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国 华 将 军 认 祖 归 乡 记

竺竺

前言

我父亲曾国华很小的时候便被卖给本区吕家为子，1924年他当兵离开家乡后一直是转战在中国各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才有机会回到了祖籍广东省岐岭镇，回到了他日思夜想的曾家，见到了九十高龄的老父亲。
新版《曾国华传》已经将1950年父亲回家的经过做了描述，几十年来，我从未对此事有再深一步了解的想法。
2018年五华县党史办要重新写一部《曾国华传》，请了女作家媚子执笔。我们俩在3月15日联系上后，她告诉我她做了大量的深入细致调查，对我父亲方方面面加以挖掘。随着她对我父亲回乡一事的现场调查，居然得知了不少我所不知道的事情。使得我对父亲是如何回了老家一事的全过程，有了极大的兴趣。
4月5日，我和我大伯父曾玉圣的三儿子曾震（天宝）联系上，畅聊之后，得知我父亲还与大伯父通过几封信，而且这几封信还保存有。太好了，这是我怎么也没想到的，近七十年后还能看到父亲的亲笔信。我告诉三哥此信件如同文物一样宝贵，谁要也别给包括我，但是要给我复印一份。
今天（2019年4月11日）几封信的复印件收到了。

与父兄的通信

父亲认祖归宗的想法藏在他心中多年了，大概从他知道自己不是吕家的亲生儿子时就在想什么时候能回到自己生身父母身边。
可是他没有这个机会，虽然吕家和曾家所在的两个村子只隔了七、八里，可那时就算是他能偷偷跑回去都不敢。
但也正是由于只有这七、八里的距离，他才能得知自己的父母是谁，他们住在哪里。

注：网上搜不到五华县岐岭镇的整体地图，这是我想尽办法才找到了岐岭镇的部分地图，还不能完全展开，两次分别截图，然后合成为一张图，北面福全村，我父亲被卖到这个村，南面凤凰村，那就是我阿公阿婆所在的村。我父亲所说“本区”即为福全村和凤凰村同归岐岭镇所辖。

我们没有被卖的经历，可能无法体会那些被卖掉的孩子们是多么渴望能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他们是多么渴望能回到自己生身父母身边。

注：当初写这篇文的时候，我问过三堂哥曾震，他说叔叔在吕家时，常跑回曾家不愿回吕家的。我有些不相信，觉得那么小被卖掉，怎么会知道自己是谁家的孩子？

后来在整理别的文章时，发现我50岁时写的一篇回忆父亲的文，那时是想自己写一部父亲的传记的。文章里回忆了父亲给我讲过他被卖时的情况，他说被卖到吕家时，他大哭不愿意走。他说自己是3岁了（按照在部队的习惯，父亲说的三岁是三周岁）。
即便农村习惯用农历生日，虚岁三岁是周岁两岁，两岁的孩子也多少有记忆了，何况此事对他的刺激太大。父亲一定是从来都知道自己是被吕家买来的，至于一直都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及家乡，这个我不晓得他怎么就那么“聪慧”？许是岁数大些后听了别人说过，再有就是他的亲二哥我们的二伯父是和他卖在同一个村里的。而按我父亲那叛逆的心，常跑回曾家也不是不可能，阿公阿婆不能留下他，只能让他吃碗饭，再劝他回吕家。

1937年2月，父亲到延安进入了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第二期学员。在学习的空暇时他没法压抑自己想念亲身父母的心情，提笔连续给老家写了两封信。据曾震说，这两封信老家应该是没有收到。那时战乱，通信不易，何况是一处偏僻的小山村，也许地址就没有写对。此后七七事变，父亲重赴军队，随着部队不断转战北上，离家乡越来越远，他只好强压下寻找父母的念头。
到了1949年，父亲随着第四野战军进军到了南方，调任十三兵团参谋长，1949年12月广西军区成立，第十三兵团部兼广西军区机关，兵团部暨军区机关设在南宁。
在南宁时，父亲写了三封家信。
父亲的三封信，就是用的广西军区的信笺，笺首十五个红色大字：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司令部笺。
我父亲到了广西南宁后，“即电求广东军区负责同志，转询家庭状况，后在二月十四日接玉圣兄来电，儿当即回电由老隆电讯局寄家不知收到否。”
这是父亲写的第一封信上的话，此信现在只保留前面两页，后面的没保管好，丢失了。
信件虽然缺失，但是看明白了父亲当年是如何寻找家人的。父亲先是托了广东军区负责同志打听，而大伯父一听有了曾玉泮（父亲被卖之前阿公给起的名字）的消息，立马发去了电报。那时农村不可能有电话，发电报是最迅速的联系方式，大伯父随后连寄两封信。
我父亲在接到电报后，也是先回了电报，因为不知道具体的地址，就发给老隆电讯局转递。
待接到大伯父玉圣的来信后，有了具体的地址，那就是正常的书信往来了。电报哪及信件的信息量大。

