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 我的梦

翟若兮

前言

这几年，我们的孙字辈已相继进入了高考季。高考，它给了很多人希望，也无情地掐灭了一些人的梦想，有感于孩子们的十年寒窗，十年磨剑，十年坚守，总能勾起我对五十多年前那个年代，我们的高考回忆。

那是一段曲折漫长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里面有我高中的同班同学，有患难与共的知青插友，有生死相依的煤矿兄弟，还有陪伴我度过美好人生的大学校友，这些人我至今还在微信群和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篇回忆文章，记录了我们共同走过的路，爬过的山，淌过的河，从中看到离合，看到生死，看到眼泪，看到欢笑，看到人生百态。

现在，我们都在接受岁月的无情，慢慢的等待老去，在我们安详地各自回想着自己已进入倒计时的一生，我是多么想通过对旧事的共同回忆，和大家再次产生心灵的契合，思想的共鸣。我是多么希望时间留给我们的，除了岁月的痕迹，还有灵魂的升华。

驱动我写这篇回忆文章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的孙女，因为在她成长的路上，终究要经历高考的磨难，有些风雨一定要自已承受，有些残酷的竞争一定要亲身体验。我想给她留下这些文字，能够随着时间年轮的转动，跨越时代，存在于过去，现在和未来。让她对前辈的困苦，能迅速地感同身受，让她如亲历者和目击者那样，学会从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去思考去批判，我想给她留下一缕追寻历史的踪迹，这就是我写作这篇回忆文章的初衷。

2018年7月

（一）

我是毕业班

那是1966年，宝应县中学662班，老三届的大哥大。我曾经溶入在这个集体中。

人们都在说，高考是社会（阶级）分层的重要手段，其实五十多年前我们就深谙此道：考上大学，走进象牙塔，有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考不上大学，下乡去，面朝黄土背朝天。这就是残酷的现实。而像媒体宣传的董家耕邢燕子候隽等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个体，其实少之又少。

当阶层固化后，其他阶层上升的通道难以流动，就只能依靠教育这条为数不多的通道了。从而使人觉得是教育导致阶层分化的根本原因。

寒门也能出贵子，如果你想跳出现有阶层，那教育的确是一种渠道，也是最直接有效的一种渠道。

当时的政治运动引导我们批判“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封建的价值观，而我们却认定，人分三六九等，高低贵贱，而知识没有，它对每个人来说是公平的，所以，奇怪的现象出现了：我们成了两面人，一面在假装痛批封建社会的“至理名言”，一面反其道而行，俏俏地拼了命的看书复习，争先恐后地挤上这独木桥。

在那个叛逆的年代，我们又处于叛逆的年龄，我们已从心里确认，知识会改变命运，封建的至理名言之所以成为经典，就是因为它是真理的体现！那是前人为我们留下的一种忠告，也是一种警醒！作为学生，我们理应铭记！

66年的政治生态，逼着我们一本正经地学会了说谎。

高中时，学校大门前同学合影：左起 阚焕照 翟立松 赵亮中

最古老的歧视

那时我们班上有一些奇怪的现象，依现在的人根本无法解释，就连我至今都未弄明白：

一是男生的学习成绩好于女生，尤其是考理工科的。当然女生中也有少数拔尖的，但总体上要弱于男生。男女智商的差异曾引起我多年的好奇心，我曾私下问过现在的高中生和老师，他们都否认我的成见，坚持说男女智商是平衡的。

其实，如果从人体结构分折，男女大脑是存在差异的，男生大脑比女生重100多克，这并不能由此就认定男生一定比女生聪明，真正的区别在于大脑左右半球功能，男生的左脑是以空间逻辑思维取胜的，而女生的右脑则以超凡的语言能力取胜的。若体现在考试成绩上，各自不相上下。女生文科略强，男生理科略强，仅此而已。

另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出身不好的学生成绩要好于出身好的学生。这种由特定政治环境形成的奇特现象，用今天的思维也是无从比较和求证的。

象班上戴莉，花培元，阚焕照等出身不好的同学，他们不乏有才华优异者，戴莉，李富祥在77年78年的高考中都分别获全县总分第一。但在66年，他们就像一批贱民，被分在另一条起跑线上参与竞争，要作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才能改变命运。

早在1964年的夏天，我就嗅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我姐姐是64届高中毕业，考取了南航，她们班有几位当年品学兼优的同学因为“出身不好”，在政审表上写着“此生不宜录取”，被判处死刑，这类优秀学子，后来下乡了，被俗称为老插。他们比我们更苦，更倒霉。

这些话讲给现在的孩子听，他们定会茫然。在那个年代，让一个毫无过错的投胎者，一个尊严和上进心完好无损的年轻人，仅仅因为出身而天然地被剥夺升学、参军、招干以及诸如此类的一切平等机会，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古老歧视？

最可怕的是，这种歧视甚至渗透到了生活最终端的具体细节，让每一个当事人背负从天而降的政治原罪，引出全社会对人群进行严酷的阶级鉴别和分类管理。

那时，“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与印度的种姓制度、日本的贱民社会、希勒特的犹太政策一样，就像一片挥之不去的乌云，长期笼罩在数以亿计的“政治贱民”心头。

在我回忆五十多年前的大学梦时，为什么对那段己被历史湮没的政治怪像如此耿耿于怀？因为那些愚昧年代的愚昧认知，在我们今天听来是何其愚蠢，用出身去评价一个学生是否可靠，对这个学生是多么不公平。我相信这种荒唐的政治歧视永远不会重演，因为社会在进步，人民不再愚昧。

那是我们的亲身经历。我们不仅有权利，而且有责任，有义务说出来，写出来，我们要告诉后代子孙，使悲剧不再重演。

小说《大学春秋》

高考前，班上流传了一本《大学春秋》的长篇小说，刊登在《收获》杂志上。

小说描写的五十年代大学生的学习和情感生活，非常吸引人。潜藏在心中的大学情愫使我对未来的大学生活充满了神秘与好奇。大学校园里纯真、火热、激情的生活让我憧憬不已。

我用两夜时间一口气读完全篇，这是我“文革”前在学校阅读的最后一部小说。里面的不少人物，以栩栩如生的形象跃然纸上，许瑾白亚文陈筱秋等等活跃在我脑中好多年，也影响了我的青年时期。

小说一度引出了同学们的讨论话题，关于理想，关于英雄，关于爱情，关于崇高与低劣。小说砥砺着我们年轻的心，在那艰苦的年月，成为我们梦中的憧憬与向往！

新型的师生关系

升入高三，我们与老师的师生关系有明显的改变，再也不像低年级的老鼠见了猫般的惧怕，我们变成了朋友。

班主任周凌霄每进教室就会被大家团团围住，一道谈人生，谈困惑，规划志愿。化学老师曹舜宝，物理老师吴锦国更把我们当兄妹，无话不谈，缓解了我们高考前的心理压力。师生之间人格平等、互相尊重、互相学习、教学相长，老师是学习的合作者、引导者、参与者，是我们的朋友。

拿现在的优秀教师尺度去衡量当年的物理化学老师，他们毫不逊色。我对他俩充满敬佩与爱慕，竞然莫名其妙地觉得他们那样年轻，又都是单身，应是最佳的一对配偶，摇摇欲试地想为他们搭桥以成人之美。现在想来，当年我是何等的幼稚可笑。

以后他俩都调离宝中，吴锦国去了扬大，曹舜宝去南京一所中学做了校长。据说曹老师在南京很有名气，每年都能猜中高考化学试题。

曹老师在若干年后还帮了我个大忙：我儿子高三化学挂红灯，瘸腿，我和儿子慕名从扬州赶到南京，在她家里辅导了三次，立竿见影，儿子高考化学得到130分的全班最高分，顺利考取南航，这已是后话了。

摸拟填高考志愿

往年宝中高考录取率约30％，老师说，我们这一届要比上一届更好些，老师的判断又增添了我们一份信心。我们班报考理工科多些，661班报考文科多些。

临近高考，我搞到一张往年的报考志愿表，背着大家一个人悄悄地摸拟填写，经回忆，有两所大学我是情有独钟的，一个是华东化工学院，一个是地质学院。

为什么钟情于化工学院呢？因为高三下学期我是化学课代表，要应付解答同学们的难题，就得多花时间，巩固基础知识，所以这门功课自我感觉良好，心中有底。

为什么钟情于地质学院呢？那是受一部电影，一首歌的感动召唤。当年，电影《年青的一代》的主题歌《勘探队员之歌》传唱大江南北。该歌曲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地质工作者，并被选定为中国地质大学校歌。“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帐篷……”优美的弦律和浪漫的歌词搅动了我的一腔热血，曾让我义无反顾。

至此，我的大学梦就停留在这张志愿表上，载入个人历史。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就在我们为高考奋力冲刺临门一脚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上级通知延期高考，让所有人松了口气，大家都想再多拖一段复习的时间，以取得更好成绩。谁也没想到，这一延期，足足延了十一年。

时局突变，命运逆转，平静校园狂涛骤起，浊浪排空。紧接着是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破四旧，大串联，校内斗批改，……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我们一刻闲不下来。

严酷的政治斗争需要一批人去冲锋陷阵，“老三届”不幸被选中，被推上了文革的第一线。我们完全没有考虑到，正常的教育秩序被打乱了，高考制度被废弃了，对我们自己的一生意味着什么。我们这些天真的高三学生，一点感受不到大学停招的惆怅与颓废，仍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待到“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已经胜券在握，不再需要“革命小将”们上火线、打头阵时， 红卫兵的政治功能失去了，两千万失学而燥动的中学生游走在全国各个城市街头，他们失学找不到工作，成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小将们业已被激发起来的亢奋心态和“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造反精神却不可能在短期内被遏制，由动力变成了负面力量。 如何消除这些动荡力量，成为重中之重。处理不当，会导致政局失控，危及国家安全，处理妥当，将使动荡潮水渐息，社会局势趋稳，好腾出空间收拾文革尾局。

在国家这种政治经济的大背景下，“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应运而生。1800万人走向农村，犹如一把黄沙抛向大海，归于平淡。这样，既消弥了动荡势力，又解除了就业压力，还减轻了经济负担，不能不说是一着精妙好棋。

有人用毫不留情的手段，置千万人青春和前途而不顾，几近毁掉一代人。

文革期间与同学的合影，作者的位置：上左图：前排右 上右图：后排中 下图：前排左三

文革期间同学合影 作者前右

大学梦，第一次梦碎

你见过哪个国家、哪届政府，能使整整一届毕业生长达11年失去升学机会？我们的“老高三”却遇上了。

我们没有拿到高中毕业证书，也没有班级的毕业合影，已作鸟兽散，来自农村的同学自然是回乡务农，插队知青的光荣称号还轮不上他们。城市的学生纷纷选择离城区稍近的公社，以求日后家庭的照顾。

当我们被强行剥夺了继续深造的权利，当动荡的年代把我们的青春一卷而去，留下的只是创伤、磨难、迷茫和痛苦。

我的大学梦瞬间破灭，我真的感觉一切都崩溃了。理想抱负的破灭，让未经世事的我，如何经得起这样的挫折？

时至今日，我想起了一个诗人的诗句：“我放下书包，打起背包，向着一个迷茫的目标出发。蓦然回首，碎落一地芳华。……

读者留言与作者回复（一）

作者：转发几年前的一篇旧文，里面记录了我和四个微信群群友们，不同时期的共同经历。适逢高考时节，由感而发，望大家批评指正。

陈鸿俊：老大哥的回忆录，文字感人，透人心肺，把整个老三届的哀怨和愤懑，作了一次宣泄和倾诉。

扬光荣：你回顾不同时代的高考经历，非常应景。唤醒我们多年尘封的记忆，五味杂陈。谢谢学哥的精彩推文。

陈允龙：倒霉的老三届，在动荡的年代里，我们的青春被一卷而走，留下的只是磨难，迷茫，痛苦。愿这一切永远不再回来。

戴苏诚：为我们这代人鸣冤叫屈，一生认命，老天不公！

曹催翔：@翟立松 ，五十多年过去了，还记得你那时的模样，高高的个子，大大的眼睛……文革毁了多少人的大学梦，毁了宝中多少人才啊！

戴苏诚：你的姐姐翟立梧是宝中64届考上南航的大学生！两年之差，天壤之别。

周愚：我和你一样，66年6月正该高考，由于文革，改变了人生。 77年10月，我31岁，才第一次走进恢复高考后的考场，圆了大学梦。82年我36岁，又到扬州经历专升本的第二次高考。后来我又经历过多次高考送考和高考监考，还到南京参加过高考阅卷。可以说，“高考”伴随了我重要的人生旅程。直到现在，我还经常梦见与高考有关的事，梦见自己坐在考场里，急得把我惊醒……

