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胡新老师的三段情缘

古 乐

崔举

我与胡新老师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师生关系，也不是同事关系，可我却与胡新老师有过三段情缘。一晃已是46年过去了，今天回忆起来，往事如昨，历历在目。听闻胡新老师的学生要在先生逝世20周年之际出版一部纪念文集，于是我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提笔写下了这篇文章，以示怀念吧！

情缘（一）

曾记得，那是1976年的七月份，我从乡镇一名民办教师，调到敖汉旗教育局任副局长。我刚到教育局工作时，正处于文革后期，各个学校都实行开门办学，批邓反右风暴，在教育战线上越刮越烈。一场鼓励学生“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歪风冲淡了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敖汉旗一些中学的领导、名师同样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批判，特别是一些有名望的教师被扣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大帽子，受到批判并被剥夺了教育教学权利，整个教育战线被搞得乌烟瘴气。

在那个“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年代，教育工作也出现很多怪象，有些事情到现在我都想不通。比如，教育局的主要领导不抓教育工作，而是兼职工宣队队长进驻敖汉旗新惠“五七”中专（现在的新惠中学）大搞深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问题。而教育局的那些副职领导，有的带队到基层乡镇村（那时称公社、大队）搞农业学大寨；有的到其他部门从事其他工作，反正就是没有真正抓教育教学的。

当时全旗的教育工作没人抓，但针对“五七”中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工作，一些领导却抓住不放。整天听到就是什么“五七”中专是资产阶级大染缸，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决定亲自到“五七”中专进行一次专题调研，摸一摸真实情况。1976年8月的一天上午，我和局里一名工作人员来到“五七”中专。一进校门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学校一片清凉，没有一点读书学习的气氛。当我走到校园中间时，看见一位相貌清秀、温文儒雅的中年男子，左手拿着一本书，右手拎着喂猪桶，缓步向校园的东南猪舍走去……。

和我同去的那位同事悄声告诉我说：“他，就是胡新老师，现在已经被停止了教书授课，正在接受劳动改造”。我当时一愣！胡新不是敖汉的知名教师吗？怎么被劳动改造？同事小声对我说：“他（指胡新）被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我满怀疑惑地说：“走，我们去见见他”。我俩快步走到猪舍旁，当我们接近胡新老师的时候，我看出胡新老师的脸上流露出异样的表情，从他的表情里，我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屈辱、失落与无奈。当时他一手拿着书，一手拎着喂猪桶，呆呆的看着我们，一言不发。同事主动上前和胡新老师介绍说：“这是新来的崔局长，想和你了解一些‘五七’中专的情况，你就大胆的说吧！”这时，胡新老师才轻轻的放下手中的喂猪桶，慢条斯理的和我聊了起来……。

开始，我只是和胡老师了解一些驻校工宣队的工作开展情况和他的看法。随着话题的深入我又询问了他对自己被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看法，当聊到这一敏感的话题时，他心有余悸的不敢直接表明自己的观点，总是用搪塞的语言和我对话。大约聊了二十分钟左右，当我提到，你对从事喂猪工作持何看法时，他长长叹了一口气，说：“我觉得自己对党的事业是忠诚的，我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安排我喂猪，不是我心甘情愿的工作，更不是我的强项。”此时，胡新老师的眼圈有点湿润了，看到他情绪有些激动，我便没有再深谈下去，就说：“行了，我明白您的想法，如果您还有什么个人要求，我可以带回去在局务会议上如实汇报。”听我这么说，胡新老师带着一种恳求期盼的目光，想了想说：“我没有别的要求，只想早日回到课堂，发挥我教书的强项。”说实在的，当时，我非常同情和理解胡新老师的处境，也非常不赞成把一个名教师当做“猪倌”来使用。

回去之后，我好几个夜晚没有睡好觉，我怎么也不相信胡新老师怎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这样的名师安排去喂猪，别说是胡新自己接受不了，我也接受不了！

在几天之后的局务扩大会议上，我把我去“五七”中专调研的全部情况作了详细汇报。特别是对胡新老师的定性问题和安排喂猪的问题，我直截了当的发表了个人观点。我认为，连胡新这样的名教师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那全旗教师还有几个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名教师不教学而去喂猪，难道“五七”中专非得胡新这样的知识分子去喂猪吗？这样下去岂不是误人子弟吗？这次会议，虽然我和当时的局主要领导争论的面红耳赤，也没有立刻改变现状，但对后来重新安排胡新老师的工作，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当时参加会议的各位股长们，也都非常支持我的观点和看法。

后来得知，胡新老师当时虽身处逆境却没有消极沉沦，他利用这段时间自学了英语、俄语以及其他一些学科，不仅极大地丰富提高了自己，也为后来敖汉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这种身处逆境自强不息的精神，充分彰显了一位名教师的博大胸怀和高尚的职业道德。这就是我与胡新老师的第一段情缘。46年来，我一直把这段往事埋在心底，记在心上，从来没和朋友、同事、妻子、子女提过一句。但是，我一直默默的敬佩着这位名师，一直深深的怀念着这位益友。

情缘（二）

我和胡新老师的第二段情缘，发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1984年，我在原敖汉旗宝国吐公社（后改为宝国吐乡，现为兴隆洼镇）担任行政秘书，在我复习准备考中央电视广播大学法律专业时，有幸近距离聆听到胡新老师给我们辅导形式逻辑课。那时候，胡新老师早已落实政策，重返讲台。他白天给学生讲课，利用晚上或周六周日为我们进行辅导。胡新老师语言流畅，知识面广，思路清晰，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形式逻辑课很抽象又晦涩难懂，但胡老师讲得非常形象生动，听他的课，简直就是一种享受！我一生能够听到胡新老师授课，真是三生有幸，受益匪浅。

