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马背摇篮》——忆战火中的延安第二保育院（二）

张宜中

连载：《马背摇篮》——忆战火中的延安第二保育院（二）

文 / 姚淑平

姚淑平照片。1997年5月21日凌晨因癌症逝世。其遗嘱写着：丧事从简，遗体捐献，骨灰不保留。姚淑平，1938年，从南京经武汉、西安，长途跋涉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在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1945年7月来到延安第二保育院工作。当时的延安第二保育院（北京六一幼儿院的前身）刚建成一个月。从此，她与幼儿教育、与天真可爱的孩子结下了不解之缘。她当过班主任、保教科长、副院长、院长，而院长一职从1954年担任至1986年，历经32年之久。多次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北京市特级模范称号，曾任全国第三届人大代表，全国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政协委员，中国学前教育学会常务理事、顾问，并荣获中央颁发的“热爱儿童”荣誉勋章。她是一位可敬可爱的老同志，是对党无比忠诚的老党员，是“马背摇篮”的功臣，也是新中国幼教事业的第一代开拓者。

[ 接2022年10月23日 第一章 延安建院 一、我来到保育院 （一）保育院的概况 续 ]

（二）林纳科长

保育院刚成立，院里的日常工作实际上是由保教科科长林纳同志在主持着，在建院初期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她团结群众，做了大量的工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1.打退麻疹的侵袭

1945年6月1日，保育院收进的第一批孩子，既有够年龄的，也有不够年龄的，既有健康的，也有体弱的，既有无病的，也有正在患病的，仓促之间，都送进保育院来了。其中有一个孩子入院之前曾接触过患麻疹的孩子，他是在麻疹潜伏期来院的。保育院虽有医生，对入院的孩子进行了体检，但对麻疹潜伏期的孩子无法检查出来，面对大批孩子入院，既无经验，也无法防备。结果，这个孩子患了麻疹，一下子把全院的孩子（一名已患过麻疹的孩子除外）都传染上了。麻疹就像暴风骤雨似地向保育院袭来，病情严重的孩子并发了肺炎、肠胃炎等，十分危急，孩子们的生命受到威胁，新生的保育院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全院紧急行动，党员、干部、保育员、医务人员、后勤人员都遵照毛泽东同志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教导，为了革命，为了孩子，要克服一切困难，护理好病儿，保证他们的生命和安全，一个不能死。

林纳同志带领大家日夜奋战。保育员按照医生的嘱咐，边学边干，时刻在病儿身旁精心护理，只要孩子能脱离危险，尽快痊愈，个人的辛苦劳累都已置之度外了。尽管有些年轻的保育员不安心工作，但在麻疹迅速蔓延的严重时刻，她们能以大局为重，心扑在抢救病儿的工作上，还争先恐后为病儿输血，以增强病儿的抵抗力，对重危病儿则派专人特殊护理。男孩王红戈本来就体质很弱，有脱肛的毛病，传染上麻疹后又并发了肺炎和肠胃炎。保育员李惠清在护理他时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一个多月里她没有脱过衣服，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没有吃过一顿安生饭。当孩子痊愈时，她终因疲劳过度而病倒了。通过全院同志发扬高度的负责精神，日以继夜的艰苦工作，终于在一个月后，使60多名孩子度过了麻疹的危险期，全部恢复了健康，没死一个孩子，这简直是个奇迹。

2.临别嘱咐

林纳同志待人亲切，平易近人，她经常精心细致地做保育员的思想工作，同志们都把她当作自己的亲人，和她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我是满腔热情来保育院工作的。领导上安排我当大班班主任，我下决心要带好孩子。我用教小学生的办法，让孩子们按时上操，午睡起床后也要站队，但无论我怎么说，孩子们就是排不成队。班上有个小女孩叫莎莎，她有个坏习惯，穿衣服不让系扣子，刚帮她穿上衣服系好扣子，不到半分钟，她用双手拽着衣服的左右两片前襟使劲一扯，扣子全开了，扣一次，她拽一次，把几个扣眼全拽大了，都没法系上扣子了。有一次康大姐到保育院视察，看到莎莎敞脸露怀的样子，就说：“莎莎，你怎么不系上衣服扣子啊！”我在旁听了，明白康大姐虽然说的是莎莎，实际批评的是我这个班主任的工作没有做好，我虚心地接受了康大姐的批评。因为我是爱孩子，工作中也有好的设想，全班保育员工作很努力，但实际做起来并不能都实现，遇到像莎莎那样的孩子，究竟怎么教育，当时我们还没有有效的办法。