戴苏诚：人们都说，老高三是六个年级中最倒霉的一届，我却想说，老高三幸运地读完了六年的全部课程。那些比高三少读了1一5年书的学弟学妹，他们的命运更可悲，下乡，年龄小体力差，回城，文化低就业难。如不是一场浩劫，他们同样也有希望，想到这些，心里都疼。

@曹催翔：我经常做梦，在校园里寻找我的教室和班里的同学，要考试了，周围到处是人，可是怎么都找不到教室和同学，心里急得要哭……

作者回复：@王松生  @贾殿平@陈允龙@苗在@戴苏诚@武建文@蔡大忱 @曹催 思想和感情的共鸣，精神上的心心向印胜过任何对我的褒奖。 诚挚坦率的言辞给了我温暖和鼓励。在此一并谢谢大家。

胡昌琪：你的文笔棒，分析事物理性又深刻，句句在理，你用你的文字，为我们的痛苦经历和丢失的流金岁月作了一个诠释。

施凯丰：@翟立松 ，这篇文章总体写的不错，文笔流畅清新。但遣词造句存在一定不足：1、把社会主义中国类比于希特勒执政时期，明显不妥。2、所谓的经济崩溃是子虚乌有的肆意抹黑。查一下中国经济年鉴和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你就清楚了。多的话我就不说了。3、出身不好不给考大学，同样是瞎编，可能对于选专业会有政审一说，其它并不存在。不知从何而来？我们的父辈从旧社会过来，哪一个不有点历史问题，新中国党和政府尚且能改造封建皇帝溥仪和国民党战犯，对于出身有问题家庭的学生，只要搞清楚父辈情况，上学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作者回复：我想做个谦虚的人，能听取各种不同意见，但又不得不说，有一些人，身子进入到二十一世纪，脑瓜却留在了六七十年代。还有什么能改变他们的认知吗?没有！因为，他们的认知已固化在了那个年代，

源河：@翟立松，你写的很真实，沒有一点夸张，那些无视历史真相的人，才是最可怕的。

孟振峰：没有亲身经历，写不出这些朴素无华的文章，@翟立松 ，盼望你的后续，让我们一起回想那些风风雨雨艰难困苦的历程，在步入暮年时光，给时代留点追忆。

（二）

被动员下乡

宝中老三届下乡是在68年10月份，而我下乡是69年元月份，这个三个月时间差，是我观望彷徨抵制的三个月。我逃到了马鞍山堂姐家躲了起来，像一只驼鸟，顾头不顾腚。那是我人生最迷茫的时刻。

我父亲五十年代初参与国家西部铁路建设，当时兰州到乌鲁木齐还未通车，待铁路修好后，他就留在疏勒河，柳园机务段。大串联时，我去过大西北，父亲工作地，离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点只有500多公里，他们住的简易工棚，玻璃窗上都贴上米子型胶带，两年前那场试验，震感明显。荒凉的戈壁滩上，寸草不生，狂风扬起沙尘，三米远看不清人影，恶劣的气候令人生畏，从那时起，我便知道《新疆处处赛江南》的诗情画意全是忽悠人的鬼话。但是比起到农村插队，我宁愿去大西北，那怕在父亲的单位找个临时工。不过我心中没有底，不知道铁路系统肯不肯接纳我这个流亡知青，如这条路走不通，来回的路费就是母亲的几个月工资啊。

在马鞍山，我仿佛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却没有红绿灯指引。

十二月份，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的社论，给赖在城上不走的残余的老三届又下了最后的逐客令，我望着社论的大标题在叩问上天：谁想吃闲饭了？你们那怕让我扫马路淘大粪我也干，你们提供了这些岗位了吗？我想用自己两只手去维持社会最低层的生活标准，竞也成了奢望。

伟人的一句口号改写了一代人的命运。

母亲工作的人民医院革委会，每天跑到我家门口敲锣打鼓欢送我下乡。真是莫名其妙，我人不在宝应，他们欢送谁？这和旧社会的逼婚有什么区别？那个年代，荒唐的事太多了，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

在巨大的压力下，母亲终于顶不住了，她打电报让我回来就范，我像是被抓回来的逃犯，束手就擒，感觉个体是何其渺小，一场运动，改变了一个世界，也改变了无数个人生。

我整理好行囊，正要踏上未知的行程，家里另一个厄运又从天而降：医院革委会要批斗母亲，罪名是“女特务”。

母亲是医院一个普通的护士，解放前家里有个老亲叫洪泽，是地下党，文革中在省统战部定性为特务被打倒，省里外调人员到宝应人医找到母亲，她当然说不出洪泽的特务嫌疑，于是受到牵连，也被定性为女特务。

批斗会场设在职工大饭厅，外墙上贴着“打倒女特务刘云＂的大幅标语，我惶恐地徘徊在饭厅周围不敢进去看一眼，听到会场的“打倒”声此起彼伏，也清楚地的听到母亲顺从着领口号的人，响应地跟着喊：“打倒刘云”，我为母亲的卑微儒弱感到无奈和心酸。想到老舍屈辱的投湖之死，感到母亲缺少了一种抗争精神，我也不希望她去做无谓的抗争。文革之中，谁敢站起来保持独立的人格，谁敢站出来维护生存的尊严，绝对只有死路一条。人性道德的底线，在文革中被彻底摧毁。

那场批斗会，对母亲是短短的两个小时，对我却成了一辈子的伤痛，像一道渗透着血迹的伤痕，牢牢地铭刻在自己的心里。

揪斗母亲的革委会那帮人，没过几个月又被另一帮人拉到台上批斗了。在“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全民互斗的年代，害人者又陆续成了受害者，只有一个人得到了胜利，这个人成了最后的那个“唯一”，成了万民膜拜的神，成了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六九年元月份 在家庭的窘困和全社会的施压下，我无处逃遁，无力抗争，像一粒沙尘，最终被抛向广阔的天地。面对命运的青脸獠牙，我还能有什么选择呢？

春节前的一个下雪天，母亲陪着我，拖着沉重的步伐，顶着瑟瑟寒风，淌着刚溶化的泥泞小路，把我送到山阳乡吴坝村，形单影只的母子二人，没有了三个月前的红旗招展，鞭炮齐鸣，也听不到隐在锣鼓喧天中亲子离别的悲伤哭泣，就这样，我默默地和母亲告别，默默的走进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在政治运动的迷雾中，个人的命运往往脆弱如草芥。当宣传的烟花散尽，留下的是我独自面对创伤和质疑的艰难。

18世纪美国的牛仔西部拓荒，属于个人创业，发家至富，而中国的知青运动是乡村对城市文明的逆淘汰。

走到这一步，我才意到，“指点江山，激场文字”的一时风光，是以牺牲十年受教育的权利为代价的。我感受到青春被历史埋葬的悲凉。在时代面前，个人命运不值一提。

2018年，让现在的人回看文革，也许觉得不可思议：一个人，一张大字报，一条语录，怎么就能有那么大威力，竟能左右几亿人疯癫近十年，竞能掀起千万个家庭的移民大潮。

作者童年全家照

父亲工作地：乌鲁木齐铁路局柳园机务段

同是天涯沦落人

我插队在山阳乡吴坝村坝东队，我们村有十六个生产队，五十多个知青男女分组，每四人安插在一个生产队。

我们坝东的四人，若按阶级成份划分，戴苏诚家属走资派，父亲戴政吾是付县长，文革中被造反派揪斗，在学习班含怨屈死，这类人的儿子，俗称狗崽子。余汉平余汉摸是兄弟俩，他们家属资本家，父亲解放前开药房，是宝应城有名的小开。我家成份属工人。

政治运动人为地将人分隔成不同阶级，其实我们都是“独在异乡为异客”的难兄难弟，是一根绳上的四只蚂蚱，是同一个知青阶级，我们无可奈何地走到一起，这是我们第一次远离父母，开始独立生活，共同踏进社会的第一站。

知青安置经费下拨后，生产队为我们建房，干打垒的墙，四角硬，五架梁的草房，我们终于有了个家，有了安身立命的地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开始了日复一日的农村生活，除了每天以疲惫的辛劳去挣那四毛钱的工分，最沉重的就是理想和希望的破灭，这是局外人难以体会的。就是说你对你的前途完全没有任何指望，你不知道你的未来在哪里，完全是一片茫然，那是一种孤独感，一种无所依归的感觉，不知道自己做的那些事儿到底有什么意义。

在生产队，我最怕干的农活就是挑粪。那时队里穷，没有钱买化肥，于是各家各户自作农家肥：在猪圈外挖个坑，将猪粪与草渣混合，发酵后往大田运送，由队长量一下体积折算成工分，作为对农户的补偿。

农家肥虽然绿色环保，运送却是件非常脏非常累的活，农民赤着脚在粪池里起粪，知青也学着他们赤脚，晚上收工后，脚又红又肿，粪毒透过脚板皮肤渗入到毛细血管，引发炎症甚至发烧，从此知青再也不敢光着脚下粪池了，都要穿上胶鞋或靴子。

我不理解，为什么粪毒奈何不了乡下人？是不是他们长年赤脚，磨出了老茧，细菌无法穿透？

大冬天的，好多农民的孩子光着脚丫，脚面肿得老高，看了让人心疼，一年到头，他们买双新鞋的钱也舍不得花。

那时苏北的农民真是老实可怜，他们过去能吃苦，现在同样能吃苦，为什么祖祖辈辈吃苦听话的苏北人总是那么的穷，穷得都不愿意说自已是苏北人，从而发明了一个新名词叫＂苏中”，他们相当大一部分群体还在生存线附近徘徊，他们游离于我们的视线之外，他们没有渠道发声，社会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他们是这个社会沉默的大多数。

我们知青班组四人，上排：戴苏诚，余汉摸 下排： 余汉平，翟立松

1970年，全乡500多知青集中在中南村办学习班，吴坝村知青合影。作者：前左三。

挑河工

每个知青都忘不了跳河工的经历，农民们春种秋收，一年四季只有冬季有空闲时间，因此，国家将河工工程一般安排在秋收之后的冬季。

那个年代可以调动千军万马，战天斗地。人人都知道，洪水一旦来临，就会祸及全区域，所以政府一声令下，县乡村层层行动，落实到各家各户，如果某一户出不了劳力，就要拿出钱来，请别人代工。

浩浩荡荡的民工队伍驻扎在一片荒野上，运稻草，搭窝棚，打地铺，支锅灶，准备工具，厉兵秣马。

天蒙蒙亮就吹起了起床号，河工们很快吃早饭，赶往工地。那时没有挖掘运输机械，全是肩扛手拉，虽然艰难，但千军万马的场景令人振奋。十几里长的河线上人头攒动，担路上人来人往，劳动号子此起彼伏，广播喇叭里口号震天。

工地实行准军事化管理，一个县建一个团部，相当于战地司令部，我的好多插友在司令部做文员，花培元是日报编辑，苗在蕙胡秋慈是广播员，笪宏生是描图员，我是他们麾下的通讯员，也少不了来往。

在工地上，你想得到村民的认可和尊重，很简单，你必须具备和他们一样的力气和技能，争强好胜的知青和村民比挑担子，200斤重一样健步如飞，我为了逞能，挑断过两根扁担，右肩上厚厚的肉垫就是挑担压出来的，多少年后也没有消减。