终于和家人联系上了，父亲归心似箭，但是工作太忙。
我父亲在第二封家信中说：“儿自参加抗战及内战以来已十余年因交通不便，环境所迫，故未能常寄家信以安老人之心，致使老人常惦念。我想老人定可谅解，近兄连来两信，未及时寄信亦因公务繁忙，这亦望老人及兄谅矣。”
这封信还提到我阿公生辰快到的事情：“老人寿辰将到来，但因儿军务在身不能亲自回家祝寿，现寄回儿的津贴费人民币叁拾万元整，请查收”。（旧币30万元相当于现在的30元钱）
“儿在外已结婚有年，现已生两男一女。儿妻刘时铁，大男名莒城（五岁），女孩名晓冰（二岁），次男名燕秋（六个月）”

这必是我父亲首次郑重地向阿公阿伯介绍自己的家庭情况。
次男的名字是怎么由燕秋改为汉江，没有听父母说过，我家所有人只知道次男叫汉江，并不知道“曾用名”。我出生后，被父亲起名“梅云”，母亲嫌弃之，随一直喊我“小丫头”，直到半岁才被重新赐名。我的名字来历，母亲讲过几次，燕秋为什么改为汉江，就不知道原因了。
“现因目前工作繁忙暂不能亲自回家拜见，特寄像片一张，待后有机会再回家拜见”。

父亲怀抱的是女儿晓冰， 母亲抱的是二男燕秋，中间是大男莒城

信最后署名曾玉泮，这是我阿公为他起的家名，卖到吕家后，自然是姓了吕，也重新起了名字，但因父亲从未提过，我们小时也不会想这么“复杂”的问题，故不知道父亲在吕家的名字。
父亲14岁离家乡当兵，即将名字改为“曾玉泮”，看得出他时刻没忘记自己是曾家子。
虽然到红军后父亲已改名曾国华，但此时署名还是用了原名，必是怕阿公不晓得曾国华是哪个。我父亲的细心体贴，可见一斑。
在广西南宁所拍摄的照片，我保存的有两张，天宝哥居然还有一张我父的单人照，是我没见过的。

注：原本左边的照片，是我手头保存的，右边的是曾震给我的，但是他给我的那张是他自己用手机拍的，图像不清楚、角度也怪异，一直觉得遗憾。后来我翻找我手里的底片时，居然发现这张底片，虽然是连体底片，但用现代技术还原了底片为正片后，效果惊人的好。

我父亲的第三封信（1950年5月19日），谈及阿公的寿诞，特地嘱咐：“兄在二月二十七日来信说父亲四月二十五日诞辰之期，我意为照顾国家人民经济困难时候，一切应从简朴而行之，不应过于铺张浪费，以免民众不好影响。更不应请客及接受百姓送之礼物。
现正赶上第二次国家将对军属救济粮货金五十万元人民币现全部寄回家中救急，望查收。”

从这封信中才得知我阿公的生日，写《父亲母亲生辰考》一文时，还疑惑阿公他们那一代人，是否过生日。
看来这是阿公九十大寿，又找到失散的儿子，家人想为老人好好过寿诞，也是理所当然的。

阿公生于1860年4月25日，庚申年。

我本想查一下阿公的阳历生辰，但是万年历最早的年代是1900年，我阿公的生辰查不出来。适才突发奇想，1860年查不到，1950年总可以查到吧？我父写信的落款必是按阳历的，我家孩子的生日全是按阳历算。
1950年5月19日，那一天的阴历是四月初三，阿公的生辰还没到，父亲信中叮嘱为阿公庆生，要节俭……
父亲的这封信结尾还告知：我可能在六月间开往河南驻防，何时走及到达地点后再写信回去。有机时请短假回家一趟。
信中所说六月间开往河南驻防一事，后来因十三兵团团部和十五兵团团部互换，改去了广东。