林纳同志找我推心置腹地谈心，给我介绍保育院的情况，说保育院是一个很好的集体，工作人员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都是革命同志，只是因领导班子没有配备齐，领导核心没有形成（没有正式任命院长，仅有一位名誉院长兼管)，保育员要求上前线，不安心工作，全院没有一个懂保育业务的人，麻疹流行虽然已过去，但各种疾病仍在不断地发生。因革命需要，组织上调她去东北工作，很快要离开保育院，她语重心长地嘱咐我：要安心，想做好革命的保育工作，必须要学习，在实践中边摸索、边学习，工作还要认真、细致。上级领导一定会很快派新的院长来的。

我们是多么舍不得林纳走啊！有几个保育员连夜赶做了两双鞋，第二天一早就跑到杨家岭送林纳，林纳高兴地穿上鞋子试了试，不料忙中出差错，保育员把鞋带钉成一顺的了，她们很不好意思，林纳却笑呵呵地说：“谢谢你们，这两双鞋子是很好的纪念品。”

我佩服林纳，是她以革命者的高度责任心，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带领全院战胜了麻疹的危害，没有一个孩子死亡（在那缺医少药的年代，就是母亲自己带儿女，孩子患麻疹死亡也是常有的事），是难以想象的，我愿意和同志们在一起，共同努力去克服面临的困难，办好这所保育院，我更盼望保育院的领导班子尽快地健全起来。

（三）建院初期的困难

我到保育院以后，感到了自己所肩负的重大责任，党办起一所新的保育院是多么不容易，完全是出于革命的需要，党办保育院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解决出征上前线的部分干部的幼小子女抚育问题，解决烈士遗孤的抚育问题；保育院的任务是把孩子培养成为革命接班人；办保育院的方针则是康克清大姐提出的保教合一，教养并重，保中有教，教中有保。道理上明白了，怎样在实际工作中去达到目的、完成任务，做到保教合一，我的心里没有谱。林纳同志曾带大家到延安第一保育院和中央托儿所参观过，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全院没有一个人搞过保育工作，大多数同志连幼儿都没有接触过，我们是对集体育儿工作一无所知的门外汉，尽管去参观学习，仍然看不出更深一层的门道来。也曾想找些幼儿保育的书籍或资料来学习借鉴，但延安地区硬是找不到一本写这方面的书，在保育业务方面可以说是一无所有。热心育儿和不懂得集体育儿的矛盾摆在我的面前，也摆在全院同志的面前。

我到保育院时，刚刚治愈了60多名孩子的麻疹。麻疹的迅速蔓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在集体中要保证孩子的健康成长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要非常重视疾病的预防和幼儿的卫生保健工作。大家深深地感受到确保幼儿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保育院的首要任务。

可是继麻疹之后，孩子中患齿龈炎、口角炎、结膜炎、角膜炎、肠胃炎、肛门炎、女孩外阴炎……等疾病接连不断，虽经积极治疗、细心护理、加强营养，却好容易治好了又有复发的，始终不能杜绝。疾病时刻威胁着幼儿的健康和生命，成了保育院当时所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困难。

保育院的干部、工作人员是从延安各机关和联防军招待所调来的，对保育业务虽然一窍不通，但都经过革命战争的锻炼，是具有一定的斗争经验的。

保育员全是从冀中解放区（今白洋淀、任丘一带）动员来的女青年，她们的年龄从十几岁到二十来岁，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她们在老家时，看到过日寇烧杀抢掠的种种罪行，恨透了日本鬼子，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

她们憎恨国民党反动派，把大片国土拱手让给日本鬼子，置老百姓的死活于不顾。她们衷心拥护积极抗日的中国共产党。

她们在家乡时都是抗日积极分子，有的是儿童团团员，有的是村妇救会主任，如宋盛云，她十三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儿童团团长，她们在冀中解放区站岗、放哨、查路条、捉汉奸、动员妇女做军鞋支援前线、做通讯联络等工作，十分活跃，为抗日战争出过不少力，是一批抗日坚决、爱国爱党、勤劳纯朴、热情奔放的好姑娘。

当共产党、八路军来动员她们去延安打日本干革命时，这些姑娘都纷纷报名。她们中有的父亲重病在身，有的外祖母即将病逝，有的弟妹年幼需要照料，有的全家人反对，有的父母疼爱、难舍女儿远行……但她们勇敢地冲破重重阻碍，一心要到延安去，渴望见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盼望早日打败日本鬼子，解救铁蹄下的同胞。她们冒着生命危险，经过敌占区，通过封锁线，跋山涉水、行程千里、历尽艰辛，来到延安。

　　她们住在招待所里，欢天喜地等着分配工作，让她们上前线去打鬼子，可做梦也不会想到分配她们当保育员。她们的心一下子凉了，让小姑娘干老妈子的活儿，这叫什么革命工作？将来回家有什么脸见人？早知如此，何不在家带自己的小弟弟小妹妹！思想不通，工作不顺心，远离家乡，刚到延安时的新鲜感没有了，她们觉得人地生疏，处处不习惯，开始想家了。她们有时在窑洞里闷坐，有时蒙着被子哭，有时仨一群、俩一伙地到山上去放声大哭。