淮河入江水道峻工后，我被推选参加由许家屯主持的省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这成了我挑河工的一段小小的“光荣历史”。

延续到九十年代末，挑河工终止了，一是大型的工程机械取代了人工，二是市场化运作取代了强行摊派，农民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开始觉醒。挑河工的绝迹，体现了科学技术和社会意识的进步。

今天，当我们站在河网密布的堤岸上，看着一排排无际的水杉林，听着水鸟鸣声悠悠，好一派五彩缤纷的田园风光，不由地感叹：没有老一辈的辛劳汗水，那有现在的旱涝保收，江淮乐地是苏北人民用自己的肩膀，用自己的双手建造的，知识青年作为参与者，值得为自己骄傲。

淮河入江水道大汕隔堤竣工后的美景

知青之歌

时间最能考验人，让你在乡下蹲一个月，你会觉得象夏令营般的浪漫，让你在乡下蹲一年两年，一般人也能经受住考验，十年八年呢，一辈子呢？时间一长，很多知青情绪低落，感到前途渺茫。这时班组间传唱开一首《知青之歌》：“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它表述了一种思乡情绪，表述了知青作为一种非工、非农、非军、非学的特殊阶层的强烈失落感，而这种情绪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公开表现的。有时我就一个人蒙在被窝里偷偷地唱，偷偷的哭，用泪水点燃心中的明灯。

在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年代，《知青之歌》竟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中华大地上迅速的传播，甚至被莫斯科电台转播，这惊动了当时的地方政府，军管会以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罪大恶极为由，判处歌曲作者南京知青任毅死刑。

幸运的是，就在最后一关的省革会审批时，许世友将军审阅案卷时拍案而起：“一名知青，仅凭一首歌就被判处死刑，岂有此理！”老将军顶着“四人帮”的压力，硬是把任毅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当时与其一起接受判决的另外24人因犯反革命罪，均被执行死刑，唯独他一人死里逃生，被判刑10年。

出狱后的任毅获得国家赔偿，每到许世友的祭日，他都去祭奠感激将军的救命之恩。

2016年，我和老伴携儿子，儿媳，孙女专程到当年任毅插队的江浦县知青点参观，想要给儿孙们进行一场忆苦思甜的教育。

从知青点的音响里传出我熟悉的《知青之歌》，但是茅屋已拆除，代之以新建的宽大的青砖瓦房。当地村干部搞创收，把知青点建成了旅游点，向慕名怀旧前来参观的老知青们收费，30元／客。

我梦中温馨的小屋不见了，茅草的屋顶，黄黄的土墙不见了，屋后弯弯的小河不见了，我们知青年代最深的眷恋被商业化大潮席卷一空。

这正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很多发生过的事物都已经不见了,只有这青山这夕阳是如此的永恒,不停的见证着世间的故事。

我梦中的知青小屋不见了

知青班组多了个人

下乡一年多后，从城里又转来个人到我们知青班组，他是大余小余的父亲，叫余振中，大家都叫他老余。

老余是现形反革命，到我们队来接受劳动改造，据说罪情很严重，他把日常用的缝衣针随手戳到墙上的画上，而这张画是毛主席肖像，触犯了天条，该当死罪。但公安上葫芦僧乱判葫芦案，据然手下留情，没让他下狱，而让他下放，并成全父子三人团聚。老余的生活虽苦了点，总比在狱中告老终生强多了。从此，我们纯洁的知青点成了劳改人员的收容所了。

当爹的冤不冤不知道，孩子们跟着遭罪却真真切切。余家弟兄三人全都插队，无一幸免，如果当爹的不是现反，按政策是可以一人留城在父母身边的。

类似于老余的案例，无独有偶，我家一个邻居，无意中打碎了毛主席的瓷雕像，面对一地碎片，惶惶然不知所措，扔进垃圾箱不敢，藏在家里不妥，只好包扎起来深埋掉。

这类事情让我很担心，明明没有阶级敌人，也要创造出一个阶级敌人，这样，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就开展了。那年头家家都挂主席画像，这些神像旧了或破了，如何处理才能不触犯神灵？真要认真查下去，人人都有可能被按下举报键，要抓多少现行反革命啊！客观上就造成了一个人人自危的环境。

阶级斗争巳溢出它本来的堤岸，终于成了浸没一切的汪洋大海。西北歌王王洛宾在一首歌颂毛主席的歌词中，有一句萨拉姆（热爱）毛主席，就说他想杀了毛主席，而莫明其妙地坐了15年牢。有人仅仅是不小心写错了一个字、弄破了一张报纸，说不定也就会被打入大牢，甚至命丧黄泉。那年代，中国步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不是从那时候过来的人很难理解戴上“帽子”后的灾难。文革前的27年间，大规模整人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打出了各种名目的反革命分子，吞噬上千万无辜的人民，受株连者数以亿计。老余就是其中之一。

国家拨乱反正后，可怜的老余也随着最后一批知青返城了，平反后补发了工资，重新安排了工作。

从老余“平反”这两个字后面，我读到人世间那么多的沧桑，那么多的悲苦。

这是迟到的正义，迟到的正义也是非正义。

讽刺的是，现在地，富，资本家，有海外关系的又成了香饽饽了，世道轮回，让我们怎么跟得上时代步伐？

我们的休闲时间

农村的生活很枯燥，没有电灯，没有娱乐，农民们吃完晚饭，早早就上床睡觉了，精力过剩的知青总要搞些名堂调节一下身心，于是三天两头约农民到知青点打拍克。

队里有个吴三是辣泥头，还有个吴春是钭吧眼，别看他俩相貌丑陋，牌技却是一流。打牌是要赌输赢的，哪来钱赌？就赌夜餐吧，夜里十点钟，大家饥肠辘辘，不管谁输谁赢，吃一顿夜餐也是很美的。

两盏煤油灯，一付拍克牌，五个人，四人打牌一人烧饭。米从知青点拿，肉从会计家拿，青菜随便到那家地里挖一点，不算偷。

农民杀猪，自家舍不得吃，把猪肉割成一块块放在会计家卖，谁拿肉计谁的账，年终结算。夜餐的肉钱理所当然记在输家账上。

五十年后，我们知青回乡探亲，我和余汉平去看望当年的牌友吴三和吴春，乡音虽末改，面容已陌生，吴春死了，吴三仍天天耗在牌桌上，乐此不疲，那是后话了。

我们除了打牌消磨时光，有时夜里还抓青蛙抓猫煮了吃。

抓青蛙的工具很简单，一只手电筒，一把鱼叉，一条口袋。水边田埂上的青蛙只要被手电筒一照，立马纹丝不动，轻松地用鱼叉戳中放进口袋。我们很清楚这是违法行为，只悄悄地进行，以为天高皇帝远。

抓猫就不简单了，要提防它锋利的爪子。猫进了知青点，先把所有出口堵死，接着驱赶猫，当它无路可逃时，只得钻进灶堂，我们就用烧饭的稻草把灶堂填满填实，最后从上面揣开铁锅，将动弹不得的猫束手就擒。猫肉烧出来可没有狗肉香，有点酸，味道比较怪。但在那个饥饿的年代，即使猫肉也能解馋。这时我想起张爱玲笔下那种海派的精致烹调，那才是人间的奢侈呢。

村北边有一条大河，与淮安毗邻，一座叫小堆头的桥横跨两个行政区，虽百步之遥，两县的乡音分得清清楚楚。大河直通白马湖，河水清沏见底，到了夏天，皮王戴苏诚会叫上坝东坝西的知青到桥上“高台跳水”，起初我们不敢尝试，戴苏诚就鼓励大家：“把眼睛闭上，像冰棍一样落下去。”有了第一次冒险成功，大家都争先恐后，像下饺子一样扑通扑通往下跳。我们在寻找一种刺激。

那段时间，我还看了不少书，像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就是文革初从宝中图书馆偷出来的，在知青中流传。我尤其钟情于法国19世纪的文学作品：雨果的悲惨世界，司汤达的红与黑，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还有高产作家巴尔扎克，他一生190多部小说被人合称为《人间喜剧》，里面的高老头，欧艾妮葛郎台等我至今难忘。

巴金的家，春，秋，本来只是翻翻看看，结果读着读着就读了进去，读得泪流满面，我沉浸在故事情节里不能自拔。

当然还有一些苏联小说，只要逮到，也不放过，象《切尔绍夫兄弟》《第四十一个》等。

我喜欢这些小说，在于它在直抵人的内心世界、触摸心灵深处最柔软的地方时产生的共鸣，它对人的世界观、价值观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就如像《第四十一个》，它描写在杳无人迹小岛上，一个苏联女兵与一个德国俘虏的爱情悲剧。尽管没有大场面，我们还是从小岛上的一声枪响中，感觉到那个时代，两个阶级搏斗的剧烈。

这些文学作品，填补了我内心的空白，让我在百无聊赖的农村生活中获得一份份精神大餐。很多只能沉默的日子，文学便成了最好的去处，也是身心唯一的救赎。

桥下这条大河，东连大运河黄浦乡，西连白马湖。

读者留言与作者互动（二）

余汉模：老大哥，你的插队回忆录，写得太好了！没有人能超越我的感受！我和你，我哥、苏诚，同在一个班组，相比较，你上去最有机会。苏诚是不安分，脑袋瓜子灵活，一会儿学木匠，一会儿外出搭车子。只有我们弟兄俩老实，在乡下压扁担。那一段经历至今难忘！如今大家都有幸福的家庭，安享晚年，期待班组四人再次相聚。

作者回复：小余，你真不该把我们班组四个人分成三个等级。我说过，我们是一根藤上的四只蚂蚱。即便以后相继飞出去了，也境遇不同，当我在井下流血流汗挖煤时，你已成为改革开放后的首批万元户了，淘到了第一桶金，完成了原始积累。退休后，你财务自由，满世界的游山玩水，说心里话，我对你是羡慕嫉妒但没有恨。

贾殿平： 你在文章里说到搅拌大粪腿上中毒一事，我也有这样的经历，两条腿肿了并化脓，很长时间才痊癒。农民为什么没有这种情况，听他们后来告诉我，下粪池前，腿要事先用水弄潮，就可避免粪中毒了。

陈允龙：当我们这代人，重新翻开那段不堪回首的一页，抚摸着刻骨铭心的伤痛，不知能否让后代有所震撼，让现在的年轻人会更加珍惜当下的生活。

武建文：《我的高考我的梦》，文笔优美，思想深䆳，堪称佳作。

戴苏诚：立松，那时，你鹤立鸡群，只要有一丁点的机会，都会名正言顺地轮到你率先离开生产队，队长会计常在社员中夸奖你，要我们向你学习。 现在想想，当时你也不容易，理想才华被埋没，老天对我们不公，同样对你也不公。 你知道吗，在回城无望时，我买过唢呐，想为死人送葬；在自行车后座上绑块木板到黄浦搭客；又学了个木匠手艺，四处流离漂泊，真是不堪回首。 期盼你和胡锦莲回宝应，让我们重返青春流逝的辛酸地叙旧谈今。

作者回复：苏诚，我第一次听说，你曾想吹唢呐为死人送葬，也第一次听说，你在黄浦搭二轮车挣那两角钱，这是县长的儿子该做的事吗？如果没有这场运动，你作为官二代红二代，将有多么美好的前程。 在你家破人亡时，出于求生的本能，你勇敢地与命运抗争，不懈努力，最终否极泰来。 字字血，声声泪，你的家族史，真可写一本书。

