了。我清楚地听到一个老人喊道：好！小徐师傅要“斗彩”来，上红包，上红包。
接下来的情景更喧腾，瓦木工头儿接过递上来的篮筐，篮子里装满蒸好的馒头，一个一个地抛掷下来，邻里大人小孩纷纷争抢，一片笑语喧哗。有些小孩抢得好几个，高兴得又蹦又跳。有些年轻妇女则向着瓦木工头伸手讨要，工头儿嬉笑着将馒头砸向她们怀里去，双方都乐不可支。主人家站在一边，也笑得合不拢嘴。这情景我在农村多次见过，读着作者这样的文字，亲切无比，忍不住掩卷而笑。人类的劳动不仅仅是创造了物质财富，劳动的过程也常常是一种精神享受，包含有一种无可比拟的审美愉悦。作者亲身从事这种劳动，又亲笔写下这等文字，更是享受了双重的愉悦。 作者这部散文集在行文上还有一些重要的特点。一是有意识地使用大量的里下河方言，例如“跟朝”，即今天，“跟”的读音实际是“今”字的古音。姑妈叫“摆摆”，习惯了普通话的人看似不可解，实际上是吴方言的流转，苏南有些地方如邻近长江的江阴、常熟等地，称姑妈为“伯伯”，传过江北来音变为“摆摆”。还有“五嗲”，就是“五爹”，六七十年前，我们幼时称呼父亲就叫“爹爹”，这是中国北方地区千百年来的习俗。散文集中还有多处把“吃”说成“顺”，意思是大口吃，这是里下河地区的普遍用语。还有一处写到，长辈称小孩叫“细伢子”，写成文字是三个字，而在口语中则是“霞子（霞，同音替代）”，“霞”这是“细伢”两个字的合音，如同古汉语中“诸”常常是“之乎”二字的合音一样。里下河的方言中保留有大量古代语音语汇。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和鲜明的文化特色，作品中适度运用方言，是一种彰显地域文化特色的重要手段，这在汪曾祺先生的作品中还不多见。
徐润群散文的文法上又一显著特点是文章中运用了大量自己创作的旧体诗词，粗粗一数，竟有三十余首。这大大增加了文章的诗意和雅致。其中若干首还是赠我的诗作，读来自是感佩多多。如下面一首。
寄乃森表兄
儿时携戏邵河边，水逝韶光三十年。
曾记紫葡花结实，争尝绿果酸生甜。
凉床古话音犹在，石鼓童心貌更鲜。
往事千般常入梦，乡情一点可依然。
徐润群的文学创作，作为里下河文学的组成部分之一，其浓郁的乡土气息，从根本上说还是来自这片土地，文风来自乡风。里下河地区是中国最早的农耕地区之一，高邮龙虬镇史前文化遗址曾出土一万年前的炭化稻粒，表明这一地区的水稻种植有万年以上的历史。这种农耕文明、乡村文化一直延续到当代。丰富的水源泽润着这片土地，杏花春雨，使得这里的地气灵秀而不粗粝，这是里下河文学灵气的来源。千万年来的农耕生活，男耕女织，在正常年份里多能自食其力，自给自足，养成了乡民们淳厚质朴的品性，这是里下河文学淳朴平易风格的源泉。不过，里下河区也时有水患，且不说大灾之年洪水暴发，一片汪洋，便是平常年份，一遇暴雨也常淹没稻田，积水难排，稻田减收便会导致春荒，老老小小难度饥寒。农业生产的艰难繁重，却也磨炼出里下河乡民的坚韧顽强、百折不挠的意志，这是里下河文学阳刚之气的底蕴。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孕育了一方文学。我们有理由相信，有汪曾祺等一代代作者的持续不懈的努力，里下河文学一定能一步步走向繁荣。
2022 年 8 月 15 日

王乃森，1949 年生于高邮。老三届插队知青，高考恢复，考取扬州师范学院，毕出后留校任教。扬州大学文学院语文教学法教研室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退休前为扬州大学书画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