在胡新老师的精心辅导下，我对形式逻辑学掌握的比较深透，还成功的运用到毕业论文之中，获得了比较满意的论文答辩效果。最使我受益的是我从事民事、经济、行政、刑事案件审判工作期间，我灵活运用形式逻辑思维、逻辑推理、逻辑分析、逻辑判断等理论知识，有效的处理各类案件，从没出现过错案。记得有一起《原告赵某某诉被告四家子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这是一起特别棘手的疑难案件，审理这起案件时，从取证、质证、认证、审理的整个过程，甚至到审理报告的书写及司法文书的下达，我都严格按着逻辑分析、判断、推理的思维，准确把控整个案件的合理性和正确性，以完整的符合形式逻辑的证据链条，驳回了原告的行政赔偿诉讼请求。我所书写的这一案件审理报告，受到了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的领导及审理法官的认可和表扬。

此案宣判后，原告赵某不服，上诉到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后，原告当事人又多次申诉到高院，其结果均维持原判。最终原告诉讼当事人的行政诉讼赔偿请求高达74万余元，且以败诉告终。

这一极其复杂而又难以审理的疑难案件，让我由衷感谢胡新老师，正是他为我奠定的形式逻辑理论基础，在案件审理中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否则，我懂得什么叫形式逻辑？我又怎能高质量的审结这起疑难案件。可以说，没有胡新老师当初的传道授业，就没有我后来的进步和成就！

情缘（三）

我与胡新老师的第三段情缘，缘起于我的长女崔春雨。春雨是胡新老师退休前所教的最后一届学生。1998年，她以全旗第三名，新惠中学第二名，语文单科第一名的文科好成绩，考入了中央财经大学中文系新闻报道专业。

得知胡新老师退休后要赴京颐养天年的时候，为了答谢他对女儿的培养和所付出的艰辛，我和老伴特意买了四只烧鸡，去胡新老师家看望送别。那时，胡新老师一人住在新惠中学后院的两间砖瓦房里，老伴因身体不佳早已进京在儿子身边生活。那是一天上午，通过打听，我和老伴才找到胡新老师的家。一进屋，我愣住了，只见胡新老师穿着朴素，室内仅有简单的使用家具和生活用品，再无其他东西。

进屋后，我和胡新老师寒暄了几句，便说明来意。胡老师非常感谢我们，但是对我们带去的礼物，说什么都不肯留下。他说：“这些年来，我从来没要过任何学生及学生家长的礼物和钱财”。当时，闹得我很尴尬，当他得知崔春雨是我的长女时，他很惊讶地说：“崔春雨是你家的孩子呀？”我说：“嗯”！接着他向我介绍了崔春雨的学习情况，并告诉我说：“崔春雨是他教的高三班的语文课代表，文章写的非常好，她的作文是高三班的范文。”说完又盯着我问：“你看过你女儿的作文吗？”我惭愧地说：“我还真没看过，她从来不向父母透漏她的学习情况。”胡新老师又说：“我明天叫学生，把崔春雨的作文范文给你送去几篇，她写的文章有独特的见解，总是和别的学生写的不一样。”接着，我俩又谈到了当年他喂猪时，我和他谈话调研的话题，这时胡新老师显得有些激动。但是，胡新老师的记忆力非常好，我和他说的话基本复述的不差。话题又转回来，他说：“新惠中学30年出了两个文科高手，一个是作家金河（原名徐洪章），一个也是后来新惠中学的名师张佰昌，都是他的得意弟子”。又说道崔春雨也是他的好学生之一。我急忙说：“崔春雨可算不上，她无法和校友金河、张伯昌比。”胡新老师说：“我从不随便夸奖一个学生，我的眼力是不会看错的”。我急忙说：“借您吉言，谢谢您的培养和付出”。他又重复一句：“崔春雨将来一定是错不了的”。说着说着，半个小时过去了，在离开胡新老师家前，我把带去的4只烧鸡执意留下，可是胡新老师还是坚决不收。后来，看在我和他二十多年缘分的面子上，仅仅留下1只，我又拿回去3只。

在临回北京的前夕，胡新老师见到崔春雨，半开玩笑的说：“春雨，你爸带的烧鸡真好吃，不如都留下了”。我和老伴回到家里的第二天，胡新老师委托一个学生，给我送去了4篇崔春雨写的作文范文。看了之后，我这个当父亲的才知道自己的女儿文章写的什么样。

崔春雨上了大学之后，胡新老师已经回到北京生活。那时没有手机，只是我家里安装了一部座机电话。胡新老师经常在北京打长途电话和我沟通。2002年，崔春雨在中央财经大学毕业后，被留到财政部中国财经报社做记者工作，胡新老师得知后特别高兴并大嘉赞赏，一再和我说：“崔春雨不错吧！我没看错吧”！从胡新老师的话语中，能够听得出他满满的自豪感和成就感！现在，崔春雨就职于中国财经报记者、编辑、要闻第一部正处级主任，也是对胡新老师的最好的安慰和回报吧！

2006年2月份，当我得知胡新老师因病在北京逝世的噩耗后，心情格外沉痛。但因为距离遥远，再加上公务繁忙，未能前往北京送别胡新老师最后一程，这让我至今都感到深深的遗憾和内疚。

作者：崔 举（敖汉旗人民法院正科级审判员，四级高级法官，现已退休。）