（三）

农民的自私狡滑

在村里，农民们对知青照顾体贴，常给知青点送些咸菜青菜萝卜，溜单的知青都会被他们拉到自家蹭饭，干重活时，总是提醒我们留意别伤着，让我们感到离开父母后的一丝丝温暖。

但人都有两面性，他们又常包怨：“我们村本就人多田少，毛主席为什么还要派这些城里孩子来祸害我们？”他们盼着我们赶紧回家，不要分他们的口粮。

有一次我与村民去粮管所卖粮，这是个美差，除了可跟船在山阳镇玩一天，中午还享受一顿有红烧肉的免费午餐。

那天，我们借镇上一户人家烧好了饭菜，一个村民为大家碗里装饭，他们把自已的碗装得浅浅的，而把我的碗装得满满的，我很感动，这是贫下中农对我特殊的关爱，内心充满感激。可是后来我发现，自已被人算计了：他们浅浅的那碗饭很快吃完，去装第二碗时，每人装得满满的，待我吃完第一碗再添饭时，锅里已空空如也。……我已无语，有这么欺负人的吗？善良和单纯严重地限制了我的想象力。人性的阴暗与自私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被数倍放大，每个人的心里藏着一个天使，又藏着一个魔鬼。那年头，现实要比电视剧、小说精彩离奇得多。

其实我也没有过多的地域歧视，再说，自私小气并不是农村人独有的，难道城里的人就没有了吗？就比如乘公交，车多人少时，大家文明地排队上车，车少人多时，大家一窝蜂，拼命往上挤，这种时候，你让他做淑女做绅士成吗？人人都在为生计奔忙。

在经济高速发展，资源富足的时候，人性会表现出文明友善的一面。但当一个社会的资源短缺到一定程度时，人性就会露出丑恶和自私的那一面，这是刻在人类基因里的求生本能。

燥动不安的情绪

插队早期的两叁年，日子虽然艰难，知青的情绪还算稳定，大家同一个锅吃饭，同一片田地劳作，同是天涯沧落人。

以后，知青队伍松动了，有人通过各种关系病退，困退，参军，调动，扎根农村一辈子的信念动摇了，返城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女知青许祖梅就公开讲：“谁能把我的户口弄到城里去，我就嫁给谁”，说出这样的话，对一个年轻的姑娘，她要承受了多大憋屈和无奈啊，那是绝望无助的哀鸣。

我想起了电影《天浴》，讲述了成都的女知青被发配到牧区“学习放牧”，为了回城，不惜出卖自己身体。这故事让我不寒而栗。

那时的知青，城里无法安放自己的身体，农村无法安放自己的灵魂，不禁让人感叹那段特殊岁月的无奈与沧桑。

现在的人无法理解当时的环境：你不可能在没有介绍信的情况下另谋生路。一个没有身份、没有档案没有介绍信的人、几乎就等同于一个绝望的逃犯。也就是说，你甚至连背井离乡、风餐露宿的最后一点权力都已经被剥夺殆尽，这才是对立于苍茫天地间一个个生灵最最残忍的终极锁定。

如今有人说，知青上山下乡“磨炼了意志”，“提高了品德”，“青春无悔”，“是最骄傲的一代人”，等等，这纯属是悲情式的自恋。既便有的知青后来或有所成就、或大有作为、甚至权贵显达，这不是知青群体的普遍现象，没有代表性，不能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知青，成为一个边缘化的群体，没有上位机会，没有主流社会的话语权，更没有形成独立的精英阶层。

人们对于命运的抗争，对于苦难的抗争，本身是有审美意义的，但是我们不能美化苦难，这完全是不同的概念。那些不该吃的苦，可以避免吃的苦，是由少数的人错误造成的，我们为什么要去怀念去歌颂？

知青们怀念下乡的时代，不能说下乡就是美好的，美好的原因不是下乡，而是那个时代代表着的自己的青春以及跟青春有关的许多回忆。不要用青春的回忆去美化过去，

我想说，不要听那些人忽悠，你既然无悔，你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儿子，孙子再次送到乡下去，不是去做村官，而是直接一辈子当农民，来个第二次上山下乡运动。

人的内心的感受要比外面的大道理更真实可靠。永远不要相信苦难是值得的，苦难就是苦难，苦难不会带来成功，苦难不值得追求，磨练意志是因为苦难无法躲开。这类歹毒的正能量，就是用穷人的艰辛和苦难当做励志故事愚弄底层人。

中国会不会再来第二次上山下乡运动？

在知青运动消逝50年后的今天，国家因经济形势的需要，号召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创业做村官，这本是利国利民利已的好事情，但网络上却出现了另一种奇谈怪论：

“你看，现在的大学生又下乡了，这是青年运动的方向，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毛主席反修防修，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战略布署，谁也否定不了。”

这类人的思维仍然停留在当年那个极左时代，把没有任何进步意义的上山下乡运动当成理想主义心中的“朝圣”。

同样的两种下乡，性质不一样，学生意见不一样，影响不一样，结果不一样，回报不一样。

殊不知，此下乡与彼下乡有着天壤之别，我不妨把五十年前的知青插队称作A，把现在大学生村官创业称作B，来对比一下：

A.绝大部分是被动的甚至是被迫的，强制性的。

B .自愿的。有配套的鼓励措施。可以下去。也有不下去的自由。这种转移是主动式的融入，而非运动式的强迫。

A.防止红卫兵造成社会动乱。

B.向农村输送新鲜血液。

A .户口迁至生产队，无期限，要求扎根一辈子。

B . 户口留在原城市，聘用三年，期满后可定向招录公务员。

A .挣工分，年终扣去口粮款所乘无几。

B .有工资奖金，有条件地区甚至有购房补贴，创业基金。

A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毛泽东语录）

B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毛泽东语录）。

……还有很多。

关于知青运动，邓小平早在1978年就说过：“国家花了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据说李先念还加了一个不满意，叫国家不满意。

为什么已被历史定论的这场政治运动，几十年后还会沉渣泛起？

发生在二十世纪中期中国的这场知青运动，规模宏大、历时颇长，到今天它已经终止四十年，渐行渐远，在许多人那里开始被慢慢淡忘了，（当然，老知青及其家人亲朋是终生不会忘记的，）对它进行认真务实的总结与详细而实事求是的研究，应该说十分必要。

实际上，这几十年里，也出现过一些有关上山下乡运动与知青问题的专著或回忆文章，但我们依然很难全面了解这样一场运动的本质，因为我们的主流媒体对这一段历史是不回顾的，我们能读到的知青文学，包括知青电影电视，基本上也都是兵团知青，我们这一类插队知青基本上很少有人了解。

有些事情后来就一直有争议，留下无尽的叩问，那就是：做这么一个决定，到底是基于一些意识形态的理由呢，还是基于当时的一些就业压力，或商品粮不够等其它原因？

现在回头来看，我觉得主要还是出于政治稳定的考虑，就是要把红卫兵和造反派赶快遣散，建立后文革时期的新秩序。再加上文革那几年，没有搞经济建设，也没办法容纳他们就业。我想，这样的解释似乎离本质不远了。

这种本质，决定了整个运动的走向。所以，运动后期，一旦知青有了自由选择，你就会看到几乎所有的知青，都不再坚持他们原来的那些做法了，直到1979年，知青运动便无声无息地退潮了。

当时允许知青可以回城，并不是说你必须回城，但是一旦有了这种选择，大量的知青，包括很多在农村是很先进的，甚至有的已经当了基层干部的知青，都放弃了他们好不容易积累的那些资本和地位，几乎都回城了，而且走得很彻底。

在人类历史上的大规模移民运动中，结局是这个样子的还是很少见的，基本上都走光了。

如此，那些扬言要来第二次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应该知道，在现今的中国，已失去了当年那种知青运动的政治气候了。因为它需要比太平天国和义和团更广阔的土壤，需要大量年轻狂热大脑，需要时间进行反复试验和测试，而这些，现今都无法做到。

历史不能，也绝不会走回头路。即便人真的可能两次踩进同一条水沟，也绝无可能两次坠入同一个深渊。

吴坝村部分知青合影 上左起：花培元，笪宏生，余汉摸，张建淮，下左起：张灵香，余汉平，翟立松。

知青合影 作者前左二

大学梦，第二次梦碎

72年，村里分了个工农兵大学生招生名额，政策是十六个字：自愿报名，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我满怀憧憬报了名，投入到复习备考。

虽毕业已六年，我的语数理化的基础还摆在那儿，又是老高三，比起低年级学生有先天的优势。我把自己关在屋内，将过去的课本认真细致的梳理了一遍又一遍，信心满满。

就在这时，公社来了个干部调查我的情况，接待的是村里的民兵营长，叫吴德甫，他说我最近很少参加劳动，一心想上大学，想离开农村，……总之没有讲什么好话。

现在的人是不了解当时农村的政治生态的，长期以来，即便一个村支书、一个生产队长，也拥有对全村所有村民无可争辩的绝对管辖权，得罪了村长 就等于得罪了整个世界。

后来这个名额给了邻队的知青张宁湘，他父亲是县监委书记。

就因为“领导批准”这四个字，我还未走上战场，就已经败下阵来。

当时的干部子女即使下乡了，也都先后以当兵、招工、提干或者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方式离开农村，而没关系没背景的知青则长期呆在农村没完没了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800万知青队伍中，无官场背景的平民子女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现在回看工农民大学生那段历史，其实没有“考大学”这一说，只有“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去读大学。

那几年，国家培养了90多万工农兵大学生，他们文化水平参差不齐，重政治表现，轻文化基础，甚至有白卷先生被送进大学，因此在社会上受到了一些诟病和非议。

我倒认为，如果有错，错不在他们。这一群体，无论以怎样的方式入学，绝大多数学员都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且十分努力，并在各自不同的起点上取得了明显进步，毕业后也在各自工作单位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抽调到一打三反工作组

尽管失去了一次上大学的机会让我倍感诅丧失落，但生活还得继续。

在农村的最后几年，我已离开生产队，参加一打三反工作组，虽然人还在农村，却不用再干农活了。

70年代的一打三反运动隶属于文革范畴，一打是打击现行反革命，三反是反贪污盗窃，投批倒把，铺张浪费。

公社从村知青中抽调我和笪宏生进工作组，进驻到王桥队和大西队。

一打三反运动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像张自新，遇逻克，蔡铁根，宝应的于永白等，都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林副主席指示：“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展现了运动的恐怖和肃杀气氛。所以在党的历史决议中，对一打三反总体评价是负面的。

那么我蹲点的两个生产队呢？

这两个队现行反革命没有抓到，若以言定罪，苦于农民文化程度低，没有复杂的政治理念，找不到反动言论，总不至于去毛主席肖像上找针眼吧？

铺张浪费也是子虚无有，不发展集体经济，吃不饱肚子，拿什么去铺张去浪费？

倒是贪污和投机倒把带有普遍性。

那时的生产队，没有规范的财务制度，收入支出全凭队长会计一支笔，他俩可以自做单据，让一两个社员在单据上盖个章证明，就作为收入入账或支出报销，于是他俩就想方设法扩大支出减少收入，甚至还私刻了许多农户的印章，为自做的假单据作证明，把钱捞进自己腰包。

其实这些小伎俩没有多大技术含量，很容易识破，只因长年没有人监督查账，使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大，害苦了村民。

我们去了，揭盖子，罢贪官，培养年轻干部，保护农民的利益，受到村民的拥护。那时，我们仿佛领导了一场“打土豪分田地”式的农民运动，油然而生豪迈之气。

对投机倒把，我们抓到个典型：大西队一个六十多岁的朱老头已干不动农活，常跑镇江，来回贩卖一些小商品攒点差价，我们定性他是投机倒把。

那个年代，谁都会无意中沾上投机倒把的边，我的母亲就曾用粮票向乡下人换过布票。当时政策上对“投机倒把”的概念，定义笼统，边界摸糊，尺度无常。低买高卖本是市场经济最正常不过的经济行为，却与计划经济格格不入，而被扣上投机倒把的罪名。

作为处罚，我们把朱老头的库存商品搬到麦场上迫卖，收入划归集体。打折后的商品被村民抢购一空，从村民们讨了便宜后高兴的眼神里，我又看到了他们对朱老头的同情。

晚上我们帮村民学文化，扫文盲。

运动中我们为村民做了些好事，也做了些对不起村民的事，村民们搞些副业，多种经营，被我们当成挖社会主义墙脚，而备受打击，被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尽管如此，他们却原谅了我们。让我至今愧疚不已。

