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亲历者谈“四清”

赵金海

“四清”亲历者谈“四清”

我的藏书有一本张世堂著《我的四清日记》，140多篇日记记录了他的“四清”经历，记录了真实的“四清”，记录了一段特殊的年代。

张世堂，邯郸县人（现为邯山区），1934年出生，1957年毕业于河北保定高农植保专业，曾在涞源县农林局、农科所、县委办公室工作，参加过新城县（现为高碑店市）、涞源县两期农村“四清”。

“四清”运动主要是针对当时农村一些基层干部多吃多占、经济不清问题，通过“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解决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后来又发现农村不仅存在着严重经济问题，同时还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问题，就由原来单一清经济，转变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1963年5月中央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1963年7月中央又制订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简称“后十条”，两个“十条”是指导“四清”运动的重要文件。

按照两个“十条”要求，要用三至四年时间（1964年至1968年）搞完“四清”。但是到了1966年6月，第二期“四清”运动还没结束，“文革”开始了，“四清”结束了。

“四清”运动是对还是错？直到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

张世堂作为一名“四清”运动的参与者，他说，当时在基层农村干部中，也确实存在着一些“四不清”问题：有的贪污公款少则几十元，多则上千元；有的多吃多占生产队粮食成百上千斤；有的多记工分；还有的集体私分生产队的物资等。这在当时大小队干部中，也确确实实存在。通过“四清”，干部的“四不清”问题搞清楚了，该检查的检查了，该退赔的退赔了，干部放下了思想包袱，阶级觉悟提高了，工作作风转变了；而群众对干部们的检查和退赔也都非常满意，干部与群众团结了，生产积极性提高了，集体经济发展了；同时农村的阶级成份也进一步划清了……如此等等，这都是开展“四清”运动的成果。对任何事物都应该一分为二。我认为在“四清”运动中，也确实存在着一些“左倾”扩大化的问题：例如，大小队干部人人过关作检查搞批判，不管你有没有问题，都要有枣没枣打三杆，有鱼没鱼掏干了水再说，甚至有的干部在群众会上作检查时，还要叫上家属来陪榜。我还听说过外地有的个别村庄对“四不清”干部搞体罚“逼、供、信”，等等错误做法，不同程度地伤害了部分好干部。运动后期建设领导班子时，有的再不愿意当干部了，有的选上了干部也不上套，总之个别干部的积极性下降了。这些也都是“四清”运动中留下来的消极影响。

2022年10月17日

张世堂（左）参加四清培训与同事李明珠（右）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