　　其中有四个保育员已经“疯了”，哭哭笑笑，有时还打人、骂人，漫山遍野地跑，常常要派男同志分别去把她们找回来，稍不注意，她们又跑了。新生的保育院又面临着保育员不安心工作的困难。

二、选派干部、加强领导——新院长来了

形势的迅速发展，使得保育院的干部调动频繁，建院初期，干部未能配备齐全，无法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影响保育院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就在保育院面临各种矛盾和困难的关键时刻，党组织把张炽昌同志派到保育院来了。

张炽昌照片

张炽昌同志是一位带过兵、打过仗、在军事机关工作的未婚男青年军人。他是经组织说服到保育院来工作的。

（一）“假小子”的行动震动了全院

在四个“疯子”中，有一位保育员身材高大壮实，性情直爽坦诚，平时说话办事就像个男孩，因此有“假小子”的称号。她一心想上前线去，对让她干保育工作思想实在不通，成了个“武疯子”。

张炽昌同志来保育院的第一天，刚迈进保育院山下的大门，就遇到了两个“疯子”，她们手上拿着梨子，嘴里嚼着梨子往外走，这就是有名的“文武两疯子”。其中那个“武疯子”手里攥着一把从嘴里吐出的梨渣，“啪”地一声打在新院长的脸上。因为张炽昌事先知道了保育院的情况，所以没有在意，只是擦净了脸上的梨渣，微笑着又向前走了。

“假小子”的行动顿时传遍了全院，也震动了全院。新来的院长遇到“武疯了”的挑衅，一点儿没有生气，反而笑嘻嘻地像什么事儿没发生那样，实在让全院的工作人员钦佩。

（二）“疯子”不疯了

保育院里的四个“疯子”，有时大吵大闹，无组织、无纪律，搅得大家不得安宁，有人主张干脆把她们送精神病院。

张院长来了以后，详细了解这四个人的表现，还亲自去延安卫生处请教，询问这种病是怎么得的，医生说这种病叫“歇斯底里”，中文叫癔病，女同志患这种病的较男同志多，常常是因心胸狭窄、遇事想不开而引起的。院长心里有了底，回院召开了院务扩大会，耐心地向大家解释：“这四个人是疯子又不是疯子，说她们是疯子，因她们的确有不正常的地方，说哭就哭，说笑就笑，有时还打人骂人，失去常态；说她们不是疯子，因为她们有清醒的时候，医生给她们服药，都规规矩矩地，不打也不闹。安静下来时，她们什么都明白。她们是我们的阶级姐妹，她们从冀中来到延安，是想跟共产党打日本鬼子的，是想见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不认识保育工作的重要意义。我们的干部、党员，接近她们体贴她们还不够，她们心里有疙瘩解不开，憋在肚子里，才得了这种病。我们要以深厚的阶级感情来关心、体贴她们，不要刺激她们，等她们清醒时，再耐心地做工作。同时，还要坚持给她们治病，这样，她们会慢慢地好起来的。决不能把她们送到精神病院去，如果那样，就毁了她们，影响也更不好。”接着，张院长又在全院大会上讲道理，要大家处处关心她们，爱护她们，对她们的不正常行动要谅解。因为她们四个人在一起，只要有一个人哭，其余三人就跟着一起哭，对稳定情绪不利，于是院领导按四人不同的病情分开，两个爱跑爱闹的搬到院部旁的窑洞里住，由院长、王秘书做工作，两个比较安静的不乱跑乱闹的放到她们的好朋友处，一人照看一个，多关心、多安慰、多开导，一点儿不厌烦她们。由于大家的关怀、照顾、体贴、帮助，加上有效的治疗，四位同志都有好转。

　　有一天清早，张院长泡了一盆脏衣服，放在窑洞门口，他先到班上了解情况，准备回来再洗。等孩子们吃完早饭，他回到窑洞门口，一看盆里的衣服已经洗干净晾在院子里了。经打听才知道是所谓的“疯子”——贾彩同志洗的。还有一次张院长有事必须离开一小会儿，院部只有贾彩同志在，其他同志一个也没有。张院长想试试贾彩是否能够控制自己的行动，就在地上画了一个大圆圈，和善地对她说：“站在圆圈里，不要走开，我一会儿回来”。张院长办完事回来了，看到这位爱跑爱闹的贾彩同志，还站在这个圆圈里，他好高兴，对治好四个“疯子”的病更有信心了。

　　不到半年的时间，四个“疯子”都不疯了，都陆续上了班。大家对院长信服了。

（今日至此，明日再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