在基层生产队运动结束后，各工作组又集中到公社，运动转移到粮管所，米厂，繁殖场，中学等。

两年后，运动中表现突出的知青留在了公社的下属单位，我被留在山阳米厂工作一整年，后被煤矿招工。

我的知青生活只是上半生的一个驿站，一个节点，一个组成部分。

离开农村后，我在思考：知青下乡，确实是一代人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可在此之前，那些土地上人们的生活、生存，他们数千年的命运，算不算是一种灾难？如果要讲知青苦，那一般的农民又该怎么说呢，他们要比我们更加没有指望。谁又想过、问过、反思过呢？

原先我总认为，只要没有天灾，农民一年到头辛勤劳动，饭应当是吃得饱的，过年杀头猪是不成问题的。在这里，我才发现自己对社会现况的认识是多么浅薄。

三年大饥荒的宝应徐向东事件一度轰动全省全国，饿死的一万多人，有很多就活活饿死在国家粮库附近，他们没有一人去抢粮库，不是因为他们有觉悟，而是他们早就失去了生命的尊严和人性的底线。

然而，时代总要发展，社会总在进步，在知青运动四十周年和五十周年的纪念日，怀旧的知青们两次相约，从全国的四方八方又聚集到吴坝村回乡探亲，“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当年的泥泞小路已变成整洁的柏油路，零散的土坯房已规划成连体别墅，好亲切，好舒心，呼吸着泥士的芳香，沉浸在大自然的怀胞，美极了。

是啊，贫穷落后的吴坝村终究要跟随时代的脚步在前进。

插队四十周年，“回村看看”活动留影

插队五十周年，知青与村干部聚会。

吴坝村三对知青结为伉俪，50年后聚会，被大家推上台介绍当年恋爱经过。左起：花培元，汪兆惠，胡锦年，翟立松，范桂芬，戴苏诚。

读者留言与作者互动（三）

韩维顺：学哥，连读三集，均已收藏。这是一篇不堪回首的回忆录，是一首向不公命运抗争的咏叹曲，是一段向“唯成份论”讨伐的檄文，是一部激励后代，珍惜当下的精彩好文! 77年恢复高考后，一部分同学圆了他们的大学之梦，迎来了迟到的春天，也有一部份同学通过职高、电大、自大、党校等多种途径来追逐他们的求学之梦，但仍有大部份同学因诸多原因入学无门，抱憾终生，他们则把苦苦追索的大学之梦寄托在子女及孙辈的身上。……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如今我们都已步入暮年，忆昔抚今，感慨万千。

苗在蕙：为总是把我当作小妹妹，拍着我的肩膀跟我说话的翟大哥的精彩回忆录点赞。

陈允龙： 真实感人的描写细腻生动；充满情感的叙说极富文采。你的亲身经历，许多的人和事，令人身临其境，铭记难忘，又理解同情，催人泪下，那段日子留给我们太多的思考。

多少年来，社会上一直在推崇宣扬正能量：“青春无悔”的口号，有多少是真心的流露？我想大多数人是一种不得已的外在掩饰，或带有一种自我安慰的味道，喊起来总是那么的勉强。其实，知青留在心里更多的还是憋屈无奈吧！不是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是不能理解的。

作者回复：@黄廉凤@杨祥云 @余汉模 @戴苏诚@韩维顺@陈允龙@张伟军@笪宏生@苗在蕙@曹催翔 @周愚 各位学弟学妹，共同的经历让我们拥有共同的三观。我们是真的說不出＂青春无悔＂这句话，下乡不是我们自愿的，何来无悔？我们根本就一直被摆弄、被洗脑，再多的紀念碑、再激昂的口号，能够还給我们一完美的青春年华嗎？

苗在蕙：得一，望二，看三，盼四！

戴苏诚：@翟立松 ，你爸妈干嘛没让你早出生一年啊！好想让我们的人生归零，重新再来一回。

作者回复：@戴苏诚，@余汉模，@余汉平，从轰轰烈烈的掀起高潮开始，到最后冷冷清清地落幕结束，我和你及大余小余老余在这条艰难漫长的道路上共同走过了近十个春秋。我很珍惜那段患难与共的情谊。

周愚：你的回忆录，是用悲愤，用泪水记录的那段痛苦的历史，和陈允龙一样，你也是一个敢讲真话的英雄。

作者回复：@王松生 @苗在新@老蔡 @陶孝丰@杨祥云 @王宝生@胡又 @王学华 @陈鸿俊@韩维顺 @黄廉凤@杨光荣@陈国渠@陈允龙 我笔写我心，我们都曾在至暗的黑夜，仰望过星空。俄罗斯作家格林说过：＂我每天总是在高高的垃圾堆上，看到美丽的太阳升起”。我之所以想到引用这句话，因为它曾是我在人生最艰难时刻的座右铭。没有心中的一点念想，那些年是很难坚持下来的。

（四）

招工进煤矿

为扭转北煤南运，缓解交通运输压力，在苏北的淮海平原，在徐州的九里山下，诞生了一座扬州市王庄煤矿。同一时期，苏北各地级市，有南通，盐城，淮阴，连云港等，在省政府的协调下，也都从徐州划拨出一些煤炭资源办起了煤矿。

宝应县100多名知青，还有兴化高邮江都仪征等县市的知青陆续被招工进了煤矿。（包括宝应本县的煤矿）形成了颇为壮观的知青大军，加上龙潭煤矿转入的矿工，和县市调入的干部，这三部分人构成了王庄煤矿第一批职工队伍。后来又陆续从三泰招进协议工，加上徐州矿务局支援的少量老工人，大中专毕业生等共一千多人，组成了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我被分在掘进一工区二排，从事巷道的开拓掘进。

75年5月26日矿井投产，我满怀激情，开始用自已的青春书写了一段新的人生。

矿井工业广场景色

全社会最苦的行业

都说农村苦，知青苦，只有到了煤矿井下，才知道什么是最苦。可以说，世上最苦最累最危险的职业就是煤矿工人。

我们作为挖煤人，每天深入到地下，分不清东南西北，分不清黑夜白昼，默默的埋头苦干，滋滋的流血流汗。为了家庭美满，为了生活小康，从报名上班的哪一天起，我们就把一生的力量奉献给矿山，就把终生的理想信念寄托于矿山。

虽说劳动法规定了八小时工作制，但井下工人每天要干到十到十二小时，到了冬天，上班见不到太阳，下班也见不到太阳，天寒地冻上夜班，到点就要从热呵呵的被窝里爬起来，穿上冰冷的工作服直奔工作面。从井口到工作面，有十几里路程，我们必须在上一班工人下班前赶到现场交接班。

作业现场非常窄小，连头都抬不起来。我们只能弯着腰把刚爆破下来的煤用铁锹一下一下的攉到溜子上面。把煤运至大巷，再用煤车送到井口提升上井。

大型机械上不去工作面，全部是靠人拉肩扛，高的地方尚可直立行走，矮的地方就得匍匐前行。

既然我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煤矿，我们就没有任何抱怨，因为这是自己的选择，再苦也不忘微笑，再累也不忘坚持。 我们是火的采集者，是我们唤醒了井下沉睡的精灵，给人们带来了光和热。

作业现场

作业现场

近在咫尺的矿难

王庄煤矿是个高危矿井，时刻受到水、火、瓦斯、煤尘和顶板五大灾害的影响，制约着煤矿的生产，更威胁着职工的生命安全，矿井开采的几十年，就有十几条生命长眠于井下。

刚投产的75年8月27日，因顶扳垮塌，夺走了三条鲜活的生命，死者离我的实际距离不到两米。我见到太多痛苦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边，人说没就没了，真的会觉得活着就是幸运的，个人的小烦恼都不值一提。

无论什么原因，出了安全问题，造成伤亡事故，直接受害者是职工和他们的家庭。对于世界，他们也许是一粒尘土，但对于家庭，他们却是整个世界。

那次矿难，我们的知青党员排长陈洪元牺牲了，我被矿党委书记郭士芬火线提拔为排长，那仅是入矿三个月之后。

当上排长后，领着大家干活，自己必须承担起最艰苦最危险的工作，才能指挥得动别人。

有两次，死神从我身边擦肩而过：

一次是我和周建明在30度坡度的巷道作业，由于一个工人操作失误，将一辆运渣车没有挂上钢丝绳，就放了下去，失控的车子高速下滑，铁轨上溅起串串火花，我俩无处躲藏，将身体紧贴着木棚，放大滑的车子从身旁约30厘米 呼啸而过，万幸检回了一条命。几十年后，周建明和我谈起当年那次死里逃生的经历，仍心有余悸，唏嘘不已。

还有一次回料时，顶扳冒落，我被埋在采空区，铺天盖地的矿渣将我严严实实的包裹，压得几乎窒息，我恐惧地感到死亡己离我很近，对生的渴望强烈到极致。矿务局的几个老工人冒着险情，把我从煤堆里扒出来，我已近乎瘫痪，恍若隔世。事后大家都说，我塌方旁有个木垛，若没有它的支撑，是扒不出来的，我后怕不已，更添加了一份庆幸。

人这一世，经历过生死，什么就看淡了，可以没有荣华，没有富贵，但不能没有健康的身体。也许，幸福很大程度上还是来源于对比，人活着就很幸福，心态也会平和，心胸也会宽广。

苦和乐是一对孪生兄弟

快乐是从艰苦中来的，只有经过劳作、经过奋斗得来的快乐，才是真快乐。

井下班中餐，我们会找一个干净点的巷道当餐厅，用矿帽当凳子，圆白的馒头抓在手上便烙下五条黑印。吃饭时间是最活跃的时刻，我们会讲一些男人们的荤段子，把不多的女职工念叨个遍，争论着谁是矿花，会嫁给谁？互相开着玩笑过过嘴瘾。

升井洗澡，是我们一天最放松的时候，通常都会兴高采烈地抽着烟泡澡，让身体从内到外把所有的寒气都泡出来，每个从地下回来的人都值得好好享受这廉价的奢侈。

我们顶着星光上班，拖着疲惫身驱回家，用一杯烈酒赶走地下的潮湿，带着疲劳发出香甜的鼾声。

作者矿工照

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

扭曲的历史终究不会长久，因文革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终于恢复了。它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重新拿起书本，加入到求学大军中去。

邓小平对过去的十六字方针提出批评，他说：“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这好消息瞬时传遍了全矿，怀才不遇的知青矿工个个跃跃欲试。

我们矿有20多人没有受到任何阻碍，报名参加了高考，实际录取了10多人，不泛有重点名牌大学，如刘尚伟，郑会欣考上南大，李铭章考上华水等等。

全国有570万考生,最后被录取的只有27万人。这不仅是他们个人命运的转折点，而且成为一个国家与时代的拐点。

大学梦，被我主动放弃了

那一次，我本可以尝试一下，圆我多年来的大学梦。但是我主动放弃了。因为这一年，我的工作和家庭发生了些变化。

在我收获了一份矿山爰情后，整日被幸福包围，新的家庭添了个宝宝，襁褓之中的儿子十分可爱，是我们快乐的源泉，我沉浸在初为人父的欣喜与自豪之中。出于做父亲的本能，我不忍心离开她们母子去外地求学，让妻子用每月40多元的工资养活全家，供我读书，我于心不忍。

生活的压力，每个人都必须面对。所有事情都绕不过一个前提：生活是要以物质为基础的。

当时 我的事业正处于上升期，提拔为工区区长，又入了党，指挥着100多人的工区，月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上纲要夺高产搞得风生水起，工区推行计件工资改革试点，工人的月收入从40多元一下子提高到100多元，我的工作成绩得到工人和矿领导的认可，我感到已离不开煤矿，煤矿也离不开我。

