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绥钱庄日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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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忻州代县商人先是在库伦开设日升元钱庄，由于中蒙贸易中断而宣告倒闭，但日升元的财东与柜伙们不久又在张家口、归绥、代县等地重振旧业,开辟新的进财之道。

日升元钱庄的前身是忻州代县城内炭市街的周绍文财主所开设的恒吉昌钱庄。周绍文娶了在绥远省当过建设厅长的代县冯子和的侄女为妻，便凭借这方面的政治靠山，当上了毕克齐的税卡卡长,在政治、经济上均握有大权。

民国12年，恒吉昌钱庄停业。日升元财东们趁着归绥的恒吉昌钱庄停业之机，重组集股开设了日升元钱庄。共集股金4万元白洋，其中原日升元钱庄的财东忻州代县中解张家寨村的张骏及其子张华卿出资2万元白洋,其余一半资金则由原日升元的顶生意掌柜们集聚。

他们以三元堂的名义在张家口棋盘街购买房屋100余间供日升元占用。在三元堂的大院中,除了住着日升元钱庄以外,还住着由晋绥军王靖国第七十师的军官们所开设的仁发公银号、垦业银号、浚兴昌土店等。这就为日升元钱庄的业务开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日升元钱庄的从业人员共有30余人，每人均以顶生意多少确定着在商号中的不同地位。如冯子明顶10厘生意，二掌柜张正中(代县人)顶9厘生意,以下的柜伙如聂玉(代县人)顶5厘生意，张金惠(代县人)顶5厘生意。

绥、包一带的代县商人、官绅、工匠、脚户往家中寄款时将钱交给日升元钱庄,便可到三元堂的联庄——设于忻州代县城内大南街的日升昌（日升昌的经理是代县城内人程尚礼）钱庄去提款。绒毛店、驼庄、粮店、面铺、当铺等商号进出货物时，也通过日升元钱庄收支结算，因为这些商号掌柜大多为代县人，所以他们之间便结成了密切的业务关系网，掌握着归绥的经济命脉。

日升元钱庄内部有较为严格的规章制度，凡初入柜的伙计,均有三年的学徒期限，三年以内,其主要任务是伺候掌柜。伺候的对象亦有明确分工，如柳廷贵专门伺候冯子明，他们都不拿工资，商号每年只给15元作为生活补贴。到三年头上可以放假回老家去住4个月。学徒回家时，商店里每人给买一身新衣服，赠送两包生烟，一匹火纸(吸水烟时代替火柴)，并给报店销往返的路费。学徒入柜时,必须有其他商店作铺保,在学徒期间发生的铺一切问题都要由承保单位负责。在学徒三年期间如表现不好会被解雇，但时间必须在正月十五吃了元宵以后方可辞退，俗话叫做吃“滚蛋元宵”。

学徒满三年,回家休息4个月返柜后，即可另行分配工作。有的可以当记账先生,有的可以跑街,有的亦可掌握钱庄的生活与业务。学徒和柜伙们休息回来以后，柜上要花钱请到“烧麦饭馆"里吃一顿好饭，叫做“接风”。

民国28年(1939年),李守信、夏恭、于品卿等人认贼作父，卖国求荣,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指使下,成立了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不久伪蒙政府决定将绥包、大同 、张垣一带私人开设的钱庄票号统接管,成立了同和实业银行。

日升元钱庄的许多掌柜柜伙也都参加了日伪的银行。三元堂的房子被同和实业银行当了公用宿舍。日升元顶生意的掌柜代县人安增,充当了日伪同和实业银行厚和分行的董事;芦旺当了蒙古联盟实业银行的审核股长，后到同和实业银行集宁支行任帮经理;代县人冯愈到迪化支行任经理;代县人王道基到崇礼支行任帮经理，以后又到了平定堡支行;武桐到卓资山支行任经理。田治基到多伦支行任帮经理，田治基调走以后，席汉章又任了多伦支行的帮经理。其他日升元的柜伙王升、任荣、李培仁、柳廷贵、马文秀、吕心政等也均在同和实业银行当了行员。

1945年，“八一五”以后，同和实业银行宣告解散。

国民党的归绥市政府,不久又下令允许恢复旧的钱庄票号的名称。日升元钱庄原来的4万股金早已损失殆尽,旧的财东们再无东山再起之力。

此时,有一位名叫张彩的代县商人(在日寇统治时期曾在张北县住大蒙公司,其父张立清曾任代县城内恒升德钱庄的经理),又联系了代县的郎经轩(字秉文，原为阎锡山在归绥小南街所开敬业祥土店的经理),二人筹集一部分资金,把在家闲住的老掌柜冯子明请了出来,挂了个虚名,给点工资，重新办起了日升元钱庄。

归绥解放前，日升元钱庄再次宣告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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