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

诗乡歌海文化会馆

初 探

石在自在||海南

序

人类文化的发展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岁月，似乎是越走越急，越走越快，越走越茫然。

人类在潜意识中似乎存在着当前就是一切的误区。以至于现实越来越强势，将来越来越缥缈，理论越来越虚无。

然而，现代人类文化呈现仅仅是人类文化长河中的一个漩涡而已，也就是一个涟漪不经意地漫过，它承接着过去，面向着未来，既非初始，也非终结。

当年一众人类文化学人纵论古今恩怨与跌宕得失，可上苍竟一时沉默无语，或许应该更加关注继往开来？

世界人类文化之林在混沌中生长，斗转星移，优胜劣汰，雨雪风霜，踯躅前行。如果“所过者化，所存者神。”那么“中国新文化丛”显然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重要的文化现象。

“中国新文化丛”是一个世界文化之林中的客观存在——本文中厘定的这个概念，是指以现代中国的救国建国等文化质点形成的文化聚合与发展。它发源于清末民初的“新文化运动”，历经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等进程，科学地融合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等文化因子，在当代国家独立和建设中形成了独有的特质，展现了独有的风采，获得了独有的功勋，在百余年的曲折发展历程中获得了历史性的进步。

一、缘起一课

关于“中国新文化丛”概念的这个想法最初偶现于上个世纪末。

八十年代末期，余曾在某学院学习战役规划与指挥。由于“海军航空兵合成突击”这个专业的对称对抗的典型战例都发生在二战时期的太平洋战场，所以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几乎所有专业课都是面对着二战时期太平洋战场的战例学习和探讨。也是由于这个专业的特殊发展历程，当时使用的参考教材与教学影视片大部分都是外军所制作，那些相当逼真的战役重现恍如时光倒流，四十年代那几个海军航空兵合成突击的典型战例给人的印象更是相当直观，两种生存理念的全力对抗惨烈至极，不由人不深而思之。

屡屡对比之下，再看看当时我们自己的现状，尽管当时军队正处于“忍耐期”，我们对于装备方面的差距之大有思想准备，但是，当逐渐看到一些来自外军的详实装备资料之后，那其间悬殊的代际落差还是觉得非常惊人。

整整两年的时间，课上课下，书里书外，不断地探微知著更加令人目瞪口呆。

就在这样忽起忽落的感慨中，并非主课的“三军合同战术概则”在最后一个学期开课，课时虽然不多，其中的抗美援朝战例却引起我振聋发聩般的感触。那一惊非同小可，如果说二战时期的美军已经很厉害，那么抗美援朝战争可是发生在二战结束五年之后，应该说美军的装备与战力较之二战时期又有了新的提升，那么，这场战争又是为什么以打成平手结束？

如果说我们在八十年代的军队装备与美军有巨大的差距，那么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与美军的装备差距又有多大？当年在朝鲜半岛那个史无前例的血与火抗衡的平局又从何而来？这些问号有如平地一声惊雷，让我觉得这其中一定埋藏着巨大的秘密。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从那时起，两年苦读如过眼云烟，原本耿耿于怀的缺乏航空母舰的战役规划课的缺憾，竟然完全被这样一个“为什么”的念头所笼罩，我很想知道到底“为什么”的奥秘，却又觉得四顾茫然，深不可测，无从切入。

二、执着追寻

其后三十多年来，我像一个固执的寻宝人一样，心系一念，魂牵梦绕，非常想找到当年在“合同战术概则”的课堂上所偶然昭示的那个神密的宝藏。是耶非耶？有或没有？

寻找为什么，寻找宝藏——

寻宝之旅开始后有一段时期，我把心目中的这个神秘宝藏称之为“军魂”。既然是宝藏，当然应该传承，但是，恰恰在这样的历史转折关头，在战争年代的硝烟中锤炼而成的将领们在军以下部队都已经逐渐退役。

就在几多迷茫之中，就在渴望获得关于探索“军魂”的更多资料时，王树增先生的《远东 朝鲜战争》在二十世纪末出版，详实地揭开了那一段历史的秘密，急不可耐地阅读之后，令人感觉如获至宝，豁然开朗，好像模糊地看到了寻宝的路径。其后，王树增先生的《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战争系列”又接连问世，更是令人欣喜不断，依据有加。捧读之下，与书中的英雄事迹相交响的是自己亲耳听到的英雄传说，亲眼目睹的英雄风采，以及亲身经历的那些言传身教——