在家庭和事业两者之间，我并不顾此失彼。我相信，完美的人生是事业的成功与家庭的幸福，缺一不可，亲情和完整的家庭也是我所追求的，有家的感觉真好，我拥有了自己的另一半天空，幸福在这里慢慢地生长，我所有对家的期待，对未来的希望，都在这里得以实现。

世上有那么多人生指南，我却一路向北。现在回头看，77年我放弃了高考， 放弃了个人的发展和提升，而侧重于家庭和工作，并没有错。我想活出真实的自已，不被他人评价所左右，我想顺其自然，不要勉强。有一个如此温暖的家，何尝不是人生的圆满和幸福。

有人星夜赶考场，有人辞官归故里，都有它的道理。

生而为人，没有几个人不努力，只是努力的方式和方向有差别，也就造就了这个不一样的世界。

又一次机会，我想把握住

上帝在这里为你关上一扇窗，必然在另一个地方为你打开一扇门。我不是死守在关死的窗前不肯挪动半步的人。

在我主动放弃77年高考后，又过了五年。那是1982年，是我人生的一次转折。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

这一年，煤炭部委托中国矿院办大专班，又称干部班，学制三年全脱产，培养对象是35岁以下的中层干部，培养目标是企业的矿处级领导。

因为是定向培养，企业必须把关，它带有否决权。

矿领导征求我意见，问我想不想再提升一下自己？我心动了，凭本事考，我还是有信心的，这次我毫不犹豫的行动了。

是什么原因，让我重拾旧梦并为之努力的呢？

因为煤炭部政策规定，这次大专班，学员带工资，带奖金，算工龄，不影响调资，书本费学杂费部里拨款，课外书工具书企业报销，这么优厚的条件，反映出煤炭部对企业后辈干部培养的迫切和重视。

更主要的是，干部班毕业后，无需重新找工作单位，不会造成夫妻两地分居。我希望学成归来，能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我愿意为它继续作出奉献。

部里的优厚条件仿佛是为我量身定做，我着实为煤炭部这英明举措激动了一番，这次我一定要把握住！

高考前的准备

矿里安排两人参加考试选拔，除了我还有计划科科长谢仁才。给我们一个月的复习时间。

世上不是每一个想法都能实现的，所以有些想法叫理想，还有些想法叫空想。谢仁才就因为在复习中发现自已的底子太薄而自动放弃了。

那一个月，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在夯实基础知识后又做了大量习题，反复锻炼分折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感觉其基本功比66年更扎实更全面。

现今的教育理念，是不赞成做大量习题的，被贬为“题海战术”而遭到批评，我却不这样认为，习题中有很多知识点，和解题思路，只有通过多做习题，才能牢固掌握知识点和提高逻辑思维能力，让大脑更加活跃。

语文是没有办法复习的，要靠平时积累，这么多年我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对提高语文水平肯定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宣传科长时乃群为我找了几篇高考作文的范文，居然其中一篇与语文试卷上的题目一模一样。上天眷顾，让我的作文在考场上从容不迫地一气呵成。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我的人生哲学是：没有机会不强求，淡然度日；有了机会不放过，放手一搏。

读者留言与作者互动（四）

陈允龙：读了梦（四），又一次被震撼，你承受 坎坷，用顽强的拼搏精神，坦然面对各种苦难，磨砺。以你为傲，为你点赞！

韩维顺：活着真好，活着就是幸福。

陈鸿俊：立松哥文章写得情真意切，感动着无数同代人。在困苦中，你能面对，拼搏，奋斗，自强不息，大哥做出了榜样！

贾殿平：我很欣赏你对＂机会”二字的解析，我也一直记得有人曾和我说过的另一句话：“机会可碰不可求，有了机会不可丢＂，文不同，理相通。

周愚：我也曾在煤矿干过，所以更有体会和同感，矿工形容自己是“两块石头夹块肉”，头顶上是石头，脚下是石头，随时可能被夹成肉饼。那时我在第九层煤作业，一层石头一层煤，二九一十八，我们笑侃自己是下过十八层地狱的人。我在青山泉煤矿遇过两次险，现在想起来都胆战心惊，比起那些把年轻生命丢在井下的人，我是幸运的。

作者回复：@苗在蕙 @陈国渠@王宝生@杨光荣@韩维顺@陈允龙@杨光荣 本以为，写到煤矿，大家会淡漠一些，想不到职业不同，心灵相通，人类的情感可以跨越地域跨越时空，产生共鸣。

王学华： 陈鸿源学哥在上学时，就看出他的不同凡响。他如果健在，肯定和翟立松大哥一样有能力有才华，是个大有作为的人，

胡又：陈洪源是我初中到高中的同班同学，也是初中的老班长，他为人诚恳厚道，任劳任怨，既像老哥又像家长，同学们都很敬重他。早前同学聚会时才听说他死于矿难。看了翟立松的文章，何平推出的王庄煤矿撰写的“不平凡的六十四天”及章鸿基的写实，才知他以身殉职的真实原因，不知道后来矿上或者是县政府有没有追认点什么，以告慰英灵。虽然距今已经47年，老翟一提起陈洪源，大家都想念他，引起共鸣，应该说陈洪源是公认的大好人，是我们老三届的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为他的离世，深感悲痛。深切缅怀我们的老班长！精神永存！

作者回复：@杨光荣@陈鸿俊 @贾殿平@王学华 @周愚@戴苏诚@曹催翔@王学华 @胡又 那年那地，陈洪元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牺牲时，离我不到两米远 。 在接待死者亲属时，我陪着他们全家流了很多眼泪，确实很伤心。直到现在，我们矿群，还为他的牺牲痛惜不已。他是知青们尊敬的排长，是我心中的榜样 。我是服其人，惜其处，悲其遇，而敬其才。

胡昌琪：翟立松，我们与你的关係还连係到你的母亲，我与你母亲工作上有过合作，那时你母亲在航运公司医务室，当时血吸虫病流行，成了航运公司职工的职业病，为帮职工解困，公司向二院求援，派医生协助治疗，並设病房，医院是派我去的，从那时起我就熟悉了你母亲，是一位慈祥大度的母亲，那时我年纪不大，风险不知，也多亏她的帮助，完成了任务，从那时也熟悉了你，看到你的文章，我以为自己书读得太少了。盼第五集，起个好名，可以成书！

作者回复：@胡昌琪 ：因刘正英与胡锦莲的亲密关系，使我们两家一度走近。只是近几年，服务于儿孙，我们很长时间没见了，很想念你们，有机会一定相约畅叙。

长运动： 翟立松，你是实干出来的，也确实有水平。我们在井下一个班组，你是排长，从上班起，一直到下班，身上的工作服被汗水浸湿着从未干过， 为你点赞！

作者回复：@大吹 @长运动：@源河 @追梦人潘义兰 @孟振峰  我们矿群中大部分是知青，共同的遭遇，产生了共同的价值观。心心相印，叶叶联芳。

（五）

大学梦，终于成真

江苏省的考点设在南京宁海中学的一间教室，有30多考生，最后只有六人录取：扬州1人，南通2人，盐城3人。若按录取率算，江苏省还不到20％，竟争的激烈可见一斑。

这届大专班36人，分别来自江苏山东安徽陕西江西等五个省的国营煤矿，听说浙江福建上海也有煤矿企业推送了考生，是否剃了光头，不得而知。

考试后，我预感成绩不错，但悬着的心仍未放下。上天把一日分为昼和夜，就是让我一半在现实中，一半在梦乡里。

我还记得那一天在办公室楼下，我收到了中国矿院录取通知书的信函，那一刹那，内心狂跳不止，美丽的梦境象彩虹一样一划而过，为了这个梦，我走过了一段一段狭窄的路，那些吃过的苦，熬过的夜，做过的题，铺成了一条宽阔的大道，带我走到我想去的地方。

这些年给自已施加的压力，终于在苦尽甘来时，得到释放。

王庄煤矿节日庆典

上图：三八妇女节作者被评为五好家庭，婆媳获奖感言

下图：作者夫妇同时献血

上左图：党庆歌泳比赛 作者左三

下右图：矿代表大会矿友合影 作者后中

下左图：矿友合影 作者后右

命运多舛的大学

中国矿院的前身是北京矿院。在动荡的60年代末，中苏关系交恶，林彪的一号令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国家东部地区经济产业大规模向中西部迁移，俗称“大三线建设”。而身处风暴中心的北京是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国家决定将13所北京的大学外迁，疏散到全国，史称“京校外迁”。

虽说都是北京的知名高校，但是真要想找到一处落脚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接受一所高等院校，要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还是一笔不小开支，所以很多地方都不愿意接手这些来自北京的高校。其中中国科技大就被湖北、河南、江西等省份所拒绝过，最后是安徽领导顶住了压力，才接纳了科技大，这一高瞻远瞩的行为让合肥这样的三线城市拥有了一所媲美清华北大的知名大学。现在回头再看“京校外迁”，让如今的很多地方都受益无穷。

当时北京矿院迁至重庆时，没有作统筹规划，学校的军代表坐在飞机上寻找校址，手往下一指，就任性地定在了华莹山上一片密林中。重庆是个火炉城市，夏天华莹山40多度高温，恶劣的气候环境和困难的交通，让教学科研都难以进行，被整整耽误了十年，79年重选新校址才迁至徐州，学院又恢复了当年的蓬勃生机。

三年后的82年，待我进校时，学校的基建工程才刚刚完工。

1988年，中国矿院又更名为中国矿业大学，成为国家211的知名高校，那是以后的事情了。

要说建设大三线，其实是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国家战略概念。当年把沿海沿边境的地区定为一线，算是国家的前沿。三线就是国家战略腹地，主要在四川、贵州、云南、陕西那种多山地区，剩下的地方算二线。如此大的花费，对原本家底就很单薄的新中国，是非常大的负担。据统计至少把国家工业化进程拖慢了2-3年。

入学感悟

82年秋天，我背着行囊去矿院报到，接待处排满了刚入学的20岁不到的小青年，他们好奇地打量着混杂在队伍中我们这些30多岁的老学生，我没有感到自卑。是啊，早上八九点钟太阳的时候，我应该读书，应该写字，我倒是读了写了，可是已经到了中午12点。真想把被耽误的时间再补回来。

校大门口，为迎接新生的大幅标语非常醒目：“欢迎你，企业未来的工程师”，这些标语是否预示着，若干年后，我们将要用另一种身份去参与煤矿的管理？或预示着，我们的学习深造已顺应了现代企业管理的大趋势。

一个人的命运啊，固然要靠个人的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有大能力，大毅力，大志向，单纯靠个人奋斗的，是极少数中的极少数，大多数人，还得跟随历史的进程。就拿我个人来说，如果没有干部年轻化作要求，如果没有管理现代化作要求，我个人再努力，也没有一个确定的抓手。

中国矿院82届煤炭部大专班游泰山合影

我高考总分排名第一

我们干部班的高考，不公布考试成绩，更不像现在电脑排序。反正已经进门了，分数高低也无关大局。

有一次班上的同学在系主任办公室玩，无意中看到一张表格，记录了全班的高考成绩和排序。

当同学告诉我总分排名第一时，我表面上假装平静，其实内心还是蛮满足和自豪的，毕竟这是一次全国性的考试，我的不懈努力收获了结果，多次地辛苦没有白费。

学院共有五个大系：采矿系，地质系，机械系，建筑系，企业管理系。干部班当然属企业管理系了。这是个新学科，缺少统一教材，像采煤工艺，煤矿机械，经济法，运筹学等，老教材已落后于前沿科学和新时期法规，都需要教授查阅大量资料，现编现印现学现教，显然，那时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滞后世界经济的发展。

我们学习都很努力，很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十多年的青春被白白放逐，很有点“向四人帮讨还青春”的激情。

我喜欢高等数学，又是课代表，把解题当成一种乐趣，我知道这类知识学得再好，对今后的煤矿工作也风马牛不相及，但我沉迷于它，有些难题向老师请教，老师笑着说：“这是考研的题目啊，你想考研吗？” 我倒觉得，数学是一种思维，它最大的乐趣是一种成体系的思考方式，它能带着我走进一个奇妙的世界。