互换后，原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成为十三兵团司令员，于1950年10月19日带领十三兵团38军、39军、40军浩浩荡荡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

而我父亲随着两个兵团部的互换，由十三兵团参谋长改任十五兵团参谋长。

归乡认祖

十三兵团团部和十五兵团团部相互换防后，我父亲即随十五兵团部到了广州，仍然是参谋长，负责过一段时间的修建工程。
父亲借着去福建军区办事的机会，转程去了五华县岐岭镇凤凰村。
终于回到了魂牵梦萦的家乡，终于要见到久未谋面的亲人，我父亲此时的心情怎样？
见到老父亲，我父亲向阿公敬了个军礼，他说： 阿爸，你的玉泮回来了！
我父亲上前一步，跪在阿公面前，二人抱头大哭。
我父亲没有埋怨自己的父母为什么在他还那么小的时候就把他卖掉了，没有埋怨这么多年都没有找过他。
他只是紧抱着自己阿爸放声大哭，在哭声中释放自己内心的思念，他感激九十岁高龄的老父亲还等着见他一面，他遗憾自己生身母亲没有等到玉泮再唤她一声阿妈。

二堂哥天化（大伯父玉圣次子），转述了当年叔叔与阿公相见的一幕：爷爷和叔叔抱头大哭，叔叔给爷爷跪下了。

六十八年过去了，我仍然能感受到那种血脉亲情无法被时空隔绝所带给人们的震撼。

我父亲向阿公要了阿公阿婆的照片，小心翼翼的夹在钱夹内，放在胸前的口袋里。他默默地说，阿爸阿妈，不要怪儿又要离开你们，不能随时侍候你们，我将你们的照片贴在我的心口，就像你们一直在我身旁。

我母亲没有随同前往，但是她深知我父亲 是如何思念阿公阿婆的，阿婆已经不在了，她嘱咐我父亲一定要把阿公接到身边，颐养天年。见到我父亲单身回来，不免埋怨他。

1953年我阿公因吃鸡噎住中风，不久就去世了。母亲听到这个恶信，更是埋怨。父亲 解释道，那时抗美援朝，把老人接过来多有不便。
多年后，我曾几次听到过母亲说起这件事，说你爸爸就是这样，若是听了我的话把你爷爷接出来，爷爷也不会那么早去世了。
我父亲就是这么一个人，任何时候都要以大局为重。就连阿公去世，他也因空军第三军奉命入朝鲜参战，他身为空三军军长，军令在身战事紧张，实在是无法去奔丧。

自古以来“忠孝难以两全”，说的就是此时的父亲。

人常说，父母在就知来路。
我是感到我父亲找到了自己的生身父母认祖归宗，在他内心一定有一种满足，一种知道自己是谁的满足，一种有父有母万事幸福的满足。这份满足，这份坦然，不是我们这些从小就幸福地生活在父母身边的人能体会到的。

那时见到了阿爸，心里一定是放下了四十年的重负，生怕父母没有等到自己回来相认。还好，阿爸一直在等他……

第二次归乡

1960年，我父第二次返乡。

这一次返乡，原版《曾国华传》上没有写，我也不知道有这回事，但是家乡的亲人从来没有忘记，多年后，当年年幼的他们已经是七十岁的老人，提起叔叔这次返乡，仍津津乐道。

1959年12月身为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员的父亲，率沈空司令部组成的指挥班子赴福建前线轮战，任晋江指挥所代司令员，负责组织指挥福建前线的对台空战。

当时海峡两岸两军对峙，福建前线原没有空军驻军，临时驻进的汕头机场，离金门太近，“台湾方面飞机起飞后，我们空军再起飞，占不到空中高度优势，所以在兴宁县新修了军用机场，以应对台湾蒋军。”（三堂哥曾震的回忆）

