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的知青记忆

王风琪

　　1976年7月，我从石河子工四团中学高中毕业。同年10月6日，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石河子147团15连，开始了务农的生活。

　　15连距离团部15公里，交通极为不便。从连队回家，必须赶到团部乘坐班车，而每天只有一班车发往石河子。从15连到团部的路是石子路，途中若能遇到牛车，都算是一种幸运。

当时，全团只有15连没有通电，夜晚照明全靠煤油灯。我们住的是为知青新建的土平房，墙壁还未干透，屋内湿气很重。冬天取暖用的块煤很少，大部分时间只能靠煤沫和玉米芯勉强维持。上半夜还能忍受，到了下半夜，冷得只能蜷缩成一团，即使把大衣盖在棉被上也无济于事，常常在凌晨被冻醒。

　　刚到连队时，正值秋收季节，我被安排挑甜菜。任务是将其他同志削好的甜菜装筐，挑到地里堆成梯形堆，以便量方算账。拖拉机刚犁过的甜菜地松软不平，挑着担子深一脚浅一脚，东摇西晃，必须全身协调才能保持平衡。每天从天亮干到天黑，劳动强度极大。晚上睡觉时，腰疼得难以翻身，第二天早上常常起不了床。但为了给人们留下好印象，我咬牙坚持，硬是挺了过来。

冬季的主要任务是拉沙改良土壤。我们跟着拖拉机装沙、卸沙，空闲时也不敢休息，因为一停下来就会更冷，只好两人对打玩闹来取暖。在零下30多度的戈壁沙包旷野里，唯一的取暖方式就是烧柴。烤火时，身体前后温差鲜明，前面烤得发烫，后背却冰凉刺骨。吃饭时，菜凉馍硬，饥饿让人难以下咽。手脚稍不注意保暖就会生冻疮。有时还要用人力车运沙、运肥到田间，一人一辆车，班排之间还经常开展劳动竞赛。起初我还能跟上，后来体力不支，渐渐落后。汗水浸透衣服，却不敢脱掉，因为一脱就更冷。回到房间，衣服都能拧出水来，可见一天的劳动强度有多大。

　　第二年春耕时，连队调整班组成员，我被调到种菜班。菜地离连队约3公里，我们住在临时搭建的平房里。虽然劳动强度比大田干活轻一些，但我的体力仍然不如其他同志。砍玉米秆时，别人能砍个来回，我却连一行都砍不完。饮水条件也很差，喝的是涝坝水，味道难闻，难以下咽。不过，吃肉的机会比在连队时多了一些。逢年过节，连队杀猪时会分给菜地一个猪头，菜地旁边的羊圈偶尔也有胀死的羊，我们能分到一点肉。在菜地的工作和生活节奏，我逐渐适应了下来。

　　1978年春天，我在菜地干活时，看到对面连队小学的孩子们在课间玩耍。那一刻，我萌生了一个愿望：如果能成为连队小学的一名教师，该有多好。没想到，半年后这个愿望竟然实现了。由于我会打球、拉琴，连领导对我印象不错，恰巧小学缺一名教师，便推荐我担任二年级语文老师。1978年10月，我正式成为15连小学的教师，开启了教书育人的生涯。

　　教师岗位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容易。我没有受过师范院校的专业培训，不懂教育学，也不了解儿童心理学，教学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虽然我是高中毕业，但文革期间学业被耽误，连二年级语文的生字有时都批改不出来，让人说了闲话。这让我感到内疚，也意识到必须加倍努力。为了保住这份工作，我虚心向老教师学习，逐步提高教学水平。

　　家长是否满意，主要看孩子的成绩。为了提高教学水平，我在备课上下了很大功夫。教学中，我发现学生对我兼代的音乐课和体育课特别感兴趣，于是受到启发，在语文教学中融入情景化、故事化的教学方法，通过游戏和竞赛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课堂气氛活跃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提高了。在期末三营组织的小学统考中，我教的三年级语文成绩位列全营13个教学班的第三名。

　 40年后，我重返147团15连，寻找知青时代的影子。路过三营商店时，我特意留影纪念，思绪万千。1976年，三营商店是近万人的生活日用品供应点，也是我们休闲时常去的地方。

下乡三年多，能享受到的“美味”屈指可数。1977年5月，为参加团职工篮球联赛，三营组建篮球队，我和李跃建、雷少云被临时抽调到营部集训。在付业连食堂吃饭，伙食和15连差不多，主要是玉米面发糕和菜汤。每天高强度训练，我们的身体很难适应。有一天，听说三营商店卖油炸浆面条，我们三人排队，每人限买一公斤。结果，3公斤浆面条被我们不知不觉吃光了，算是解了一次馋。还有一次，跃建买了10公斤羊蹄，用水桶在火炉上煮了很久，虽然只有盐调味，但我们吃得津津有味，直到半夜。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羊蹄怎么能比得上如今大饭店的糊辣羊蹄？但跃建的一句话道出了我们的心声：“蹉跎岁月，酸甜苦辣，历练磨难，人生财富，啃蹄美味。”

下乡的年代，生活艰苦，劳动艰辛。但正是那段恶劣的环境，磨练了我们的意志，造就了我们坚强的品质。我们三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所长，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李跃建后来成为海南建筑集团的老总，雷少云是兵团六建二分公司的经理，我则成为了一名大学教师。如今，我们三人都已退休，在各自的地方过着悠闲的生活，享受着属于自己的快乐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