《矿山机械》课程，讲到液压传动原理，老师带我们参观一辆从美国进口的重型卡车，这卡车是教学专用，新车被割成两半，一个车轮三米多高，载重100吨，巨无霸的体型惊呆了我们，美国80年代的制造业令人惊诧。当时谁也没想到，世道轮回，三十年后的中国，后来居上，一跃成为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国，在徐州这个普通的三线城市，徐工科技竟造出了世界最大的巨无霸卡车DE400，高达三层楼，载重400吨。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风雨历程，让落后成为过去，让春光永驻华夏。

地质学是我们系的非专业课程，开课仅是为了拓展视野，培养兴趣爱好。

我们成天和煤炭打交道的人，却不知道，其貌不扬的煤炭，在显微镜下却是色彩斑斓，呈现出耀眼的金色和红色。

在繁忙的校内学习之余，系里都能安排一两次地质实习，到野外进行地质认知测绘教学。我们在连云港的孔望山上，在镇江焦山的岩体中，采掘收集矿物化石标本，那是非常惬意的事，欣赏大自然的美景，考察当地的人文历史，那快乐自由的时光，是多么轻松，多么美好。

徐工科技研发的世界最大载重量的卡车DE400，有三层楼房高。

腹泻住院

矿院有两个学生食堂，菜系不同，由北京转来的厨师烧京帮菜，由重庆转来的厨师烧川菜，味觉迥异。学生依个人味蕾喜好 ，相对固定在一个食堂就餐。

有一天鬼使神差，我去尝了尝川菜的味道，就餐后顿感不适，不知是食品不洁，还是麻辣刺激，我腹痛不止，上吐下泻，只好住进学校医院。

班上同学少不了去医院看望我以示关心，想不到这件小事惊动了系里穆主任，一大早，她从家里熬了小米粥，炒了点咸菜，送到了病房，让我感动不已，那一顿稀饭我吃得非常爽，那情意至今想来仍是浓浓的、暖暖的。这看似平淡的小事，让系主任获得全班同学的好感。

一个星期后，系党总支改选，我们班36个党员，全票投给了穆主任，她毫无悬念地当选为系党总支书记。

事后有同学和我议论起这件事，我倒觉得，不应该把一件简单的事往复杂里去想，毕竟她展现的是一种善良和敦厚。

我的大学春秋

八十年代的中国人，在向一个旧时代告别，告别曾经的贫穷和困苦，告别曾经的仇恨和斗争，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阳光和希望。

大学校园里，文学、音乐，思想、娱乐、体育，等等各个领域生机勃勃，从之前压抑混乱的年代走过来的人们饱含热情，拥抱一切，造就了难得的欣欣向荣。

矿院的大学生们爱上台湾校园歌曲，《乡间的小路》《外婆的澎湖湾》《三月里的小雨》等，曲调轻松活泼，描绘了一幅浪漫惬意的农耕图，如诗如画，令人沉醉。青年们在校园内聚会，抱着一把吉他在草地上弹唱。那种静好的岁月，成了我生活的“诗和远方”。感觉没有“运动”，真好，这才是人过的日子！

矿院蓝球队是从国家队退役队员中特招的，他们在全国大学生蓝球联赛上包揽冠军。看他们平时练球，比看另一场正规比赛还过瘾。

我参加了班上的蓝球队和排球队，周日偶偶把大家请到王庄矿搞场友谊赛，同学们都是外省外地的，我家在徐州，当尽地主之宜。

安排一场球赛并不简单，要工会定时间，要联系车子接送，要张罗用餐，虽然锁碎，我倒乐此不疲。

我希望矿队赢，又不想班队输，当比赛结束，矿工们为自己的球队取胜而欢呼雀跃时，我却在心里嘀咕：“一个矿打我们一个班，有什么了不起”。

我还在系里搞了一次灯谜晚会，从不多的经费里买了些小奖品。那天来了很多同系的小青年，他们头脑聪明，思维敏捷，几百条谜语很快被一一拿下，不一会就把奖品兑光了。我忙了一整天，只坚持了一小时就收场了，真感到后生可畏。

周末晚上，是团委或学生会组织跳交谊舞的时间，男女青年在音乐的伴奏下翩翩起舞，这种融艺术与健身为一体的高雅文体活动，既丰富了校园文化，又感受到舞蹈带给他人和自己的快乐。星期六之夜是不眠之夜，舞会虽已结束，但男女宿舍的熄灯时间往往延迟到第二天凌晨一两点。

为了拓宽视野，增长见识，获取新知，矿院常请出国内的知名人士来校做报告，每次会场上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其中有两次令我印象深刻。

一次是萧军访美归来，他介绍美国国情时，提到美国的汽车过路过桥要收费，我很惊讶，美帝怎么什么都搞市场化呢？后来我们学习美国，也收过路过桥费了，这时美帝却又把过路过桥费全免了，我们还要不要再学他们呢？

如果你从未走出自我的圈子看世界，你大概永远不会知道，这世界真正的模样。

还有一次是邀请华罗庚来讲学，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

老数学家的报告通俗易懂，形象、幽默。如用折纸条和人体结构的方法讲解0.618法、黄金分割法。 都能听得懂、用得上。

华老离开矿院一年后，去日本东京讲学，因疲劳过度，心梗发作，倒在了国外的讲台上，再也没有站起来。

一次次的讲座或报告，给了我更多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拓展了我的边界，改变了我的想法和思维方式。知识能带给我的，不只有文化水平的提升，更是一扇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八十年代，一个觉醒的年代，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一个五彩斑斓的年代，一个珍贵的年代，那三年，也是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毕业实习

我们集中实习地点安排在北京门头沟煤矿，那是清末时期的老矿井，谈不上现代化，但全国各地来参观实习的人络绎不绝，其实班上有些同学所在的煤矿，规摸更大（年产500万吨），管理更好，一点也不逊色于门头沟煤矿，为什么选这里作实习地呢？还不是北京的地域优势嘛，大家心知肚明。

在北京愉快地度过十天后，学校还另外给我们一次自主实习的机会，所谓自主，就是说我们可以选择全国任何地方去实习，说穿了就是为我们提供最后一次冠冕堂皇的旅游机会。

学校让我们填一张表格，自己确定实习地点和路线，校方在表格上盖上公章，以示正规合法，回来好让矿上报销费用。

我的实习路线可不简单：徐州→成都→重庆→九江→南京→徐州。在成都去了九寨沟，乐山大佛，峨眉山，在重庆去了渣滓洞，白公馆，乘游轮游三峡，在九江上庐山，最后回到徐州。这是我在矿院最后一次开心的活动。

左：毕业实习，途经庐山三叠泉留影

右：北京门头沟煤矿实习，长城留影

左：毕业实习，途经乐山大佛留影

右：毕业实习，途经重庆白公馆留影

我毕业啦

在论文答辩顺利通过后，我兴奋地拿到了毕业证书，将要离开梦缠魂绕的母校，走上自已的工作岗位。

三年前，我初入校园，望着这新奇的一片天地，将整个身心溶入其中，三年后，我将要离开，那里的每一个欢笑，每一段故事，每一次经历，每一份感动，我都刻骨铭心，我不忍与它分离！

人生是一段非常奇妙的旅程，在原本设计好的脚本里，有时候会突然地闯进来一个人，她跟你说了“你好”，又跟你说了“再见”。

读者留言与作者回复（五）

陈允龙：你的梦1一4，把我们老三届带回到那段难忘的岁月。今天又迫不及待地读完了梦5，仿佛一下子重见了阳光，总算看到了你那个年代久违了的笑容。真是苦尽甘来，梦圆矿大。

王宝生：梦想成真，虽迟到了十年，终拨开乌云见彩虹，为你精彩人生点赞。

苗在新：十年的压抑终于得到了快意的渲泄，风雨后的彩虹，更加炫丽。

黄廉凤：苦尽甘来，梦圆矿大。事业家庭双丰收，为您精彩人生喝彩！

韩维顺：读完了“梦五”，心中那种压抑的感觉己荡然无存，阳光总在风雨后。几经坎坷，几度春秋，你凭借老高三扎实的功底，以及刻苦精神和不懈的努力，终于圆了大学梦。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张敦芳：大学三年是你一生当中最幸福最快乐的日子，好运都是为坚持努力人而准备的。

扬光荣： 圆梦之旅虽走得艰难曲折，顺序颠倒，只要永不言弃，时代变迁中的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预备着的。历经迷茫、困惑、苦难后的人生，才算丰满完整，才值得回味。为立松学长喝彩。

陈国渠：@翟立松，贵就贵在你能坚持“心中的那点念想”，永不放弃。

戴苏诚：严寒的冬天终于过去，鸟语花香的春天已经到来！祝贺你在迟到的春天里大器晚成！ 你问我“三军司令”的由来，哈哈，“育儿养狗玩信鸽”。

刘屹华：丰富的人生经历，是很宝贵的财富，可以铸书立说。

孟振峰：@翟立松 ：你让我们体会到从未进过大学的生活情景。谢谢分享！

作者回复：@余汉模 @胡又 @陈允龙 @苗在蕙 @王松生 @陈国渠@黄廉凤 @韩维顺@张敦芳 @杨光荣：  矿院的三年确实是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但它是那样短暂。人这一辈子，幸福是驿站，痛苦是旅途，幸福转瞬即逝，痛苦将伴随一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常想一二！谢谢大家的祝福。

（六）

调供销科任职

毕业回矿后，我离开原先的掘二工区，分到供销科任科长，从生产部门调到管理部门，工作性质发生了变化，又是另一种全新的管理内容。

80年代国家生产资料短缺，实行双轨制，煤矿耗用的主材，如钢材木材水泥等，实行大行政区之间平衡计划调拨，企业吃不饱就满世界找路子，补充供应缺口，我多次参加全国木材钢材定货会，记得泉州，西安两次木材定货会上，开幕式后，买卖双方应商谈协议时，竟找不到林场卖家，说是被煤矿的人拖去喝酒去了。那时是绝对的卖方市场，两次大型定货会，都空手而归。我带着几个采购员全国跑计划外物资，艰难地支撑着企业生产运转。

价格的双轨制，让手握审批权的人拥有更多资源，各种公司或个人纷纷插手紧俏生产资料的经营，增加了流通环节，倒买倒卖，获取高额暴利；在倒买倒卖过程中，一些行贿、受贿、送礼拉关系等不良现象伴随而生。追溯起来，现在社会风气变坏，官场腐败就是从那时起一步步恶化的。

随着改革的深化，双轨制取消了，供销科的主要精力从供应转移到管理上，如何以钢代木，如何降低木材耗量，如何加强三铁管理，火工品管理……，每个事项都能做一篇大文章。我们就通过井下理场管理和回收复用，对生产工区考核奖惩等手段，努力把材料消耗降下来，如万吨煤坑木消耗，一直处在全省最低水平。这些实绩在企业的财务报表上都能准确反映出来。

省煤炭公司顺应改革思路，组织各矿总结交流管理经验，每年评选出物资管理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在我任职供销科长的五年里，荣获了三次省先进单位，四次省先进个人。这些彤红烫金的证书，记载着我的荣誉，记载着集体的辉煌。当我一次次在掌声中走向领奖台时，一般人是很难体会到这幕后的艰难和坚苦。

评上高级经济师

我的中级职称证书是徐州市颁发的，而高级职称评审却归扬州市，当年全扬州市没有高评委，要委托省里代为评审：从电脑池中随机地抽出具有资质的专家教授组成高评委，高评委和被评审人互不相识，想说情找关系都摸不到门。

88年评高级职称有三条硬扛扛：必须是大学本科毕业，专业工龄五年以上，在省一级刊物上发表三篇以上论文。显然我有两条达不到，一是大专学历，二是专业工龄才三年。在苛刻的条款面前，我没有望而怯步，勇敢地参与其中，我有自身的优势，我想破格进门。

