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成长于教师世家的我,一直有一种文化人的情结,心中对文化人充满仰慕。记得四年前,我陪孩子一起走进电影院,看了电影《无问西东》,被电影里有关西南联大的镜头深深打动。于是,我想要走进这所熠熠生辉的大学、想要了解那些在战火硝烟中依然坚守,并做出让世人瞩目成就的大师们。陆陆续续的,我读了许渊冲老先生的《永远的西南联大》,这次又拜读了李洪涛先生的《精神的雕像——西南联大纪实》。每一次沉浸式的阅读,都带给我巨大的情感冲击,使我的心灵得到一次又一次的洗礼。</p><p class="ql-block"> 西南联大诞生于抗日烽火中,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建。于1938年5月4日开课,1946年7月31日结束它的历史使命。它只存在了8年,仅有3882名学生毕业。它是史上最穷的破烂大学,却从这里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170多位两院院士,100多位人文大师。它的存在,就像一颗流星,虽然短暂但却光芒万丈。 </p><p class="ql-block"> 在战火硝烟中,西南联大能够傲然卓立,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留下可歌可泣的伟大功绩,与学校推崇的民主自由的学术风气,兼容并蓄的教育思想和注重实际的学风建设休戚相关。</p><p class="ql-block"> 先说说西南联大的三位传奇校长,清华的梅贻琦、北大的蒋梦麟、南开的张伯苓。梅校长最年轻,所以在联大出力最多。梅先生德高望重,话语不多,被称作“一个时代的斯文”。他行事稳重,不偏不倚,为人中正平和。在他的领导下,西南联大有着让我辈高山仰止的大学精神和极其民主自由的学术风气。他曾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足以说明真正的好大学,首先应该有一批做大学问的人。</p><p class="ql-block"> 特殊时期的西南联大,汇集了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名校之精华,师资力量之雄厚,是迄今为止国内任何一所大学不能匹敌的。由于当年它在社会上的巨大影响力,吸引了众多的求学青年,西南联大的生源素质也是一流中的一流。一大批五四时期在民主科学旗帜下成长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如闻一多、陈寅恪、傅斯年、吴有训、杨武之等,这个时候正好步入事业上的黄金时期。以华罗庚、费孝通、吴大猷、钱钟书等为首的年轻一代,大多刚从欧洲名牌大学学成归来。两代知识分子各执其长,无论国学新学,新学旧学,理学文学,都显得人才济济。</p><p class="ql-block"> 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西南联大的大学氛围吧。在西南联大,学生不仅有选择课程和老师的自由,老师在课堂上授课,也采取的是“启发式”教育。重在启发,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老师指定参考书目,让学生自己阅读。在正式上课的时候,老师先不讲课,由学生先发言,组织论点,进行课堂讨论。老师只在快下课的时候,作一个总结性发言,提出自己的观点。师生之间充满一种“兼容并包”的民主气氛。在西南联大,如果学生考试时照搬老师的观点,没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往往很难获得高分。</p><p class="ql-block"> 反观我们的课堂,为了追求短期效益,追求学生速成的高分,有多少老师敢于放手,让学生自己讨论呢?一旦放手,必然会认为浪费了宝贵的课堂教学时间。所以,就只能像我身边的有些老师一样,匆匆忙忙的把知识硬塞给学生,然后通过学生机械化的题海战术,获得暂时似乎好看的分数。而学生呢?长此以往,他们习惯了这种填鸭式教学,慢慢的便丧失了思考的能力。哪里来的独到见解?我们又怎么可能祈求他们的创新呢?其实,纵观我们的学校教育,在应试教育的思维模式下,在走过了几十年的长长的弯路之后,十多些年前便提出了素质教育的口号。而这个喊了好多年的关于素质教育的口号,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西南联大早已经开了先河。而我们,就在现在,有几所学校,有几个老师是真正的素质教育的践行者呢?唯分数论,唯重点中学、重点大学的升学率论,已经深深的扎根在我们心里,无论身处其中的老师、学生,还是被卷入其中的家长、社会。我时常会心疼现在的孩子们死读书、读书苦,但大大小小的各项评比又怎能让我独善其身!</p><p class="ql-block"> 让我们一起走进几位大师的课堂,感受大师们魅力四射的光芒吧!国学大师陈寅恪,开门见山地提醒他的学生,他的授课,他的学术思想是独特的,他宣称“重复”在学术上是没有意义的。他所培养出来的学生,思维方式历来十分独到,个性鲜明。学生接受的不仅是教授们传授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接受他们独到的思维方式。