实际上兴宁机场是1958年7月建成投入使用的，我觉得父亲此次去兴宁机场，应该是完善机场建设。兴宁机场位于广东省兴宁市东2.2公里，距梅州市区53公里。

五华县现在就隶属梅州。

根据大伯父的儿子天化、天宝（曾震），二伯父的儿子金安他们回忆，我整理了大概情况。

我父亲率部去福建轮战，是在1959年12月到1960年3月期间，正是冬季。

天宝回忆他当时因放假去了五华县招待所，大伯父是招待所的所长。当他们接到电话说是曾国华在公社（也就是现在的岐岭镇），正和家人相聚。大伯父立即领着天宝赶了回来，见到我父亲时，天已经黑了，大约是17点多。

当晚我父亲在公社唯一的一个饭店，宴请了县及公社的领导，大伯父大伯母带着两个儿子天化天宝、两个女儿美红爱红，二伯父二伯母带着三个儿子金权金明金安，一起参加了。

大约是我父亲给他们讲自己打仗事情，说自己一共负伤七次，还撩起衣服给大家看哪里有伤疤。天宝和金安都记得当时的场景。

第二天，三个姑姑分别从龙川县、华城镇赶来了，大伯父一家和二伯父一家，曾家人来了一个小团聚。

金安记得清楚也说得清楚叔叔带他们几个孩子一起买钢笔的事情，他说叔叔给他们每人买一支钢笔，让他们好好学习，将来做国家的栋梁。并专门让金安选钢笔，金安说他还不好意思选好的，只选了一支普通的钢笔。

而天宝的回忆里没有买钢笔这件事。

不是买钢笔时他不在，是他忘了。我和金安核实这件事时，金安说：天宝在！他还说我傻为什么不买贵的。这件事我印像很深，不会错。

哈哈哈！

中午全家聚餐，同时还有县领导和公社领导。

饭后我父亲要缴两餐的餐费，县、公社的领导不让缴，可是我父亲说，这餐费是负担亲友的，亲属不能占政府的便宜。坚持缴了饭费。

至今天宝还记得叔叔缴了30元钱，天宝说：我父亲（大伯父）每个月才40多元的工资。

天宝金安都记得那时天气较冷，我父亲是穿着皮飞行服回来的，只带了一个穿着便衣的秘书，没有带警卫员。

午饭后，县公安局派了一辆小轿车来接，我父亲带着秘书、大伯父和天宝一起回了五华。天宝还记得：叔叔坐在副驾上，我们几个坐后面。

父亲第二次归乡，来去匆匆，还颇具保密性，只和家人见了面。

我父亲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不喜欢搞噱头，搞什么衣锦还乡一类的形式。他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人，即便身居高位，也愿意做个普通人。

后篇

本可以结束此文，但意犹未尽，顺便讲一下1969年二伯父和天宝去北京的事情。

1969年秋，我从沈阳军区总医院调到空军气象训练班学习气象预报。在家休息的几天，见到二伯父和天宝。我印象中只记得是有老家人来，他们是谁，全都忘了。

还是天宝记忆力强，他告诉我，是他和二伯父来的，见过我还有晓春。我说那时怎么没和你说过什么话？天宝说，我说什么你也听不懂。（意即他说客家话）

来时是9月份，广东天气尚暖，而北京已是秋风习习，二伯父只穿了短袖上衣和半长短裤，很冷。我母亲翻箱倒柜的找，好不容易找出一件黄上衣和蓝裤子，都是我父的旧军装。二伯父穿着不合身，又带他到军人服务社去修改。带天宝去了东安市场，为他买了一套新衣裤。

左为穿上修改合身军装的二伯父，右为天宝，怀中抱的女孩是他大哥的孩子。
据天宝回忆说，叔叔为他们几个，这次已经花去了两个月的工资。
天宝不知道他叔叔两个月的工资是多少，我告诉他是月薪三百多，两个月就是七百多了。
在别人的眼中，我父亲可能是位战将猛将，会双手使枪。据说因为强渡黄河一战，曾经得到过免死牌。

但是在我眼中，他就是一位慈祥的父亲。
当年那个“二男小燕秋”于1971年8月，在空三军的招待所的凉台上为父亲拍下了这张相片。

照片上父亲笑得开怀，微风徐徐，拂动着父亲花白的发……
这个形象就永远定格在我的心中。

曾林辉写于2018/4/11至14日完笔
2019/6/23修改 2022-10-22再次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