送审材料忙了我好一阵，汇编成厚厚一册，里面有历年供销科省先进单位获奖证书复印件，省先进个人获奖证书复印件，发表论文刊物的封面和目录复印件，工作业绩和突出贡献反映在统计资料和财务报表的复印件，总之，一切要有依据，要客观真实，不容你靠编写优美的文字搞虚头扒脑。

应该说，早期的高级职称评审是严格又客观的，提出实行学术造假“一票否决制”，对通过弄虚作假、暗箱操作等违纪违规行为取得的职称，一律予以撤销。谁敢顶风作浪呢？

我在省级刊物上发表过五篇论文，现在回想30多年前写过的东西，已记不全了，写这篇回忆文章时，我求助百度大数据库，在百度搜索栏里写上“翟立松”“论文”两个词条，只找出我当时的三篇论文：《江苏煤炭》刊物上的《物资ABC分类管理的进一步深化》，《推行支护改革 降低坑木消耗》，《江苏企业管理》刊物上的《国有企业改革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初探》，还有两篇没有找到。这五篇论文是我从工作实践中获得的感悟和体验，技术含量不多，侧重于专业管理，也算作是论文吧。

我想，那几年，如果我不注意基层管理工作的总结提高，并将那些心得付诸于文字并发表，想在评审前，现砌炉灶现开张，那是来不及的。

我知道，一个专业工龄不够的大专生，想破格晋升为高级经济师，是何其困难，但这一步己经迈出，就顺其自然吧。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我的送审材料最终得到省高评委的认可，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们总是喜欢拿“顺其自然”来敷衍人生道路上的荆棘坎坷，却很少承认，真正的顺其自然，其实是竭尽所能之后的不强求，而非两手一摊的不作为。

清理三种人

前面我已讲过，煤炭部定向培养的干部班，就是为企业储备矿处级后备干部，毕业这几年，班上的大部分同学已进入企业的领导岗位，我却被耽误了好久，其原因是被卷进了又一场政治风暴。

你永远不会知道，哪一朵云彩会下雨。那时，中央提出清理三种人，防止“三种人”进入各级领导班子、要害部门和第三梯队。矿里闻风而动，确定了本准备提拔进更高管理层的朱永喜，顾玉岗和我三人为清理调查对象。

无风无浪的日子，总以为不幸离得很远，只有在亲历灾害后，才会知道，其实人生的每一次眨眼，皆有万般可能。

我自问，我能算三种人吗？举头三尺有神明，当年批斗校内当权派算不算？上街破四旧算不算？一帮人静坐绝食算不算？用现在的尺度去衡量，上述那些行为都应该算，但那是在神圣旗帜下进行的。那时的所有荒唐行为，依现在人来看都是疯子白痴。若以后设的原则去评定既往的事实，是无法以理服人的。

这时我想起西方的一句谚语：“人们总恨出卖耶稣的犹大，但从来不骂真正送基督上绞刑架的罗马总督”，我深以为然。自忖：我是犹大吗？显然不是，倒是罗马总督确有其人，至今有人乃把文革的始作佣者当保平安的神仙来膜拜,而将文革产生的悲剧，让涉世未深的学生去背负。

我们既是文革的弄潮儿，又是文革的受害者和牺牲品，想来不免一阵悲凉。

在中国，有没有三种人？答案是肯定的。我在电影电视剧中看到的那些为非作歹之徒也一样义愤填胸，起码的善和恶我怎能分不清？所以对中央提出的清理“三种人”既要坚定，又要慎重，既不要漏掉，又不要扩大化”的政策我还是理解的。

负责调查我材料的是政工科科长张在义，他是搞运动的行家里手，阶级斗争是他的专长，如果没有运动，他就会无所事事，不可终日，一旦有了一点权利，不发挥到淋漓尽致，花样百出，决不罢休。指望这种人掌握政策把握分寸是不可能的。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而我偏偏处在一个尘土飞扬的时代之中。

最后的处理结果是：朱永喜开除党籍，撤销行政职务。顾玉岗党内记过处分，我是一般错误，不记入挡案。

我很委屈，文革中几乎所有的红卫兵都犯有“一般错误”，凭什么要单独为我做个结论？我难以释怀。

张文学书记对我表示同情和理解，他私下和我谈心，大致意思是：生活中有许多不如意，甚至不合理，凭我们个人力量无法改变的，他想保护我，但在当时那种大形势下，他可能也有着他的无奈。

小人物的命运总是被大时代所裹挟，我只能默默的承受了“一般错误”的结论。这是我一辈子不愿提及的伤痛，成了此生最大的心结。

不过我坚信，没有一个黑夜不会过去，也没有一个黎明不会来临，黑暗过后，太阳终会升起。

进入矿级领导班子

运动结束后，有人永远地留在昨天，也总有人要卸下过往奔赴未来。

衡量一个人的成功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谷底的反弹力。

那次重挫没有束缚住原本的自己。曾经因为它丢掉的东西，现在要为自已把丢掉的再拾起来。

我一如既往，在自己的一方天地里耕耘。同样年年被评为先进，年年获奖。机会最终留给了那些永不放弃的人。

那时，煤矿推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竞争上岗，从中层干部逐渐推行到矿级干部。这是企业的第一次尝试，人们在探索中充满好奇和期待。

公开竞聘为我提供了绝好的自我展示、自我“推销”的机会。在主要领导的鼓励下，我毅然走上了竞争的平台。

那一天，大会议室坐满了中层以上的干部，有60多人，要评选出一名分管经营的付矿长和一名分管生产的付矿长。

先由主持人宣讲干部竞聘上岗的意义，宣布竞聘的程序，接着竞聘个人陈述发言，最后是全体与会人员无记名投票。一切过程都是公开透明的，它淡化了主要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强化了群众基础。杜绝了人情关系裙带风。

在我以最高得票数胜出后，没过几天，矿里发了聘书，至此，我的人生之路上了个新的台阶。

我真的好想有一番自己的事业，这个岗位符合我的兴趣和性格，能充分发挥我的特长，我以全部的热情投入工作，进而获得成功。

既然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能在93岁还再次当上总理，我为什么不能做好自己想做的事？

我的心依旧年轻

如果人生如舞台，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主角，在舞台上，我经历了少年时代的大饥荒，学生时代的被停课，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做过农民，做过矿工，上过大学，做过企业领导……，每一场戏，或平凡无奇，或惊心动魄，但是无论怎么样，总有值得我怀念的一刻，这其中，我的高考，我的梦，从66年到82年，贯穿我生命的重要阶段。仿佛人活着就是为了这个梦。

当我得知，我的高考成绩在五个省的考生中名列第一时，我仿佛看到了大海彼岸绚丽的花海。

今天，当我披览这些浸润着青春激情与乱世感触的文字，围绕着大学梦经历过的那一幕幕场景，又都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仿佛穿越时间的隧道，回到了那片曾经洒满我的汗水和泪水，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的地方。许多具体而微小的历史细节，描摹了一片丰富多彩的时空背景。在那沉甸甸的叙述后面，也溶进了以前从未有过的理性思考。

在我仕途跌宕或境遇变迁时，多多少少保留了一些遗憾，人生也许不完美，但是却变得更加完整。

如今我已退休多年，虽然经过岁月的打磨，青春不再，朱颜已改，即使年事已高，步履蹒跚，我的心依旧年轻，脸上的笑容依旧灿烂。

读者留言与作者互动（六）

韩维顺：读完你的励志文章。隨着叙述的进程，为你坎坷跌宕的经历而揪心，为你勇敢拼博最后圆梦而喝彩。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幸运之神总是会眷顾那些有实力，有坚轫，有担当的人。

苗在惠：@翟立松， 为你在尘土飞扬中不失之自我、奋斗拼搏、永不言弃而点赞！

陈允龙：你用青春激情和对乱世感触的文字，讲述了老三届一代人在逆境中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历程。人生有过拼搏，有过追求，有过酸甜苦辣，才能算完整，为你绚丽的人生喝彩，为《我的高考，我的梦》点赞！

苗在新：翟立松，就像你的名字一样，你是一颗屹立不倒的青松。你强大的气场对我的影响是深邃久远的。祝你青春永驻。

作者回复：@王松生 @苗在新 @老蔡 @陶孝丰 @杨祥云 @王宝生@胡又@王学华@陈鸿俊@韩维顺 @黄廉凤 @杨光荣@陈国渠@陈允龙：  我笔写我心，我们都曾在至暗的黑夜，仰望过星空。俄罗斯作家格林说过：＂我每天总是在高高的垃圾堆上，看到美丽的太阳升起＂。我之所以想到引用这句话，因为它曾是我在人生最艰难时刻的座右铭。没有心中的一点念想，那些年是很难坚持下来的。谢谢大家。

苗在蕙：齐唱“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

罗宝岚： 拜读佳作，一气呵成，欲罢不能！非常欣赏你的人生哲学：＂没有机会不强求，淡然度日；有了机会不放过，放手一搏”。淡淡的话语，深深地打动感染着我。我们同处一个时代，为生存而各奔东西，大部分下乡当了知青，少部分去了部队厂矿，无论命运如何按排，我们都一起面对人生的挑战，始终怀揣梦想，不断学习，顽强进取，在希望的路上拔涉，这就是老三届人的精神内核，也是我们人生路上的一笔宝贵财富。1~6集，我已收藏，感谢分享！

作者回复： @董新忠，你如需要，待我1一6发完后，用统一文挡发一次完整的给你。 我六次使用了不同的发送方式，或文挡，或图片，或记事本，为什么呢？主要是网管太严，一遇敏感词汇就拒发，我只能一种方法发不出就用另一种方法，所以显得很凌乱，对不起。

王松生：整篇文章比电视剧《人世间》还思想进步，为什么要禁封呢？

周愚： 可能有些话触犯了网警们的神经。文革的卫道士们神经是及其虚弱又敏感的。看来“文化大革命”仍是禁区。可能因为前段时间有人定调“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艰难探索”。

荷花飘香：拜读了你的《我的高考我的梦》，真是佩服之至．就象八十年代看金庸先生武侠小说连载时的心情，看了一集期待下一集早些到来！你的作品使我觉得你是一位作家，记者，又是一位进取睿智的企业管理者。为你的多彩人生感动，期待你的更多作品！

@晨曦 赞立松

我的高考我的梦，韶华立志于行动，

激情辛劳蹉跎中，插队务工逢圆梦，

立业成家后路通，品端行正成立松，

文实情真六笔中，写出知青苦乐同，

持恒追梦后步宏，三届之中一楚雄。

@苏宝珍：拜读了老同学的回忆录，简直太精彩了！你的人生真是丰富多彩，当过农民，矿工，上过大学，还担任过企业领导并获得了许多荣誉。你丰富的经历真夠写一本书了！

扬祥云：致立松老同学： 时间，装满了往日的记忆；岁月，凝聚了永恒的友谊；问候，拉近了心灵的距离；祝福，让牵挂总在心里。

@大树：曾建议培元，文科的同学当写些文字留给后人，翟立松同学做到了，记得上次立松也公开过一篇故地重游的随想。

@范学明：连续阅读了翟立松同学写的回忆文章，感觉真爽，使我有一种与作者同喜，同悲，同愤的心理感受！大家印象中，立松同学原本就是一位品学兼优、文理俱佳的优等生，步入社会后又是一个理智勤奋德才兼备的追梦者，取得成功是情理之中的事，换个环境，定会有一个更精彩、更辉煌的人生！谢谢翟立松同学送给我们的一份精美“大餐”!

作者回复：@荷花飘香@晨曦@苏宝珍@扬祥云@大树@范学明 你们都是陪伴我三年念完高中的兄弟姐妹，比起大学三年的同学，我感到我们更亲密，更趋同，因为它超越了物质的层次，既没有利益共享，也没有权力互惠，那是一种同学之间难于言表的信任与美好，是用真心换来的深情共鸣。同学情是把关怀放在心里，把关注藏在眼底，不用多言语，却永远不会忘记，是一生的相知相契，是你花多少钱也买不到的一笔财富。

2018年7月 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