闻一多先生的《楚辞》课,一个学期40多节大课,先生只讲了屈原的一首诗《天问》,平均每节课只讲了《天问》中的几个诗句甚至几个字。闻一多先生,正是以其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独到的见解,旁征博引,对屈原这首有关天、地、人、神的宏大诗篇,进行了一次新的诠释。围绕这一首诗,就能启发学生的治学思维,学生深深地为闻先生这种严谨治学的精神、独到的见解和论证方式所折服。这样的课堂,放在现今看来,我们该多么心疼闻先生“浪费”掉的那么多宝贵时间呀!</p><p class="ql-block"> 说到西南联大教授们的严谨治学,不得不提到中文系系主任罗庸。有一次,他偶尔从教室门口路过,在门外听到自己系里一位年轻的讲师在上课的时候,把“病入膏肓”读成了“病入膏盲”。事后,便对这位讲师的业务能力进行了多方面的了解,并对这位讲师进行了重新考核,经过谨慎和全面的考察,认为这位年轻的讲师尚不能胜任中文系的课程教学,因此,不再聘任此人。可能我们会觉得这样做有点不近人情,但是,这不恰恰反映了罗教授严谨的治学态度吗?</p><p class="ql-block"> 还有,著名数学家杨武之,也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的父亲,也是西南联大严谨得近乎古板的一位教授。身为数学系教授,杨武之先生绝不允许任何学生在自己的作业本上写错别字。他向学生规定,无论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任何原因,任何人,只要写了错别字,事后必须改正错别字,并在作业本上重写一百遍,以防再错。有一次,杨先生因为疏忽,自己在黑板上写了一个错别字,那些平时因为错别字被先生惩罚过的学生,一下子欣喜若狂,终于抓到杨老夫子的把柄。哪知杨先生在发现自己写了错别字之后,不露声色的继续把课讲完。下课后,杨先生当着学生的面,把那个错别字改过来,并在黑板上写了100遍,众目睽睽,以示惩戒。这就是大师严谨治学的风范,大师海纳百川的胸怀,大师高尚的人格魅力。其实,身为人,我们都有犯错的时候,身为教师,我们也不可避免的会在学生面前犯错。而我们有些老师,或者碍于面子,或者师道尊严作祟,往往不敢当众承认并改正错误,甚至强行说一通歪理来忽悠学生。不得不说,在严谨治学方面,我们离大师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我们甚至自以为是的认为,同一门学科,同一本教材,我都教了多少遍了,哪里还需要潜心备课。殊不知,我们的教育对象年年在变呀,我们的新技术在更新迭代呀,我们怎么可以不精心备好每一节课,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地走上讲台,怎么可以坦然面对一双双求知的眼睛?</p><p class="ql-block"> 教授们一心为了学生的敬业精神、奉献精神,也堪称我辈学习的楷模。朱自清患有严重的胃病,在昆明因为饥一顿饱一顿,病情更加严重。有一次得了痢疾,还坚持连夜批改学生作文。妻子劝他休息,他说“我答应明天给学生的。”于是,在书桌边放着马桶,整整改了一夜作文,拉了30多次,第二天人都脱了相,脸都没洗就去上课了。潘光旦右腿膝盖以下截肢,行动不便。他住在郊区,要请人抬他到学校上课,他也从不迟到。力学教授周培源住的地方离联大20余里,没有公路,无法坐车,他只好买了一匹马,每天早上骑马先送两个女儿上学,再骑马到联大,可以说是当时联大独特的一道风景。诚然,在我们身边,也不乏带病工作,一心为了学生的好老师。然而,在某些老师身上,是不是也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忽视甚至牺牲了学生们的需求呢?我们一直喊一直抓的师德师风建设,不是总有闯红线的案例么?</p><p class="ql-block">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身上无不呈现出“任泰山崩于眼前也能行你所行的从容、沉着和专注”的联大精神。在烽火硝烟下,在枪林弹雨里,在贫寒的生活中,他们凭着一身风骨,不仅创作出了多部鸿篇巨著,更是培养了一大批杰出学子。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著名翻译家许渊冲,著名核物理学家、全国政协副主席朱光亚等等,都是从西南联大走出来的莘莘学子。这些“90”后的耄耋老人,至今仍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p><p class="ql-block">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他们吃的是夹杂着老鼠屎的“八宝饭”,住的是屋檐漏雨的茅草屋。与如此贫乏的物质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联大人的精神,他们以实际行动践行着“刚毅坚卓”的联大校训。一起用共同的信念,度过了艰难而又激情澎湃的岁月。为中国的教育立下了伟大的丰碑,创造了永不磨灭的精神雕像,它已然成为我们的人生榜样!</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