六十年代中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经几次现代化蜕变之后，留存于当时部队的军官已经尽是精英中的精英，我当年的直接领导者就是他们——军旅启蒙教员二预校十中队的邵队长和郭指导员来自华野；四航校初教团的教员陆中队长来自四野；高教团教员梁中队长来自二野；训练大队空战教员冉队长经历过抗美援朝战争；“飞行日训练”指挥教员——王师长一次场内迫降讲评之精彩，至今想起来仍然感觉余音绕梁；空靶教员谷副师长曾经率队与鬼怪式死缠烂打而不以为然，熟稔之后再说起当年这件事他还是觉得不值一提，只是说那一次如果听到了准许开炮的命令，那可不只是他们自己干掉自己一架的结果了，我们至少干掉他们两架……我这些当年的直接领导者平时所讲述的故事，与王树增先生的“战争系列”的文字叙述时常叠印交织，一个连队打得只剩下几十个人的回忆叙述比比皆是，我甚至有时候已经分不出那些可歌可泣的战事的出处，弄不清那些英勇的战例是从老领导们那里听来，亦或是从书中看来。有时惊而回首，只是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很幸运，我们有幸目睹了那一代打出了新中国的革命前辈的风采，并且在他们的直接带领下工作、战斗和生活，他们的风采前无古人，我们虽然只能高山仰止，但是至少也要跟随着他们的足迹前行。

无独有偶，就在新世纪之初，正当关于“中国新文化丛”的成长历程的资料不断涌现时，关于源头活水的著作又悄然问世，汪兆骞先生的《民国清流》（共六册）以拨乱反正的勇气书写了那一段文化史略，披露了很多史实，勘正了一些误区，令人好似蓦然回首般看到了文化源头——源头活水宛若天启，激荡奔腾曲曲折折。自此，在原来的阅读基础上，一个完整的“中国新文化丛”的历史发展曲线终于在眼前逐渐浮现。

司马迁秉笔直书的风骨传承于现代史家笔端，以致于愚者千虑也会偶有一得。

其后，在通读《郭小川全集》时，我发现当初称之为“军魂”的那个瑰宝并不仅仅存在于军队之中，而是存在于中国革命斗争的所有历史中，存在于新中国建设的方方面面。

戎装甫卸，在又经历过十余年的企业管理职业生涯之后，国内国外，几番探访，几番交集，几番穷索，当人们普遍把企业管理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为企业文化时，一时之间蓦然回首，却发现了文化的动因问题乃大道相通，于是试着把多年来的“军魂”追寻，转换为文化学的视角探微，把原先赋予那个神秘现象的“军魂”，改称为“中国新文化丛”。

三、本体本原

“中国新文化丛”的内容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有机结合。

“中国新文化丛”正是在苦难中浴火重生。与尼罗河文明、两河文明、恒河文明相比，黄河文明的自然生存条件显然要艰难得多，也正因如此，黄河文明的主体承受苦难的能力也格外突出。黄河与长江从西向东，居高飞歭，天然动源，生生不息。依靠劳作而非劫掠的生存方式，注定了黄河文明主体吃苦耐劳生存力的数千年提升，虽然也曾历经蜕变，遭遇屠戮，遭遇危机，但终于绵延不息，终至成为四大文明现代生存的唯一。

西方在希腊文明、希伯来文明、古罗马文明与现代科学技术等柱石的撑持下走到新的世纪，虽然依旧领先，却已经有些气喘嘘嘘，四顾茫然。

天人合一的文化理想，一视同仁的文化德行，道义功利并行不悖的文化轨辙，在二十一世纪终于在中华大地渐渐揭幕。这个景象在上个世纪末还很难想象，量变与质变，黑暗与黎明，有时候只不过发生在弹指一挥之间。

历史上主要存在着农耕生存方式、游牧生存方式、渔猎生存方式，以及自然采摘等混合生存方式。其中华夏文明赖以生存的农耕生存方式是勤于耕耘，自给自足，不事掠夺安于防守，在“最危险的时候”则空前爆发，决绝勇敢，进入常态后则可能故态复萌。

自我垦植生存与外向劫掠生存是自古以来世界主要生存方式的一道鲜明的分水岭。

历史上的黑暗常常是由于极端掠夺者占据了上风。

历史上的强弱与多寡的主体造化跌宕，有如蒙太奇般波谲云诡。

在传媒日益发达的视角下回望，钓沉知新，让人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绝非偶然，那是当时的社会精英艰难求索的结果，是在多重实践与比较的基础上的慎重选择，其中最为深刻的是文化呼应，是现代大同文化与强力梯形文化分道扬镳的历史选择。

站在新的世纪回首，画面虽然纷纭，雾霭虽然障目，却也能够千虑一得，我渐渐觉得“中国新文化丛”的全景正是体现在现代中国发愤图强的历史中，这个文化主体髙擎着为人民谋幸福的旗帜，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智慧，历经各个时期的武装斗争，一一体现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基础建设中，体现在改革开放的脚步中，体现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还将体现在以后的发展中。

“中国新文化丛”的灵魂是真诚的信仰，是为了救国救民的真诚初衷。

中国近现代这百余年奋斗历程堪称筚路蓝缕。

然而，正是真诚的信仰铺开了这一页空前辉煌的史诗——“中国新文化丛”。

编辑／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